广东
北宋苏王司马章四公合传
北宋治平、熙宁以降，国势积弱，变法图强之议起，而士大夫遂裂为敌我。王安石倡新法于上，司马光持旧章于下，苏轼游走其间而独守良知，章惇起于布衣而终成酷吏。四公者，皆一时之杰也，然其诚伪、忠奸，不可不辨。溯其少时所植，则老时所获，君子小人之分，已肇于此。
苏轼（1037~1101），生眉山书香门第，父苏洵督课甚严，母程氏尝以范滂勉之，轼仰对曰：“儿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慨然应之。少受仁正之教，故一生虽九死而浩然敢言。其于新法，见青苗、免役之弊，则上书力谏，不避安石之怒；其于废法，见免役之法实便民，则当面顶撞司马光，呼为“司马牛”。新旧两党，皆不能容，而轼终不改其度。乌台诗案，几死狱中；贬谪黄州，夜游赤壁；流放海南，杖笠而行。其所诚者，非新非旧，唯民心与是非而已。不以朋党为是非，不以利害易初志，至真至勇，千古一人。
王安石（1021~1086），少随父宦游四方，足迹半天下，遍观州县利病、民生疾苦，故变法之志根于实感。其为人也，质朴刚峻，不事华饰，终身一介不取，天下谓之“拗相公”。其于新法，实出于一片救国之诚，尝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志可佩。然其失在执拗过甚，拒谏饰非。司马光、苏轼、韩琦、富弼，皆一时贤者，安石不能虚怀纳之，反斥为“流俗”。其用吕惠卿、章惇辈，才虽高而德有亏，终致新法流于苛敛，民怨沸腾。其诚在为国，其伪在轻士；其心本忠，其行近奸者，以忠臣而行酷吏之术，古今通病也。
司马光（1019~1086），六岁受父教，五岁时因剥胡桃冒认己功，为父所呵斥，自此终身“不敢谩语”，遂以“君实”为字，以“诚”为立身之本；七岁砸缸救友，果敢早显。一生以“诚”为训，尝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其德行文章，堪称醇儒。退居洛阳十五载，穷尽心力著《资治通鉴》，欲以史鉴君，其志在天下。然其失在泥古守旧，不知权变。晚年拜相，尽废新法，不问良莠，一概罢之。苏轼谏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不当以新法尽废。”光不纳，反益刚愎。其诚在守道，其伪在蔽聪；其心忠宋室，其行误国事者，以君子之诚而行亡国之政，迂儒之害，甚于酷吏。
章惇（1035~1105），少孤寒而恃才自奋，嘉祐二年与侄章衡同登第，衡中状元，惇名居其下，耻之，竟弃敕不就，两年后再试复登甲科。好胜争强、不甘人下之性，早见于此。及长，才气纵横，受王安石提拔，经略两湖，平定蛮乱，开疆拓土；及为宰相，主持“绍圣绍述”，对外击败西夏，收复故地，其功不可没。然其失在权欲熏心，睚眦必报。司马光已死，惇犹奏请开棺戮尸；苏轼贬至海南，犹恨其不死，欲更置死地。编纂“元祐奸党”名单，尽逐旧党，株连无数。其所行已非变法之争，乃借国事以行私仇矣。其诚在功利，其伪在德性；其才堪为忠臣，其行实为奸雄。列入《奸臣传》，虽稍过，亦非全然冤屈。章惇之悲剧，不在才短，而在德薄；不在忠奸，而在以权谋私，使政治清洗凌驾于国是之上。
刘子曰：四公者，北宋国运之缩影也。安石诚而偏，光诚而迂，轼诚而真，惇才而奸。少时所植，老时所获。轼得父母仁正之教，故以良知为归；安石得阅历民生之教，故以事功为念；光得严父诚信之教，故以道统为守；惇少恃才争胜而缺良师正友之导，故才虽高而德不足以驭之。熙宁变法，本为国事，然党同伐异，遂成门户。后人观之，当叹曰：诚者未必成事，奸者未必败国，而国之所以亡，不在新法旧法，而在君子小人之辨渐成意气之争，国是遂付于党争，不复问民之休戚矣。 四公泉下相逢，或当一笑泯恩仇，唯后人犹自论短长耳。
中岭 于丙午七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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