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俸禄冠绝历代？馆阁官月俸17贯1/3要交房租，50多年粮价涨4倍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课本讲宋朝，总爱说“优待士大夫”“俸禄冠绝历代”。课本没说的是，那位月俸十七贯的馆阁校勘苏颂，三分之一的薪水交完房租就没了；那位月俸百贯的禁军都军头呼延赞，每月花销也只用得去一半；而那些真正在京城扎根的中低级官员，大半辈子都在租房住，连宰相都不例外。俸禄的数字确实好看，但物价从不看你的官阶，它只认钱。

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所著《宋代物价研究》，系统考证了两宋三百余年间十三大类二百八十三种物品的交换价格。当我们把官员的俸禄收入与同时期的物价数据并置对照时，一个被“高薪养廉”叙事遮蔽的事实便浮现出来，宋代官员的“穷”，不是矫情，而是真实的经济困境。

俸禄确实高，但要看是谁的俸禄

宋代官员俸禄之高，在历代王朝中确属罕见。宋人叶梦得曾做过一个对比：“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汉代丞相的月俸，折合宋钱不过六十贯，而宋代一个中级官员的收入便可与之比肩。

但“高”是一个相对概念。程民生在书中考证了不同层级官员的实际收入：宋徽宗政和八年以后，朱翌初任州县官时，“月俸钱万二千，米石五斗，麦如米之数，十口之家取足”。月俸十二贯，外加粮食，勉强够十口人吃饭。后来他调入朝廷任职，“禄十倍之”，俸禄翻了一倍，但“日食肉犹一脔，衣常百结，退视其室，其空如故”——每天吃肉不过一小块，衣服打了无数补丁，回到屋里一看，空空如也。

再看底层官员。简刚出仕为幕职官时，月俸仅五贯八百文。他不得不把全家开支精确分配：“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内子，八百以备伏腊”，剩下三贯供全家日常经费，平均每天一百文。宋真宗朝，李若谷担任长社县令时更是极端节俭：“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每天把一百文钱挂在墙上，花完就停。

这些不是个别案例。程民生指出，宋代官员俸禄呈金字塔结构：顶层宰执大臣确实收入丰厚，但占官僚体系绝大多数的中低级官员，其俸禄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所谓“俸禄冠绝历代”，冠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

房租：吞掉俸禄的第一头巨兽

官员喊穷，最大的原因不是吃不起饭，而是住不起房。

朱熹说得极为直白：“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从宋太祖到宋神宗之前，朝廷百官在开封全是租房住的，连宰相也不例外。

程民生在书中详细考证了开封的房屋租赁价格。皇祐末年，苏颂在开封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月俸十七贯，而“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三分之一就是五贯六百多文，扣除两匹马每月约一贯八百文的饲养费，房租约为三贯八百余文。也就是说，一位中央馆阁官员，每月俸禄的四分之一以上，直接交给了房东。

这还不是最贵的。咸平年间，宰相向敏中以五千贯购买薛居正后人在开封的住宅，薛安上仍在此居住，但需“日出息钱二千”——每天租金两贯，月租六十贯。八年的租金，就够买下这座宅子。大中祥符五年，开封华容县主女婿张氏的一处住宅，“日僦钱五百”，月租十五贯。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赁宅院，“每月僦钱十八千”，月租十八贯。

到了宋徽宗朝，房租更是疯涨。大观元年一道诏令专门批评：“在京有房廊屋业之家，近来多以翻修为名，增添房钱，往往过倍。日来尤甚，使编户细民难以出办。若不禁止，于久非便。”房租翻了一倍，朝廷不得不出面干预。

对月俸十几贯的中低级官员来说，房租占去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剩下的钱要养家糊口、应酬交际、置办衣物，自然捉襟见肘。

粮价与日常开销：看不见的慢性消耗

房租之外，日常物价同样在持续侵蚀官员的实际购买力。

程民生系统梳理了两宋粮价变动：北宋中期，全国平均米价约为每石六百至七百文。宣和四年，榷货务报告：“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五十余年间，粮价上涨了四倍以上。

粮食是“百价之基”。粮价一涨，所有生活成本都跟着涨。庆元年间，湖州中级官员倪思算过一笔账：“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疋，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阙。”按他计算，一个人全年的基本花销约为每天二百七十四文。这还只是“切身”的最低标准，不包括住房、婚嫁、丧葬、应酬等大宗支出。

程民生进一步指出，“这仅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一家一天花费一百文左右是可以的，全年的费用则不能照此相加得出。因为必须有积蓄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服装的更新、住房的折旧、年节应酬、生老病死、婚嫁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费用”。换言之，日常吃饭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压垮官员钱包的，是那些无法预期的刚性支出。

苏轼被贬黄州时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他“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于是“痛自节俭”：每月初取钱四贯五百文，分成三十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摘取一份，“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堂堂一代文豪，每天的全部开销被自己限制在一百五十文以内。程民生认为，这一百五十文“应是除了粮食之外的日常花销”，因为苏轼家中有存粮，不必每天买米。即便如此，他也坦言“尚有二百千省”的积蓄不敢轻易动用。

体面的代价：官员为何不能“省”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俸禄有限，为何不能像普通百姓一样节俭度日？答案在于：宋代官员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无法“省”。

程民生在书中详细考证了宋代的婚丧费用。范仲淹为义庄制定的规矩中，族人娶妻支钱二十贯，嫁女支钱五十贯。而士大夫阶层的婚嫁标准远高于此。吕祖谦《家范》规定“嫁壹伯贯文省，婚伍拾贯文省”，且“其余随本位之有无”，即基本费用之外还要视财力追加。宗室娶妻，朝廷补助标准为缌麻亲二千二百五十贯。

丧葬同样耗资巨大。这些费用对月俸十余贯的中低级官员而言，往往意味着数年积蓄一朝散尽。程民生指出，宋代官员“多是中年以后才经营永久住宅”，且“既有此举，规模都比较可观”——因为住房不仅是居住需要，更是身份象征。苏辙晚年终于下决心盖房：“我老不自量，筑室盈百间。旧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一百多间房子盖完，粮食吃完了，钱也花光了。

此外，官员的社交应酬也是刚性支出。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感叹：“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请客吃饭要攒好几个月才敢发请帖，这不是夸张，而是中低级官员的真实写照。

繁华是总量的，不是人均的

程民生在书中做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对比：宋代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时一般约为一千贯，南宋时约为三千至一万贯。而汉代中等人户的家产仅合一百贯，“宋人超出汉人十倍以上”。但与此同时，“穷人也更穷了，是兼并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官员群体同样如此。顶层的权相蔡京请僚属吃饭，“仅其中的蟹黄馒头一味，就为钱一千三百余缗”；秦桧家“一二百千钱物方过得一日”。而绝大多数中低级官员，月俸不过十数贯，日食肉一脔而不可得。

课本告诉我们宋朝“优待士大夫”，但没有告诉我们“优待”的是谁。程民生用二百八十三种物品的价格、用苏颂月俸十七贯而房租占去三分之一的账本、用朱翌“禄十倍之”而“其空如故”的自述、用“虽宰执亦是赁屋”的朱子原话，把那个被“高薪养廉”叙事美化的时代，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

俸禄确实高。但物价不跟你讲道理。它不认你的官阶，不看你的品级，不管你月俸是五贯还是五十贯——它只管涨。而在那座寸土寸金的汴京城里，涨得最快的，恰恰是官员们最不能省的那几样东西：房子、粮食、体面。#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