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大锅饭”的受益者，底层干部小贪小占的现象

路遥的著作《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二人为主角，描写了孙家从一穷二白到发家致富的过程。

故事前期的时代背景是物资短缺，食物匮乏的七十年代。

当时的贫富差距不明显，绝大多数民众仍处在贫困线以下。

网上有关于七十年代的印象，常常看到有人描述说：

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平等，不像现在贫富差距悬殊；

虽然经济困窘，但风清气正，不像现在贪官污吏横行；

虽然食物短缺，但健康安全，不像现在有各种添加剂、农药。

但是，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我想，70年代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还是跟网上所说的，是有些出入的。

比如，70年代也有贪腐大案：

马塘镇信用社的女会计汤兰英，在十年间，利用手中职权，贪污受贿金额总计4万5千多元，其中案件还牵扯到多位干部。

在当时大部分人还处于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她却能过着奢侈的生活：

汤家人平均每天的伙食费23元之多，餐桌上鱼肉不断，水果不缺，酒类繁多。

别的人出门要路引，汤兰英却能时常借着和丈夫出差的名义外出旅游。

汤兰英每月按时去理发店打理头发；衣着讲究，各类面料都有；衣服一天换好几套，鞋子一年四季都换；一家人有八块手表，两辆自行车……

不仅自家挥霍无度，她还把其他干部拉下水，使“汤府”成了干部招待所。

她用好酒好菜招待各类干部，而干部们则利用职权给予汤兰英方便。

汤兰英落网后，据她交代，送过礼、请过客的各类干部多达100人。

同样的，在这部著作里，相较于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干部群体的生活条件明显更好 。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谈中、高级干部的情况，先聊聊作为农民的直接管理者，基层干部们的表现。

本文以公社干部周文龙、大队干部孙玉亭为代表。

两人曾是坚定地大集体生产的支持者，是“大锅饭”时代的受益者，也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代表。

他们没有重大贪污受贿的现象，但存在多吃多占、小贪小腐的行为。

周文龙，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位“理想”坚定、作风激进、手段强硬的年轻干部。

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直接被任命到柳岔公社担任革委会主任，同时保留农民身份。

为了所谓的“革命”，可以不经审判，随意抓捕、拷打老百姓，动不动就上大刑；像畜牲一样驱使劳教民工；让持枪的民兵在旁边监督他们干活，严禁休息。

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被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个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来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都展不开，脊背黑青的像冻茄子一样……

周文龙对待农民的做法，本质上和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地主、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对待下人的做法有何区别。

更可恶的是，周文龙限制别的农民搞“资产阶级法权”，而自己却搞起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

他可以对犯错的农民重拳出击，打得死去活来：

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
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却对自己的农民父亲在柳岔公社的食堂内白吃白拿的现象，视而不见：

房间里还有一个半老头，不像是炊事员，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其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这是田福军和张有智下乡视察工作，到柳岔公社食堂内用餐时看到的场景。

穿戴整齐，一身干净的周父，拿着大瓷碗，手脚麻利地将菜锅里的肉片挑出来。

陕北地区多风沙，经常外出参加劳动的人，身上总是灰扑扑的。

而周文龙父亲的衣服干干净净，显然他是不用跟其他的农民一样下地干活。

周文龙的父亲不仅不用参加劳动，而且吃的伙食也比一般农民好：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的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

当时绝大部分人还处于缺吃少穿的情况，公社主任的父亲却能穿着新衣服，吃着免费的肥猪肉片和白面馍馍。

这样白吃白拿公家东西的行为，他是一点都不避讳别人的目光，大摇大摆地从田福军的身边走过。

显然周父把自己看做成了柳岔公社的“太上皇”：柳岔公社的一切都是儿子的，他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孙玉亭，双水村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曾短暂兼任石圪节公社农田基建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

孙玉亭自幼丧父，母亲体弱，由哥嫂带大。

哥哥嫂嫂不仅仅供他吃喝，拿他当亲儿子对待，还让他上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太原钢厂当工人。

这原本这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可在1960年困难时期，孙玉亭因为受不了苦，丢下工作跑回家当农民。

孙玉亭回到家乡后，还让他哥出钱出力给他娶媳妇。两人结婚后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孔窑洞霸占了。

他的农民生涯过的并不顺畅，因为为人懒惰，庄稼活不行，两夫妻又不会过日子，所以弄得家中光景烂包。

一年四季的旱烟要哥哥提供；时常跑到哥哥家蹭饭；经常穿着烂衣薄裳，两只烂鞋补钉缀补钉，饿着肚子跟人讲道理；家里拿不出一升白面招待进门的侄媳……

村里人明着不说，都在背后耻笑他们。

就是这么个“好吃懒做“、“眼高手低”的人，因为贫农的身份，在特殊的年代里，得到大展拳脚的舞台。

就像书中所说：

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自从当上村干部后，孙玉亭同志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

整天忙着跑上跑下传达各类会议精神，组织村民开展各类运动；组织社员学习各类精神，主持召开各类批判大会等等。

别看是个芝麻粒大小的官，可孙玉亭手中的权力不小。

作为农田基建队长兼副总指挥，能“推荐”批判大会的批判对象，安排村民接受“劳教”。就像田二是个疯子，也能被孙玉亭打成“阶级敌人”。

作为贫管会主任，能在双水村制造工作岗位，开办初中班，安排高中毕业的侄子去教书。

比起当农民种田，教书可是个好差事。教师不仅不用下苦力，每年还有两个假期，能挣二千六百个工分，还有七十二元的补助费。

除此之外，孙玉亭还能享受到一般农民无法享受的待遇。

比如，担任农田基建大会战副总指挥期间，搞起了特殊化待遇：

工地大食堂的肥肉，挑挑拣拣进了他的嘴里。

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两三天，他还可以和治功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哩！

还有，作为“革命派”干部的孙玉亭，为了“革命工作”，深夜进寡妇王彩娥的窑洞，不料被人堵在窑洞内，丢尽了脸面。

上世纪大集体生产的模式，可能是给某些受益者的心中留下美好记忆；也有可能是某些人心里的“乌托邦”。

这些人对此有着特殊的情结，一旦有人说句不好听的话，立马群起而攻之。

那个年代，因为交通不便、通讯工具不发达、观念保守等原因，很多的事情都被埋没在闭塞的信息盲区，直到网络时代来临，很多不堪入目的真相才能被发掘。

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当时肯定有许多公正、勤勉、廉洁的干部在为人民服务，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田福军式干部。

同样的，旧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也是经过前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