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0师成立独立旅，旅长任命为何引发争议？

一个地主当八路军旅长，有人心里犯嘀咕。

一九三九年三月，冀中平原上，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把七一五团和冀中独立第四支队合编，番号叫独立第一旅。

任命一公布，旅长不是老红军王尚荣，也不是政委朱辉照。

是高士一。

这名字一出来，尴尬就摆在桌面上了：高士一是任丘大苟各庄人，生在地主家庭，乡里人叫他“高四爷”。让这样一个人当八路军的旅长，许多老同志一时转不过弯。

这不只是看出身。

独立第四支队是地方武装，队伍里有农民、有旧团练、有地方士绅拉来的人，成分杂，规矩也杂。七一五团却是第一二〇师的老部队，干部多是从红军队伍里打出来的。

一个问题压在不少人心里。

凭什么是他？

高士一最早动起来，是卢沟桥事变以后。

任丘一带，日本军队逼近，冀中乡村人心浮动。大苟各庄一带，杨琪良、高万德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已经开始组织抗日武装，高士一没有躲在家宅里。

他把门打开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经中共保属特委批准，高士一担任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杨琪良任政治主任。指挥部就设在大苟各庄一带。

这一步，不像一个地主给抗日队伍捐几担粮那么简单。

他把自己的名望、家产、亲族关系都押了进去。

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第五路军发展到三四千人。为了解决给养，高士一带头捐出五千元大洋，又动员地方绅士捐款。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底，队伍已经扩展到近八千人。

这不是空名声。

部队打过雄县，打过霸县，进过胜芳，还收编过苏桥商团、胜芳保卫团等地方武装。

冀中平原上，很多人看的是风向。

高士一站出来以后，风向就变了。

可到了八路军队伍里，另一套眼光也在看他。

他不是长征干部，没有系统军事训练，出身还特殊。更要命的是，日伪军已经盯上了他。

一九三八年底，日伪军五百余人偷袭高家场，抓走高士一的侄子高万玉、高万峰，想逼他低头。后来高万峰被放回带信，高万玉被杀害。

高士一没有降。

这就是代价。

一九三九年初，第一二〇师挺进冀中。贺龙、关向应很快注意到这支地方武装。

独立第四支队司令高士一，地方威望大，队伍人数多，抗日态度明白；但这支队伍要真正变成八路军的战斗部队，必须整编，必须有党组织，必须有老红军干部进去。

于是，幸世修等十多个老红军被派到独立第四支队工作。

不久，高士一入党。

杨琪良向贺龙、关向应汇报时，说高士一出身特殊，可以算“特殊党员”。

关向应把话压了回来：“党员就是党员，有什么特殊党员。”

贺龙的意思也清楚：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多关心。

这句话，已经把答案说了一半。

高士一不是因为“特殊”才当旅长，而是因为他已经站到抗日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也确实能把冀中地方力量带进来。

独立第一旅成立时，贺龙亲自找高士一谈话。

高士一听说要让自己当旅长，心里不安，觉得自己难以胜任。贺龙没有顺着他的退让往下说，而是给他配助手：朱辉照任政委，王尚荣任副旅长。

一个抓政治，一个抓军事。

高士一这个旅长，不能只是挂名。

贺龙把王尚荣、朱辉照叫到跟前，话说得很重：“高士一参加抗日，跟共产党走是件了不起的事，不容易呀！”

后面一句更硬：“他是旅长，应该有职有权。”

这一下，许多人心里的“不服”，就有了答案。

第一二〇师要的不是摆资历。

冀中抗战要把千千万万愿意抗日的人团结起来。高士一这样的地方士绅，能散家财，能拉队伍，能拒绝日伪诱降，能接受党的领导，这样的人若被冷在一边，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人。

影响的是一大片乡村的心。

齐会战斗很快来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独立第一旅参加河间齐会战斗。第一二〇师集中兵力，经过激战，基本歼灭日军吉田大队。这一仗，是第一二〇师挺进冀中后一次重要胜利。

高士一没有掉链子。

往后，独立第一旅又参加陈庄战斗等作战，随后转战晋察冀、晋西北，后来进入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的任务。

那些最初盯着他出身的人，慢慢看见了另一件事。

一个人从哪里来，当然要看；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往哪里走，更要看。

一九四三年四月，高士一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转到后勤、交通、财经等岗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一九六一年调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高士一病逝。

他人生最后留下的，不是“高四爷”的宅院，也不是地主家的旧身份，而是一条很清楚的路：从冀中乡村的地方士绅，走到八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再走进新中国的建设岗位。

当年那张任命摆出来时，有人不服。

后来他们服的，不是一个称号。

是高士一把家门、家财、亲人和后半生，都压在了抗日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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