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如今，美国已无我的容身之地，而它是我唯一熟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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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月大起，我便一直合法生活在美国。我在那里学会走路和说话，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的事业和家人，全都在那里。美国是我真正熟悉的唯一家园。

然而，在美国移民制度看来，我并不属于那里。

7月4日，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聚在一起观看烟花、庆祝国家独立时，我却收拾好行囊，离开了美国。不是因为我触犯了法律，也不是因为我主动选择去另一个国家生活。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尽管我和家人二十五年来始终遵守所有移民规定，美国这套陈旧过时的移民制度却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继续合法留在这个国家的途径。

一个人明明是在美国合法长大的，怎么会连一条明确的入籍途径都没有？超过25万名长期签证持有者的子女，也面临着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处境：一旦达到父母签证所允许的附属子女年龄上限，他们就会失去原有的合法居留身份；如果无法另行取得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或其他独立身份，便不得不离开美国。

我的经历并非个例，许多人也有着相似的遭遇。2000年，母亲怀我已进入妊娠晚期时，原在墨西哥城担任工程师的父亲获得了一份来自得州的工作邀请。由于母亲当时的孕相已经十分明显，父母和律师担心，此时申请签证可能使她的签证申请难以获批。于是，父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等我出生以后，再开始办理全家的签证手续。

我于2000年10月出生在墨西哥城。四个月后，我随父母迁居达拉斯，以他们E-2签证项下附属子女的身份进入美国。E-2是一种主要面向在美国创办小企业并雇用美国员工的投资者签证。正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我像两个弟妹一样，是在全家迁居美国之后才出生，如今我也已经是一名美国公民。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与两个比我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差别，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影响。和他们一样，我说英语比说西班牙语更自然。我看迪士尼频道，迷恋单向组合（One Direction），玩任天堂DS常常玩到深夜，庆祝美国独立日，也参加学校里的各种社团。我不过是一个在达拉斯郊区长大的普通孩子，与身边的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高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还担任过学生组织负责人，后来被得州一所公立大学录取。

在选择大学时，我才得知，自己很快就会因年满21岁而失去受父母签证保护的附属身份。如果持就业类签证的父母尚未取得绿卡，合法随父母居住的附属子女却先满21岁，那么除非子女能够另行取得其他签证，否则就必须离开美国。许多家庭的绿卡申请积压数年，甚至数十年，导致子女没有明确的入籍途径。持有某些就业类非移民签证的父母，例如我家持有的E-2签证，可以在抚养子女期间依法无限期续签；但他们并没有便捷的途径，将这种合法的非移民身份转换为子女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20岁时，我在新冠疫情期间独自前往墨西哥城，申请留学生签证，希望借此延续自己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幸运的是，申请获批了。这张签证让我得以完成计算机科学学位，担任所在大学美国西班牙裔专业工程师协会分会主席，并获得一份实习工作，后来又转为全职工程师职位。

大学毕业后，我的学生签证到期了。不过，由于取得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位，我获得了三年的工作许可。再往后，我能否继续留在美国，便完全取决于H-1B工作签证抽签，而申请人数远远超过可用名额。我的雇主连续三年为我登记参加H-1B抽签，但我一次也没有中签。于是，就在这个美国人庆祝独立的月份，我启程去了墨西哥。我不愿为了留下而违反自己一生都在努力遵守的移民法。

如今，我不得不在一个自己碰巧出生、却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国家重新开始。我的父母、弟弟妹妹、朋友，甚至我的狗，都还留在得州。我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一套公寓，与几名同龄人合租。虽然我从小在双语环境中长大，日常西班牙语也十分流利，但涉及专业技术时，我的西班牙语远不如英语。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我非常幸运，能够留在原来的美国公司，如今改为从墨西哥远程工作。但美国养育了我，为我提供了极好的教育，也为我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只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家园，继续为这个国家作出贡献。

我的经历绝非个例。“改善梦想”（Improve the Dream）是一个无党派移民权益倡导组织，其成员包括数千名在美国长大的长期签证持有者子女，我也是其中一员。据该组织统计，美国目前有超过25万名儿童和年轻人处于这种境况。当我们年满21岁时，每个人都会痛苦地发现，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的途径少之又少。

我们的家庭遵守了所有规定，几十年来不断续签，并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然而，仅仅因为国会没有及时使移民法与现实接轨，我们这些子女便常常面临被迫离境和家庭分离。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离开。一些与我一样在美国长大、接受教育的同龄人，如今已经转而为美国以外的公司工作。当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家人时，美国失去的，也是未来的劳动者和纳税人。

解决这个问题，本不应引发争议。

2025年，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Alex Padilla）以及其他数名议员提出了《美国儿童法案》（America’s CHILDREN Act）。该法案将为那些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合法生活在美国的人提供留下的途径。凡在美国合法成长至少10年、并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人，都将有机会申请绿卡。从实质上说，这将是一条历时15年的入籍之路。

人们经常把我的处境与受到“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保护的人混为一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假如我当时没有合法移民身份，反而可能通过DACA获得临时保护；但这项计划明确排除了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即便他们符合其他条件也不例外。

允许那些在美国合法长大的孩子继续留下，不应成为一个党派问题。2022年，代表得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似乎愿意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就连特朗普总统也曾表示支持类似的办法。

父母前往美国时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并尊重法律，就能让我获得他们从未拥有过的机会。他们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也履行了我的承诺。我从未停止相信美国，但美国的移民制度从未相信，这个国家应当为我这样的人留有一席之地。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我生命最初的四个月。那四个月并非由我选择，却决定了此后发生的一切。我希望国会能够修补这个制度漏洞，让其他人不必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回家。

帕特里夏·罗哈斯（Patricia Rojas）是一名工程师。她自婴儿时期起便一直合法生活在得州，却最终选择返回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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