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银研究】中资企业出海东盟图景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民银研究）

※本文节选发表于《中国外汇》2026年第12期。

摘要

"不出海，就出局"既是国内需求饱和、贸易保护主义重燃背景下企业的危中寻机之道，亦是我国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的顺势之举。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进路径、中资企业出海东盟的整体图景与行业格局，并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研判。

入世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壮大，全球排名跻身前三，经历了起步探索、高速增长、战略调整、战略上升四个阶段。投资动机从早期的资源获取逐步升维为技术并购、市场开拓与产能转移并行；目的地从欧美发达国家拓展至新兴市场；方式从绿地投资与并购并重，转向以产业链延伸为核心的生态化布局。

东盟已成为我国除香港外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其核心吸引力在于强劲的经济增长潜力、充沛的人口红利、持续推进的市场一体化以及各国错位互补的产业格局；美日韩先发壁垒、产业保护主义高发、核心目的地成本攀升与部分国家的政治风险，则是主要制约因素。

就投资结构而言，国别上，新加坡虽以离岸枢纽功能吸引了过半投资份额，但并非实体投资终点；印尼、泰国、越南是真实产业投资的主战场，分别依托矿产资源与大市场、汽车工业基础、轻工与电子制造承接能力各具特色；马来西亚、柬埔寨以半导体产业链基础和劳动力成本洼地构成有效补充。行业上，制造业是绝对主体，以汽车、消费品、半导体与消费电子、光伏四大领域为核心，新兴制造业已接棒传统轻工业成为增长主引擎。

展望未来，关税壁垒倒逼、东盟工业化诉求与企业战略转型三重力量将支撑投资持续高位。格局上，国别分布趋于多元均衡；行业上，新兴制造业方兴未艾，电商、数字经济等服务业投资正进入窗口期。

目录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转变

二、东盟作为出海目的地的优劣势分析

（一）东盟的优势

（二）东盟的劣势

三、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结构剖析

（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

（二）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四、中资企业出海东盟趋势展望

（一）总体趋势：多重驱动叠加，投资规模仍将保持高位增长

（二）国别分布：头部高位持续、新兴市场加速承接

（三）行业分布：制造业升级换挡，服务业投资进入窗口期

“不出海，就出局”，既是逆全球化升温和国内市场饱和背景下企业的危中寻机之道，亦是我国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和新能源产业先行优势的顺势之举。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入新阶段，与我国地缘相近、产业互补的东盟成为最热门投资目的地之一。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东盟吸引着来自中国乃至全球的资本，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必争之地。

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演进路径与现实特征的基础上，全面刻画中资企业在东盟的投资版图，深入分析各国的资源禀赋、制度环境与发展约束，总结区域优势与潜在风险，并对未来合作方向与演进趋势进行前瞻性研判，以期从宏观与行业双重视角把握东盟市场的整体格局与结构性机遇。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由2002年的仅27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2000亿美元，全球排名从第26位上升至第3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的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2001-2007年为起步期。“十五”规划首次将“走出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2004年，《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审批制改为核准制，逐步建立起按项目性质和规模实施分类管理的制度框架，激发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2005年对外投资规模即翻倍。

2008-2016年为高速增长期。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资产暴跌为中资企业“抄底”海外资产提供了机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迫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出海寻求低成本。这段时期的资本管理政策亦明显松绑，2009年《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1亿美元以下项目审批权由商务部下放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2014年改核准制为“备案为主、核准为辅”。政策激励叠加8·11汇改引发的人民币贬值预期，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创下196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但其中隐含了大量的非理性热钱，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

2017年进入战略调整期。《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出台，首次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明确了鼓励、限制和禁止类投资领域，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是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政策效果立竿见影，2017-2019年对外投资规模连降三年，投资结构亦向实体经济与战略性领域回归。

2020年步入战略上升期。在国内，随着增长放缓、经济结构转型，企业大举出海开辟全球市场。国际上，以特朗普入主白宫为标志，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地区冲突使得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为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外部条件。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922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位，占全球份额11.9%，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连续第12年居全球前三位。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转变

除了规模增长之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包括投资区域从欧美发达国家拓展至新兴与发展中市场，以及投资行业从能源矿产延伸至制造与服务。

就区域分布而言，200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三大经济体依次是美国、法国和英国，彼时我国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企业倾向于通过投资并购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2024年，中国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位列前三，仅香港一地占比即高达60.4%。但上述离岸金融中心聚集了大量壳公司而非实体企业，普遍并非资金的最终目的地。

穿透来看，资金后续存在两种典型流向：一是返程投资，即以外资身份回流内地，旨在开展离岸融资与资本运作、享受离岸税收优惠等。2024年内地对香港投资1161亿美元，香港对内地投资约800亿美元，隐含的返程投资规模可观，这也意味着官方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存在一定高估；二是中转进入以东盟为主的最终目的地，动机涵盖境外融资、税收筹划及政治风险规避等多重考量。新加坡作为香港对外投资的第八大目的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路径。

从行业分布看，200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其中仅采矿业占比即高达32.7%，凸显出当时企业以获取资源、保障要素供给的投资动机。到了2024年，批发与零售、租赁与商务服务和制造业居前三位，占比分别为21.0%、19.8%、19.5%。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行业结构同样受中转投资路径的干扰——由于我国对香港的投资高度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两大行业，导致这两个行业在“首程投资”统计口径下虚高排名。若穿透至“尾程投资”，行业分布或将呈现明显差异。荣鼎咨询对企业层面的跟踪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前三大行业分别为金属矿产、汽车制造和能源。

二、东盟作为出海目的地的优劣势分析

东盟已成为我国除中国香港外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2024年，我国对东盟十国[1]投资343.6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同比增长36.8%。东盟亦是全球范围内最火热的投资目的地之一。联合国数据显示，2024年，东盟吸引了全球15%的外国直接投资，仅次于美国。

（一）东盟的优势

东盟之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中资企业，源于以下六大优势：

一是增长潜力。2024年，东盟GDP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五位，同比增长4.8%，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若东盟继续保持4%～5%的GDP增长率，2030年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东盟各国的经济体量相对均衡，印尼是第一大经济体，占东盟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他国家GDP都在5000亿美元上下。

二是人口红利。东盟拥有约6.9亿人口，在总量上仅次于印度和中国，劳动力充沛，结构上也更偏年轻化，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接近70%。人口红利是东盟吸引外资的核心禀赋，常被类比于入世初期的中国，兼具成本洼地和消费蓝海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尽管外资涌入正在逐步推升劳动力成本，东盟整体的工资水平仍具竞争力，例如，越南制造业时薪较中国低40%；另一方面，东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产阶级扩张正在同步加速，预计2030年一半人口将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消费潜力巨大。

三是市场一体化。东盟一体化已在货物贸易、投资规则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货物贸易领域，2009年全面实施《东盟货物贸易协定》，东盟6国（印、马、新、泰、菲、文）99.7%的商品关税降至零，CLMV国家[2]（柬老缅越）98.9%的商品税率降至5%以下，2003-2023年间，东盟内部的货物贸易规模增长了3.5倍；投资规则方面，2012年生效的《东盟全面投资协定》通过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建立了统一的投资准入规则，确立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完善争端解决机制，旨在提高区域整体对外资的吸引力。随着东盟一体化持续推进，在取消非关税壁垒、要素流动限制等方面将取得更多进展。

四是高度开放。东盟最初分别与中日韩澳新五国签署了独立的自贸协定，但各协定原产地规则不统一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高企。2022年RCEP在历经8年谈判后正式生效，将上述五国纳入了统一的协定框架，创新推出累计原产地规则，既解决了原产地规则混乱的问题，又显著提升了亚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不过，原有的双边自贸协定依然有效，RCEP在某些领域不及已有的双边协定，如“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在部分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承诺比RCEP更深入。此外，部分成员国还额外加入了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如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加入了CPTPP，新加坡和越南分别与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

五是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东盟区域内产业链布局相对完整，各国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形成了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良性产业格局，新加坡聚焦高端制造和技术研发，马来西亚主打半导体封测，泰国是全球汽车及零部件核心枢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凭借劳动力资源承接纺服轻工、电子组装，印尼凭借矿产资源优势发力电池、汽车等新能源制造。为了进一步推动价值链向高端延伸，东盟各国聚焦高端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通过放宽准入、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简化审批等举措大力吸引外资。

六是基建需求强劲。随着城市化率和一体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东盟各国对公路、铁路、港口、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的需求愈发旺盛。外国直接投资在该领域至关重要，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是主要来源，我国的投资主要由“一带一路”协定下开展，典型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中泰铁路、越南海防港升级改造等。亚洲开发银行测算显示，预计2016—2030年东盟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2.8万亿美元。在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战略的引领下，5G和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已成为需求缺口最大的领域。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在地理位置上，东盟地处亚太核心枢纽，扼守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中日韩与欧美、中东市场的天然中转节点，物流成本和供应链响应效率优势显著。自然资源上：东盟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锡矿成矿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是成矿带的主体承载区；印尼拥有全球最大的镍矿储量，是新能源材料核心供给地；马来西亚、文莱坐拥丰富的油气资源；东盟也是全球主要的天然橡胶、棕榈油、咖啡、稻米主产地。

（二）东盟的劣势

作为典型的新兴市场，东盟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展现出较强发展潜力，但其制度环境、产业基础及要素条件仍存在一定约束。企业在出海布局过程中，需在机遇与风险之间进行综合权衡，审慎评估潜在不确定性。

一是市场竞争激烈。美日韩深耕东盟数十年，在品牌认知、渠道网络、政商关系上均已形成强大壁垒，中资企业作为新进入者面临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例如，三星早在2008年就进入越南，目前在越南出口中占比超过20%，已深度嵌入当地供应链生态；日本汽车品牌在泰国长期占据七成以上市场份额，形成近乎垄断的渠道布局。中国车企虽近年加速进入，但面对的是日系品牌几十年积累的经销商网络和消费者信任，突围难度较大。

二是产业保护主义倾向。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种高度合作关系具有两面性，对中国制造的过度依赖导致东盟开始担忧对本土工业的侵蚀。据商务部统计，2015—2024年东盟十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对华反倾销总量的38.1%，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区域。资源领域的政策壁垒更为突出，印尼政府长期推行矿产“下游化”战略，2014年和2020年两度颁布镍原矿出口禁令，强制要求外资必须在当地建设冶炼厂才能获取矿产资源。

三是成本优势削弱。低成本是东盟的核心竞争优势，但随着外资大量涌入，热门地区的土地租金与用工成本快速攀升，中资企业高度聚集的越南尤为突出。租金方面，越南胡志明市工业园区土地价格在过去五年涨幅超过一倍，核心地段租金已接近中国沿海二线城市水平；河内周边部分园区的用地价格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人力成本方面，越南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近年年均涨幅约8%—10%，部分技工的薪资已与国内中西部城市持平。

四是营商环境分化。尽管东盟在贸易一体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区域内部营商环境并未同步趋同，反而呈现显著分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柬埔寨、老挝、缅甸营商环境评分分别仅为53.8、50.8和46.8，长期位于全球后段区间。透明度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亦显示，上述国家腐败感知程度较高，制度性寻租风险突出。在实践中，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确权及海关通关等关键环节，往往面临流程不透明、合规成本隐性上升等问题。此外，泰国近年来政局波动频繁，总理更迭及政治博弈加剧了政策执行的不连续性。

五是融资难问题突出。东盟各国金融市场深度差异悬殊，新加坡金融体系完善，但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金融机构服务能力有限，本地银行贷款利率普遍偏高。目前，中资银行在东南亚的网点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和越南核心城市，大量下沉到二三线地区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往往只能依赖成本更高的当地商业银行贷款或母公司内部输血。

六是文化差异。马来西亚和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不少习俗均与中国存在差异，部分中国企业因忽视这些细节而遭遇产品滞销或员工管理矛盾。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时本地化程度严重不足，高技能工人几乎全部依赖中国员工，配套产业链也未能有效带动当地发展。

三、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结构剖析

（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

根据投资规模与领域可将东盟十国划分为三档：第一档是金融中心新加坡，投资规模断崖式领先，投资行业以服务业为主；第二档是制造型经济体，包括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投资体量处于中游，制造业是吸引投资的主要行业；其余的老挝、缅甸、菲律宾、文莱四国处于第三档，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或政局不稳，对中资的吸引力不足。

新加坡：区域总部与资金集散地。2024年，我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规模为178.9亿美元，同比增长36.6%，占对东盟投资比重的52.1%，主要流向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作为东盟金融中心和离岸枢纽，新加坡主要发挥区域总部和资金集散地功能：一方面，凭借其健全的法律体系、有竞争力的税率和透明的营商环境，成为中企布局东南亚的管理中枢，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爱奇艺等互联网平台，华为、商飞、海康威视等科技型企业均在新加坡设立了区域总部；另一方面，依托其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开展投融资、资金管理等财务活动。一部分资金在新加坡中转后流向了东盟其他国家，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其对东盟内部的投资比重为18.2%，对印尼投资规模最大，占比达到6.3%。

印尼：资源强国与大消费市场。2024年，我国对印尼投资45.9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同比增长125.8%，占对东盟投资比重的13.4%。印尼的优势在于资源与市场，自然资源方面，印尼是全球矿产资源超级大国，新能源核心原料镍的产量全球占比过半，钴、煤炭、铝土矿、锡、铜储量亦居世界前列。印尼政府在产业升级诉求下自2014年起推行“下游化”战略，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企业从买矿转向建厂，深度参与印尼矿产产业链建设。此外，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人口、国土面积均居前列，劳动力丰富且成本相对低廉，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为消费增长奠定了基础，叠加史上最优惠外资政策，中印产业链合作已从矿产延伸至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交通运输等其他行业。

泰国：汽车工业大国与新兴市场。泰国是我国在东盟的第三大投资目的地，2024年投资规模45.6亿美元，同比增长46.5%，占比13.3%。泰国是东盟第三大经济体，人口近7000万，中产阶层超2700万，汽车、医美、电商消费增速年均8%+，本土需求内生动力充足。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尤其是在汽车、电子和机械制造领域具备明显优势。汽车是泰国的支柱产业，被称为“东南亚底特律”，丰田、本田、三菱等日系车企深耕数十年，产业链体系相对完善，中国车企如比亚迪、上汽、长城等正在加快在泰国布局。对外资激励政策力度较大，尤以东部经济走廊为代表，重点扶持新型汽车、智能电子、食品加工、机器人等十大产业。泰国市场的风险也较为突出，军方、王室与民选政府之间的权力结构较为复杂，政权更迭导致政策连续性较差。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202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5.4%，泰国的用工成本正在逐渐上升，制造业工资比越南高约30%。

越南：轻工与电子加工制造中心。越南是我国在东盟的第四大投资目的地，2024年投资规模39.2亿美元，同比增长51.2%，占比11.4%。越南的经济体量在东盟排第五位，持续的外资流入帮助越南构建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纺织服装和电子制造两大领域，已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和越南的产业链高度互补，凭借年轻充足的劳动力优势、国境毗邻带来的运输成本优势以及大力度的税收优惠，越南成为中国加工制造的主要承接地，中资电子、纺织企业形成了“中国研发+越南制造+全球出口”的产业链合作模式，越南已连续多年保持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近年来，越南向高科技、绿色制造转型的诉求愈发强烈，提出了2030年高科技产品价值翻番的发展目标，在税收激励上，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四免九减半”（盈利前4年税收全免、后9年减半），配合大幅精简行政审批流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组合拳。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在越南新注册项目中，电子制造、新能源、智能制造占比超过了60%。

马来西亚：半导体制造中心。2024年，我国对马来西亚投资13.1亿美元，同比下滑8.4%，热度明显不及印尼、越南和泰国，主要受成本和产业结构的双重约束。成本方面，马来西亚制造业月工资600-800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两倍以上。且对环保、安全生产和用工合规的要求接近发达国家，决定了其难以承接大规模中低端加工制造业。马来西亚的核心优势在于半导体封测和电子制造，该领域长期被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企业主导，供应链体系相对固化。马来西亚正在推进的半导体产业链升级战略，重点支持先进封装、晶圆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这些领域同样被发达国家企业主导，导致中资半导体企业难以切入核心环节。不过，马来西亚的优势也十分突出，坐扼马六甲海峡咽喉，同时是RCEP、CPTPP、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重要成员。与我国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商业习惯相似，这一软性优势在其他东盟国家几乎无法复制。

柬埔寨：新兴的鞋服制造中心。2023-2024年我国对柬投资大幅跃升，较2022年翻倍，2024年投资规模为12.6亿美元，同比增长6.3%。柬埔寨是东盟的劳动力成本洼地，其制造业工人月薪在200-250美元之间，较越南低30%左右，高度依赖劳动力的纺织服装和制鞋业既是其支柱产业，也是中资最青睐的投资标的。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具有先发优势，投资占比接近一半，过去双边合作集中在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改善了其物流与生产条件。2022年《中柬自贸协定》的生效进一步优化了投资环境，实现了95%产品零关税，投资保护、税收协定、人民币清算全面落地，以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代表的中资园区已吸引上百家企业入驻。不过，柬埔寨的经济结构单一、市场规模小、工业基础薄弱，中国企业的投资结构仍旧集中在低端行业。

2024年，我国对其余四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均不超过3亿美元，面临的阻碍各不相同：老挝深陷高通胀与债务危机困境，腐败问题严重，在当地营商极具挑战性；缅甸国内冲突持续，军政府统治阻碍了几乎所有的外国投资；菲律宾经济结构以业务流程外包等服务业为主，且外资准入限制较多，产业承接能力不足；文莱是东盟人口最少的国家，市场容量小，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空间有限。

（二）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前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超八成。其中，制造业占绝对主导地位，2024年吸引投资123.9亿美元，占比44.8%。为了进一步了解制造业投资的内部结构，本文借助荣鼎咨询构建的中国跨境投资数据库（China Cross-Border Monitor，CBM），其从微观视角跟踪中资企业的出海轨迹，同时对“中转投资”的中资企业进行了穿透，更能揭示资金的真实流向。

从趋势看，中国对东盟的制造业绿地投资经历了两轮大幅上涨，第一轮始于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对华加征最高25%关税，迫使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建厂以规避直接出口美国的高关税，2018年投资规模较2017年翻了两番，海尔智家、TCL、京东方等大型制造企业紧急在越南投建生产线，申洲国际、裕元集团等鞋服代工厂则将产能转向了柬埔寨。

第二轮始于2022年，在RCEP生效、疫后供应链重构、优惠政策扶持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下，电子、光伏、汽车、半导体等制造业开始加速向东盟投资，模式也从组装代工转向全链布局，本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22-2024年，对东盟制造业的绿地投资规模年均从2017-2021年不到30亿美元提高至100亿美元。投资领域呈现向制造业集中的趋势，2024年我国对东盟绿地投资中制造业占了70%，而2014年仅有5%。

2018-2024年，中国对东盟的制造业绿地投资由汽车（45%）、消费品（19%）、半导体与消费电子（15%）、光伏（15%）四大行业主导，合计投资规模约86%。

1.汽车

长期以来汽车一直是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自2021年进入由新能源汽车主导的跃升阶段，比亚迪、宁德时代、奇瑞等企业相继宣布数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计划。从投资动因看，一方面旨在规避欧美市场关税。上汽在欧洲市场面临电动汽车关税压力后，已明确提出通过泰国工厂对外出口；另一方面为了服务当地市场。印尼、泰国和越南人口总和超过4.5亿，市场空间广阔，2025年三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增长49%、52%、202%。

汽车并非东盟优势产业，除了吉利于2017年收购马来西亚宝腾等少数并购案例外，中国车企在东盟的布局总体以绿地投资为主，已逐步覆盖从零部件到整车制造的完整产业链。投资主体早期多由上汽、福田等国有企业主导，2020年以来新能源民营车企开始占据领先地位。

印尼、泰国和越南是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其中印尼吸引了超过一半的投资，以汽车组装为主。2025年比亚迪投资10亿美元在印尼建设东南亚最大汽车生产基地，小鹏、吉利、上汽通用五菱、广汽埃安等亦布局了生产线。

泰国则同时承接汽车组装和零部件生产，比亚迪、哪吒、奇瑞、长城等7家车企在泰国建厂，配套零部件企业如蜂巢能源、诺博汽车等一同落地泰国；

由于市场被VinFast高度垄断，中资车企对越南投资主要以合资（奇瑞、比亚迪）和CKD代工（小鹏、哪吒）为主，尚未建立整车独资工厂，汽车零部件企业赴越南投资热潮远超整车，以三电、底盘、汽车电子、线缆内饰、轮胎等高关联品类为主。

与此同时，汽车上游的电池及关键材料投资也在快速增长。印度尼西亚凭借丰富的镍资源吸引了大量围绕镍冶炼、电池材料、电池组件等的投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青山实业、华友钴业、格林美、亿纬锂能、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均在印尼设厂。马来西亚（亿纬锂能、璞泰来）和泰国（亿纬锂能、科达利）亦在电池及配套环节有所布局，但整体规模不及印尼。

2.消费品

纺服、家具等消费品制造业是中国在东盟最早布局的行业之一，源于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利润率较低的生产环节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在此背景下，东盟成为最具吸引力的产能承接地，其优势体现在低成本要素供给、地理位置临近以及对欧美市场的低关税。201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领域的投资明显提速，越南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吸收了约三分之二的绿地投资，申洲国际、鲁泰纺织等欧美鞋服代工龙头，A家家居、美克家居等家具企业在这段时期纷纷入驻越南。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企业走出去的核心驱动从降成本转向规避关税。家电、家具等对美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面临最高达25%的关税冲击，企业开始将产品的最终组装环节转移至东盟，相关行业对东盟的投资规模由2014—2017年均约2.4亿美元，提升至2018—2021年均5.6亿美元，增长显著。在家电行业，越南、泰国是主要承接地，美的、海尔、海信、TCL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布局。家具行业仍以越南为主导，柬埔寨和印尼亦凭借低成本吸引了部分投资。

疫情之后，企业出海基本逻辑并未改变，但呈现出更加战略化和长期化的特征。2024年消费品制造投资规模达到9.35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同时结构上逐步向高附加值细分领域延伸：纺服企业从代工拓展至上游面料、纱线；家具家电从标准化量产升级至智能制造；各行业从单纯制造向研发、品牌、服务一体化延伸。投资布局也更趋多元化，在越南之外，企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至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以实现风险分散与成本优化。

3.半导体与消费电子

中国电子制造业的对外布局始于2010年代中期，并在中美贸易摩擦后明显提速。2017年之后相关投资年均规模较此前实现翻倍，疫情期间有所放缓，2023-2024年投资规模再度大幅增长。究其原因，尽管第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电子产品得到了关税豁免，但随着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加剧，大型跨国企业持续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苹果、三星等科技公司逐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分散布局；国内供应商为维持与核心客户的合作关系，也同步跟随跨国公司进行产能外迁。

从细分领域看，半导体封装测试是中国企业较早开展投资的环节。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和扬杰电子等企业已在东南亚设立生产或服务基地，主要为欧美客户提供外包封测服务。区域分布上，马来西亚凭借成熟的产业基础与既有外资生态，吸引了约三分之二的半导体相关投资，成为英特尔、美光等全球龙头的重要生产枢纽。由于美日韩企业具有先发优势，中国企业更多采取跟随式进入策略，通过在当地设厂维持与国际客户的合作关系。

在消费电子领域，越南已成为区域最核心的生产中心。2018—2024年间，越南吸引了约85%的相关投资。苹果、三星和LG等企业的主要中国供应商，如京东方、歌尔股份和立讯精密，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即开始在越南布局产能，并在2023—2024年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近几年，中资企业对印刷电路板等中间产品投资大幅增加，2024年，这部分投资占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新宣布投资的72%。泰国已成为关键目的地，其次是马来西亚和越南。

4.光伏

中国企业对东南亚的光伏投资主要受到海外贸易监管环境的影响。从时间线看，光伏企业自201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走出去”步伐，原因在于美国（2011年）和欧盟（2012年）相继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征收高额关税，直接压缩了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空间。受此影响，企业开始通过在第三国布局产能实现原产地转换，从而规避贸易壁垒。越南是该时期最主要投资目的地，自2016年以来吸引的投资规模占比过半，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也承接了大量产能转移，光伏产品在经过加工后最终出口至欧美。2023年美国约80%的光伏进口已来自上述四个国家。

2020年以后，企业在东盟的光伏投资再次加速，背后仍是对美国监管政策变化的前瞻性应对。2022年，美国调查认定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部分光伏产品存在规避关税行为，尽管拜登政府为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实施了阶段性豁免，但企业普遍预期豁免不可持续，事实上关税豁免只持续至2024年。在预期驱动下，光伏企业迅速调整全球产能布局，2024年对东盟的光伏投资显著下滑。

具体来看，企业主要采取了三类策略：一是提升本地化生产程度，在东盟增加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等关键环节的生产比重，增强原产地合规性；二是扩大生产布局，将部分产能转移至印尼、老挝等此前布局较少的东盟国家以及中东地区；三是直接赴美投资建厂，以绕开关税壁垒并利用《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补贴政策。

四、中资企业出海东盟趋势展望

（一）总体趋势：多重驱动叠加，投资规模仍将保持高位增长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持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投资仍处于上升通道，普华永道一项调查显示，超八成中资制造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对东盟增加投资。从驱动因素看，既有外部贸易规则变化的被动调整，也有东盟自身工业化进程的内生需求，更叠加中国企业主动出海以对冲地缘风险、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战略转型，多重因素共振将推动对企业东盟投资持续扩张。

其一，关税壁垒倒逼的结构性布局仍是最主要的推力。2018年以来的两轮中美关税战，开启了中国企业通过东盟转移产能、获取原产地资质的出海逻辑。2025年美国对等关税政策落地后，美国针对通过第三地转运方式规避关税的商品额外征收40%的转运关税，倒逼企业进一步提升在东盟的本地化程度。

其二，东盟自身工业化诉求形成持续拉力。东盟的经济驱动引擎正从出口转向内需增长及本土新兴产业培育，中国—东盟合作则将逐步向高端化与数字化融合方向发展。各成员国竞相出台大力度外资激励政策，在税收减免、土地供给、园区配套等方面的政策组合日趋完善。

其三，中国企业由出口商品向出海经营的战略转型不可逆。过去中国企业对东盟的布局，更多是应对关税冲击的被动防御；当前，随着东盟市场潜力的逐步显现，以及国内需求的日渐饱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主动将东盟视为独立市场和区域运营中心加以经营。

（二）国别分布：头部高位持续、新兴市场加速承接

新加坡、印尼、泰国、越南四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地，但各自的吸引力逻辑有所分化：新加坡的区域总部和资金中枢功能难以替代；印尼凭借矿产资源与人口大市场的双重禀赋，有望持续吸引新能源和消费品领域的大体量投资；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凭借既有的制造业基础和战略地理位置，尤其有能力抓住供应链转移趋势，但其土地和人力成本的持续攀升，将逐步分流部分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投资。

此前处于边缘位置的目的地正在加速崛起。马来西亚凭借半导体产业链基础和CPTPP成员身份吸引力上升，未来预计会出现更多两国双园甚至多国多园的国际产能合作创新；柬埔寨凭借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中柬自贸协定提供的95%零关税，持续承接轻工产能；菲律宾则在数字经济和业务流程外包领域展示出较强吸引力。总体而言，供应链多元化的趋势将使东盟整体受益，未来国别分布将从高度集中向更均衡的多点布局演进。

（三）行业分布：制造业升级换挡，服务业投资进入窗口期

制造业仍是主体，但内部结构将加速分化。以纺织服装、家具家电为代表的传统轻工业转移已进入中后段，成本洼地效应边际递减，进一步扩张的空间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为核心的新兴制造业方兴未艾，仍处于大规模投入的上升期。利用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双方在低碳领域的产业合作有望进一步加强。此外，双边合作模式将加速从产能转移向产业链全面布局转型，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服务业投资正在进入战略窗口期。东盟中产阶级人数接近4亿人，仅次于中国与印度，位列亚太第三，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消费群体正在催生大量服务业投资机会，跨境电商、批发零售、物流仓储、商务服务等领域迎来发展机遇。受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制度红利的预期影响，以TikTok Shop为代表的中国电商生态已在东南亚建立显著的先发优势，围绕电商平台的仓储物流、支付金融、本地内容运营等配套服务业投资有望随之放量。

[1]东盟于1967年成立，秘书处设在印尼，东盟十国包括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东帝汶于2025年加入东盟，本文数据暂不涵盖。

[2]CLMV国家是指柬埔寨（Cambodia）、老挝（Laos）、缅甸（Myanmar）和越南（Vietnam）四国。作为东盟成员，它们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背景，被称为东盟“新四国”或“CLMV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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