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章士钊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65 年，国共密谈内幕》、范小方《陈果夫与陈立夫》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5年，台北的年关刚过，士林官邸的院子里没什么动静。
这一年，蒋介石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
并发性心脏病、肺炎反复发作，1月9日他在睡眠中突发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身边的医生心里都清楚，这已经是勉强撑着了。
从这一年的元旦起，他发表了这一生最后一篇"复国"文告，字里行间还是那套语气，却再没有了早年的底气。
台湾岛内，蒋经国早已从1972年起接掌行政院，父亲手里的权柄实际上已经移交。
但蒋介石本人并没有就此放手——有一件事，压在他心里几十年，到了生命最后的节骨眼，他反而觉得不能再等了。
春节前后，他秘密召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陈立夫，国民党元老，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算起来是蒋介石信任了几十年的心腹。
彼时陈立夫刚从美国回台，担着"总统府资政"的虚衔，早已不问党务，却在1973年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过一篇文章，呼吁两岸统一，明白表态"国共应该实现第三次合作"。
蒋介石把他找来，交代了一件事。
这件事，此后牵出了一连串的历史暗流——陈立夫接下这个任务，动用了香港的秘密渠道，把一个来自台湾最高层的邀请，悄悄送到了海峡对面。
而大陆方面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作出的反应，让所有知情者都大吃一惊。
然而就在各方接触即将从秘密走向实质，正当这条断断续续的线第一次有可能被真正拉紧的时候，1975年4月5日深夜，台北士林官邸传出了一个消息，彻底打断了一切......
【一】二十六年，那条秘密的线从未真正断掉
1949年12月，蒋介石从大陆撤离，一路落脚台湾。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带走的是金银财宝、残部人马和一腔不服气，留下的是浙江奉化溪口老家的祖坟、故居，还有几十年走过的山河。
刚到台湾那几年，蒋介石天天嘴里喊"反攻大陆"。
每年的文告、每年的部署，这四个字是固定戏码。
但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美国的态度越来越暧昧，岛内的资源越来越有限，"反攻"这件事渐渐从执念变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口号。
与此同时，海峡对面从来没有彻底放弃沟通的念头。
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两人之间的接触却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双方的特使们一直穿梭于两岸之间，把双方期望统一与和平的信息相互传递。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这句话，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可能，意义非同小可。
有了这个公开表态，双方都开始寻找中间人。
很快，一个合适的人选出现了——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
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学者出身，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厚渊源。
1920年，他就曾为青年伟人赴法勤工俭学筹款两万大洋。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为担心伟人安全，在伟人手心悄悄写下一个"走"字，劝其速离。
另一边，他也与蒋经国相识多年，说话有分量。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一封"密信"前往香港。
他当时要见的，是国民党驻香港负责宣传工作的许孝炎。
拿到"密信"后，许孝炎迅速由香港飞往台北，亲手把信交给了蒋介石。
这封信里，中共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这最后一句，是专门写给一个离乡二十几年的人的。
蒋介石把信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他注意到，信里不再称他是"头号战争罪犯"，也没有要求他"投降"之类的语言。
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反复看了几遍。
他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任何表示。
但沉默并不意味着拒绝。
第二年，他便派出了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以探亲的名义由香港经广州，到达北京。
宋宜山见了周恩来，详细了解了中共对台的方针，回台后写了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送呈蒋介石。
可惜，蒋介石看到报告里对大陆实地见闻的描述，心里的疑虑反而加深了，这次接触就此搁置。
但两岸之间的这条线，并没有就此断掉。
真正把这条线拉得最长的，是另一个人——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著名记者、作家，浙江金华浦江墩头镇人，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
他与周恩来来往甚多，与蒋经国更有一段"亦师亦友"的渊源——蒋经国早年主政赣南时，曾以"老师"相称邀他主持《正气日报》。
这种横跨两岸的特殊关系，使他成为了当时最合适的穿针引线之人。
1956年10月1日，曹聚仁夫妇被邀参加国庆观礼。
3日，伟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曹聚仁，谈到台湾问题，伟人表示：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
但伟人同时表示，两岸问题，和平解决是可以谈的。
从此，曹聚仁开始了正式的"两岸密使"角色。
此后数年，曹聚仁多次往返于香港、北京之间，把双方的底牌一点点传递过去。
双方甚至通过他，拟出了一个初步的"六项条件"草案，涉及蒋氏父子回大陆后的政治安排、台湾的自治权限、两岸的军事关系等核心议题。
这段历史，是两岸最接近的一次。
然而，1960年代中后期，国内局势动荡，两岸接触基本中断。
蒋介石又听说奉化老家祖坟可能遭到破坏，对谈判的疑虑陡然上升。
曹聚仁本人则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病逝，留下了一句"家祭毋忘告乃翁"式的遗憾。
那条好不容易拉起来的线，又一次断掉了。
【二】1973年，九十二岁的章士钊再次出发
线断了，不等于没有人想把它接回来。
1973年春，已经92岁高龄的章士钊，再次向周恩来提出，前往香港探亲访友，为两岸统一寻找新的接触渠道。
章士钊常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到香港去，还要去会一些老朋友。"
这一次，北京方面给予了充分支持。
伟人得知章士钊的想法后，提出"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老人面带喜悦，来到北京机场，他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周恩来。
总理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这是一般人难以享受的待遇。
老人感动了，顿时眼圈湿润，他握着总理的手，表示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那架飞机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在该机场着陆的飞机。
章士钊于1973年5月飞抵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
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伟人、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
不料，年事已高的章先生由于疲劳过度，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赍志以殁。
章士钊去世，两岸接触再次陷入沉寂。
此时，台湾这边的蒋介石，病情已经相当严重。
1969年9月16日，一名军官开会后驾车下阳明山，蒋介石车队紧急刹车，导致蒋伉俪遭遇车祸均受伤；
隔月健检时发现蒋胸腔遭撞击致心脏瓣膜受伤，健康状况从此欠佳。
1972年，他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从此健康一蹶不振，此后已将实权逐步交给蒋经国。
但在政治权力之外，还有另一件事始终放不下。
台湾岛上，离开大陆的老兵们越来越老，思乡的情绪弥漫。
蒋介石到了晚年，最大的失落便是回忆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惆怅。
愈是到了薄暮之年，人便愈想回忆早年的时光。
1970年6月，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无限伤感地说："人老了，总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那边不知怎么样……"
蒋经国知道父亲说的是哪边。
1974年，蒋介石的病情一度短暂好转，每天可以在士林官邸的花园里散步。
但到年底，台湾流行性感冒蔓延，他感染后转为肺炎，身体骤然虚弱。
进入1975年，高烧不退，心脏随时可能出状况。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陈立夫。
陈立夫此时在台湾，顶着"总统府资政"的虚衔，但早已是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物。
蒋介石垂危之年想起他，不是为了党务，而是为了另一件事——那件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做成的事。
1973年，陈立夫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
他主张"国共应该实现第三次合作"。
蒋介石找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三】1975年春节，士林官邸里的秘密交代
1975年1月9日，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进入春节前后，他的状态时好时坏，但头脑依然清醒。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
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伟人访问台湾的信息。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
蒋介石交代给陈立夫的，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一个明确的政治邀请——邀请大陆最高领导人亲赴台湾访问，以此为契机，重开两岸谈判的大门。
这在国共对峙二十六年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姿态。
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伟人来台湾访问。
陈立夫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当时的心情，从他后来的行动可以看出——极度迫切，甚至有些急切过头。
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
陈立夫在文中欢迎伟人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文章里，他呼吁大陆方面"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这既是陈立夫本人的愿望，也是蒋介石交代给他去传达的意思。
伟人给予了积极反应。
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
这个回应，是迄今为止大陆方面在两岸问题上作出的最为积极的一次实质性表态。
两岸都已病重的两位领导人，终于在这一年的春天，隔着海峡，迈出了可能是最关键的一步。
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
这一系列动作，是大陆在用实际行动向台湾传递信号——我们是认真的。
然而，历史的齿轮这一次转得太慢。
陈立夫在香港等候回音，蒋介石在士林官邸等候消息，大陆这边的接触机制刚刚启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谁也预料不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