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虎吞狼”可谓毒计，西南四省军阀均被算计，为何独王家烈出局

1935年春，贵阳城里发生了一幕军阀史上的戏剧性场景。

一位手握一省军政大权的一级上将，在自己老巢的办公室里被两名曾经的“心腹”堵住门口。他们不是来叙旧的，而是来传达最后的驱逐通牒。此时，门外荷枪实弹的中央军已经接管了全城防务。

呆坐半晌后，这位将领最终长叹一声，在一张电报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从此，这位统治贵州三年半之久的军阀，在民国军政舞台上几乎销声匿迹。

他叫王家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驱虎吞狼”的受害者，“云南王”龙云能盘踞十七年不倒；“四川王”刘湘能借抗战东风实现绝地翻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能让老蒋头疼20年，甚至一度被逼下野。唯独王家烈，连个像样的挣扎都没能做出来，就成了那只被吞得骨头都不剩的“狼”。

其实，王家烈的出局不是一次简单的成王败寇，而是一场筹划已久的必然悲剧。

要理解王家烈为什么会输，得先看他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货色。民国时期的贵州穷到什么程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这并非是什么夸张。全省全年财政收入抵不上江南一个富裕县，养兵全靠鸦片税和四川的盐税分成。至于部队装备，更是惨不忍睹。王家烈赖以起家的25军士兵们扛的枪被称为“九子火”，有些连膛线都磨平了，打三枪就得拿通条捅枪管。

更为致命的是，贵州名义上有一个25军，实际上是一堆碎片拼凑起来的。王家烈虽然是军长兼省主席，但他的政令出不了贵阳城。桐梓系的那些老兄弟们——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县；侯之担霸占赤水、习水；蒋在珍据守正安、沿河。

他们个个自封司令，并在各自的领地里种鸦片、收厘金、委官吏，活脱脱一群占山为王的草头天子。

所谓“王家烈主黔”，本质上只是一个松散联盟推选出来的利益代言人。一旦这个代言人无法为各派带来预期的利益，就注定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这种结构性的脆弱，老蒋看得一清二楚。他后来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

对王家烈的算计，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如果仅仅是内部松散，王家烈或许还能像他的前任周西成、毛光翔那样凑合着过几年太平日子，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喘息的机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血战湘江后，红军突然掉头西进，剑指贵州。这支部队的行军路线，对于南京的老蒋而言，意义绝不止于“剿共”那么简单。他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对着地图上的西南方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的潜台词，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红军就像一根锐利的探针，正在扎进一个百年来中央权力从未真正穿透过的区域。利用“追剿”这个不容辩驳的大义名分，中央军可以堂而皇之地开进那些军阀们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王国。

而对老蒋来说，贵州是必须第一个拿下的。因为它是进入云南和四川的咽喉。控制不住贵州，后续对川、滇、桂的经略就无从谈起。

因而，王家烈的悲剧，就在于他正好坐在了这个咽喉要道上，手里还拿着一副弱不禁风的烂牌。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王家烈也曾试图挣扎。他一边调兵遣将在乌江北岸布防，一边急电南京请求支援，幻想着自己能像后来四川的刘湘那样，让中央军和红军在自己的地盘上相互消耗，自己居中取利。他甚至给老蒋发了这样一封电报：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等来的不是帮他“看家护院”的客军，而是一群准备“鹊巢鸠占”的吞并者。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王家烈的副军长侯之担在乌江防线上一触即溃，随即带着家眷和搜刮的几十担鸦片烟土逃往重庆。

这一逃，恰好给了老蒋第一个动手的口实。为此，老蒋立即电令将侯之担撤职查办，其残部被中央军收编。

但这只不过是热身，真正的杀招是国民党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领的十万中央军进入贵阳。王家烈亲自到郊外迎接，满心欢喜的以为这是来帮自己“收复失地”的援兵。

可薛岳一进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商讨军情，而是派兵直接接管了贵阳所有的城防、弹药库和制高点。次日一早，贵阳全城贴满了中央军的布告，王家烈的省府卫队被客气地“请”出了营房。王家烈这时候才如梦初醒。自己在前方拼命堵截红军，老窝却被友军悄无声息地端了。

这还没完，老蒋随后就飞抵贵阳，亲自坐镇指挥，并做出了一系列让王家烈透心凉的操作。

而后，他又启动了“银弹攻势”。王家烈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早已被用重金和升官许诺买通，在一场军心涣散的内部会议上，这两位当年的老部下当着王家烈的面站出来，表示“为了弟兄们有饭吃，请军座体谅”。

老蒋的心腹晏道刚则更是直接向王家烈摊牌，摆出了两个选项：要么交出省主席，保留军长；要么交出军长，保留省主席。

王家烈选择了先辞省主席以保住枪杆子，可没了地盘和税收的军队，就等于是无源之水。紧接着，他的部队开始成建制地哗变。军饷发不出，士兵们围着军部要饭吃。

老蒋见火候已到，再次出手给了王家烈一个“体面”：出资五千大洋送他出去考察游历，部队交出来由中央统一改编。

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坐在老蒋的专机上，最后看了一眼脚下的黔中大地。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当飞机降落在南京后，他领到了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从此沦为军政舞台下的看客。

整个过程历时不到半年，老蒋用最小的成本完成了对贵州的彻底吞并，手段之老辣犹如庖丁解牛。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老蒋的手段如此犀利，为什么同样被算计的龙云、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却能保住根基？

答案在于，他们各自手里都有一张王家烈做梦都想不到的“保命符”。

龙云手里那张符，叫“地理与铁板一块”。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谷深，交通闭塞。中央军想要像进入贵阳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闪击昆明，后勤补给线就是一场噩梦。

更为关键的是，龙云治下的云南是一个相对统一、结构稳固的“独立王国”。他以“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牢牢掌控着军政大权，部队里的将领多是他的彝族人亲信或讲武堂嫡系，老蒋的银弹很难找到缝隙可钻。

这种内部的凝聚力和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构成了王家烈望尘莫及的“护城河”。

刘湘手里那张符，叫“国难与实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核心地位凸显。刘湘手握30万川军，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地方武装力量之一。在国家用人之际，老蒋如果强行吞并四川，势必引发剧烈内乱，背上破坏抗战的千古骂名。

此外，刘湘还精明地抓住了“共赴国难”的民族大义，主动率军出川抗战，在全民拥护的舆论浪潮中，老蒋很难对他下狠手。虽然刘湘在抗战初期病逝，导致四川最终被渗透分化，但在最危险的1935年，他却有足够的筹码和时机与南京周旋。

而李宗仁、白崇禧手里那张符，叫“信仰与组织”。

桂系不是一群靠烟土和银元凝聚的散兵游勇。从李宗仁、白崇禧到最下层的连排长，他们共享着一种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和“建设新广西”的牢固信仰。他们有自己的干部培训学校，有严密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整个广西就是一座被理想主义武装起来的军营。

老蒋的金钱可以收买一两个投机将领，却根本无法瓦解一个有信念的集体。这也是为什么直到1949年，桂系仍能以整体力量向老蒋发起政治挑战。

反观王家烈，他有什么？一块四面漏风的地盘，一群各怀鬼胎的袍泽，一支没有信仰的雇佣军。

不过，王家烈虽然在1935年彻底退出了中枢舞台，但他在贵州大地播撒下的草根生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到了新中国。当初跟着红军长征走出贵州的几万名黔籍战士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新政权建设贵州的骨干。

而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对后来中国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其选址和最初的安保工作，恰恰是王家烈败退时“不经意”间留给历史的最后缝隙。

而王家烈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大陆，担任过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以一个普通老人的身份，慢慢讲述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1966年，他在贵阳病逝，带走了属于一个旧时代军阀的全部秘密。

从巅峰坠落，往往只在一瞬间。而那一瞬间的背后，是实力、时机、人心与命运的终极对决。在这场对决中，王家烈不是没有挣扎，只是他面对的对手太精明，他手里的筹码太寒酸，他脚下的土地太脆弱。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残酷法则：当大潮涌来时，最先被吞没的，总是那些根基最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