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我被确诊舌癌：身上没有一点疼，但是医生说只剩4个月了

36岁的我被确诊舌癌：身上没有一点疼，但是医生说只剩4个月了

那天上午的阳光特别好，从门诊楼走廊的窗户斜进来，照得地砖上的防滑纹路清清楚楚。我坐在口腔科诊室门口的长椅上等叫号，手里攥着挂号单，无聊地看对面墙上贴的刷牙示意图，那个卡通牙齿笑得很憨。舌头上那个溃疡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疼不痒，就是一直没消下去，吃饭说话都不碍事，可媳妇非催我来看看，说什么拖久了不是好事。我本来不想来，单位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可架不住她天天念叨，就请了半天假。

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让我张嘴，拿个小镜子片儿照了照，又用手指按了按我脖子侧面，脸色就不太对了。他让我去做活检，说取点组织化验一下。我问严重吗，他笑了笑说先查查再说。我躺在操作床上，护士往我舌头上喷了麻药，凉丝丝的，然后医生拿个细针一样的东西戳了一下，不疼，就一股酸胀。完事我漱了口，吐出来的水里有淡淡的血丝，我用纸巾擦了擦嘴角，跟他约好三天后来拿结果。

那三天我压根没往坏处想，该上班上班，该加班加班。我在县里一个事业单位当科员，每天就是写材料、报报表、跑腿开会，日子波澜不惊。家里有个刚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就去我妈那儿吃饭，等我下班再接回来。媳妇在商场卖衣服，三班倒，我们俩像两个齿轮似的卡着各自的时间，见面最多的是在厨房里，一个炒菜一个递盘子，说不上几句话就各自忙去了。

第三天下午我去拿结果。坐在同一张长椅上，走廊里还是那个阳光，我却忽然觉得腿有点软。叫到我名字时我站起来，膝盖那儿响了一声，像是骨头在提醒我什么。进了诊室，医生让我坐下，然后把一张打印纸推到我面前。我不太懂那些医学术语，但"鳞状细胞癌"四个字扎进眼睛里就拔不出来了。我抬头看医生，他推了推眼镜，声音放得很平："确诊了，舌癌。你尽早安排住院，我们需要做个全身评估。"

我脑子嗡了一下，后背蹿起一股凉气，可脸上还绷着笑，问："那……怎么治？"医生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说："先办住院吧，把全身检查做了，我们再商量方案。"他那一眼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做干部这么多年，我看得懂那种欲言又止的眼神。后来住院了，检查做了一周，CT、磁共振、骨扫描，一样一样来。每次躺在那冰冷的机器里听着嗡嗡响，我就盯着天花板数数，数到一百机器停了，护士喊我下来，我就下来。身上确实一点儿不疼，舌头上的溃疡甚至快长平了，吃饭胃口也好得很。我有时候甚至怀疑是不是弄错了，也许那活检报告是别人的名字。

可CT结果出来的那天下午，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窗帘拉着，日光灯白惨惨的。他手里拿着片子，对着灯举起来，指给我看脖颈深处那些小亮点，说已经转移了，淋巴、肺上都有小病灶，没法做根治性手术了。放疗化疗可以试试，但效果不会太好。他说完沉默了，然后声音更低了："我们估计，大概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屁股底下像有钉子，可我站不起来。四个月是什么概念？儿子放暑假还有两个月，开学到十月份，那会儿我应该还在。可再往后的秋天呢？小区门口那排银杏树一到十一月底就黄透，风一吹满地金叶子，我年年秋天在那儿给儿子捡叶子做书签。今年那片金色，我怕是看不到了。我脑子里转这些东西时脸上居然还在笑，嘴角往上提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医生说"谢谢"，然后站起来走出去，走廊里一个推轮椅的护工差点撞着我，我往旁边让了一步，还给人家说了声对不起。

回到病房，我媳妇正坐在我床上削苹果，苹果皮一圈一圈连着没断。她抬头看我脸色不对，手里那把水果刀停住了。我走到床边坐下来，把她的手连同苹果一块握住，指甲陷进苹果肉里渗出一点汁水。我说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别慌。她那双眼睛就这么直直地盯着我，瞳孔里映着我的脸。我把医生的话复述了一遍，尽量说得平静，像在念一份工作报告。她的表情从疑惑变成愣怔，然后那双手开始抖，水果刀当啷掉在地上，苹果滚到床底下去了。她没哭，就是脸色忽然白得像墙皮，嘴唇哆嗦着说"咱们换医院，去省里，去北京，一定有办法的"。

后来几天她真去问了，打电话托人，跑卫生局找了关系，省里的医院也寄了片子去会诊。结果都一样。有天晚上她在我病床边上趴着睡着了，手机屏幕还亮着，是跟省里一个专家的微信对话，那专家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晚期了，能做的很有限，尽量提高生活质量吧。我伸手把手机屏幕按灭，轻轻把她滑下来的外套往肩上提了提。窗外的月亮很圆，冷清清的光照着住院楼对面的居民楼，万家灯火点点，其中有一盏是我们家的，灯下应该坐着我妈，她正哄着我儿子写作业，还不知道她儿子只有几个月了。

我怎么跟我妈开口，这事比确诊还让我难受。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供我读完大专，又帮我看大了孙子。她今年六十八了，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我跟我媳妇商量了几天，最后决定先不告诉她实情，就说长了东西需要治疗，得住一阵子院。可我媳妇一进我妈家门就绷不住了，我妈是谁啊，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年挡车工，机器噪音里都能听出毛病来。她一看我媳妇红着眼圈进来，再看我脖子瘦了一圈，老人家一句话没多问，转身去厨房和面烙饼，烙了一摞葱花饼，用油纸包好递给我媳妇说带去医院给我吃，然后自己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我媳妇在客厅听见屋里传出压着嗓子的哭声，那声音闷闷的，像从地底下拱上来的，她站在门口，手里抱着热乎乎的饼，一步也迈不动。

我开始接受治疗。放疗每天都去，躺在那台大机器底下，戴个面罩，下巴被固定住不能动，机器围着我转，嗡嗡嗡嗡地响，每次二十分钟。放疗不疼，可后劲大，嗓子眼儿开始肿，吞咽像吞碎玻璃，口水黏稠得吐不尽，可我舌头上的原发灶居然在缩小。那段时间我反而平静了，人一旦知道底线在哪，心里反而踏实了。我不再想"为什么是我"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开始想四个月能干点什么。

第一个念头是陪我儿子。他叫桐桐，七岁半，刚上一年级，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每次我夸他他就得意地仰起脸，门牙掉了一颗，笑的时候漏风。我住院那阵他跟着我妈住，周末来看我，趴在床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快了。他就从兜里掏出他画的画给我看，画的是我们家，三个火柴人站在一栋歪歪扭扭的房子前面，房子顶上画了个太阳，太阳有眼睛有嘴巴，笑得跟朵向日葵似的。我把他搂过来闻了闻他头发上的味道，是学校门口小卖部那种果味橡皮擦的气味。我忽然想，我得给他留点东西，不能让他长大了对他爸没印象。

我开始每天晚上在手机备忘录里写字。写什么呢？写我小时候的事，写我跟他妈怎么认识的，写我工作上犯过的错，写我走过哪些弯路，写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想到哪写到哪。有时候写几百字就累了，靠在床上歇一会儿，盯着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我想着这些东西等他大了再看，也许有用，也许没用，可至少让他知道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病历上那个"鳞状细胞癌T4N2M1"的冰冷诊断。

有一天我正写着，我媳妇端了碗粥进来，她看见我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问我写什么。我说给桐桐留点话。她放下粥碗，在床边坐下来，沉默了半天，忽然说你也给我留点话。我笑着说你天天在我跟前我说给你听不就行了。她摇头，说你写下来，我怕我以后记不全。她把脸别过去看着窗外，肩膀微微地抖。我看着她后脑勺上那几根白头发，她今年三十四，比我还小两岁，可最近这一个月白头发添了不少。我伸手把她那几根白发掖到黑发底下，动作很轻，像以前她让我帮她拔白头发那样。

治疗间隙我回了几趟家。有一天下午天气好，我去学校接桐桐放学。校门口乌泱泱全是家长，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个小萝卜头背着书包走出来，东张西望地找我。看见我了他就跑过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的。我说今天咱们不吃食堂，爸带你去吃肯德基。他高兴得跳起来，牵着我手一路蹦。在肯德基他吃鸡翅吃得满脸油，忽然停下来问，爸你咋不吃？我说爸嗓子不舒服，你吃。他想了想，把他那个没咬过的汉堡推到我面前，说爸你吃这个，软的。我心里头翻江倒海的，把那汉堡拿起来咬了一小口，面包软乎乎的，嚼了几下囫囵咽了，喉咙里刺疼刺疼的，可嘴角咧着笑。

还有一次我单独去了我爸的坟上。我爸走了二十三年了，坟在老家的山坡上，我每年清明去烧纸。这次不是清明，我一个人开了两个小时车到那儿，山上的野草长得半人高，我在坟前蹲下来，把草拔了拔，点了三根烟插在土里。我跟我爸说了会儿话，我说爸，我可能没多久要来陪你了。我说这话时很平静，风从山头上吹过来，把烟灰卷走了一缕。我靠着墓碑坐了一会儿，看远处的村子升着炊烟，想我爸走那年我才十三岁，他走的时候疼不疼呢？他有没有害怕呢？他走之前想跟我说什么，却来不及说呢？这些问题缠了我一辈子，如今我快要有答案了。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对我爸的坟说，你放心，我会把话说清楚再走。

回家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把我抽屉里所有的东西归拢了一遍，存折、保单、房产证、我的各种证件，分门别类用档案袋装好，在袋子外面贴上标签。然后把家里的水电气缴费账号、物业电话、桐桐学校的班主任联系方式、几个常备药在哪里买，全写在一张A4纸上，跟档案袋搁在一起。我媳妇看见了，站在书房门口靠着门框没进来，眼睛红着，可她没拦我。她是个明白人，知道我做这些，心里才能安生。她走过来帮我一起整理，我们把相册也翻出来，把我和她的、桐桐的、全家福的照片挑了一些去照相馆加洗了一份，装在新的相册里。她翻到我们结婚照那一页，手指头在照片上我的脸上轻轻蹭了蹭，嘴里嘟囔着说那时候你还有头发。我摸了摸自己因为放疗开始掉头发的头皮，笑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放疗做了二十多次，嗓子眼里的肿胀下去了点，可咳嗽开始频繁，有天早上我咳了几声，手心里一摊淡淡的红。我没让我媳妇看见，去卫生间冲掉了。医生来查房时我单独叫住他，问还有多久。他没明说，只说得再观察观察。可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来了，快了。那天下午我没躺着，换了身衣服出去走了走。医院旁边有个小公园，有几棵老银杏，叶子还是绿的，可边缘已经镶了一圈淡黄。我坐在公园长椅上，看一个老头带着孙子放风筝，风筝飞得高高的，在蓝天里剩个小红点。老头拽着线一松一紧地收放，小孩在底下拍着巴掌叫。我看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风筝收了线，爷孙俩走了，长椅上只剩我一个人。

我回到病房时，我媳妇和我妈都在。我妈正给我剥橘子，那一瓣一瓣的橘络扯得干干净净。她眼睛肿着，显然哭过，可脸上挂着笑。我把她剥的那瓣橘子放进嘴里，甜丝丝的，汁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居然没怎么疼。我坐在床边，左边是我妈，右边是我媳妇，我握着她们俩的手。我妈的手粗糙，关节大，那是大半辈子干粗活磨的；我媳妇的手软，可指尖凉，是紧张。我说我有点饿了，想吃我妈包的韭菜盒子。我妈愣了一下，然后说妈明天就给你包，韭菜我去买最新鲜的。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做了一宿的梦。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我爸骑着二八大杠载着我去镇上的集，我坐在前梁上，风呼呼地吹着我的脸，我爸的下巴搁在我头顶，胡茬扎得我痒痒。我笑着躲，他的笑声从头顶罩下来，浑厚温热的。集上人挤人，卖糖葫芦的扛着稻草靶子从我身边过，我爸给我买了一串，山楂红亮亮的，咬一口酸得我眯眼。我跟他说爸你慢点儿骑，他说好，然后车就慢了，慢得跟停了一样，路两边的白杨树一排排地往后挪，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身上一晃一晃的。

醒了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照在白色被子上，明晃晃的。我媳妇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我的手指头。我没动，就躺着看天花板，看日光灯管上落了一层灰，看墙角有个蜘蛛网，细细的丝在风里轻轻地抖。我忽然觉得身上很轻，像卸了重担似的。那四个月的倒计时是从一张报告单开始的，可现在我不数了。那个数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四个月里，我跟儿子吃了顿肯德基，我在手机里给他写了好几千字的话，我跟我妈说了声想吃她包的韭菜盒子，我媳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冰凉的手指头搭在我手心里暖了又暖。

后来我媳妇醒了，抬起头看见我睁着眼，问我想吃什么早饭。我说粥就行。她起身去打饭，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知道，是怕我忽然就不在了。我冲她笑了一下，使劲儿抬了抬嘴角，她也笑了，虽然笑得比哭还难看，可她笑了。走廊里飘来食堂的粥香，混着消毒水的味道，混着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土腥气。我深深吸了一口，喉咙里仍然有些刺，可那刺里带着活着的气味。

我摸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往下翻到昨晚停下的地方。我写了这么一段：桐桐，爸可能等不到你上二年级了。你别难过，爸不是走了，是换了个地方看你。你每次考一百分的时候，爸在天上给你鼓掌。你每次摔倒又爬起来的时候，爸在风里扶你。你长大以后要是想爸了，就抬头看看云，爸就藏在云后头，看着你呢。我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话：替我亲亲你妈，告诉她我这辈子娶了她，不亏。然后我按了保存，把手机放到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窗外的银杏叶在一阵风里沙沙地响，那声音好听极了，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翻着一本厚厚的书，书页泛黄，写满了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是一段走完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