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最新实证——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与研究

年代：距今10400年—6400年

考古荣誉：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价值：文化遗存跨越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完整呈现北方先民从迁徙游猎走向定居生活、旱作农业逐步萌芽的历史进程，补齐了华北史前聚落文化发展的关键链条。

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四台遗址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期的无缝连接，为研究旧新石器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早期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远古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台遗址就像是个时间隧道，严丝合缝地连接了北方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这段历史，从而证明了我国从200多万年前到新石器时代一直是延续发展的，对于探寻中华文明那最远古的根脉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人类的进化提出了新的视角。

大雨冲出的遗址

四台遗址位于我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包含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回望历史，世界上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出于一些很偶然的事件。2014年夏天，一场暴雨在四台遗址冲刷出人骨、陶片等遗物，张家口市考古研究所立即派人前往调查采集。不久，张家口市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陶宗冶在考古所偶然看到采集回来的陶片，凭着多年对张家口各历史时期陶器的了解，他马上察觉到这几片陶片年代很早，而且是张家口过去从未发现过的遗存，所以他向所长王培生建议应该对遗址进行抢救发掘，摸清这个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后经考古研究所申请，河北省文物局批准，2015年至2018年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文清带领魏慧平、张益嘉等人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先后发掘出7座残破的房址，出土了一批距今7000多年前的石器和陶器，四台遗址的面纱从此揭开，遗址的重要历史价值初见端倪。

陶宗冶说：“2016年我们带着发掘出的陶器、石器标本去北京拜见和请教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看着陶片对我们说：‘四台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继磁山文化发现之后发现的第二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非常重要！’”

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张家口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四台遗址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新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

四台遗址出土的以筒形罐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和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这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揭开四台遗址的面纱

四台遗址成功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后，2023年6月以来，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的四台遗址开启了新一年度考古发掘，持续引发深度关注。

“2023年批准发掘500平方米，田野工作持续至10月底。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探寻万年前后的聚落范围、结构布局和其他物质遗存。”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赵战护说。

“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20年至2022年底，发掘面积1700余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贝、角类遗物1500余件。”赵战护说，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四台遗址目前所发现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距今10400—10000年、9200—9000年、7600—7400年、7300—7100年、6800—6400年。

第一时期遗存中，发现6座距今万年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还发现灶、柱洞和灰烬堆积以及较多的细石器遗存。第二时期遗存中，发现了4座半地穴式房址和较多的骨针、骨锥研磨器等。“这是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批量房屋建筑，标志着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揭示出人们的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群体流动向新石器早期逐渐定居的转变。”赵战护说。

考古人员还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碳14年代测定，获得了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对这一时期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均指示出这一时期为“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温凉偏干，有河湖水源，适合人类过定居生活。

“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经研究发现均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这些意味着，四台遗址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连接，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而典型的证据。”

陶器背后牵出的故事

2023年8月7日至9日，“何以中原：区系类型的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尚义县召开，国内高校、科研院所近百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沟通南北、串连东西——尚义四台遗址考古发现”“区系类型理论与红山文化研究”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认为尚义四台遗址是实证万年文化史的重要遗址之一，要进一步深入做好挖掘、整理、阐释和文化谱系研究工作。

譬如，四台遗址出土陶器上，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编织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哈民文化、太行山东麓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这些发现，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赵战护说，四台遗址所反映的区域文化特征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大文化区——燕辽文化区，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视野放得再远些，考古研究正勾勒出一幅更恢宏的图景——

张家口是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四台遗址第五时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件大口尖圜底罐，是目前国内已知公开报道的唯一一件此类型器物。

陶宗冶说：“2015年我们发现这件陶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就叫它‘大炮弹’，因为国内现有的考古材料里没有这种形态的东西，后来查阅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材料时才意识到它与俄罗斯贝加尔有关，是个‘外来户’，是6000多年前草原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见证。”

“在四台遗址发现的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也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高原，最远到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远古先民的迁徙和区域交流。”张文瑞说。

四台遗址，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实证。

中国人类演化的最后拼图

四台遗址的发现，实现了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链接，确立了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找到了燕辽地区区域文化传统的源头，填补了燕辽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为研究旧新石器时期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早期草原道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对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张文瑞介绍，第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和第二时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非常清晰，测年数据也连续，都体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这为中国北方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一发现与距今1.6万—0.8万年发现较多的楔形石核而且较少锥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相呼应，同时也为发现较多锥形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提供了关键一环。现在初步认定这里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考古文化类型。

陶宗冶表示，张家口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证实，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始于距今10000年前，比如坝上有尚义四台遗址、康保兴隆遗址，坝下有泥河湾于家沟遗址。从文化联系看，也就是从当时先民们相互交往角度观察，坝上的先民既和坝下泥河湾一带的先民学习、继承细石器打制技术，也和东方也就是现在辽西地区的先民有文化交往，比如他们之间陶器形态就十分相似，陶器制造方法也相同，表现出极大地共性。

至于说这种共性是辽西传入张家口，还是张家口输出到辽西的？陶宗冶说，目前并没有充足的证据，但这一时期辽西和张家口的先民在文化上共同构成了“燕辽文化区”是没有疑问的。除辽西之外，尚义四台、康保兴隆出土的尖圜底罐又用实物证实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坝上先民还和俄罗斯贝加尔地区的先民有交往。我们常说张家口是史前文化交往的“三岔口”，这个“三岔口”的区域是指坝下，时间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如果区域里加上坝上，加上新石器时代早期，那张家口就是史前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南北通达，东西连贯的“十字路口”，往往是文化发展最快、文明出现最早的地区，也无疑是探索中华文明产生发展最重要的地区。（记者 郝莹玉）

来源 张家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