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民：在刘登云、于义林老首长身边当通信班长

作者：赵国民

（一）

1972年没有征新兵，我们1971年兵等于当了两年新兵。1972年，181团1、2营在中宁营建，为62师师部和师直分队盖营房。6连的任务是烧砖，不过这次烧的是青砖。夏天快过了，我们班长也换成启东一个姓何的炊事班长。排长殷松儒同志住我们五班。入秋以后的一天傍晚，大家吃完饭正坐老乡院子闲聊，通信员小丁到五班叫我去连部，说是营长、教导员要见我。

那时连里班子已经调整，政治指导员李相民到营里任副营长，副政指萧幸福任政指，四排长张磊任副政指。我随通信员小丁到连部，一个回族教师老白家里。营长、教导员都在，连长吴生福让我坐下，又让宋定根给我拿了块西瓜。营长比较熟悉，教导员也很随和。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到营部去？我问去干嘛？营长说：到通信班先当副班长，并负责班里工作。

我当时觉得有点突然，求助似地看着连长、指导员。连长是个慢热型的热心人，平时不苟言笑，不了解他的人背后叫他“老阴天”。但从我到连里开始，对我就非常器重。亲自辅导我爬战术，练刺杀。李相民老首长带我到七里河体育场看刚果国家青年足球队和甘肃足球队的比赛，我曾经向他提出：想学个卫生员。李指导员告诉我：连长要你当五班长，连文书都怕影响你的使用。想学卫生员你必须找他，经他同意。我曾经趁他教我刺杀时提出学卫生员的事，他一口否定：想都别想！要么当五班长，要么接徐智宽当文书。这时，他看着我又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去年老兵没复员，五班长也腾不出位置来。到营里去吧，在营长教导员身边工作，对你今后会更好。萧指导员也在旁边鼓励我，并说：今后还可以回来嘛！

第二天，通信班来了两个人，记得有杨志诚，用架子车拉行李把我接到了营部。当时班长张学有还没有下去，我们简单作了交接并送他去了五连。我便正式上任当上了营部通信班副班级班长。当时通信班连我共十二人：黄耀荣，69年3月入伍，清水县人；副班长刘庚义69年底入伍，陕西长安县人；管富根、赵留保、杨志诚、赵来存、狄土金、施田林、钱徳义、钱XX（忘了）等，都是我们同年兵。

在通信班的两年时间，是我一生中锻炼提髙最大的时段之一。面对十二个营干，62年入伍的营长，49年入伍的副营长这样的班子。吃饭一大长方桌，干活两三个人的政治生态。我始终能保持清醒头脑，谁的房子也不进。不入圈子，不搬弄是否。最终，在石头缝里硬是生存下来并提了干部。

有人说我是靠刘登云营长。不错，如果营长不同意，我也许提不起来。但是，我的前任张学有河南孟县人，和营长的个人关系比我好。在营部提不起来，营长把他放到五连最终还是没有提起来。更何况于义林教导员是1956年入伍，和张老虎营长已经配了一届班子。如果他老人家不同意提我，按照二营班子当时的情况，谁想提我都不可能！

我个人的真切感受是：营长对我用得多，关心培养多。教导员正直善良厚道有大局，宽容有自信。不需要我选边站，这是主要原因。这个政治生态，后期到樊剑瑛当团长，朱宜恩当政委又重现了一次。我一生不会选边站，不入圈子、不搬弄是非的政治操守，是在二营通信班铸就的。这两年，同时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崔国伟、李太忠、郝广谦等朋友，更加深了与梁义坚的关系。发生了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喜剧和值得回忆的事件。更得到了刘登云、于义林、李相民、薛长发等老首长的直接关心和帮助。还要感谢管理员郭振亭同志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自己亲历亲为印象深刻的事，才是终身难忘的。按照时间的先后，叙说更加方便。

第一次发津贴费，就把自己的发得没有了。

凡是有过资历倒挂经历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必须比别人更谦虚、更刻苦、要求更严格、更努力，也许才能让大家能够接受你！任何时候，你都别指望别人真正从心底里服你，更不要相信别人人前当面的吹捧。这就是我的体会，也是从当副班级班长总结出来的！我的从军之路，一路走来发自内心讲是非常辛苦，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

本来领发津贴费是副班长刘更义的事，因为我刚到营部时，营长、教导员，也许更多还是营长的意思。他们对我不是很了解，对我能不能胜任这个“阿庆嫂”的工作心中没把握。在营部宣布我当副班长负责班里工作。刘更义同志不服故意岀难题，说他马上就要复员了，你现在也是副班长，津贴费就你领、你发吧。到你班长命令下了，再让副班长发。我那时简单，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结果，第一次发津贴就把我自己的7元钱发没了。施田林告诉了营长，营长找我了解情况，并说一定要查到底。我向营长表示：钱是我自己发错的不怪任何人。7元钱买个教训，值！又劝营长别因小失大，万一查出事来我就成了罪人了。营长事后告诉郭振亭管理员：赵国民比较成熟，脑子比较清醒。要郭振亭多关心帮助我，并注意防止通信班老同志不服弄事。

（二）

营部当时驻宁夏中宁县东方红公社刘营大队五队。通信班和值班室就设在一个朱姓的老师家里。营长刘登云、政教于义林、副营长李怀信、李相民、副政教薛长发。管理员郭振亭、书记翟健民、军医石国清、医助范维忠（住校）。四连连长朱永良、政指严纪孝。五连连长王志远、政指阎进福。六连连长吴生福、政指萧幸福。二机连连长王建成、政指戴昌潮。二炮连连长蔡六、政指李希春。有段时间，营长就住在王安儒家里。我这个副班级班长便开始走上执政前台，从那时到1974年4月，在营部呆了不到两年。经历了营建施工、青铜峡马长滩防御实兵实弹演习、冬季拉练等重大活动。还参加了四个月的参谋集训。期间，发生和参与处置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事件。我也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心计的男孩，变得相对成熟了。

查线爬树和抓偷蛋“贼”

1972年，181团1、2营都在62师师部营建。2营率机枪连驻刘营5队。营部通信班、值班室设朱老师家。4连住8队、五连住聶家湾、六连住10队、炮兵连住7队。营部有一部十门小总机，通师总机、5个连队，营长、教导员住的房间各一部电话。当时用的还是苏式野战电话，电线老化，加上沿路旁电杆和树架设，人畜破坏三天两头要查线。由于1971年营里5个连队分别在兰州和宁夏万粮滩执行烧砖和生产任务。教导员于义林、副营长李怀信，率5连、6连、机枪连在兰州烧砖。营长张老虎、副教导员薛长发率4连、二炮连在万粮滩种地。营部也分了两摊子：管理员郭振亭、军医石国清等随教导员在兰州。书记翟健民、医助范维忠等随营长张老虎在万粮滩。到年底林彪事件后才收拢归建到青铜峡营房。张老虎营长支左，刘登云老首长到营里当营长。

现在回头看，那时不一定存在什么“兰州派”、“万粮滩派”，但一有时间，兰州、万粮滩的都会习惯性的往一起凑是事实。那时我还没有入党，黄耀荣跟管营部的薛长发副教导员属“万粮滩派”。加上又是69年兵、党员，平时经常和刘更义几个在卫生所王仲文处，不太合群且常常出点题目。我想我要在营部能呆住，必须搞定他们几个人。所以，先分别找他们交底摊牌，要求他们守住底线。并经常把他俩人弄到身边做事。

一天去五连查线，查到故障在一棵大树上面，我这个人恐高，且平时不太擅长爬树。故，爬树技巧一般。黄耀荣叼着一支烟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嘿！上次架线是班长挂上去的，这回班长走了没人能爬上去了，要么我去把班长叫来吧！我知道他在将我的军，一声没吭，把鞋一脱就爬上去把电线拆开放下来了。大家把故障排除后，其他同志要上去架线我没同意，指着黄耀荣：你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同志，这回该轮到你了！黃平时烟瘾大，长跑经常掉队。抬头一看这么高的白杨树，知道自己没有把握，几次推托，无奈爬了多次都没有爬上去，最终只能作罢：副班长，我实在不行了！我又把鞋子一脱，爬上去把电线挂上了。

那时营部和机枪连一个伙食单位，平时来个人炒个鸡蛋都得求机枪连。平时，我们为了来人加菜，经常挨当过通信班长的机枪连副连长俞怀军的训。营长从作训科开了几箱重机枪弹，让机枪连打完靶交弹壳，卖了弹壳买了二十多只母鸡养着下蛋，有时来人炒一盘子。于教导员有天把我叫去，说完正事后又交代：二十几只母鸡，一开始每天还能收十几个鸡蛋，这阶段怎么搞的，每天几乎都没鸡蛋了。平时我也没有太在意，他这么一说我就留着心了。

一天中午，我突然看到黄耀荣从鸡窝里出来，直接到卫生所王仲文、刘振东房间去了。我脑子一闪念：黄是不是拿了鸡蛋到卫生所煮去了。二十分钟后我便敲开了卫生所的门，见黄等神色有些慌张，知道我的判断没有错。便直接打开卫生所消毒锅，一看煮了十几个鸡蛋。黄耀荣三人脸吓得煞白。尤其是王仲文，他一直想着能提干的，马上向我辩白：这事与他无关！我脑子一转，马上从消毒锅里拿了两个鸡蛋，打开吃了一个。然后郑重其事告诉黄耀荣：从明天起你负责养鸡，按照今天消毒锅里的数交鸡蛋，不够去买。又对王仲文、刘振东说：到此为止，再看见黄耀荣往卫生所跑，我就告诉教导员收拾你们。自此，每次班务会开会，黄都带头发言，并会强调要尊重赵国民副班长。一下便把刘庚义搞懵了。每天都收十几个蛋，一开始缺了还设法买了补，后来我悄悄地告诉他不补了……。

在施夫俊政委办公室喝茅台

1972年夏天，梁义坚调师警卫连，给施夫俊政委当警卫员。一到便给我“报到”，我也请假专门去看过他。每次都是从首长家属院旁边翻围墙。一天晚饭后，他电话告诉我：刚才配合招待所招待自治区领导，管理员刘永和给了他一瓶茅台，他又在小灶要了点熟肉，让我马上到师部去，他在围墙边等我。我从没有喝过茅台，听说又有鸡和卤肉。过过那种苦日子的人都能理解，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记得带的是狄土金，一人一支枪，背着子弹袋，向郭振亭管理员请假说去五连送邮件。到师部北围墻边，我把冲锋枪、弹袋、手榴弹留下，反复交代完后，便拍巴掌联络。梁义坚在院里应“在呢”！我便纵身一跃进了院子。到了施夫俊政委办公室，马上开瓶、倒酒。两人用了不到半小时，一人一个喝水杯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完了还没忘记给狄土金带了一大包肉。喝完一瓶茅台，最后才知道：茅台也是辣的。

在排碱沟里抓鲶鱼

宁夏的土质含盐碱，地里都有排碱沟通黄河。11月份稻子一收，排碱沟水位就退了，加上沟两旁的柳树根都深扎在沟底，形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树洞。我们溧阳兵从小生活在水网稻田，一看水情就知道魚在哪里。赵留保家和我家隔长荡湖住，他在湖西我在湖东。一天他去五连送报纸回家，手里提了5、6条鲶鱼足足有10斤。我问他从哪抓的？他说在排碱沟里。晚上我把魚红烧好端到桌上，教导员问哪来的？我说赵留保抓的。教导员马上表态，明天通信班去捞鱼。

吃完饭营长悄悄地问我：这么冷的天，水能下得去吗？会淹死人吗？

我说：不会淹死人！水冷去看看再说。他要我别冒险硬来。我又和房东朱老师聊捕鱼的事。朱老师说：到黄河边魚多得很，我们这里人不会抓。

第二天，教导员带着我们，从老乡家借的自行车，一吃早饭便出发，过公路直接到舟塔公社的黄河边的排碱沟捕鱼去了。天寒地冻，我们烧了一堆火，教导员亲自给我们找枯树枝烧火堆烤火。一上午抓了两面粉袋，大概有50多斤鲶鱼。当天下午，营长从工地回来，教导员就满面春风向营长描述我们抓魚的场景。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营长也来了兴趣，和教导员一起，又带着我们去抓了三面袋鱼。刚回家不久接师里通知：周越池副师长要来看望部队。营长马上给我交代：晚上留周副师长吃饭，让我告诉机枪连准备几个菜。并让我自己做个鸡，做锅魚。

晚上周副师长就在营部吃饭，一吃魚就问谁做的？营长说是通信班长（第一次没有带副）。首长把我叫到跟前，问我哪里人？我说是江苏溧阳人。首长笑着说：谢谢小老乡……！

隔了没几天营长告诉我：周副师长向师长推荐你去接小高，给师长当警卫员。我不好推辞，让征求你本人意见。你别去，就说你不愿意！师里领导之间有嫌隙，政委的警卫员小宋，还得下到181团来提干。师长现在的警卫员小高都不好安排提不起来。你去了，最后可能也是这么个结局。你和政委的警卫员小梁关系好，去了你们俩都不好处。又说：首长好伺候，家属脾气大得很，你别去。我说听营长的！沒隔两天，师里保卫科来了个干事，先找到了教导员。教导员把我叫去，当面征求我的意见。我按照营长教的说不愿意去，这事就完了。

接着，营部开军人大会，由薛长发副教导员宣布，取消了我的“副”和“代”字，正式当了当时全团最大班的班长。

（三）

1973年，为扭转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一些不妥做法，应对中苏边境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部队开始了正规有序的，以“三打三防”为主要内容的训练。经过年底的复退补充，通信班人员也进行了全面调整。黄耀荣、刘庚义等都复员了，管富根当了副班长。新调了一些73年入伍的新兵。记得有：徐兴礼、朱更财、徐国香、曾毓亮、吴绍景等。

年初的一个周六上午，副政教薛长发找我谈话：下午党团活动改选营部支部，你要担任战士支委，让我准备准备下午表个态。我马上说我不行，我还没有入党！薛副教导员很惊讶：你在6连没入党吗？李胖子（李相民副营长）干什么吃的！马上跑到教导员宿舍去向教导汇报和商量去了。不一会，又把我叫到他宿舍给了我一份党表。让郭振亭管理员当介绍人，上午最后一个小时就开党员大会表决通过。中午教导员谈话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下次党委会追认。

我从六连到营部前，天天被王连顺班长赶着提前起床，每个星期天都去帮厨，出黑板报从不占用正课时间都是晚上加班，辛辛苦苦一年半没入党。先是潘伟庆，后是钱福坤。我们排长殷松儒的理由是：赵国民不是入党的问题，他的关键是要提干。入党早了被人嫉妒对他不好，一直没让我入党。说来也是好心！说简单真简单，我一天之间，由入党到当支部委员。若不是当事人都健在，人们又会糟蹋我是吹牛皮呢！

1973年，通信班成了训练标兵班。上级无论考哪个步兵连，营长都会把通信班派出去参加，这样可以拉高连队的成绩。我们一般都会参加6连训练，因为人熟我愿意。但到正式射击或者考核，营长都会根据各连的实际情况作调整，让我们帮助连队拉成绩。最拿手的是射击、投弹、器械体操。二练习射击，营部通信班加卫生员、驭手、裁缝，每次都能打百分之百及格，百分之八十多的优秀率。投弹全班除了徐国香，个个都是投弹能手。

一次周越池副师长来，营长专门请他考核了我们营部的操埸课目。首长见通信班投弹个个50米以上（徐国香值班），当场表扬了我们。并让团长和营长写个材料报师，他要专门推荐这个营部和通信班的训练。营长一高兴，让我给副师长表演个绝活，一手投两个手榴弹，保证都在45米以外。我出列投完，师作训科的参谋亲自报弹：一个52米、一个47米。周副师长拍拍我肩膀说：差点儿把你浪费了。

被支使组织到营房仓库偷木板，被营长“突审”。

大概是八月份，营长去兰州休假，师教导队黄经国副队长到营部。因为他当二机连指导员时，千里野营以“人不掉队，马不打背”闻名全团。后被上海兵告他“军阀残余”停职，刚复出提升到师教导队当副队长。他与李相民、薛长发等同期正连，关系也比较融洽。下午，先是李相民副营长叫我，进门见薛长发副教导员也在。他俩直接了当，让我今晚带人去营房仓库拿木板，仓库那边贾副团长的警卫员小黄是四连的，由他作内应。

受领任务后我心里老觉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又不好推托，尤其是李相民副营长交代的事，感情上不好拒绝。犹豫再三，还是下决心不干！起码自己不能干！于是，我敲开了李相民副营长的门，向副营长述说我的难处：教导员经常找我，万一找不到了引起他怀疑怎么办？建议是否由我负责组织、协调，由号班长阮旭春带人去办？李副营长大腿一拍，说：这样安排好。我便把号班长阮旭春、副班长管富根叫到一起，如此这般作了交代。晚上，他俩把事情办完，我又让他俩向李相民副营长作了汇报。木板通过四连政指严纪孝放在四连菜窖里，然后是由黄经国老首长教导队的车拉出营房的。此事因为牵扯人太多，最终被营长发现了。

马长滩演习，营部设在河西粮站，部队住304厂仓库。一到驻地便发生了矛盾。教导员和几个副职已经在粮站住下，床都铺好了。营长认为离开部队太远，要营部搬到大仓库和部队住一起。教导员没有表态，其他几个人谁也没人附和。营长把气撒我身上了，让我跟他住过去！当着大家的面我没有吭声，在送他走时我表示不能过去！因为大部分首长和人员都在粮库。他当时很生气，没有说一句话便带着钱德义走了。我每天早上随他上山，晚上过去请示报告。一天，他让我跟他到导演部，帮他标一份推演图回来。他送我去的，我从黄允冲手里要了标图工具、标图布，整整用近两天时间，转绘了一幅布图。

第三天晚上，营长从阵地下来到五连吃晚饭，完了到导演部正好我的图也完成了。黄允冲、施涤生几个都是熟人，边夸我边和营长说笑。营长细心，又把图展开几乎是一根等高线、一个标号对了一遍，才让我把图卷好跟他回。十点半了，还要先送他到仓库。那时北京军区一个副军长携枪潜逃，我又没有带枪，心里非常紧张，走半天大家没有一句话。

营长突然问我：有什么事瞒着我吗？！我心里一惊！马上假作镇静：没有！营长又说：你赵国民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脸上还能做到笑嘻嘻的！我说：营长您言重了吧，我只知道做人做事要守诚守信，不搬弄是非。营长说：好！你瞒着我，帮他们偷木料准备瞒到什么时候？！我说：瞒到你自己知道或者别人告诉你为止！反正不能由我告诉你！营长怒：你混账……！！！你这不是把刀架我脖子上吗？！我说：我有我的难处，你能不能原谅我，我都只能这样做了。我既然帮他们做了，就不能主动告诉任何人，我不能辱没我的人格。沉默了一会儿，营长又说：团里查下来怎么办？！你准备为他们背锅吗？我说：既然做了，就只能认命了。一路无语，快到仓库了营长冒了句：你也只能这样了。王八蛋们，害人害己。我一听，他好像原谅我了。

利用能接触到领导的机会，抓机会帮助弟兄们办了些事。

四连理发员小汤，家里有人患肺结核。那时到处买不到链霉素。他找到我，让我找找营里领导。我和营长一说，营长马上答应，并很快把药寄给小汤了。六连一班副何XX，利用午休时间专门到营部找我，说想找教导员反映问题。我还以为他要反映六连干部的问题，因为我从六连出来，对六连还是有感情的。马上把他拉到井边悄悄问有什么事要反应？他详述了自己的不幸！当兵前订了一门亲事，前不久营部某某某回家探亲，他让其帮他给对象捎了些东西。没有想到，他这个老乡回去见他未婚妻长得漂亮，就开始追他的未婚妻。说何XX马上就要复员了，他要提干部了。结果，未婚妻退婚了！还听说要和营部这个老乡订婚呢。心里非常气愤，甚至想闯祸。

我听了也非常气愤，一种中国老农民的正义感油然而生，驱使我决心帮何XX出这口气。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教导员。教导员也非常恼火，当着我的面说：让何XX来我这里，要是情况属实，就不能提XXX了！没隔几天，薛长发副教导员组织营部支部开会，传达了教导员对XXX涉嫌撬战友未婚妻事件的调查结论和指示，取消了他“干部苗子”的资格。他的位置，由卫生所卫生员刘振东接替。好像是年底，XXX便在何XX前复员了。

周东同志和我都在六连，他任七班长。1973年厎，被营长推荐和李太忠、我等一起，参加了62师举办的参训队，和我关系非常密切。一天他到营部先找到我，说想找营长谈谈。我便把他送到营长房间，倒完水便退出来了。

不一会，营长房间便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我在走廊里听到，双方好像围绕走留问题争执不下！我知道，营长惜才，多次在我面前说到要把周东提起来，并说会有很好的发展。但周东的心里去意已决，心思根本不在部队。他父亲周太和江苏淮阴人，与周总理同宗。燕京大学毕业，从延安时期起一直给陈云同志当秘书，行政七级，时任燃化部副部长。母亲也是知识分子，老八路行政十级，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主任，是个双料高干家庭。当兵是由胡炜老军长亲自安排的。他平时低调，自律意识和能力都非常强。家庭这些情况平时我们几乎无人知晓。我也是1974年国庆前休假路过北京住他家里，他母亲为了让我帮助说服领导，让周东按时复员才告诉我的。这是后话。

不一会，周东从营长房子出来，情绪低落、眼圈发红。我边送他边问怎么样啦？！他说：营长不同意走，话很绝。我说怎么办？他说：走是肯定要走的，回北京想办法吧！

送走他我便到营长房间，营长也非常生气，说：留下有什么不好，先干段时间今后也可以调北京吗？让我劝劝周东。我说：他想回去上大学。他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我们不一样。强扭的瓜不甜，更何况像他的情况，强扭可能还不行。他是通过胡军长来当兵的，他就不会再来那么一次吗？！还不如给个顺水人情算啦。营长再也没有说什么。年底周东按时退伍了，第二年便上了石油化工学院。

不料想，周东后来移民定居美国，一个好朋友失联了。人是有阶级属性的，人的地位变化了，一切也都会变，只是我们有时并没有感觉到。

当通信班长期间，还遇到不少趣事，至今回想，咀嚼有味。

一次性学会骑马。营长年轻，责任心特别强。73年春天手榴弹实弹投掷，老兵2颗，新兵1颗，全营四百五十多人近千枚手榴弹，全都是他一个人跟着，我也被迫跟出跟进。投了两天，也晒了两天，被风沙吹了两天。在往回走的路上他问我会骑马吗？我说：怎么啦？他说：累了，明天想骑马来。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说：会！那你告诉小杨，明天把两匹马备好牵到营部。

第二天早饭后，马备好送到营部。营长让我先牵马到营房大门外等他。不一会，他过来骑上马就跑开了。我从没有骑过马，说会骑是过去骑过水牛。这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马背上爬，右手紧紧把缰绳抓住，左手硬抓住马鞍，试图把身体稳住。马一看营长的马已经跑出去很远，散蹄子就狂奔开了。我硬是扭曲着身子，紧追不舍地到了双疙瘩山，下马才感觉到棉衣都湿透了。那时年轻，下午回去的时候我便能不抓马鞍，把身子稳在马背上了。人有的时候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我还成了崔国伟的骑马教练。

给郑文金等老首长供酒。那时支左的老领导都回来了，其中郑文金副营长是六连老连长，1949年入伍，“国军”两年还不算。兵龄和营长的年龄差不多。老头人好不惹事，有时爱喝两口。我在六连听过他：上刺刀冲进战斗文工团，从裸女中救出冼恒汉政委的故事。战争年代打出来的，内心崇拜他！他让我给他买酒，而且都是那种度数很高的散装酒。想到团生产班一个溧阳老乡负责做酒，便到生产班找到那个老乡给他要酒。说定：每周2行军壶，按时派人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