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到巴基斯坦打工睡了个当地姑娘，结果就被姑娘家人抓起来

我堂哥叫李伟，比我大四岁。

他走那天，我去车站送他。

那是去年十一月，天冷得厉害，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李伟穿着一件旧的黑色羽绒服，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里面塞满了东西，鼓鼓囊囊的，用绳子捆了好几道。

“到了给你发消息。”他说。

我说好。

他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接过来，他给我点上。我俩就站在候车室外面，抽完了那根烟。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然后拎起编织袋，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好像比平时更瘦了一些。

李伟那年二十九岁，没结婚，也没对象。他在老家县城里干过很多活，工地搬砖、送快递、修电动车，什么都干过，但都没干长。他爸，也就是我大伯，整天骂他没出息。他妈倒是不怎么骂，就是天天叹气，逢人就说“我家伟伟怎么办哦”。

后来他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巴基斯坦，说有工地要人，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他就去了。

头两个月，他确实给我发过消息，说那边热，吃的都是咖喱和饼，吃不惯。说工地上中国人不少，大家住一起，每天干活十二个小时。说巴基斯坦人看中国人挺友好的，路上有人冲他们竖大拇指。

我问他累不累，他说还行，比在国内工地轻松点。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黑了很多，瘦了很多，站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街上，背后是一些低矮的房子，颜色都是土黄色的。

我问他这是哪儿，他说是卡拉奇，他们放假出来逛逛。

然后他就没再发消息了。

我给他发过几次微信，他都没回。我以为他那边信号不好，也没太在意。

直到今年三月，我大伯突然给我打电话，声音急得不行。

“小军，你哥出事了！”

我问怎么了。

“他让巴基斯坦人给抓起来了！”

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以为他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我问大伯怎么回事，大伯说他也不太清楚，是李伟一个工友打电话回来说的。那个工友说得含含糊糊的，大概意思是李伟跟一个当地姑娘好上了，然后姑娘家里人知道了，就把他抓了。

“抓了？抓哪儿去了？”我问。

“不知道啊！”大伯的声音都在抖，“那工友说，那边的人把他关起来了，说要给个说法。什么说法？怎么给？我也不知道啊！”

我说大伯你别急，我先找人问问。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愣了半天。

李伟跟一个巴基斯坦姑娘好上了？

这事听着怎么这么不真实呢。

我试着给李伟打电话，打不通。发微信，不回。我又翻出他之前发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大看了看，除了他黑瘦的脸，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给我一个在国外的朋友打了电话，他在迪拜做生意，认识一些中东和南亚那边的人。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说他帮我打听打听。

等了两天，他回电话了。

“这事有点麻烦。”他说。

“怎么个麻烦法？”

“我托人问了在卡拉奇的朋友，确实有这么个事。你哥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当地姑娘，俩人搞上了。那姑娘家里是信伊斯兰教的，保守得很。她家里人发现之后，把她关在家里，把你哥抓了，关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那他们想怎么样？”

“不好说。这种事在那边很严重，尤其是姑娘家那边，觉得这是家族耻辱。他们可能会要钱，也可能会报警。如果报警的话，你哥可能更麻烦，因为那边的法律……你懂的。”

“那要多少钱？”

“不知道。我朋友说，那边有人传话，说对方家里开了价，要两百万卢比。”

“两百万卢比是多少人民币？”

“大概五六万吧。”

五六万。

我松了口气，觉得不算太多。但转念一想，我大伯家哪有五六万。大伯在老家种地，农闲时打零工，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大伯母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李伟出去打工之前，家里还欠着三万多块钱的外债。

我把这事跟大伯说了。

大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

“五六万……”他念叨着，“五六万……”

“大伯，要不我想办法凑凑？”

“你凑什么凑，你刚买房，自己还欠着一屁股债。”大伯的声音听起来一下子老了十岁，“我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

我说我这边能拿个一两万，让他别太着急。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想起李伟走的那天，他穿着那件用别针别着的羽绒服，背着那个巨大的编织袋。他跟我说“到了给你发消息”，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当时觉得他挺潇洒的。

现在想起来，那哪是潇洒，那是没办法。

过了两天，大伯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工友又传话回来了。

“那边说，你哥把人姑娘给睡了。”

大伯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

“那姑娘家里说，要么给钱，要么他们就报警，说你哥强奸。”

强奸。

我听到这两个字，手里的烟差点掉地上。

“那工友说，那边的人讲，姑娘自己说是自愿的，但她家里人不管这个，就说是强奸。如果报警的话，按那边的法律，你哥可能要坐牢，坐很多年。”

我说这不扯淡吗，姑娘都说是自愿的了。

“有用吗？”大伯的声音有点发抖，“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说了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事从一开始的“给钱就能解决”，突然变成了“可能要坐牢”。

我又给我那个在迪拜的朋友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办法。

他说他再问问。

等了三天，他回话了。

“这事现在有点复杂。我朋友说，那姑娘家里在当地有点势力，她爸好像是个什么部落的长老之类的，说话挺管用的。他们现在咬死了说是强奸，要你哥负责。”

“怎么负责？”

“要么结婚，要么坐牢。”

我愣住了。

“结婚？”

“对。他们那边的规矩，你睡了我家姑娘，你就得娶她。你要不娶，你就是侮辱我们家族，你就得付出代价。坐牢是代价，赔钱也是代价，但人家现在不要钱了，就要你哥娶那姑娘。”

“那我哥愿意吗？”

“你哥现在被关着，他能说什么？我朋友说，你哥被关在一个村子里，有人看着他，不让他走。他倒是没挨打，但也不让他跟外界联系。”

“那姑娘呢？”

“姑娘被关在家里。听说她倒是愿意嫁给你哥，所以她家里人才更生气，觉得她丢人。”

我揉了揉太阳穴，觉得这事越来越离谱了。

我把这事跟大伯说了。

大伯听完，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说了一句：“娶就娶吧，总比坐牢强。”

大伯母在旁边听到了，抢过电话就哭。

“我伟伟怎么能娶个外国女人啊！那是什么地方啊！他娶了还能回来吗！”

大伯在旁边吼她：“那你说怎么办！让他坐牢！坐一辈子！”

电话那头乱成一团。

我听着大伯和大伯母吵架的声音，脑子里却想起了李伟。

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

他小时候很皮，整天带着我到处跑。偷别人家地里的西瓜，下河摸鱼，爬树掏鸟窝。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

有一回他从树上摔下来，胳膊摔断了，疼得龇牙咧嘴的，但一滴眼泪都没掉。

我那时候觉得我哥是世界上最牛逼的人。

后来他长大了，牛逼不起来了。

他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干了好多年，一分钱没攒下。谈过一个女朋友，人家嫌他穷，跟别人跑了。他就一直单着，单到二十九岁，然后去了巴基斯坦。

现在他在巴基斯坦，被人关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村子里，面临着要么娶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要么坐牢的选择。

我抽着烟，看着窗外。

窗外是城市的夜景，灯火通明的。

我突然觉得这世界真他妈荒诞。

又过了几天，那个工友传回来更多消息。

原来李伟认识那个姑娘，是在工地附近的一个小商店里。那姑娘在那店里帮忙，李伟经常去买东西，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姑娘叫法蒂玛，十九岁。

李伟不会说乌尔都语，法蒂玛不会说中文，俩人就用简单的英语交流。李伟的英语水平基本上就是“hello”“thank you”“how much”这个级别，法蒂玛稍微好一点，但也有限。

就这样的语言水平，俩人居然搞上了。

工友说，李伟一开始就是觉得那姑娘好看，眼睛大，皮肤黑黑的，笑起来很甜。他每次去买东西都多待一会儿，跟人家比划着聊天。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一块儿去了，李伟偷偷去找过她几次。

再后来，就睡了。

睡完之后，李伟还挺得意的，跟工友吹牛逼，说自己搞了个巴基斯坦妞。

工友当时就说他，你别瞎搞，这边的人保守得很，让人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李伟没当回事。

结果没过几天，他就被几个人堵在了工地外面，塞进一辆车里拉走了。

从那以后，工友们再没见过他。

只有一个工友接到了他偷偷打来的电话，说他被关在一个村子里，让工友帮忙联系他家里人，想办法救他。

那个工友就给我大伯打了电话。

我听完这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伟这个人，从小就这样。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小时候偷西瓜、掏鸟窝是这样，长大了泡巴基斯坦妞也是这样。

但他以前闯的祸，最多就是被人骂一顿、打一顿，或者赔点钱。

这次不一样。

这次他闯的祸，可能会改变他整个人生。

我又给我那个在迪拜的朋友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想办法联系上李伟本人。

他说试试。

过了两天，他回电话了。

“联系不上。那边的人不让外人接触他。不过我听说了更多细节。”

“什么细节？”

“那姑娘家里现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她爸和她叔，坚持要报警，说这是强奸，要让你哥坐牢。另一派是她妈和她哥，觉得报警太丢人了，家丑不可外扬，不如让你哥娶了她算了。”

“那姑娘自己呢？”

“姑娘自己说要嫁给你哥。她家里人因为这个更生气了，把她打了一顿。”

“打了一顿？”

“对。我朋友说，那边这种事很常见。姑娘不听话，家里人就会打她，有时候打得很厉害。”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因为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工人，被她家里人打了。

而那个中国工人，是我哥。

我哥现在被关在某个村子里，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突然觉得很愧疚。

不是对我哥愧疚，是对那个姑娘愧疚。

人家姑娘好好的，因为我哥，挨了打，被关在家里，还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我问我朋友：“那现在到底会怎么发展？”

他说：“不好说。这种事在那边，有时候能用钱解决，有时候解决不了。关键看那姑娘家里的态度。如果他们坚持报警，你哥就麻烦了。如果他们同意结婚，那这事还有转圜的余地。”

“那结婚之后呢？我哥能回来吗？”

“能回来。但得把姑娘带回来，或者留在那边。”

“留在那边？”

“对。人家那边的规矩，你娶了人家的姑娘，你就得对人家负责。你要是把人带回中国，人家家里可能不同意。你要是留在那边，那你哥就得在那边生活。”

我沉默了。

我哥，一个中国男人，在巴基斯坦的一个村子里，娶一个十九岁的当地姑娘，然后在那边生活。

这画面我想象不出来。

我把这些跟大伯说了。

大伯听完，沉默了很久。

“那姑娘……人怎么样？”大伯问。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挺好的一个姑娘，就是年纪小，十九岁。”

“十九岁……”大伯念叨着，“比伟伟小十岁。”

大伯母在旁边又哭了。

“我伟伟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啊！”

大伯没理她，问我：“小军，你说这事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娶吧。”

“娶？”

“娶。总比坐牢强。坐牢的话，他这辈子就毁了。娶了的话，好歹还能过日子。”

“那他以后怎么办？留在那边？”

“先把人救出来再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听着大伯的声音，觉得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挂了电话，我又点了一根烟。

我想起李伟走的那天，他跟我说“到了给你发消息”。

他到了，也发了消息。

但现在，他发不了消息了。

他被关在巴基斯坦的某个村子里，等着他家里人决定他的命运。

而他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一群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手里。

那些人说的话他听不懂，他们的规矩他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睡了一个姑娘。

然后一切都变了。

我抽完那根烟，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那边的人，我想跟我哥说句话。”

“我试试吧。”

等了两天，他回电话了。

“不行。那边的人不让。不过我给你搞到了一个电话号码。”

“谁的？”

“那姑娘她哥的。他说他愿意跟你聊聊。”

“他哥？”

“对。他哥在那边算是个明白人，觉得这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他倾向于让你哥娶他妹妹，然后这事就算了了。但他爸不同意，坚持要报警。”

“那我跟他聊什么？”

“聊聊怎么说服他爸。他哥说，如果你这边能表现出诚意，他爸可能会松口。”

“什么诚意？”

“钱。虽然他们之前说不要钱了，但如果你这边主动给一笔钱，当作是彩礼之类的，他爸可能会觉得有面子，就同意了。”

“多少钱？”

“他哥没说。但我觉得，你这边能凑多少凑多少，越多越好。”

我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开始算钱。

我自己能拿出来的，大概两万块。我爸妈那边，估计能凑个一万多。大伯家自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加起来，三万出头。

三万块钱，换算成巴基斯坦卢比，大概一百多万。

不够两百万。

但也许够了。

也许那姑娘的爸爸，要的不是钱，是个面子。

我把这个想法跟大伯说了。

大伯说：“那就凑吧。砸锅卖铁也得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到处借钱。

我找同事借，找朋友借，找同学借。每个人借一点，凑了将近四万块。我爸妈拿出了两万，那是他们攒了好几年的钱。大伯自己跑遍了亲戚家，借了一万多。

最后凑了七万多块钱。

换算成卢比，大概两百五十万左右。

我把钱打给了那个工友，让他转交给姑娘的哥哥。

然后就是等待。

等待的日子很难熬。

大伯每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消息。我说没有。他就叹气，然后挂了电话。

大伯母病了一场，住了几天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眼睛红红的。

她拉着我的手说：“小军，你说伟伟还能回来吗？”

我说能，肯定能。

她点了点头，眼泪又下来了。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她哭，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想起李伟小时候，大伯母多疼他啊。家里穷，吃不起肉，但每次李伟回家，大伯母都会想办法给他做点好吃的。李伟出去打工之后，大伯母天天念叨他，怕他吃不饱，怕他被人欺负。

现在他在巴基斯坦，被人关着，不知道吃不吃得饱，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欺负。

而大伯母只能躺在病床上哭。

我握着她枯瘦的手，心里难受得要命。

又过了几天，那个工友打电话来了。

“钱给了。那边松口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他们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哥得在那边办婚礼。按他们那边的规矩办。办完婚礼之后，才能走。”

“办婚礼？”

“对。而且你哥得在那边住一段时间，至少半年。半年之后，如果他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意留下可以回来，但得把姑娘带回来。”

“带回来？”

“对。人家说了，嫁出去的姑娘就是你家的人了，你得负责到底。”

我把这些跟大伯说了。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只要能把他救出来，什么都行。”

我说那婚礼怎么办？咱们要不要过去？

大伯想了想，说：“我去。”

“你去？”

“我去。我得看看伟伟，看看那姑娘，看看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说我也去。

大伯说你别去了，你刚上班没多久，请假不好请。

我说没事，我请假。

我开始办签证，买机票。

巴基斯坦的签证不好办，我找了旅行社，花了两千多块钱加急办。机票买了最便宜的，从乌鲁木齐转机，到伊斯兰堡，再到卡拉奇。

全程要飞十几个小时。

大伯从来没坐过飞机，我帮他订票的时候，他在电话里反复问我，坐飞机要注意什么，要不要带什么证件，行李能带多少。

我一一跟他说了。

他说好，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小军，你说那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应该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吧。

他说嗯。

挂了电话，我上网搜了一下巴基斯坦农村的照片。

照片里都是土黄色的房子，低矮的，破旧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人们穿着长袍，女人蒙着脸。

我不知道李伟被关在什么样的地方。

但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地方吧。

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一群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一种他完全不理解的生活。

而他要在那里，娶一个他基本没法交流的姑娘。

然后在那里住半年。

或者更久。

出发前一天，我去看了大伯母。

她出院了，在家躺着，脸色还是很差。

她拉着我的手，塞给我一个塑料袋。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布鞋，手工做的，针脚很密。

“给伟伟带过去。”她说，“那边买不到这样的鞋。他脚大，穿布鞋舒服。”

我拿着那双鞋，鼻子酸了一下。

“还有这个。”她又塞给我一个小塑料袋。

里面是一包红枣。

“伟伟小时候贫血，我总给他煮红枣水喝。你带过去，让他泡水喝。”

我说好。

她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小军，你把你哥带回来。”

我说好。

第二天，我和大伯在机场碰面。

他穿着一件新买的夹克，看起来很别扭。他背着一个包，里面塞满了东西。

我问他带了什么。

他说带了一些吃的，还有一些李伟的衣服。

“那边热，我给他带了短袖。”他说。

我看着大伯，他头发白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很多。

这几个月，他老了很多。

飞机起飞的时候，大伯紧紧抓着座椅扶手，脸色发白。

我说大伯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他点了点头，但手还是抓得紧紧的。

我看着窗外的云层，心里想着李伟。

哥，我们来了。

飞机到伊斯兰堡的时候是晚上。

我们要在机场等一夜，第二天早上转机去卡拉奇。

伊斯兰堡机场不大，候机厅里没什么人。我和大伯找了个角落坐下。大伯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我。

“吃吧。”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有点硬了，但还能吃。

大伯自己也拿了一个，慢慢嚼着。

“小军，你说那姑娘长什么样？”他突然问。

我说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大眼睛，皮肤黑黑的。

“十九岁。”大伯念叨着，“比伟伟小十岁。”

我说嗯。

“你说他们能过到一块儿去吗？”大伯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一个中国工人，一个巴基斯坦农村姑娘。他们怎么过日子？

但我说：“能吧。慢慢磨合就好了。”

大伯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了去卡拉奇的飞机。

卡拉奇机场比伊斯兰堡机场大一些，但也乱糟糟的。出了机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三月份，这边已经很热了。

那个工友在机场接我们。

他叫老周，四十多岁，河南人，在巴基斯坦干了三年了。他皮肤晒得很黑，穿着一件脏兮兮的T恤。

“你们来了。”他跟我们握了握手，“走吧，车在外面。”

车是一辆破旧的丰田，不知道转了几手了。车里没有空调，窗户摇下来，风吹进来，热的。

老周开着车，在卡拉奇混乱的街道上穿梭。

街上到处都是人，摩托车，三轮车，驴车，混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路边的房子大多是低矮的，破旧的，颜色灰扑扑的。

大伯看着窗外，一句话不说。

“那边怎么样了？”我问老周。

“钱给了之后，态度好多了。”老周说，“那姑娘她爸同意结婚了。婚礼定在后天。”

“后天？”

“对。他们这边的规矩，婚礼要办三天。但因为你哥是外国人，简化了，办一天。”

“我哥现在在哪儿？”

“还在村子里。但现在已经不关着他了，让他在村子里自由活动，但不能离开。”

“他怎么样？还好吗？”

老周沉默了一下。

“瘦了很多。精神也不太好。不过没挨打。”

我点了点头。

车开了大概三个小时，路越来越烂，周围的景色越来越荒凉。

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村子。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的，有的刷了白灰，有的没刷。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和动物的粪便。

几个小孩看到我们的车，跑过来围着看。

老周把车停在一座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前面。

“这就是那姑娘家。”

房子是土坯的，刷了白灰，有一个院子。院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

老周按了按喇叭。

过了一会儿，院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他大概三十多岁，穿着白色的长袍，留着胡子，皮肤很黑。他看了我们一眼，跟老周说了几句乌尔都语。

老周转过头对我们说：“这是姑娘的哥哥，叫阿里。他说欢迎你们来。”

阿里冲我们点了点头，示意我们进去。

我和大伯下了车，跟着阿里进了院子。

院子不大，地上铺着砖，有些地方砖碎了也没补。院子中间有一棵不知道什么树，树下放着几张塑料椅子。

阿里让我们坐下，然后进屋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端出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三杯茶。

茶是奶茶，很甜，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香料味。

我喝了一口，不太习惯，但还是喝完了。

大伯端着杯子，没喝。他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树，发呆。

又过了一会儿，屋里出来一个老人。

老人大概六十多岁，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他的胡子很长，花白的，脸上皱纹很深。

阿里介绍，这是他父亲，也就是姑娘的爸爸。

老人看了我们一眼，眼神很锐利。

他坐下来，跟阿里说了几句话。阿里翻译给老周，老周翻译给我们。

“他说，你们来了，他很高兴。他希望这件事能圆满解决。”

我点了点头，说我们也希望圆满解决。

老人又说了一些话。

老周翻译：“他说，按他们这边的规矩，结婚是大事，不能马虎。婚礼要按他们的习俗办。你们作为男方家人，要参加婚礼。”

我说没问题。

老人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了一些话。这次他的语气更重了一些。

老周听完，脸色有点变。

“他说，婚礼办完之后，你哥得在他们这里住至少半年。这是之前说好的。半年之后，如果他想走，可以走，但必须把他女儿带上。如果他不带，那就是对他们家族的侮辱，后果会很严重。”

我问什么后果。

老周跟阿里说了几句，阿里跟他爸说了几句。

然后老周转过头来，脸色不太好看。

“他说，如果那样的话，你哥就别想活着离开巴基斯坦。”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地上。

大伯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乌尔都语，但他看到了我和老周的脸色。

“怎么了？”他问。

我说没事，就是强调一下之前说好的条件。

大伯看着我，没说话。他应该知道我没说实话。

老人站起来，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进屋了。

阿里留下来，又给我们续了茶。

他看起来比他爸和善一些，脸上带着一点笑。他通过老周跟我们聊天，问我们从中国哪里来，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一一回答了。

他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让老周脸色又变了的话。

老周犹豫了一下，翻译给我听。

“他说，他妹妹是个好姑娘。他希望我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妹妹的伤害也很大。她挨了打，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以后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他希望我们能对她好一点。”

我说我们会的。

阿里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说带我们去见李伟。

我和大伯跟着他出了院子，沿着土路往村子另一头走。

村子很小，走了几分钟就到了。

那是一座更小的土坯房子，看起来比阿里家破旧得多。房子没有院子，只有一扇木门。

阿里推开门，示意我们进去。

屋里很暗，没有窗户，只有屋顶上一个很小的天窗透下来一点光。

屋里没什么家具，地上铺着一张席子，墙角堆着一些杂物。

李伟就坐在那张席子上。

他看到我们，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巴尖得像锥子。他的头发很长，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看起来像个野人。

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T恤和一条破裤子，光着脚。

“哥。”我叫了一声。

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大伯站在我旁边，看着他，眼睛红了。

“伟伟。”大伯叫了一声。

李伟的眼眶一下子湿了。

他站起来，走过来，脚步有点踉跄。

大伯一把抱住他。

李伟比大伯高半个头，但大伯抱着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缩了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

“爸。”他叫了一声，声音哑得厉害。

大伯没说话，就是抱着他，手一直在抖。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鼻子酸得厉害。

李伟哭了一会儿，松开大伯，看着我。

“小军。”他说。

“哥。”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的肩膀瘦得只剩骨头了。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张席子上。李伟靠着墙，低着头。

“你怎么样？”我问他。

他摇了摇头。

“他们对你好不好？”

他又摇了摇头。

“打你了？”

“没打。”他说，“就是不让走，不让打电话。吃的……吃不饱。”

大伯从包里掏出带来的吃的。馒头、榨菜、火腿肠、方便面。

李伟看到这些东西，眼睛都亮了。

他拿起一个馒头，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又拿起一根火腿肠，咬开包装，几口就吃完了。

大伯看着他吃，眼泪又下来了。

“慢点吃，别噎着。”大伯说。

李伟点了点头，但嘴没停。

他吃了三个馒头，两根火腿肠，一包榨菜，又干吃了一包方便面。

吃完之后，他靠在墙上，长出了一口气。

“好几天没吃饱了。”他说。

我看着他，心里难受得要命。

“哥，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说。

他说他到巴基斯坦之后，一开始还行。工地上活虽然累，但工资确实比国内高。他想着干个一年半载，攒点钱回去。

后来他认识了法蒂玛。

法蒂玛在工地附近的一个小商店里帮忙。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这姑娘好看。眼睛特别大，睫毛很长，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他不会说乌尔都语，法蒂玛不会说中文。但法蒂玛会一点英语，他也勉强会一点。俩人就用那点英语，加上比划，居然能聊起来。

他每次去买东西，都多待一会儿，跟法蒂玛聊几句。

后来有一天，法蒂玛跟他说，她那天不上班，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出去走走。

他答应了。

他们去了一个离村子不远的小河边。河边没什么人，他们坐在河边聊天。聊着聊着，法蒂玛靠在他肩膀上了。

他当时心跳得厉害，但没推开她。

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面。

再后来，有一天晚上，法蒂玛带他去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就睡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低着头。

“我那时候……就是没忍住。”他说。

我没说话。

大伯在旁边听着，脸色很难看。

“睡了之后，我还挺高兴的。”李伟苦笑了一下，“跟老周他们吹牛逼，说我搞了个巴基斯坦妞。老周当时就说我，别瞎搞，这边的人保守，让人知道了麻烦大了。”

“我没当回事。”他说。

然后没过几天，他下班回住的地方的路上，被几个人堵住了。

那几个人把他塞进一辆车里，拉到了这个村子。

一开始他们把他关在一间更小的屋子里，连席子都没有，就睡在地上。每天给他吃一顿饭，有时候是饼，有时候是糊糊一样的东西。

他们问他，是不是睡了法蒂玛。

他一开始不承认，后来挨了几下打，就承认了。

然后他们就说，要么娶法蒂玛，要么报警让他坐牢。

他说他当时懵了。

他从来没想过要娶一个巴基斯坦姑娘。他就是……就是一时冲动。

但如果不娶，就要坐牢。

他听说过巴基斯坦的监狱，条件很差，而且可能一关就是好几年。

他怕了。

所以他答应了。

“就这样。”他靠着墙，闭上了眼睛，“就这样了。”

大伯听完，沉默了很久。

“那姑娘呢？”大伯问。

“被关在家里。”李伟说，“我听阿里说，她挨了打。她爸打的。”

“她……愿意嫁给你？”

李伟点了点头。

“她愿意。阿里说她跟她爸吵了好几次，说她就是喜欢我，就是要嫁给我。她爸气得不行，打了她好几顿。”

大伯又沉默了。

我看着李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睡了一个姑娘，那姑娘因为喜欢他，挨了家里的打，还在坚持要嫁给他。

而李伟自己，被关在这里，吃不饱饭，瘦得脱了相。

这件事里，好像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但又好像每个人都是加害者。

“后天婚礼。”我说。

李伟睁开眼睛，看着我。

“你们知道了？”

“嗯。阿里说的。”

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婚礼之后，你得在这里住半年。”我说。

他又点了点头。

“半年之后，你想回来，得带着她回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说。

“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他看着屋顶那个小小的天窗，很久没说话。

“不知道。”最后他说。

那天晚上，我和大伯住在阿里安排的一间空房子里。

房子很简陋，但比李伟住的那间好一点，至少有床。床是木头的，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

大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小军。”他叫我。

“嗯。”

“你说，伟伟以后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

“那姑娘……跟着他回中国？她在那边怎么生活？话都不会说。”

我没说话。

“要是伟伟留在这里……他在这里能干什么？种地？他连这边的地都不会种。”

我还是没说话。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

“都是命。”他说。

第二天，阿里带我们去见法蒂玛。

法蒂玛被关在她自己家里，我们只能在她家人的监督下见她。

她坐在她家客厅的一把椅子上，穿着一身蓝色的长袍，头上包着一条浅色的头巾。她的眼睛确实很大，睫毛很长，但眼睛红红的，看起来哭过很多次。

她看到我们，有点紧张，手绞在一起。

阿里跟她说了几句话，她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我们。

“你们好。”她用英语说，口音很重，但能听懂。

我说你好。

大伯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法蒂玛看着大伯，突然站了起来，走到大伯面前，低下头。

她说了一句乌尔都语。

阿里翻译：“她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大伯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这个姑娘，被李伟睡了，被她家里人打了，被村里人指指点点，现在她跟我们说对不起。

大伯的眼泪又下来了。

他摆了摆手，说不出话。

法蒂玛抬起头，看着大伯，眼睛也红了。

她转身从桌上拿了一个东西，递给大伯。

是一块布，深蓝色的，上面绣着一些花纹。

阿里说：“这是她自己绣的。按我们这边的规矩，新娘子要给婆婆绣一块布。她说，她没有婆婆，就给公公吧。”

大伯接过那块布，手抖得厉害。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法蒂玛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但确实笑了。

我看着这个十九岁的姑娘，突然觉得她很了不起。

她挨了打，被关在家里，被全村人指指点点，但她还在坚持要嫁给李伟，还在给大伯绣布，还在跟我们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坚持。

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李伟。

也许她只是不想认输。

也许她觉得，嫁给李伟，是她从这个保守的、压抑的村子里逃出去的唯一机会。

不管是什么原因，她都在坚持。

而我哥李伟，被关了这么多天，瘦得脱了相，现在却在犹豫。

我突然有点生李伟的气。

婚礼那天，天气很热。

村子里的女人一大早就开始忙活，准备食物。阿里家的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铺上了塑料布。几个大锅里煮着咖喱和米饭，香味飘得整个村子都是。

李伟被阿里带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

衣服是阿里借给他的，一套白色的长袍，穿在李伟身上有点短，露出一截小腿。

他的头发还是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看起来不像新郎，像个流浪汉。

我想帮他收拾一下，但没带剃须刀，也没带剪刀。

大伯从包里翻出一把指甲刀，帮他把胡子剪了剪。剪完之后，看起来稍微好了一点。

婚礼按当地的习俗办。

院子里铺了一块毯子，一个阿訇坐在毯子上，念着经文。

李伟和法蒂玛坐在阿訇面前。

法蒂玛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袍，头上盖着一块红色的头巾，脸上蒙着一层薄纱。她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李伟坐在她旁边，表情很复杂。

他看着前方，眼神空洞，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阿訇念了很久的经文，然后问了李伟几句话。阿里在旁边翻译。

“你愿意娶法蒂玛为妻吗？”

李伟沉默了几秒钟。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很紧张。

我怕他说不愿意。

但他最后还是说了。

“愿意。”

阿訇又问了法蒂玛同样的话。

法蒂玛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晰。

“愿意。”

然后阿訇又念了一些经文，仪式就结束了。

简单得让我有点意外。

没有交换戒指，没有接吻，没有那些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婚礼场景。

就是一个老人念了一些听不懂的经文，两个人说了“愿意”，然后就结束了。

仪式结束后，开始吃饭。

咖喱、米饭、饼、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食物。村里的人都来了，坐在地上吃。男人们一堆，女人们一堆，分开坐。

李伟和法蒂玛坐在最中间的位置，接受大家的祝福。

说是祝福，其实就是大家轮流过来跟他们说几句话，然后握握手。

有些人笑着，有些人面无表情。

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也许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也许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

但不管怎么样，婚礼办完了。

李伟和法蒂玛，现在是夫妻了。

吃完饭之后，阿里带我们去了一间屋子。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地上铺着新的席子，墙角放着一张床，床上铺着新的被褥。

阿里说，这是李伟和法蒂玛的新房。

李伟站在门口，看着这间屋子，表情还是很复杂。

法蒂玛坐在床上，低着头，不说话。

大伯站在我旁边，看着他们俩。

“伟伟。”大伯叫了一声。

李伟转过头。

大伯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过日子。”大伯说。

李伟点了点头。

大伯又走到法蒂玛面前。法蒂玛抬起头，看着他。

大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她手里。

那是他来之前准备的，里面装着一千块钱人民币。

法蒂玛不知道那是什么，看着阿里。

阿里跟她解释了一下。她听完，眼睛红了，站起来，冲大伯鞠了一躬。

大伯摆了摆手，转身走出了屋子。

我跟在他后面。

走到院子里，大伯站住了。

他抬头看着天，天很蓝，太阳很大。

“走吧。”他说。

“现在就走？”我问。

“嗯。明天的飞机。”

我们跟李伟告别。

李伟站在新房门口，穿着那身不合身的白袍子，胡子剪得乱七八糟的，瘦得像根竹竿。

大伯抱了他一下。

“好好对人家姑娘。”大伯说。

李伟嗯了一声。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哥，保重。”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

“小军，谢谢你。”他说。

我摇了摇头。

然后我和大伯上了老周的车。

车开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李伟还站在门口，法蒂玛站在他旁边，穿着那身红色的长袍。

他们俩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车越来越远。

车开出去很远之后，大伯突然哭了出来。

他哭得很厉害，整个人都在抖。

老周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坐在大伯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我回头看了一眼。

村子已经看不见了。

只有漫天的黄土，和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

回到卡拉奇，我们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晚。

大伯一夜没睡。

我半夜醒来，看到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发呆。

窗外是卡拉奇的夜景，乱糟糟的，灯光闪烁。

“大伯，睡吧。”我说。

他嗯了一声，但没动。

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大伯看着窗外，眼泪又下来了。

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全是老茧。

飞机飞到云层上面的时候，大伯说了一句话。

“小军，你说伟伟以后会回来吗？”

我说会的。

他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我看着他苍老的脸，心里想着李伟。

哥，你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

也许你会回来，带着你的巴基斯坦妻子，回到这个你已经离开了大半年的国家。

也许你会留在那里，在那个土黄色的村子里，过完你的下半辈子。

我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好好的。

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我打开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

是李伟发来的。

只有一句话。

“小军，我对不起你们。”

我看着这条消息，鼻子酸了一下。

我想回复他，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

最后我只回了一句。

“哥，好好过日子。”

发完之后，我关了手机，和大伯一起走出了机场。

乌鲁木齐的天很蓝，风很冷。

跟巴基斯坦完全不一样。

大伯裹紧了身上的夹克，看着前方。

“走吧。”他说。

我嗯了一声，跟在他后面。

我们俩，一前一后，走进了人群里。

三个月后，李伟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他说他在那边慢慢习惯了。法蒂玛对他很好，虽然语言还是不太通，但俩人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交流的方式。他说法蒂玛在学中文，学得很认真，已经会说“你好”“谢谢”“吃饭了”这些简单的词了。

他说他在村子里找了一份活，帮人修房子，一天能挣几百卢比。不多，但够吃饭。

他说法蒂玛的家里人对他态度好了一些，尤其是阿里，经常叫他去家里吃饭。但他跟法蒂玛的爸爸还是不太说话。

他说他想回来，但还得再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带着法蒂玛回来了。

他说他想家，想大伯，想大伯母，想我。

最后他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他和法蒂玛站在他们那间小屋前面。他穿着当地人的衣服，头发剪短了，胡子刮干净了，看起来比婚礼那天精神了很多。但还是瘦。

法蒂玛站在他旁边，穿着一身花裙子，头上没包头巾，笑着。她笑起来确实很好看，两个酒窝很深。

李伟也在笑。

笑得有点勉强，但确实在笑。

我把照片给大伯看了。

大伯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很久。

“胖了一点。”他说。

我说嗯。

大伯把手机还给我，转身走到院子里，站了很久。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过了三个月，李伟回来了。

我去机场接他。

他带着法蒂玛，从国际到达口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新的夹克，是我大伯寄给他的。法蒂玛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头上包着头巾，怯生生地跟在他后面。

李伟看到我，笑了一下。

“小军。”他叫我。

我走过去，跟他抱了一下。

他比走的时候胖了一些，但还是瘦。脸上的颧骨还是凸着，但气色好多了。

法蒂玛站在旁边，看着我，有点紧张。

我跟她点了点头。

她用中文说：“你好。”

发音很标准。

我说你好，欢迎来中国。

她笑了一下，两个酒窝又出来了。

在回去的火车上，李伟跟我说了很多。

他说这半年在那边，他慢慢想明白了一些事。

他说他一开始觉得自己倒霉，摊上这种事。但后来他想，法蒂玛比他更倒霉。她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因为跟他睡了，挨了家里的打，被村里人指指点点，还要嫁给他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外国人。

“她比我难多了。”李伟说。

他说这半年，法蒂玛对他很好。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学中文，努力适应他的习惯。她家里人对他态度不好的时候，她总是站在他这边。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她的。”李伟说。

我看着他，觉得他变了一些。

不是外表上的变化，是眼神的变化。

他以前的眼神是飘的，什么都不在乎的。

现在他的眼神沉下来了。

法蒂玛坐在对面的座位上，看着窗外的风景。火车经过的地方，有山，有田，有城市，有村庄。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好奇地看着这一切。

李伟看着她，笑了一下。

“她说她想看看中国是什么样的。”他说。

“现在看到了。”我说。

“嗯。”李伟点了点头，“看到了。”

到了老家，大伯和大伯母在车站接我们。

大伯母看到李伟，一下子就哭了。

她抱着李伟，哭得说不出话来。

李伟也哭了。

大伯站在旁边，没哭，但眼睛红红的。

法蒂玛站在后面，看着这一幕，有点不知所措。

大伯母哭完了，松开李伟，看到了法蒂玛。

她愣了一下，然后走过去，拉住了法蒂玛的手。

法蒂玛紧张地看着她。

大伯母没说话，就是拉着她的手，拍了拍。

法蒂玛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她可能没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会这样对她。

晚上，大伯母做了一大桌子菜。

红烧肉、糖醋排骨、炒青菜、鸡蛋汤。都是李伟以前爱吃的。

法蒂玛不会用筷子，李伟教她。她笨手笨脚地夹了半天，夹不起来一块肉。

大伯母拿了个勺子给她。

她接过来，冲大伯母笑了一下。

那顿饭吃了很久。

大伯喝了很多酒，脸红红的，话很多。他一直在说李伟小时候的事，说他调皮，说他不懂事，说他让人操心。

李伟听着，笑着，偶尔顶两句嘴。

大伯母一直给法蒂玛夹菜，法蒂玛的碗里堆得满满的。

我看着这一幕，觉得有点像做梦。

一年前，李伟去了巴基斯坦。

然后他出事了。

然后我和大伯去了一趟巴基斯坦，参加了一场奇怪的婚礼。

然后现在，他带着他的巴基斯坦妻子，坐在老家的饭桌上，吃着大伯母做的红烧肉。

人生真他妈奇妙。

吃完饭，李伟和法蒂玛住在大伯家的一间空房里。

那间房大伯母收拾了很久，换了新的床单，新的被子，还贴了一张喜字。

法蒂玛看着那张喜字，问李伟那是什么。

李伟跟她解释了半天，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坐在大伯家的院子里，跟李伟抽烟。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虫子的叫声。

“哥，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问。

李伟抽了口烟，看着天空。

“先在这边找个活干。”他说，“然后慢慢攒钱，租个房子，安定下来。”

“法蒂玛呢？”

“她得先学中文。学会了中文，才能找工作。”

我点了点头。

“你觉得她能适应吗？”我问。

李伟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但我得让她适应。她为了我，离开了家，离开了她熟悉的地方，来到这个她什么都不懂的国家。我得对她负责。”

我看着他，觉得他真的变了。

以前的李伟，不会说“负责”这两个字。

“你呢？”他问我，“你怎么样？”

我说还行，上班，还房贷，过日子。

他点了点头。

“小军，谢谢你。”他说。

我说谢什么。

“谢谢你和大伯去巴基斯坦接我。”他说，“那段时间，我真的……真的快撑不住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都过去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碾灭了。

“都过去了。”他说。

我在大伯家住了两天，然后回了城里。

走的那天，法蒂玛跟我说了一句中文。

“再见，弟弟。”

她发音不太准，但我听懂了。

我说再见，嫂子。

她笑了一下，两个酒窝又出来了。

坐在回城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李伟走的那天，穿着那件用别针别着的羽绒服。

想起他在巴基斯坦那张照片里黑瘦的脸。

想起婚礼那天他穿着不合身的白袍子的样子。

想起他回来的时候，在机场冲我笑的样子。

然后我想，也许人生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你可能会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个人，然后你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

你可能会被迫做出你从来没想过的选择。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也可能会得到一些东西。

李伟失去了半年的自由，失去了在家乡安稳生活的可能性。

但他得到了一个妻子，一个愿意为了他挨打、为了他离开家乡、为了他学中文的姑娘。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

也许李伟自己也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火车开进了城市，高楼大厦越来越多。

我拿出手机，给李伟发了一条消息。

“哥，我到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了一条。

“好。有空回来。”

然后又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法蒂玛坐在大伯家的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本书。

是小学语文课本。

她低着头，看得很认真。

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黑黑的，亮亮的。

我看着这张照片，笑了一下。

然后我把手机收起来，下了火车，走进了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