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烦恼向谁诉？古代状元真实的一面

金榜题名，跨马游街，皇宫宴上推杯换盏，公主楼上抛下绣球……这是戏文里反复上演的状元风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将状元塑造成了人间福禄的象征。然而，荣耀的冠冕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焦虑、压抑与身不由己？那些被历史长河冲刷得只剩一个名字的状元们，他们的人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

清代康熙年间，缪彤在《胪传纪事》中记录了自己成为状元后的高光时刻：龙亭张榜时“缪彤”二字居于黄榜最醒目的位置；顺天府宴上，他的位阶高过主管京师治安的顺天府尹，后者要躬亲陪宴；恩荣宴上，皇帝遣内大臣佟国舅陪宴，“用满洲桌银盘果品，食物四十余品，皆奇珍异味，极天厨之馔”，三鼎甲用金碗饮酒，“随其量尽醉无算”。他还获赐镌有“恩荣宴”三字的小银牌和宫花，而其他进士只有绢牌。七天后，午门外赐予“水晶凉帽一顶，镶蟒石青朝衣一件，玳瑁银带一条”，他正式成为帝国的从六品官员。

状元出街（AI漫画）

然而，这段叙述却以一句极其干涩的话收尾：“席散归寓，放假三日，然后进馆读书。”热闹过后，一切归于沉寂。状元的身份并没有为缪彤铺就一条坦途。他被授予秘书院修撰，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为官之道和文字规矩，这是所有进士都要走的流程，只不过他的起点略高一些而已。此后的仕途，他短暂升任侍读学士，未几年担任会试同考官，然后便一直在政坛的边缘徘徊，不到十年就辞官归隐，闭门不问世事。

缪彤并非特例。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古代科举史，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唐代有记载的146名状元中，至今耳熟能详的只有李昂、王维、柳公权三人；宋代118名状元中，名留后世的不过吕蒙正、文天祥等数人。唐宋八大家中，无一人是状元。明清两代二百余名状元中，真正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比例不足百分之四。绝大多数状元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在金榜题名的那一刻最为闪耀，然后被历史的烟尘渐渐吞没。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是，科举考试所考核的“文事”，与治理国家所需的实际才干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状元的才华在八股文和试帖诗中得到极致发挥，但这种才华往往与政治智慧、行政能力无关。一旦进入官场，他们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辞章之学，在批阅公文、处理刑名钱谷、应对朝堂党争时，许多派不上用场。更令人沮丧的是，状元的身份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同僚们盯着你，上司审视着你，皇帝也在暗中观察你这个“天子门生”是否名副其实。在这种目光的包围下，许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像缪彤那样在官场的冷淡处徘徊，最终悄然隐退。

科举考试系统图

康熙初年，南方的三藩之乱态势滔天，朝中权臣党争倾轧，文字狱阴影笼罩着江南士子。缪彤最终选择辞官归隐，这固然是明哲保身之举，但也折射出状元的尴尬处境，即便被推到了荣耀的顶端，却发现自己手中并没有驾驭这荣耀的力量。与其在风口浪尖上粉身碎骨，不如退守家园保全晚节。这或许是一种明智，但更多是一种无奈。

二

如果说平庸是大多数状元的宿命，那么另一些状元的命运则更具悲剧色彩，被荣耀推向了权力中心，却也成了政治倾轧中的牺牲品。

万历四十一年的状元周延儒，其仕途的起落堪称一部权谋教科书。1629年，他被皇帝秘密召对后不到一年，就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九月升任首辅。有明一代，没有哪位状元得到过如此恩宠。然而，仅仅四个月后，他就被奸臣温体仁排挤，被迫告老还乡。倘若他安于林泉之乐，或许能颐养天年，但他偏偏不甘寂寞。1641年，在东林同党的鼓噪和暗通关节下，周延儒再次被起用复任首辅。

古代科举考场（雕塑）

此时的大明天下已是鱼烂之势，倾厦难支。周延儒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用谎言掩盖危局。他一个接一个地向皇帝呈报不存在的捷报，哄骗崇祯相信形势正在好转，最终得到了人臣荣耀的顶点“太师”头衔。但谎言终究要被戳穿，锦衣卫指挥骆养性上疏揭发真相，怒不可遏的崇祯下诏将周延儒流放、赐死，籍没家产。两个月后，崇祯自己也自缢于煤山。而那个弹劾周延儒的骆养性，先投李自成大顺，再投大清，高官厚禄，尽享天年。

周延儒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状元的荣耀与政治的实力。状元身份可以让他在科举场上脱颖而出，也可以在初入仕途时获得更高的起点，但他被欲望和野心驱使，试图用状元的头衔去兑换超越自身实力的权位时，灾难便不可避免。他的下场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状元即成功”这一神话的血色反讽。

清朝状元的命运则呈现出另一种形态。清代的114名状元中，官至一品的多达20人，但其中声名赫赫的不过于敏中、毕沅、王杰、翁同龢、孙家鼐、陆润庠、张謇寥寥数人。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乾隆朝两位状元名臣于敏中、毕沅，死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清算。

于敏中是乾隆朝汉臣首揆执政最久者，死后谥“文襄”，入祀贤良祠。然而此人虽才干出众，却招权揽贿。他死后，贪赃之事暴露：江苏松江粮道章攀桂用公款为他营造私家花园，查得于敏中家产合二百余万；接着又发生其门生王亶望监粮巨额贪污案。乾隆皇帝在他去世十二年后，偶然阅读《明史·严嵩传》，忽然想起于敏中婪赃一事，下令对其死后清算，取消所有荣典世职，神主撤出贤良祠。

毕沅的结局如出一辙。这位以善待士人、刊刻书籍和金石学著称的督抚，在办理剿灭白莲教的军务中操劳过度，“寻报疾作，手足不仁”，服用乾隆所赐“活络丸”后“旋卒”。嘉庆皇帝亲政后，对毕沅身后进行大规模清算，抄没家产，削夺荣典世职——与他父皇清算于敏中如出一辙。

于敏中和毕沅的悲剧揭示了状元在皇权面前的脆弱。他们被皇帝亲手推上权力的顶峰，但随时会被皇帝拉下来。状元的荣耀是皇帝赐予的，皇帝的恩宠可以随时收回，甚至在你死后也不放过你。这种“伴君如伴虎”的处境，让状元的权力之路布满了陷阱，他们以为自己在攀登权力的高峰，实际上只是皇帝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用完了便弃之不顾。

明代状元赵秉忠考卷真迹

还有一位状元的命运更为隐晦，乾隆二十六年的状元王杰。他的宦绩主要有两件：一是为乾隆皇帝粉饰太平的文化超级工程《四库全书》充任纂修，二是充当各级科举考试的考官和殿试读卷官。他充任首辅的所谓“宦绩顶点”，只是在太上皇驾崩后权力转移过程中，需要一个年高德劭者稳定大局，“能持大体”而已。和珅一党被清算后，王杰迅速被调任纂修《高宗实录》和殿试读卷官等文人闲职。嘉庆皇帝对他存问不断，却始终将他隔绝在真正的权力核心之外，只让他作为宫廷的点缀。

王杰的“体面”其实是一种精致的冷落。皇帝需要状元来装点朝廷的文治气象，却不需要状元来分享真正的权力。于是状元被供奉在翰林院、国史馆的案牍之间，从事修书、典试、拟文等事务，与庙堂之上的权谋斗争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这种看似尊荣实则边缘化的处境，或许正是大多数状元能够“无灾无害到公卿”的原因所在。

三

荣耀与苦楚之外，那些被戏文反复渲染的“状元驸马”“洞房花烛”，在真实历史中其实是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民间戏曲中，状元总是标配一位公主，皇帝也一定有个女儿要嫁给他。从《铡美案》到《状元打更》，再到《女驸马》，民众似乎极愿意将状元和公主撮合在一起。然而真正历史上，状元成为驸马的个案只有一个：唐会昌二年（842年）状元郑颢。而这段唯一的“佳话”，也戳破了许多人的美好想象。

经典戏剧《铡美案》《女驸马》

郑颢是宰相郑絪之孙，门阀高第。当“尚文学，尤重科名”的唐宣宗命宰相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婿时，白敏中立刻推荐了已是起居郎的郑颢。按照民间传说的模板，郑颢应该对这场皇帝恩赐的婚姻感恩戴德才是。但他却非常反感这桩强加在身上的婚姻，因为他已与另一世家大族卢氏订婚，“行至郑州，堂帖追还”，不得不接受旨意与万寿公主结婚。

郑颢的不情愿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便到了晚唐，世家大族的势力仍然势焰熏天，不仅累世占据高位，更通过联姻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与世家结合是为长远打算，而天子之家虽然尊贵，在阀阅世家面前却有种暴发户的自卑感。唐代士人以与世家联姻为荣，并不以与皇族结亲为傲。更何况公主出身尊贵，娇生惯养，难以侍奉。

《锦绣万花谷》载，万寿公主下嫁后，每次进见父皇，宣宗都谆谆告诫：“无鄙夫家，无忤时事。”又说：“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都是唐代引发政治动荡的公主，皇帝的告诫背后，是对女儿可能骄纵生事的深深忧虑。而一个细节更显示出郑颢与公主关系的紧张：郑颢的弟弟郑凯身患危疾，皇帝遣使探望，却得知万寿公主竟然在慈恩寺看戏。宣宗大怒，召公主入宫，立在阶下厉声叹道：“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公主如此待夫，郑颢自然心怀怨愤，却无法向公主发泄，只好将怒火转移到保媒的宰相白敏中身上，“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

历史上唯一一桩状元驸马的故事，以互相嫌憎告终，这背后是权力逻辑与个人意志的剧烈冲突。状元是国家选拔的人才，皇帝希望用婚姻将其绑定为皇权的“自己人”；但在世家大族眼中，与皇室联姻却是高风险的政治投资，公主的骄纵和皇室的政治风险，都让“尚主”成为一桩不划算的买卖。而站在状元个人的角度，婚姻被政治绑架，情感被权力碾压，纵然驸马的身份再尊贵，也填补不了内心的压抑与不甘。

宋代险些出现第二位状元驸马，《宋季三朝政要》记载，这次是公主嫌弃状元。理宗开庆四年，考官为讨好皇帝将周震炎擢为第一，但公主在内廷窥视后不悦，“事遂寝”。不过即便公主愿意，周震炎也未必乐意。宋代惩于汉唐外戚专权之祸，对外戚“崇爵厚禄，不畀事权”，一旦成为驸马，宰相、枢密使、尚书、侍郎这些实权官职就全都绝缘。所以“士人乃畏尚主”，除非皇帝想削弱某人权力，才会将公主嫁到他家，让他断绝权力之想。乾隆宠爱和珅，却将自己最宠爱的和孝公主嫁给其子丰绅殷德，其隐含寓意即是权力到你为止，不可再传下一代。

状元楼坊遗迹

状元的烦恼，归根结底是一种身份的错位。社会将他捧上“第一人”的神坛，赋予他无尽的荣耀期待；制度却将他纳入帝国的官僚机器，成为一枚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他以为自己考中了状元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却发现命运被皇帝、权臣、党争乃至婚姻制度牢牢攥在手里。缪彤的怔忡、周延儒的谎言、于敏中的饮鸩、郑颢的怨愤，无不是这种错位感在不同层面的爆发。

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后的恩荣宴，已是草草了事，“果肴皆出装饰，粗瓷竹箸，十余席罗列堂下东西，形式极为简陋”，“堂役闲人争进，将宴席之盘、碗、杯、箸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语喧哗声，轰然纷乱。”末代状元刘春霖，在民国年间只能靠授馆卖字维持生计，1942年因心脏病在睡梦中猝然离世。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状元传奇，在风声鹤唳的时代中画上了句号。

回望这些科举“第一人”的真实人生，我们或许会明白，状元的冠冕既是荣耀的象征，也是一副沉重的枷锁。它锁住了人的选择，锁住了人的自由，甚至锁住了人的真心。当戏文里还在唱着“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哇好新鲜”的时候，那些真正戴过宫花的人，咀嚼着荣耀背后的万般滋味，此间烦恼向谁诉？

（原载《文史论鉴》，参考书目：《中国科举史》《中国历代状元轶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