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二本到沙特讲台，漂泊了五个国家后，我终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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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这年，他在沙特阿拉伯的讲台上回头看。从河南郸城的田间地头到五个国家的辗转漂泊，从被全村人喊作“大学生”的荣耀少年，到连“本科是什么”都说不清的迷茫考生，命运像一场漫长的错位。被调剂到二本中文系的那天他不甘心，辗转数国之后他反而释然了。 本期我们邀请到在利雅得教中文的左昨非，来听他讲讲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的笔名叫左昨非，八六年生人，河南周口郸城人。今年四十岁，在沙特阿拉伯教中文。

笔名取自陶渊明的“觉今是而昨非”。二十年前那个连“本科”是什么都搞不懂的农村孩子，如今站在异国讲台上回望来路，才慢慢咂摸出这五个字的重量。我想说的，都在里面了。

01 笔名里的挣扎：被“大学生”这三个字绑架的前半生

起笔名时，没想太多深沉的东西。我姓左，这姓少，想着“昨非”叠起来好记。陶渊明的句子是后来才意识到的渊源，像是命运早早给我埋下的注脚。

小时候，村里人叫我“大学生”。小学考了第一名，老师敲锣打鼓把我送回家，全村人都知道老左家出了个读书的苗子。那种荣耀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你捧上去，你就下不来了。打那以后，每一次考试我都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考好了是“应该的”，考不好就是“辜负”。这种压力，在那个年纪的心里，比任何鞭子都好使。

可后来我才明白，那个“大学生”的称号是虚的。我一路拼到高考，却连“一本二本”意味着什么都说不清楚。填志愿那年，我坐在教室里翻招生简章，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出省。西华大学第一，黄淮学院第二。选黄淮纯粹是因为名字顺耳，“黄淮”听起来有气势。后来被调剂到汉语言文学，不是我的选择，是命运替我做的。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在外地打工。给家里打电话，我说：“爸，本科的到了，但还有个大专的没来呢，我等等大专的。”我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我是文科生，想学点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觉得大专比本科更“实在”。

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有多离谱，当年就有多真诚。我根本不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我们那个小地方，没人懂这个，老师也不懂。

现在回头看那通电话，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自己的无知，而是电话那头父亲的沉默。他没说什么，他知道自己也不懂，他只能等。

02 大学的落差：当“尖子生”变成“调剂生”

进了黄淮学院中文系，班里三分之二是调剂过来的。大家面面相觑，谁都不甘心。我也一样。入学前就打电话要求转专业，到了学校发现压根没有新闻学本科，那个系还在专科阶段。我去找系书记，写了申请，磨了很多次。书记没批。

那段时间我心里特别堵，不是嫉妒别人，是一种说不清的委屈：为什么偏偏是我被留下了？我看那些转走的人，觉得他们走出了牢笼，而我被困在了一个我不想待的地方。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不够优秀，不够坚决，所以连“拒绝”都轮不到我？

但命运这东西很有意思。它不给你想要的，也许只是时候不到。四年后考上研究生，书记给我发来一句话：“小左，没让你转专业是对的吧？”我看着手机屏幕，沉默了很久。嘴上没反驳，心里却翻江倒海，我到底该谢谢他，还是该谢谢那个硬着头皮读完中文系的自己？

答案是后者。因为那四年里，除了读那些“无用”的书，我也在悄悄往外看。看师兄师姐毕业后去了哪里，看不同职业的天花板在哪里，看自己身上除了“二本生”这个标签，还能长出什么。

大学四年，我心里一直压着一个念头：我不觉得我是大学生。别人管我叫大学生，我只是笑笑。我心里那个“大学生”的标准，是我小学时被敲锣打鼓送回家那天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标准很高，黄淮学院够不着。我必须再往上走一步。考研不是选择，是救赎。

03 考研的理由：不只是走出去，更是要“正名”

考上西南大学那天，我坐在宿舍床上发呆，脑子里反复确认一件事：现在，我是211的研究生了。

对我来说，研究生是一顶“真正的大学生”的帽子。我想摘掉“二本”这两个字，像洗掉一个洗不掉的刺青。我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是“研究生”，不用再心虚地补一句“虽然是二本考上去的”。那是一种很奇怪的踏实感，外界的认可，终于和内里的自我评价对上了。

但真正让我对“平台”有感觉的，不是我学到了多少高深理论，而是一件事。读研时，我请重庆本地的同学陪我去电脑城买电脑。进到卖场，他轻车熟路跟商家讨价还价，对各种配置如数家珍。

我在旁边站着，一句话插不上，手心全是汗。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中学就已经有自己的电脑了，而我连内存和硬盘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同一个宿舍，同一个课堂，但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完整的阶层。

那种感觉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清醒的刺痛：原来我缺的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那些被“见识”填满的日常。从那以后，我对外面的世界更渴望了。我不只是想“走出去”，我想“看懂”。

04 第一次出国：无知者无畏，也因无知而勇敢

研二那年，孔子学院总部下发通知，可以报名去海外教学。我几乎没犹豫就报了。当时连签证怎么办理、国外安不安全、去了住哪里，一概没想。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终于可以出去了。

办签证等了很久。从夏天等到冬天，我在家守着手机，每天刷新通知页面。那种等待是焦灼的，但也带着某种笃定，因为是国家派的，就不会有问题。家里人更笃定，他们一辈子看新闻联播，对“国家”两个字有近乎信仰的信任。

第一站是印度尼西亚。出发那天，我在机场拖着行李箱，回头看了一眼，心想：这一步迈出去，这辈子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不一样”是更好还是更糟，但那种未知本身让我兴奋。

到了印尼，一切都新鲜。热带的气候、陌生语言、和国内截然不同的教学节奏。第一次站在异国讲台上，底下坐着一群肤色不同的学生，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老师了——不是因为教了中文，而是因为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还能站稳脚跟。

后来去了格鲁吉亚，去了非洲厄立特里亚，去了柬埔寨，现在是沙特。每一站像拆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站在地图上哪个点，会遇见什么人，会遇到什么麻烦。在沙特，男生分校上课，教室里整天鸡飞狗跳，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刚来那几个月我每天头疼，发消息给家人说“想跑”，他们也只是笑笑，说“你再忍忍”。

家人为什么让我忍？因为他们知道我性格太直，在国内待不住。他们不是不想让我回家，是他们清楚，以我这脾气，在国内职场里要么被穿小鞋排挤，要么把自己气得半死。所以，漂流在外反而成了最适合我的活法。这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成全。

05 写书那晚：凌晨三点的冲动，是我对青春最后的交代

《我的二本同学》这本书的起点，是一个凌晨三点的冲动。

那是在柬埔寨，2024年春节。大学群里大家在拜年，热闹了一阵后渐渐安静下来。我躺在床上翻看聊天记录，忽然想：明年就是入学二十周年了，能不能聚一次？我在群里喊了一嗓子，响应的人不多。我心里清楚，大家天南海北，各有各的生活，聚不起来的。

但那个念头一旦起来就压不下去了。我想起大学四年，想起那些被调剂到一起的同窗，想起毕业后大家四散天涯，有人从政，有人从警，有人去了动物园，有人进了公路局……我们这些人，当年谁都不甘心读中文，后来却各自活出了五花八门的人生。我想把这些故事留住。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在群里发了一段话：我要写一本书，把大家写进去，以文字的形式“聚”一次。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心跳很快。我害怕自己做不到，但我更害怕自己连试都不试。把话放出去，就是把自己逼上绝路。

后来我真的一个个去访谈老同学。问他们这些年干了什么、过得怎么样、还记不记得当年哪个老师、哪堂课、哪次醉酒。有人愿意多说，有人只回几句。但每一段对话都让我确认一件事——我们这批人，没有谁的人生是“标准答案”，但每一条路都走得有血有肉。

06 四十岁的坦白：我终于承认自己平凡

有人问我满意现在的生活吗？我叹口气，说“一般般”。

在国外教书十几年，见了足够大的世界，也受了足够多的折腾。沙特的第一年我特别想走，学生太闹，气候太热，饮食不习惯。但翻翻护照，看看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又是盲盒。

这种生活年轻时觉得浪漫，四十岁觉得疲惫。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也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我认。

前阵子回看我的二本同学那些访谈记录，有一个词反复跳出来：“平庸”。有同学直接说：“我们就是平庸的一批人。”我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不是难过，是一种微妙的释然。因为他说出了我这些年一直不敢对自己承认的话。

小时候被叫“大学生”，少年时想考名校，青年时想拿研究生文凭给自己“正名”，中年时走遍世界，这些经历堆在一起，看上去挺丰富，但剥开外壳，里面的内核和我的老同学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二流学校”出来的“二流人才”，在社会坐标系里不上不下，够不着卓越，也跌不到底。

但承认平庸，不等于放弃。它反而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既然我注定是普通人，那我不必再演什么“人中龙凤”了。我可以踏踏实实地教书，认认真真地活着，想家了就视频，累了就休息，有灵感了就写点东西。不必再去证明什么，不必再为自己“是不是大学生”焦虑。

昨非今是，我终于不再纠结于“昨非”了。那些错误的志愿、被调剂的专业、漂泊中的苦闷，都是“昨非”，但我已不再懊悔。因为它们一桩桩一件件，把我推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一个在沙特讲台上教中文的、河南郸城左寨村出身的、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

愿每一个和我一样从田埂上出发的孩子，都能走出自己的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