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5岁绝经了，做住家保姆，那晚雇主让我陪酒，我第一次喝到断片

我叫周桂芳，今年五十五岁。三年前，老伴因为一场大病走了，留下了我和一屁股债。儿子在省城刚买房，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我不想拖累他，就从老家县城来到了大城市，成了一名住家保姆。

我现在伺候的这家姓赵，男主人叫赵明远，在一家建材公司当副总，女主人刘姐常年在国外陪女儿读书。家里平时就我跟赵总两个人，还有一条金毛犬。活不算重，就是做饭、打扫、遛狗，一个月给我六千块，包吃住，这在同行里算不错的待遇了。

赵总四十出头，人前总是西装革履，说话客客气气的。他经常晚上有应酬，回来都是一身酒气，有时候吐得一塌糊涂。每次都是我半夜起来给他收拾，熬醒酒汤，从来没抱怨过。我心里想，人家给钱，咱就得把事做好，这是本分。

那天是周五下午，我正在厨房剁排骨，准备炖个莲藕汤。赵总提前回来了，换了身休闲装，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酒放在餐桌上。

“桂芳姐，今晚有个重要的客人要来家里吃饭，你多做几个拿手菜。”他一边说一边擦着酒杯，“是我公司的大客户，北方来的，就好这一口家常味。”

我点点头，心想不就是多做几个菜嘛，没什么难的。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凉拌木耳，再煲个鸡汤，四菜一汤，够体面了。

六点半左右，门铃响了。我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手里拎着两盒茶叶。赵总迎上去，热情地握手：“李总，欢迎欢迎！快进来坐。”

李总进门后扫了一圈，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下，笑着说：“老赵，你这房子收拾得真利索啊。”

“那可不，全靠桂芳姐。”赵总把我拉到跟前介绍，“这是我家保姆，桂芳姐，干活是一把好手，做的菜也地道。今天特意让她露两手，给你尝尝家常味。”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了句“李总好”，就转身回厨房忙活了。

菜一道道端上桌，两个人在餐厅推杯换盏，聊着生意上的事。我在厨房收拾灶台，想着等他们吃完我再出来收拾碗筷。正洗着锅呢，赵总突然喊我：“桂芳姐，你出来一下。”

我擦了擦手，走到餐厅。赵总已经有点微醺了，脸红扑扑的，他指着对面的椅子说：“坐下，陪李总喝一杯。”

我一愣，连忙摆手：“赵总，我不会喝酒，真的不会。”

“哎呀，桂芳姐，你就别谦虚了。”赵总不由分说地给我倒了一杯红酒，推到我跟前，“李总是咱们贵客，今天高兴，你就当替我尽地主之谊了。一杯，就一杯。”

李总也举起了杯子，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姐，一看你就是实在人，咱们初次见面，我敬你。”

我站在那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说实话，我这辈子就没碰过几次酒。年轻时逢年过节也就喝一小口啤酒，红酒更是头一回。但我看着赵总那不容拒绝的眼神，又想到这份工作的薪水，咬了咬牙，端起杯子抿了一口。

那酒涩涩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顺着嗓子下去，胃里热乎乎的。

“这就对了嘛！”赵总拍了下桌子，又给我满上了，“桂芳姐，你看你，平时那么辛苦，也该放松放松。来，再敬李总一杯。”

第二杯下去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开始发烫了，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李总开始跟我拉家常，问我家是哪里的，孩子多大了，做什么工作。我都一一回答了，舌头却渐渐有点打结。

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喝到了第三杯、第四杯。赵总不停地劝，李总也跟着起哄。我只记得自己好像说了很多话，好像哭了，又好像笑了。最后的记忆是一片模糊的灯光，和耳边嗡嗡作响的声音，然后就什么都记不清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刺得我眼睛疼。我发现自己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衣服还是昨天那身，但皱巴巴的，鞋也没脱。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嘴里又干又苦。

我挣扎着坐起来，看了看手机，早上七点半。手机上有一条赵总发的微信，时间是凌晨一点多：“桂芳姐，你昨晚喝多了，我把你扶回房间了。今天你不用做早饭，好好休息一天。”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拼命回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像那段记忆被人硬生生剪掉了一样。这种感觉让我害怕极了，我活了五十五年，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慢慢挪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看自己。镜子里那个女人头发乱糟糟的，脸色蜡黄，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我突然觉得那个人不是我，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洗了把脸，我坐在床边发呆。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我不想出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赵总，更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李总。虽然我知道自己没做什么出格的事，但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像个任人摆布的玩物。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应该是赵总起床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房门走出去。赵总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到我出来了，笑着招呼我：“桂芳姐，醒了？感觉怎么样？”

“头还有点疼。”我低着头说。

“正常正常，第一次喝都这样。”赵总递过来一杯蜂蜜水，“喝点这个，解酒的。昨晚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破例了。不过李总很高兴，说你是个爽快人，合同都签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好像昨晚发生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我心里堵得慌，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雇了我做保姆，并没有规定我必须陪酒。可我喝了，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赵总，”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以后这种场合，能不能别让我参加了？我真的不会喝酒，也不喜欢喝酒。”

赵总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下次注意。这次不是特殊情况嘛，李总是大客户，我也是没办法。你放心，工资我给你加五百。”

“我不是为了钱……”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你去弄点吃的吧，冰箱里有昨天剩的菜，热热就行。”他说完就起身回了书房，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我的感受，我的不适，我的恐惧，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他以为加了五百块钱，一切就都过去了。

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听到儿子喊了一声“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但我忍着没哭出声，只是说想他了，问他最近好不好。儿子在那边忙着开会，匆匆说了几句就挂了。

放下电话，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哭了很久。我不是委屈，也不是愤怒，就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五十多岁了，还要靠给别人做家务挣钱，还要陪笑脸喝酒，把自己喝到断片。我这辈子到底图什么呢？

我想起老伴还在的时候，他虽然挣得不多，但对我特别好。每年我生日，他都会给我买个小蛋糕，两个人点根蜡烛，唱首生日歌。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心里踏实。现在呢？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城市，住在别人家里，连拒绝一杯酒的底气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天，我尽量躲着赵总。他出门我就干活，他回来我就待在房间里。但他好像完全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该吃吃该喝喝，偶尔还跟我开玩笑，说我酒量不行，得多练练。

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又带了朋友回家吃饭。这次来了三个人，都是他的生意伙伴。饭吃到一半，他又开始喊我：“桂芳姐，出来一下，给大家敬杯酒。”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客厅里那几个男人，心里一阵发冷。赵总端着酒杯朝我走过来，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笑，那种不容拒绝的笑。

“桂芳姐，就一杯，意思意思。”他把酒杯递到我面前。

我看着那杯红色的液体，想起了那天晚上的恐惧和无助。我的手在发抖，但我没有接。我抬起头，看着赵总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赵总，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喝。我是来做保姆的，不是来陪酒的。”

客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那几个男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有的惊讶，有的玩味。赵总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他。

“桂芳姐，你这是干什么？不给面子？”他的声音沉了下来。

“不是不给面子，是我的工作不包括这个。”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我清醒了一些，“如果您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空气凝固了几秒钟。赵总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但那笑容很勉强：“行，桂芳姐，你有原则，我尊重你。没事了，你回去休息吧。”

我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的那一刻，腿软得差点站不住。我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跳得像擂鼓一样。但奇怪的是，我心里一点都不后悔。反而有一种久违的轻松，像是卸下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赵总提出了辞职。他没有挽留，结算了工资，还多给了我一千块钱。我收下了该得的，多余的那一千我没要。

走出那个小区的时候，正是上午九点多，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拖着行李箱走在人行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每个人都在奔忙，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普通保姆的去留。但它也很小，小到一个女人想要守住自己的尊严，都要付出这么大的力气。

现在我找到了新的人家，是一对退休的老教师，儿女都在国外，老两口人特别好。老太太姓王，第一天就拉着我的手说：“桂芳啊，以后这就是你家，别拘束。”老爷子喜欢养花，阳台上种满了月季和茉莉，每天早上都要哼着小曲儿给花浇水。

我还是每天做饭、打扫、遛弯，但心里踏实多了。晚上躺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不用讨好谁，不用委屈自己，凭本事挣钱，堂堂正正地活着。

有时候想起那天晚上的断片，我还是会一阵阵后怕。但我更庆幸的是，我在还能站起来的时候，选择了说“不”。五十五岁怎么了？绝经了又怎样？女人的尊严，从来不是用年龄和身份来定义的。它就在你每一次选择里，在你每一次挺直的脊梁里。

那杯酒，我以后再也不会喝了。不是怕醉，是我知道，有些东西比酒精更需要清醒地去守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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