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曲剧表演艺术家，技艺超群丈夫也是同行，免费收徒桃李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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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翻看2026年5月27日郑州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那场庆典的大合影，第一眼你可能根本找不到周玉珍。

那天是河南曲剧落地百年的大日子。舞台上层层叠叠挤满了人，全省戏曲圈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全到了。

闪光灯咔嚓作响的时候，中青年演员们正铆足了劲往中间挤，镜头最中间的位置，那是地位和流量的象征。

在这场热闹的“地位博弈”中，83岁的周玉珍被挤到了最边上的角落里。

她穿着一件暗底孔雀刺绣的旗袍，身板瘦削，脸上带着那种见过大世面后的平静微笑。

如果不是后来那段现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疯传，可能没人会注意到，这位被称为“曲剧皇后”的老人，在合影前经历了什么。

视频里的冲突其实就发生在那几秒钟。

合影站位调整时，86岁的高桂枝正往第一排中间挪。高桂枝在河南戏曲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国家一级演员，手里攥着国务院特殊津贴，还是省剧协的实权人物。

她走过去的时候，手肘不经意间撞到了已经站定在中间位置的周玉珍。

83岁的老太太哪里经得住这一撞？周玉珍当场打了个踉跄，脚底下一滑，身子明显往旁边歪了大半步。

这时候，全网都在看周玉珍的反应。按照常理，这种级别的老艺术家，受了这种委屈，即便不当场变脸，起码也得有点情绪。

可周玉珍稳住重心后，一个字没说，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顺着那股劲儿撤到了旁边，把那个象征身份的“C位”彻底让了出来。

随后，高桂枝顺理成章地站住了中间，她的徒弟张兰珍也紧跟着补位成功。

这段视频在网上发酵了两天，戏迷们吵翻了天。有人说高桂枝“资历深，霸气重”，有人说周玉珍“格局大，看淡了”。

但如果你真了解周玉珍这七十年的梨园路，你就会明白，一个在八岁就红遍洛阳城、被周总理夸过、拿过国家级大奖、把名字写进《中国当代名人录》的女人，是真的不需要靠合影站位来证明自己是谁。

周玉珍的起点，是很多戏曲演员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

她出生在洛阳伊川的一个曲艺世家。父亲周易谦是当时名震一方的曲胡名家。

在那个年代，学戏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混口饭吃。周玉珍六岁开始跟着父亲练功，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吊嗓子、压腿，童年基本是在练功房的汗水味里泡大的。

1951年，当时洛阳剧院演《云楼会》，缺个小旦。八岁的周玉珍被推了上去。

那时的她，瘦得像个豆芽菜，戏班子里最小号的戏袍挂在她身上都跟麻袋一样。

小丫头也不哭，自己在后台找来一截麻绳，一圈一圈地勒在腰间，强行把戏服给撑住了。她踩着大出好几码的靴子，就这么跌跌撞撞又稳稳当当地上了台。

这一开嗓，台下原本嘈杂的嗑瓜子声、聊天声全停了。声音清亮、甜润，吐字像珍珠落盘一样利落。

一场戏唱完，剧院的顶棚差点被掌声掀掉。从那天起，“八岁红”的外号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16岁的周玉珍代表洛阳去省里参加戏曲汇演。那次她唱的是《摘苹果》，结果成了全省获奖名单里年龄最小的一等奖获得者。

同年，她跟着演出队去了三门峡大坝建设工地。那场演出的观众席里，坐着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元帅。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夸她是“难得一见的戏曲好苗子”。

“小玉珍”这个称呼，也成了那个时代河南曲剧的一个符号。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周玉珍几乎成了曲剧的代名词。

她涉猎极广，青衣、花旦、刀马旦，没有她拿不下的行当。

从《小二姐做梦》里灵动的小姑娘，到《红灯记》里坚毅的革命者，周玉珍在舞台上活了几百遍。

1982年那是中国戏曲电影的一个高峰。周玉珍主演的《寇准背靴》被拍成了彩色电影。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电视还没普及的年代，这部电影成了当时的“票房奇迹”。

在河南的农村，只要村头拉起银幕放这部片子，方圆十里的老百姓能把场子围得水泄不通。据统计，仅在河南本地的露天放映场次就接近一万场。

1993年她主演的《五福临门》拿下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这是国内文艺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同年，她又凭《小二姐做梦》拿下了河南曲剧大赛的金牌第一名。

她还创造了自己的艺术流派。她打磨出的“巧、俏、亮、润”的周派唱腔，成了后来无数曲剧学子模仿的标准。

她的名字被收录进《国家人事部专家大辞典》，被戏迷们公认为“曲剧皇后”。

在事业最红火的时候，她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伴侣——李振乾。

李振乾是圈内公认的“曲剧红脸王”，主攻老生。

两人在台上是绝佳的搭档，在台下是相濡以沫的夫妻。

那时候，业内把他们俩称为“曲剧双龙”。只要是这两口子同台，票准保是一早就卖光的。

在外人眼里，周玉珍的一生堪称完美：事业封神，婚姻圆满，桃李满天下。

但关起门来，周玉珍心里有一块地方是冷的，那就是对子女的亏欠。

在那个特殊年代，作为剧团的台柱子，周玉珍根本没有所谓的“个人时间”。

为了响应下乡演出的号召，她常年奔波在各个县城和乡村。

有时候为了排演一个新剧目，她在剧团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也落后，孩子生病了、受委屈了，她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她的孩子，童年记忆里最多的画面就是父母匆忙离家的背影。

李振乾虽然也忙，但总得抽空拉扯孩子。

可遇到夫妻俩一起演出的戏，孩子们就成了“流浪儿”，只能被托付给亲戚或者邻居照看。

家长会，她从来没参加过；孩子的成长瞬间，她大部分都缺席。

她教徒弟的时候极有耐心。一个字、一个气口，她能陪着徒弟抠到深夜。

她家里常年开着门，只要是想学艺的后辈，不管有没有钱，不管有没有礼，她都悉心指导。大半个河南曲剧圈的新生代，多多少少都受过她的恩惠。

可她唯独没时间教教自己的孩子。这种遗憾，在孩子们成年后，变成了一种无法缝合的隔阂。

尽管如今她已耄耋之年，孩子们也都尽到了赡养义务，但那种错失后的生疏感，成了这位“曲剧皇后”辉煌一生背后最隐秘的刺。

回到那场合影风波。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周玉珍被撞了、被挤了，却连个态度都没有？

其实，在那张百年大合影里，站在边缘的周玉珍看得很透。

她这一辈子，见过最好的，也见过最坏的；见过万人空巷的欢呼，也见过人走茶凉的寂寞。

对于一个把曲剧融进骨子里的人来说，中心位在哪里不重要，曲剧还在不在舞台中心才重要。

庆典结束后，高桂枝面对网络议论选择了沉默。而周玉珍则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照旧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她依然会和老伴李振乾坐在院子里，推敲一段新改编的曲目。

她依然会给登门求教的学生示范那个练了七十年的身段。

她不看热搜，不理纷争，仿佛那个在合照边缘安静伫立的老太太，并不是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八岁红”。

有人说周玉珍这一辈子赢了一切，唯独败给了家庭。这话虽然残忍，却是事实。

在曲剧走过的这百年岁月里，周玉珍用七十年的光阴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碑。

碑的一面刻着功勋、奖杯和数不清的掌声；而碑的另一面，则刻着一个母亲对子女深深的愧疚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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