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20：顶级阶层人士大都是在家中宴客，让来客品尝私家菜肴

眼下漫步在上海街头，无论在商业区或住宅区，到处都能看到餐馆的招牌，即使在居住人口密度较低的旧法租界的住宅区内，有时走在僻静的马路上，转上个弯，猛地就会看到前面有座老洋房已装修一新，新髹的大门敞开着，门前站着个穿洋式" boy "制服的小伙子。这时你才知道，在不知不觉之中，这幢原来住下好几家人家的住宅已变成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了。

绍兴路上的老洋房餐馆（原是杜月笙的公馆）

这类由老洋房住宅改装成的餐馆通常会有个看起来挺能诱惑顾客的店名、如" x 公馆"、" x 家花园"、" x 府传菜"、" X 家厨房"等等。

这些只是餐馆老板们所玩的一个小小的"噱头"，他们是让那些被店名吸引进来的顾客感到自己是坐在旧日的豪门府第中享用豪门富室的"私家菜"。只要能满足这样的感觉，对店主宰客的那把刀是否锋利也就无暇顾及了。

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在现在那些被称为"公馆"、"花园"、"府邸"洋房里的厅堂里，确实也有人会设宴请客，可那时节来的不是顾客而是宾客。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全国各大菜系已逐渐云集沪上。并且都有了各自的著名菜馆，如粤帮的杏花楼、大三元、新雅，京帮的会宾楼、悦宾楼、雅叙居，川菜的蜀腴、四川饭店，杭菜的知未观、天香楼，徽菜的大富贵等，维扬帮的老半斋、豫园的涤园致美楼等。此外还有分不清属于哪个帮系的大鸿运、大加利、荣华楼等酒楼都可算是上海有名的店家。都有相当规模，招待服务也都很周到。

在当时的"社会顶级阶层"中，虽然也有人会到某些饭店食肆去请客，但那大半都是三五知友聚到一起换一下口味，或是对某家饭店的招牌菜肴特别欣赏，相约到那里去一快朵颐。至于正式的宴会，是很少有人放到饭庄酒楼中去的，大半是在自己家里举行。

在家中宴客，要有足够宽敞的餐厅和具有讲究的全套餐具自不消说，最重要的必须雇有高手厨师，能让来客品尝到外面的酒楼饭店中吃不到的精美菜肴。

席家花园酒家（原中央印制厂厂长席某寓所）

当时，在上海各类职业群体中，交际面最为广阔的要算金融中的银行界人士了。除了亲友、同仁、客户等人以外，他们还得经常同政、军、警界人士和来自三山五岳和江湖中人打交道，而且在那些银行家中亦颇不乏"食不厌精"的老饕，因此在家中宴客的现象在银行业高层人员中颇为普遍。更有几家银行老板的"私家菜"在上海整个政商和金融界中都是颇有名气的，如作为"江浙财团"的首脑人李敏（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第一银行创办人）、陈光甫（上海商业银行创办人）、王伯元（中国垦业银行行长）、谈公远（大陆银行行长）等银行巨头家中厨师的手艺都很有名，而且经常能独创出新的菜肴和点心。我在少年时期曾好几回见父亲在那些朋友家赴宴回来后，到祖母的卧室中来，告诉她今晚又在谁的家里尝到了什么新菜，并且称赞这样菜是何等精细而美味。

当时，我父亲受聘在华东商业储蓄银行当总经理，这是一家中型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在江浙两省的城市里设有几家分行。这家银行的实力和影响当然不能和盐业、金城、新华、浙江兴业等"北四行"和"南四行"等相比，可大小总算是一家银行。父亲在上海的银行界中也大小算是个人物，因此在家宴客这一点上也不能免俗而只能顺随大流。

我家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那里是传说中大禹的家乡，又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在历史上可算颇有名气，但却是个贫瘠山区，百姓生活水准极低，因此从我曾祖父这代起，移居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江苏省常熟县。从祖父移居上海后，上海金融、航运等各界的熟人大都认为我家是常熟人，因此当父亲邀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时，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好啊，老兄赏饭，又能吃到叫花鸡了。"

常熟这地方虽小，但在清代中叶之后出过不少高官显宦，有尚书、侍郎、巡抚、宰相……大都科举出身，如此便形成了不少世家和望族，这样也相应地提高了当地的饮食文化层次，形成了不少具有特色的名菜名点，如叫花鸡、松菌油、山鸡和血糯百宝饭等，而其中最有名的则要数叫花鸡了。

关于叫花鸡的起源一直存在着个传说，这传说显然和望族与缙绅毫无关系。那传说是说有一个乞丐（苏南地方语言中把乞丐你为"叫花子"）偷得了一只鸡，扭断鸡脖后也不拔毛，便挖得泥土把鸡身包裹起来，捡些枯枝在坑里生起火，将鸡放进去烤，然后敲碎干泥，一只已脱毛的熟烤鸡就可供撕碎大嚼了。

无论这传说可信与否，

当这叫花鸡登上饭店餐桌及成为本地名菜时，其烹制方法和佐料等当然与"原创"时期大不相同了。

当时，常熟县城里有两家最有名的饭店，一家名王四酒家，另一家名山景园，店址都在虞山，两家相比，王四名气更响些，山景园则规模较大。父亲托在常熟的朋友从山景园中"挖"得了那里的掌勺的大厨，到上海来做我家的家厨师。

那位厨师名叫陆宝生，到我家来时年纪在三十上下，在我家干了二十年，经历了我家的兴盛和开始衰落时期。在前期中，他的主要责任是对付每个月里举行好几回的请客，这些请客大都是父亲在业务上的应酬，可也有祖母或母亲宴请她们的朋友和亲戚女眷。他在我们家中被称为"上灶"，另有一个他从常熟带来的当厨师助手的小伙子，是他的外甥，名叫胜通，被称为"下灶"，全家主仆的平时饭菜主要由他操办。

尽管叫花鸡是常熟的特色名菜，但在我家宴客菜点中最受喜欢的还是一样冷盘和一样甜品，菌油拌豆腐和血糯百宝饭。

在常熟虞山的北麓有一片面积约七十亩的松林，那里土地肥沃，但整年不见阳光。逢春时节，地上会长出一片草，采下后或炒或煮或蒸或熬，其味清鲜绝非其菌菰可比。把鲜草熬成油，放入冰箱可貯存一年之久。这片松林是有主的，主人把所有的草都包给了王四酒家和山景园这两家酒楼。从此，王四酒家的菌油面和山景园的菌油拌豆腐便闻名遐迩，常有顾客特地从上海或苏州赶来专为品尝菌油菜点的。

我家餐桌上的那道菌油拌豆腐是陆宝生照着山景园的传统做法如法炮制的，所用的鲜菌也是凭着父亲的面子从山景园中匀来的。

血糯米也是常熟的物产，陆宝生所做的八宝饭的馅用的不是常见的豆沙或枣泥，而是栗泥，并且也是常熟特产的桂花栗子捣成的泥。用这些特产原料做成的八宝饭受人欢迎是在意料之中的。

在同业同人中，父亲和大陆银行的行长谈公远过从较密。由于同住在愚园路上，两家相距甚近，晚饭后父亲便常会踱过去聊天。

谈公远的儿子谈森和我在中西女子第一附小里同班念书，又是在他家弄堂里踢球的伙伴。他常告诉我，昨晚他家请客时来些什么人，虽然那些姓名大都我很陌生，但从他讲述的神情来看，大约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有一天的晚饭桌上，我突然问父亲："爹爹，我们家的菜和谈家的菜比起来，是哪家的好？"

"谈家！哪个谈家？"

"就是谈森他家，你常去的。"

"哦。"父亲略想了想说道，"那是不能比的，宝生的手艺还算不错，但毕竟是从饭馆学出来的，还算不上正宗的包馆菜。可谈家、李家、张家那些人家的厨师，是在沈京似家里学出来的，是经过沈京似亲自调教的，这样的手艺自然不同喽！"

父亲讲到的那位沈京似也是他的朋友。他住在苏州，但每月要到上海好几回，住在女儿家中。来上海时，总会来看我父亲，我和姐妹们都唤他"沈老伯"。

他的祖籍是苏北淮安，曾祖以上的先辈从事何种行业，已不太清楚，只听父亲说他的祖父在清朝咸丰年间曾出任过两淮盐运使司。这官职论品级虽只从三品，还算不上方面大员，但由于掌管着苏皖两省的盐务和运输事务，属下还有专门查缉私盐的军营，因此在全国各省的地方行政官员可算是个头等肥缺，一般都得有京中大老的奥援，再由两江总督亲自任命的。

沈京似的祖父既当过两淮运司，其家境可想而知，传到第三代即沈京似时仍很富裕。他先是在位居"北四行"之首的中国盐业银行中干了一段时间，中年起便赋闲在家，在苏州葑门内天赐庄叶家衖内买了十多亩一块地，请上海一位英国建筑师为他设计建造了一所英国乡村庄园式洋房，合家迁去居住在那里。把儿子送到美国留学，女儿们则送进同在天赐庄、近在咫尺的东吴大学附中里念书。

建造了这么个舒适安逸的住所之后，他便潜心研究烹饪和饮食之道了。他从少年时起，便喜欢上精肴美食，时常到家中厨房里去看厨师们做菜，有时还会提出一些建议，厨师采纳了这些建议之后，菜肴的色、香、味往往会有所提高。到他自己成家之后，更是亲自编制菜谱，每设计成一样新菜，便交给家中的厨师试验制作，做出后由他品尝，然后不断改进和反复试验，直到满意为止。

在他家的全盛时期，家中雇用了六七名厨师，其中一名把勺的大厨和一名点心师是高薪从扬州有名的饭店和点心店中聘来的，聘约订期两年，工作范围除掉给主人家做菜以外，还要培训另外那四五个雇来的厨师学徒。

他这做法是学来的，清末被慈禧赐封为太子少保的邮传部尚书、"上海滩第一豪门"盛宣怀家中便曾同时雇有十多名厨师，其中只有三个是领班的大厨，其余的都是学徒。这个厨师班子在师徒配合下创制出了一套"宫保菜谱"，至今在京帮菜谱中常见的宫保鸡丁、宫保溜鱼便是当年盛家厨师的杰作。

沈京似虽未正式创制出一套"沈家菜"，但他确实设计创造了不少新种菜肴。由于他的家乡是淮安，祖上曾在扬州做官，自己眼下又住在苏州，因此他所研制出的菜肴和点心大都属于淮扬和苏常（熟）帮的味道。而当时上海的一些金融巨头和高层人士，大都江浙籍人，嫌川菜太辣，粤菜太生，京菜太简，本帮的沪菜又太浓腻，清淡鲜美的淮扬和苏常菜正合众人的口味，因此便有朋友向沈京似借用厨师，说是"借"，其实是借去不再归还了。这样也正合了沈京似的意，他可以再招收一些厨师学徒来培训调教。

当然不可能是上海所有金融巨头和著名银行家家中的厨师都出于沈氏门下，但据我父亲了解，当时上海金融界中至少有十来家雇用的是沈京似家调教出来的厨师。那些厨师到了新东家家里后，在厨艺上都各自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随着银行界巨头们的相继离开上海，原来那种在家设宴待客的现象急剧减少，到50年代中期后是否完全消失我不太清楚，但至少我父亲再也不在家中宴客，也没听到他到哪个朋友家去赴过宴，新朋旧友们饭叙大都在餐馆食肆之中。陆宝生已回常熟去在一家酒楼里掌勺，给我们全家做菜的还是原来的"下灶"胜通。

常言道，"坐吃金山空"。沈京似长期以来就靠着祖上的那份遗产过活，眼见经济上越来越紧绌，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不得不卖掉苏州那座洋房，到上海来租房居住。初来的几年里，排场还挺大，这样便把那笔卖房的钱差不多花完了，当他省悟过来明白应当收敛排场，紧缩开支时，家中的经济状况已越来越接近窘境。

正在这时候，却有人主动送钱上门来了。送钱来的是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那里下属有锦江、衡山、和平、长江、上海大厦等六家饭店，人称"六大饭店"，每家饭店中都有好几个餐厅，因此也就有好几班厨师。那些厨师中有好几位厨师长是沈家培养出来的，原在银行家家里掌勺，东家离开上海后，应聘进了国营的大饭店，他们常会讲起在沈家学厨和受东家亲自调教的经过，还常讲到有好几个师兄弟眼下在北京的高级首长家中当厨师，其中有两个还进了中南海。

机管局的负责人了解到这情况之后，认为把沈京似聘为局里的顾问该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登门求贤。沈京似当然受宠若惊，欣然接受。当顾问的津贴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相等于一个大学副教授或是机关中一个处长的工资。

他这饮食顾问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

定期到六大饭店的餐厅去品尝各种菜肴，提出改进意见；

为六大饭店的餐厅设计一些新的菜点；

担任机管局系统特级和一级厨师晋级考试的主考人员。

这三项工作对他来说是游刃有余，并且很乐意去做的。而那个厨师晋级主考人员的工作更将他放到了个特殊的位置上。六大饭店餐厅中的人员，从服务员到厨师长和经理，见他莅临，无不对他恭谨有加。

不久，上海市商业局下属的上海市饮食公司也聘他当了顾问，每月致送津贴八十元。

当了这两家的顾问，便等于有了张在上海各家大型餐馆中免费进餐的"一卡通"。但据我所知，他很少享用这种优待而宁愿在家中吃女儿为他准备的家常饭菜。若是到饭店去进餐，他也总要对所吃的菜肴提出些中肯的意见，帮助店方改进或提高质量。

文革浩劫降临，我这一家在劫难逃，父亲在1969年去世。他死后，我和所有父执均再无往来，因此也不知沈京似境况如何。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回我和朋友们在城隍庙前的上海老饭店进餐，猛抬头看到他由女儿搀扶着走进来，我赶紧迎上去招呼他。他说是这家饭店的经理和厨师长请他来品尝菜肴的，还说从报上消息中知道我已经改行以写作为业了。说话间，这家饭店的经理和厨师长已闻讯迎出来，拥簇着他进里面雅座中去了。

我回到座位上默算了下，他比我父亲小两岁，这时已是九十三岁了，经历过了那场文革，他这把年纪还有这身筋骨和这副牙口能上饭店来品尝菜肴，他这个美食家可真是当得够本的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和得知有关他的消息。

最高的西餐厅﹣﹣云楼

现在住在上海而又知道上海有过一家名叫"云楼"的西餐厅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了。

其实即使在当时﹣﹣半个世纪前，知道这家"云楼"的人也并不算多。

当时上海有许多人知道西餐馆中有大西洋、晋隆、德大、马尔斯、吉美、华盛顿、沙利文、凯司令、起士林等老牌西餐馆，一些精于吃西菜的食客还会光顾喜临门（ Mandrain )、菲亚克、碧萝（ Picalo )、喜乐意（ Chez Louise ，1995年改名为红房子）等名牌特色餐馆，但对上海这家地位最高的西餐馆﹣﹣云楼却知之者并不多，光顾者就更少了。

说云楼是当是上海地位最高的西餐馆并非夸张和溢美之词，更非我一家之言。这里的"高"字说的是海拔高度，在这一点上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凡是到上海的人，从外国游客到到外地民工，只要衣履整齐而又肯花上三五百元人民币，便能到海拔高度在三百米以上的金茂凯悦酒店的西餐厅中享用一顿西餐。且不论菜肴质量如何，至少这家餐厅的位置在上海这片地面上已算是"顶级"了。

半个世纪前，上海位置最高的餐厅便是云楼，位置在海拔高度七十米以上。

与眼下在浦江两岸崛起的大批四五十层以上的大厦相比，在1934年建成启用的国际饭店已成为个矮子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座二十四层的大楼一直是上海最高的楼房，并且是上海标志性建筑。无论中外旅客到上海来都要到楼前参观一下，大都会摄影留念。

云楼西餐厅便开设在家旅馆的第十八和十九层，是这座大楼中六个餐厅中位置最高的一个。

上海旧式旅馆中通常是不附设餐厅的，主要原因是旅馆大都开在热闹的商业区内，如公共租界上的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马路上，这些地方也是酒楼饭庄聚集之处，杏花楼、会宾楼、悦宾楼、新雅、大三元、老正兴、老半斋、燕云楼、荣华楼、蜀腴、雅叙园等京、沪、粤、川、扬等各帮有名菜馆集中在这一片地面上，旅馆中的住客出外进餐真是十分方便，丰俭随意，口味任选。旅馆中若自设餐厅很难维持生意。以后开出了一些新型旅馆如大东、东亚、扬子等，除掉住房以外，还附设舞厅、茶座和餐厅等设施，但都只有一个以粤菜为主的中餐厅，而国际饭店中若把 cafe shop 计算在内却有着六个餐厅，这样便成为上海滩上餐饮供应最为齐全的一家 hotel 。

底层的大堂中有 cafe shop ，全日供应各种饮料和各式西点。

二楼丰泽楼面积很大，能同时容纳五六百人进餐，是上海最大的京菜馆，也是当时上海装潢最豪华的中菜餐厅。

三楼孔雀厅是西式咖啡吧餐厅，面积不大但装潢豪华，全日供应英美式西菜和包括酒类在内的各种饭料，由于环境幽雅，座位舒适，很适合那些无所事事的顾客在这里"孵"，用眼下的话来说便是"泡吧"。

十四楼上的大西餐厅称为摩天厅。这里供应的是香港所称的"国际式西餐"，即英、美、德、法、意等国家的菜式都混杂在一起。这样菜单的名目是多了，顾客的选择余地当然也宽了，但菜肴是否都很精美便很难说，因为西餐和中菜一样，各种菜式各有特色，烹饪方式也不一样，决不可能有哪个厨师长或大厨是欧美各国的菜式都会做的，正如即使再高明的中国厨师也不可能会烧京、川、粤、沪、扬等各帮菜式一样。因此倘若来的顾客是西餐方面的美食专家，这里的"国际式"西菜是很难满足他们的口味上要求的。

虽然菜肴的质量平常，但每晚在那里举行的娱乐表演却能吸引来不少顾客。表演在晚市时间开始，一直延续到10点钟过后，节目有唱歌、舞蹈、魔术、杂技、口技等，请来表演的有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歌手和演员。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十分走红的歌星吴莺音、姚莉、韩菁菁等都曾在这里登台演艺。韩菁菁在1948年的赈灾募捐选举活动中，被选为"上海歌后"。1949年到台湾后，下嫁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白发红颜，举案齐眉，被传为海外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1948年，我跟随母亲和姨母等到国际饭店十四楼去晚餐时，曾看到过飞刀表演。一位妙龄女郎张开双臂站在一块木板前，飞刀手在十米开外，将二十把锋利匕首依次扔过去，全都钉在那女郎周围。这项表演真是惊心动魄，倘若稍有失手，便会酿成人命大祸。我当时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但在观看时便觉得这样的表演毫无观赏价值，只能对观众造成强烈心理恐惧而大倒胃口，真不懂餐厅的管理者出于何种想法而安排这样的表演节目。莫非认为恐怖节目能有利于刺激食客的胃液分泌？

所幸这样的恐怖表演在解放后就被禁止了，以后只留下那部描述旧日艺人悲苦生活的故事影片《飞刀华》，由著名演技派演员李炜主演。但影片中的飞刀已由特技镜头处理，观众不用再为站在木板前的女郎捏上一把汗了。

摩天厅顶上的那层﹣﹣即十五楼名叫庐山厅，供应粤帮菜肴，但并无散座，只承办筵席，地方也并不大，最多只能摆下十多桌。一般不是喜庆宴会的顾客不会上那里去，因此知道在国际饭店十五楼上还有个庐山厅的人并不太多。

最后要介绍的便是那家起名为云楼的西餐厅了。

我由于受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影响，当时若是独自或约上三两位朋友到饭店就餐，大都会选择上西菜馆，我喜欢那些地方比较宁静的环境和气氛，也喜欢选择自己爱吃的菜肴逐道地仔细品尝，更中意于末尾那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由于家庭经济境况较好，因此在大学念书时便已到过上海的许多西餐馆﹣﹣从霞飞路上大众化的"罗宋大菜"餐馆到一些有名的法式餐馆如碧萝、菲亚克、喜乐意等，但到云楼去吃饭却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事。

那是1952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我和女友徐珏到国际饭店十四楼去晚餐，但由于当晚有魔术表演，我俩到达时已没有空餐桌了，正想退出离开，一位相熟的侍应领班说，上面十八楼必定还有空桌，可以上云看看。

上面十八楼上还有家西餐厅是早就听说过的，但又听说过那里菜价很贵，怕到那里会上当挨"宰"，因此从未光顾过，可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挨"宰"也只能伸出脖子来领受了，最多下回不再光顾就是了。

国际饭店的电梯最高是到第十八层，以上四层都是是楼梯（楼高二十四层是把地下室两层计算在内的），十八和十九层的云楼西餐厅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复式结构"。才走出电梯，那讲究而又雅致的欧式布置和陈设便使人感到悦目。一名穿黑色西服，打领结的年轻侍应生迎上来告诉我，十八楼供应套餐，倘要点菜就请上十九楼。

我俩由侍应生引领经过一道盘旋的木梯到了楼上，楼梯两边的壁上全部镶嵌上对剖开的连树皮的原木，装饰得犹如外国电影中的林中木屋。但到了楼上却是一道宽阔的走廊，上面放着仿路易十四时代的木几，几上放着涂珐琅彩的大花瓶，壁上稀朗地挂着一些临墓的欧洲古典风景名画。这样的布置在眼下港沪两地的一些高级酒店如港岛香格里拉和浦东君悦酒店中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半个世纪前上海的西餐馆中却从未见到过，因此乍见时颇为觉得新鲜。

我俩被引进面南的一间餐室，那间餐室面积有二十多平方米，但只在临窗边摆着三张方形餐桌，此刻全都空着。我俩选了中间那张坐下后，侍应领班便过来介绍了当晚供应的特别菜式，我俩各点了份明虾杯和一盅洋葱汤，我要了份忌士焗鱼，徐珏要了份芥末牛仔排，此外就是甜品和咖啡了。

侍应领班退下后，我转脸望向窗外，那时原来的跑马厅还没有开辟成公园和广场，因此正下方只是黑糊糊的一大片，但稍远处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因此在星罗棋布的万家灯火中掺杂着许多霓虹灯光，这幅景色可称壮观。这也使我们相信，自己此刻确是坐在全市最高位子上吃饭了。

依次送上来的菜肴质量都挺不错，法国菜最注重的是调味的汤汁，厨师手艺的高低最明显的是在汤汁的调制上。这里菜肴的质量虽不一定比碧萝和喜乐意这两家更高，但也决不在那两家之下，而在就餐的环境和服务的规范化方面，却要比那两家上海著名法式餐馆好得多了。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到过不少国家和地区，进过各种各样的餐馆，有装潢豪华犹如宫殿的，有布置得朴素无华仿佛当地农家的，有在山上、海边、湖畔和楼顶的，但从环境的舒适和宽敞而言，很少有能和这里匹敌的。

就餐完毕，送来账单，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昂贵，与下面的摩天厅和市内其他西餐馆相比是贵了些，但若是把进餐环境、菜肴质量和服务质量计算在内，应当说是物有所值。由此推测，以前听到传说云楼的菜价贵得吓人，那些口口相传的传播信息者未必都来过这里，而有不少原来打算来此一试的顾客就被那传闻吓得退避三舍了。

在"发现"这地方后，又来过好几回，但毕竟菜价较贵，不宜常来。虽则来的趟数并不很多，但那里的侍应生和领班都认识我了。他们告诉我，如果是私人独立经营这家餐厅，早就赔本得关门大吉了，由于整家大饭店统一结算，因此不论是否亏本都能维持下去。

1957年的某天，我约了朋友去那里午餐，饭店里的电梯司机告诉我，云楼已经停业，十八和十九楼改为高级客房，要吃饭就请到十四楼吧。

以后这家云楼餐厅就没再复业，也从没看到过有关这家餐厅的文字记载。最近我在上海出版的《世纪》杂志上看到一篇颇为详尽地介绍当年的国际饭店的文章，好几千字中并无只字提及那家云楼西餐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云楼存在之时知者尚且不多，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然更是鲜有人知了。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笔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银行世家，后来家道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教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小说《夜深沉》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豪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