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房东半年涨3次房租，我：再涨我睡你家！她：可以，但你要负责

我在这栋楼住了两年零三个月，从没拖欠过一天房租。

去年四月，陈姐第一次给我发消息说“小周啊，下个月开始房租涨三百”，我回了句“好”。那时候我工资刚涨了两百，心想能从其他地方省出来。七月份，她说要再涨三百，我咬着牙又点了头。

十月份，第三次涨价的消息弹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出租屋里吃泡面。手机屏幕亮起来，我低头看了一眼，筷子停在半空中。方便面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用手背揉了揉眼睛——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热气熏的。

“小周，年后房租要调整一下，涨到两千一。”

两千一。十五平米。一间连阳光都算奢侈的隔断房，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壁，晾件衣服三天都干不了。热水器时好时坏，冬天洗澡洗到一半变冷水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空调是老式的窗机，夏天开起来嗡嗡响得像拖拉机，制冷效果还比不上电风扇。地板是那种廉价的复合地板，接缝处已经翘起来了，拖地的时候不敢用湿拖把，怕水渗进去发霉。墙皮掉了好几块，我拿海报贴上去遮住，海报是搬家时从地铁站顺手拿的楼盘广告，上面印着一家三口的笑脸，笑得阳光灿烂。

这破地方值两千一？

我把泡面放下，盯着那条消息看了足足五分钟。手指在屏幕上悬着，打了一大段话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发出去四个字：“陈姐，太贵了。”

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没有回复。

我等了半个小时，等到泡面汤都凉透了，面条胀得又软又烂，上面飘着一层凝固的油花。我把那碗面倒进了垃圾桶，塑料桶壁上挂着一缕缕的面条残渣，像什么恶心的生物标本。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还是没有回音。

我给她打语音电话。响了三声，挂断了。再打，又挂断。

我深吸一口气，点开输入框继续打字：“陈姐，半年涨了三次了，从一千五涨到两千一，我真的承受不起了。我每个月工资到手六千出头，房租就去掉三分之一，加上水电吃饭交通，月底基本上什么都不剩。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这次回得很快，快得像是一直在等着我发这条消息。

“市场价就这样，你不租有人租。你去看看周边的行情，哪个单间不是两千往上？我给你的已经是老客户价了，不然早就涨到两千三了。”

她说的好像没错。这半年来，这个城市的房租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城中村在拆迁，公寓在涨价，到处都是找房子的人。但我就是憋屈。一千五到两千一，半年涨了六百块，涨幅百分之四十。我的工资呢？一年涨了两百。

我放下手机，环顾这个十五平米的房间。床头的墙皮又掉了一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像一块丑陋的伤疤。桌子腿下面垫着一本旧杂志，因为地面不平，写字的时候桌子会晃。衣柜的门关不严，我用一根绳子绑住把手，另一端系在床腿上。就这么个地方，她跟我说“有人租”？

我又拿起手机，心里那股气实在咽不下去。不是针对她，是针对这整个操蛋的现实——我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城市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却连一个像样的住处都快保不住了。

“陈姐，您再涨我真的睡大街了。”

这句话发出去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夸张。睡大街不至于，但再这样涨下去，我真的只能搬到更远更偏的地方去，每天通勤三个小时，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到家。

隔了两分钟，她回了。

“那是你的事。睡大街也好，睡桥洞也好，跟我没关系。房子是我的，我要涨价是我的权利。你觉得贵可以不租，没人逼你。”

我看着这几行字，脑子里嗡的一声。那种感觉，就像你在求一个人给你条活路，她站在高处低头看你，说“死不死关我什么事”。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打下这几个字时的表情，一定是那种不耐烦的、嫌弃的、觉得我这种人怎么这么多事的表情。

肺都快气炸了。

我直接拨了语音过去，想着大不了吵一架，大不了不租了，撕破脸就撕破脸。

这次她接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和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我都说了这是市场价，你嫌贵可以搬走啊，我又没拦着你。你在我这儿住了两年多，我对你已经够照顾的了。”

“陈姐，”我尽量压着火气，但声音还是有点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委屈的，“半年涨了三次，您好歹考虑一下我的承受能力吧？我不是不想租，我是真的租不起了。您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租客，从来不拖欠房租，从来不惹事，东西坏了自己修，邻居投诉了我也配合。您这样涨，我实在顶不住了。”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承受能力？”她笑了，那种笑声很轻很短，像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带着一种让人牙痒痒的轻蔑，“房子是我的，我定什么价是我的事。你租不起说明你不适合这里，找个便宜点的地方不就行了？这有什么好吵的？”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她说得好像我是在无理取闹一样，好像我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这股火从胸口往上顶，冲到嗓子眼，冲到了脑门，烧得我眼前发黑。

“您再涨价我就住您家了！”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那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我想着，大不了她骂我一句神经病，然后挂电话，然后我收拾东西滚蛋。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的安静。安静到我以为她挂断了，还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通话还在继续。

我正想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突然听到她开口了。

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那种平静让我后脊背一阵发凉，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诡异的宁静。

她说：“可以啊。”

我愣住了。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定在那里，连呼吸都忘了。

“你说什么？”

“我说可以啊，”她的语气慢悠悠的，像在说什么很平常的事情，甚至带着一丝玩味，“你不是说要住我家吗？来吧。但是你不能白住。”

她顿了顿，我感觉她在电话那头弯起了嘴角。

“你要负责给我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我家沙发坏了你也得帮忙修。你不是说自己什么都会修吗？展示一下呗。”

我张着嘴，脑子转不过弯来。

“你不是说要住我家吗？”她又笑了一声，这次笑得更明显了，带着一种猫捉老鼠式的愉悦，“住可以，干活抵房租。搬过来吧，我客卧空着呢，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她把地址报给了我。城西的一个小区，我路过过，绿化好，楼间距宽，和我住的这种城中村握手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然后她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坐在床边，整个人都懵了。方便面的残渣还在垃圾桶里散发着廉价的调料味，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闪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说实话，我没想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那句“睡你家”纯粹是气话，是吵架时候的口不择言，正常人都知道那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就像你说“我杀了你”不是真的要去买凶杀人一样。

但她居然当真了？不，不对。她不是当真，她是故意顺着我的话往下接，把我的气话变成了一个选择。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选择。你要么住，但得干活。你要么不住，那就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这一下把我架在那儿了。

我说不去了，显得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显得我就是个只会嘴炮的怂货。我说去了，真搬过去？住到女房东家里？一个我连全名都不知道的女人？

我想了一整个晚上。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还在想。做标书的时候走神了三次，把数据填错了两次，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领导说我最近状态不对，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就是没睡好。

下班回到出租屋，热水器又不灵了。我光着身子在浴室里等了五分钟才出热水，期间打了三个喷嚏，差点感冒。洗完澡出来，用毛巾擦头发的时候，我看到了手机屏幕上陈姐发来的那个地址。

我盯着那个地址看了很久。

为什么不去？

我算了一笔账。我一个月到手六千二，房租两千一，水电一百五，吃饭交通一千五，再加上偶尔的应酬和人情往来，月底卡里能剩下几百块就算不错了。存款？不存在的。去年我妈生病住院，我连五千块的押金都拿不出来，还是找我同学借的。

她说干活抵房租，那我每个月至少能省两千。两千块钱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可以给我妈多买两件衣服，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给侄子包个红包，可以在朋友结婚的时候随一份体面的礼。

至于别的，我觉得问题不大。她是房东，我是房客，大不了就是换个地方住而已。她让我做饭我就做饭，让我打扫我就打扫，就当打一份不拿钱的工。总比每个月交两千一强。

至于尴尬什么的，我一个二十七岁的成年男人，有什么好尴尬的？

想通了之后，我给陈姐发了一条消息：“行，我搬。什么时候方便？”

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过了大概两分钟，她回了一个字：“周末。”

然后又发了一条：“到了打我电话，我下楼接你。别带太多东西，你那个房间柜子不大。”

我看着那条消息，心里忽然觉得有点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柜子不大？她去过我那间出租屋？我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了。

周末到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看着这间住了两年多的屋子，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被褥卷起来塞进行李袋，几件衣服叠一叠，洗漱用品往塑料袋里一装，书和电脑装进背包。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蛇皮袋、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

走的时候，我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鞋柜上。看着那面贴着海报遮墙皮的墙，和床头柜上摞着的几盒蟑螂药，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有点解脱，又有点忐忑。更多的是对未知的不确定。

叫了辆网约车，从城东的城中村一路往西。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干净。狭窄的街道变成了宽阔的马路，握手楼变成了有间距的小区，路边的小摊小贩变成了整齐的店铺。我摇下车窗，深秋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好闻的、属于“好地段”的气息。

到了小区门口，我站在那儿抬头看了一眼。门禁要刷卡，大门口有保安，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地上连一片落叶都没有。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那儿，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我穿着那双穿了两年多的运动鞋，鞋面已经泛白了，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踩在干净的地砖上，显得格外扎眼。

我给陈姐发消息说到了。

过了一会儿，她下楼来接我。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陈姐。之前都是线上联系，转账、发消息、偶尔打语音电话，从来没打过视频，也从来没当面见过。

她穿着一身家居服，灰色的卫衣和黑色的运动裤，头发随意扎着，脚下踩着一双棉拖鞋。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想象中的她应该是个精明、凌厉的中年女人形象，四十来岁，烫着卷发，涂着口红，穿那种在办公室里走起来咯噔咯噔响的高跟鞋，毕竟每次催租的时候都那么强势。但眼前的陈姐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三十出头的样子，脸上也没什么攻击性，甚至可以说是好看的——不是那种浓烈的、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看，而是那种耐看的、越看越觉得顺眼的好看。

她扫了一眼我的行李，挑了挑眉：“就这些？”

“就这些。”

“行，上来吧。”

她转身往里走，我跟在后面，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还拎着一个蛇皮袋，搞得像民工进城一样狼狈。她没有回头帮我拿东西的意思，只是在电梯口等了我几秒，然后按了上行键。

电梯上了七楼，她拿出钥匙开门。门一开，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房子真大。客厅至少三十平，装修是简约风的，灰色的布艺沙发，白色的墙面，原木色的地板。落地窗外面是个阳台，阳台上种着几盆绿植，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整个屋子亮堂堂的。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把行李箱拖进去。

“进来啊，鞋脱了。”她头也不回地说，随手从鞋柜里拿出一双男士拖鞋放在地上，“穿这个。”

我低头看着那双拖鞋，崭新的，深蓝色，码数正好。她怎么知道我的鞋码？这个问题只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被别的事情盖过去了。

我换了拖鞋走进去，脚踩在地板上，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不是我那间出租屋那种踩着就会吱呀作响的复合地板，而是真正的实木地板，有温度，有质感。

她带我看了看房间。客厅旁边的一个卧室，朝南，比我自己租的那个隔断间至少大一倍。床、衣柜、书桌都有，被褥也铺好了，整整齐齐的，床单是浅灰色的，枕头上还放着一个小的香包，散发着淡淡的薰衣草味。

“你就住这间。”她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条件就一个——家务归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头。

“做饭会吧？”

“会一点。简单的家常菜还行，太复杂的可能不太行。”

“会一点就行，”她指了指阳台，“洗衣机晾衣架都在那边，打扫的话客厅厨房卫生间每周至少两次。水电物业费均摊，网费我出。对了，垃圾每天倒，不要攒。”

“讲完了？”

“讲完了。”

她转身走了几步，突然又停住，回过头来看着我。那个表情说不上是严肃还是别的什么，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但眼睛里没什么笑意。

“对了，你的房租降了，但你的劳动得值这个价，明白吧？”

这句话她说得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可我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说不上来。

她走后，我站在房间里四处看了看。窗户很大，阳光洒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暖洋洋的。我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楼下是小区的绿化带，一棵桂花树正在开花，香气顺着风飘进来。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鼻子有点酸。

我已经很久没有住过有阳光的房间了。

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那张陌生的床上，盯着陌生的天花板。床垫不软不硬，枕头的高度刚刚好，被子的面料很舒服，不像我那床从网上买的一百多块的被子，盖在身上总觉得有点扎。窗外有路灯的光透进来，窗帘拉不严实，在墙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缝。外面很安静，偶尔能听到客厅里她走动的声音，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

过了十二点，她还没睡。我看了一眼时间，翻了个身，把自己埋进被子里。薰衣草的香味还残留在枕头上，淡淡的，若有若无。

我闭上眼睛，心里想：从明天开始，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呢？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反应过来自己在哪儿之后，躺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呆，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一个激灵坐起来——对了，我现在住在房东家，我得早点起来，说不定她早上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起床，洗漱，准备出门上班。走过客厅的时候，她房间的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便利贴，黄色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冰箱里有牛奶和面包，自己拿。”

我站在那儿看了几秒，没敢动。然后轻手轻脚地换好鞋，打开门，又轻手轻脚地关上。

坐地铁去公司的路上，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我真的搬进女房东家里了。就这么搬进来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煎饼果子的葱花味、咖啡的苦味、洗衣液的香味、还有人腋下的汗味。我被人群挤在中间，动弹不得，但心里居然有一种奇怪的安宁感。

到了公司，同事老赵看我一脸没睡好的样子，问我怎么了。

“搬家了。”

“搬家？”他有点意外，“搬哪儿了？还在城东那边？”

“搬到……”我顿了一下，“朋友家。城西那边。”

“城西？那可不便宜啊。你朋友这么够意思？让你免费住？”

“也不是免费，帮人家干点家务活抵房租。”

老赵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好奇，有八卦，还有一种“你小子不会是在骗我吧”的狐疑。但他没多问，点点头就开始说今天要交的项目方案。

一整天我都有点心不在焉。下午五点四十，陈姐给我发消息：“记得买菜。冰箱里没什么东西了，你自己看着买，买完小票留着，回头我从房租里扣。”

我看着这行字，回了个“好”。收了手机，心里开始盘算——她喜欢吃什么？我连她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上次做饭的时候，她好像没对哪道菜表示过特别满意，但也从来没说过难吃。等一下，我什么时候给她做过饭？我这才反应过来，我根本还没在她家做过一顿饭。

我是太紧张了。

回到家的时候六点半了，我拎着超市的袋子开门进去。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换了另一身家居服，盘着腿，手里拿着遥控器，屏幕上放的是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的综艺节目，一群人在那里嘻嘻哈哈。

“买什么了？”她眼睛没离开电视。

“西红柿、鸡蛋、青菜、排骨、豆腐。”

“做吧。”她换了个台。

我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开始洗菜切菜。厨房很大，比我那间出租屋的厕所都大。灶具是嵌入式的燃气灶，抽油烟机是那种大功率的，打开之后声音不大但吸力很强。水槽是台下盆，洗菜的时候水不会溅到台面上。各种调料摆得整整齐齐，酱油、醋、料酒、耗油、豆瓣酱，甚至还有几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进口调料。

说实话我厨艺一般，以前不是吃泡面就是点外卖，最多能炒几个家常菜，味道算不上好但也不至于难吃。切西红柿的时候手忙脚乱，汁水溅到了台面上，我赶紧拿抹布擦掉。烧排骨的时候盐放多了，尝了一口有点咸，赶紧又加了点水，结果汤就稀了。豆腐切得大小不一，有的块大有的块小，卖相不太好。

折腾了快一个小时，三个菜端上桌。西红柿炒鸡蛋、红烧排骨、蒜蓉青菜。

她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坐下来拿起筷子。我也坐下来，心里有点紧张。

夹了一筷子鸡蛋，嚼了嚼，味道还行，不咸不淡，火候也还可以。她夹了块排骨，咬了一口，嚼得很慢。嚼完之后没说话，又夹了一块。然后才开始夹别的菜。整顿饭吃得很安静，她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埋头吃饭。

碗是我洗的。洗到一半的时候，她从厨房门口经过，停了一下。

“排骨咸了。酱油放多了，下次少放点。另外豆腐买了为什么不做？放冰箱明天就不好吃了。”

我没回头，嗯了一声。

她停了一下，又说：“不过青菜炒得还行，脆度刚刚好。”

脚步声远去了。我把洗好的碗放进沥水架，擦了擦手。第一次做饭，没挨骂就挺好的，居然还得到了一句“还行”。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星期。

每天早上我出门上班，晚上回家买菜做饭，吃完饭洗碗收拾厨房。她大部分时间待在房间里或者沙发上看电视，偶尔会在客厅里走动。冰箱上开始出现便利贴，写着“买点姜，没了”“洗衣液快用完了”“下周我的闺蜜要来，你多买点菜”。我一一照办，像完成工作任务一样。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看到客厅沙发旁边多了一个工具箱。打开一看，各种工具齐全得不行——螺丝刀、扳手、老虎钳、电钻、水平仪、卷尺、美工刀，甚至还有一瓶木工胶。工具都是新的，有些还带着包装。

我觉得不对劲，给她发消息：“陈姐，客厅那个工具箱是你买的？”

“给你的，”她秒回，“明天把沙发腿修一下，松了，坐上去嘎吱嘎吱响。还有厨房水槽下面的柜门，铰链锈死了，你想想办法。”

我站在沙发前面，弯腰晃了晃沙发腿。确实有点松动，坐上去用力一靠就会发出那种让人牙酸的吱呀声，像老房子的门轴在呻吟。这个沙发看起来用了有些年头了，人造革的皮面都有裂纹，靠背的地方磨得发亮，坐垫的弹簧也失去了弹性，坐上去整个人会陷进去。

我蹲下来仔细看了一下沙发腿的结构。是那种用螺丝固定的木质脚，螺丝孔已经松了，木头裂开了一道缝，所以螺丝咬不住。得加个角码重新固定，还得打点木工胶把裂缝填上。这个活儿不难，就是有点费时间。

正研究着呢，陈姐从房间里出来了。她换了睡衣，头发湿漉漉的，刚洗过澡，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洗发水的香味，是那种很淡的花果香。她端着一杯水，边走边喝，看到我蹲在沙发前面，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会修吧？”

“应该可以。不是什么大问题，木头裂了，加个角码就行。”

“工具齐了吗？”

“齐了。你买的这个工具箱够专业的。”

她点点头，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然后转身去厨房倒了杯水，端着慢慢喝着走回房间。走到一半，回头说了句：“修好了检查一下，别坐到一半塌了。我这沙发虽然旧了，但我还挺喜欢的，是我妈留给我的。”

我一个人蹲在客厅里，把角码拿出来比了比位置，然后去阳台上找了几块废木片准备塞进裂开的螺丝孔里。电钻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响，我怕吵到她，就换成了手动的螺丝刀，一下一下地拧。手臂酸得不行，额头上全是汗。

修好沙发腿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我坐上去试了试，用力晃了几下，没声音，稳当多了。我又找了点皮革护理剂把沙发表面擦了一遍，虽然不能变新，但至少看起来不那么灰扑扑的了。

厨房柜门的铰链更费劲。旧的铰链锈得不成样子，螺丝上面全是铁锈，拧不动。我用了半瓶除锈剂，等了好一会儿才用大力钳拧下来。装新铰链的时候发现螺丝孔的位置对不上，又用电钻重新打了孔。等全部弄好，已经快十二点了。

第二天上班差点迟到。到了公司困得不行，连打了三个哈欠，被领导看到又瞪了一眼。

下班以后照常买菜做饭。她坐在餐桌前，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嚼。

“咸淡正好。”

“嗯。”我低头扒饭，心里居然有点高兴。

“沙发修得不错。”她又说，夹了一块排骨，“不响了。”

我抬头看她。她的表情很淡，看不出来什么，但那个“不错”从她嘴里说出来，分量还是挺重的。

吃完饭洗完碗，我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边看手机。微信上弹出来一条消息，是她发的。

“周末大扫除，你负责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这周末要加班，没时间弄。对了，窗帘也拆下来洗了吧，一直没洗过，积了不少灰。”

我盯着屏幕，过了好一会儿才打了个“好”字发过去。

消息已读。没有回复。

周末来得很快。

周六早上九点，敲门声把我叫醒。她在门外说：“起来没有？干活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还睡？”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挣扎着爬起来。看了一眼手机，才九点，她周末倒是起得早。洗漱完走出房间，看到她已经在阳台上了，穿了一身运动服，正在收晾干的床单。

“先扫后拖，厨房油烟机滤网拆下来洗，卫生间马桶和洗手台用消毒液擦一遍，”她一边叠床单一边说，头都没回，“窗帘你也拆下来，洗衣机有柔洗模式，别搞坏了。”

我站在客厅中间，看着一百多平的房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比我以前那间出租屋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光擦地就得擦半天。

从厨房开始。油烟机滤网用了不知道多久没洗过，油腻腻的一层，摸上去黏糊糊的，像糊了一层老痰。我倒了大半瓶洗洁精泡上，二十分钟以后油还是泡不下来，洗洁精的泡沫被油污吞没了，滤网还是那副油腻的样子。最后是用热水加小苏打，拿钢丝球一点一点地蹭。手都蹭红了，指甲缝里全是黑油，洗了好几遍都洗不干净。

卫生间更麻烦。洗手台下面的水管有点漏水，地上总是湿漉漉的，墙角都发霉了，长出了一层灰黑色的霉斑，看着就恶心。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清理那个霉斑，用了半瓶除霉剂，刷子都快刷断了，然后又用毛巾把水管接口缠了好几圈，暂时止住了漏水。

拖地的时候，她出来了。站在客厅中间，看着我在那儿拖。

“角角落落都要拖到，”她说，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热气从杯口冒出来，她的眼睛透过那缕热气看着我，“沙发底下，柜子底下，床底下，别只拖看得见的地方。”

那种眼神让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房客，是她请来的保洁。我说不上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绝对不是舒服的感受。

“知道了。”我低着头继续拖地。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房间了，咖啡的香气还残留在客厅里。

忙完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从冰箱里翻了点剩饭热了吃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了，看到她的时候已经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换了个台，在放一部老电影。

“下周我闺蜜要来住两天，你做饭多做点，”她说，眼睛没离开电视，“她嘴巴刁得很，你做好吃一点，别给我丢人。”

“哦。”

“她口味偏辣，你到时候做几个辣菜。会做水煮鱼吗？”

“不太会，但我可以学。”

“那行，”她按了几下遥控器，“对了，她问你是谁，我怎么介绍你？”

我抬头看她。她的嘴角又弯出那个弧度，很淡，但确实在笑。那是一种带着点恶作剧意味的笑，像是已经想好了答案，就等着我往坑里跳。

“就说是我表弟吧。”我抢在她前面说。我不想让她想出什么更离谱的身份。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表情好像在说“算你识相，要不然我就说是男朋友了”。

“行，就表弟。”她转头继续看电视。

我低头继续吃饭，心里突然有点不确定——住进这里，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闺蜜来的那天是周三。

我下班回来的时候，门还没开就听到里面的笑声。叽叽喳喳的，像两只麻雀在吵架，又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互相挖苦。掏出钥匙开了门，看到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很时髦，化着妆，头发染成了栗色，正在和陈姐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看到我进来，那个女人的笑容收了一点，带着打量的目光上上下下扫了我一遍，从脸看到脚，又从脚看到脸，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的价值。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表弟？”她拖长了那个“表”字，语气暧昧得像在暗示什么。

陈姐点点头，嘴角的笑意绷都绷不住，但她没说话，只是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那个动作从容得像是排练过一样。

我换了拖鞋走进去，冲那女人点了点头：“你好。”

“你好你好，”她很热情地站起来，走过来上下打量我，“听你姐说你住这儿，帮忙做家务？哎呀长得挺精神的嘛，看着就踏实。做什么工作的呀？”

“在一家做工程的公司做技术员。”

“不错不错，稳定。”她转头对陈姐挤了挤眼睛，“不错不错，真的不错。”

那个“不错”说得意味深长，像是话里有话，像是“不错”这两个字下面还压着一层别的意思。陈姐没接话，只是笑了笑，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你看我眼光不错吧”的得意。

我放下包，去厨房做饭。

做的是水煮肉片、香辣虾、清炒菜心、番茄蛋汤。水煮肉片是我提前在网上看了攻略学的，试做了一次，味道还行。香辣虾是第一次做，开背去虾线花了半个小时，手指被虾枪扎了好几下。热油的时候油温没控制好，辣椒和花椒一下锅就糊了，满厨房都是呛人的烟味。

我开着抽油烟机，把窗户也打开了，但还是呛得直咳嗽。她闺蜜探头进来看了一眼，说：“哇，好香啊，在做什么？”我说香辣虾。她说“年轻人还会做饭，真是不错”。

做完了端出来，她闺蜜看到这一桌子菜，啧啧称叹，拿起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

“这手艺，可以啊，真的可以。”她夹了一筷子水煮肉片，眼睛亮了亮，“比外面馆子做的还好吃。你这个表弟哪儿找的？我也想有一个。”

陈姐没说话，夹了一块虾，嚼了嚼，点了点头。

我说了声谢谢，闷头吃饭。饭吃完了我收拾碗筷，她们两个坐在客厅沙发上聊天，声音不大，但有时候我会听到她们压低声音笑，笑得莫名其妙，笑得我感觉后脊梁发凉。那个笑声里有种秘而不宣的东西，好像她们在分享一个只有她们俩才知道的秘密，而那个秘密跟我有关。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那种闲话不一定是贬义的，但你听到会很不自在。因为你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了一个笑话或者一个谈资。

我洗好碗，准备回房间。

她闺蜜叫住我：“小周啊，你坐会儿呗，别老躲屋里。出来跟姐姐们聊聊天，又不吃了你。”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坐在沙发旁边的单人椅上。

她打量着我，问：“今年多大了？”

“二十七。”

“有女朋友吗？”

“没有。”

她和陈姐对视了一眼，又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笑容，像两只偷到鱼的猫。

“小伙子看着挺好的啊，怎么不谈一个？是不是工作太忙了没时间？”她转头对陈姐说，“你们家小周条件不错，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介绍。”

陈姐端着水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她闺蜜又问我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家里是哪里的、爸妈是做什么的。一顿问下来，我从头到脚觉得被透视了一遍，像被扒光了衣服站在台上。而她每次问完都要和陈姐交换一个眼神，那个眼神里带着某种我已经能读懂的评估和判断——她在帮我“估价”，而陈姐在接收这份估价报告。

我受不了这种审视，站起来说要去洗衣服。

走了两步，听到身后她闺蜜压低声音对陈姐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客厅安静，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看着挺老实的，能干活，你捡着了。”

陈姐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但在我耳朵里像炸雷一样响。

我脚步顿了顿，没回头，走进了卫生间。

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站了一会儿。心脏跳得很快，脸上发烫，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臊的。她们说我什么“捡着了”？这个“捡”字，这个“着”字，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像是某种战利品，像是意外捡到的便宜货，像是从路边捡回来的一只流浪猫。

我不想往下想了。

但那个声音、那句话、那声轻笑，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微信又亮了。陈姐发的消息。

“明天开始，马桶也归你刷。”

我盯着屏幕，把这句话看了三遍。马桶不是一直我刷吗？厨房卫生间的马桶从一开始就是我负责的。我打了三个字：“为什么？”

过了大概一分钟，她回了。

“因为主卧卫生间也归你。我那个马桶有点堵了，你明天看看怎么回事。别用搋子硬捅，上次我把那个搋子搞坏了，你去买个新的，要那种皮碗厚的。”

我又打了三个字：“不是吧。”

她没回。

等了五分钟，等了十分钟，等到快十二点，手机终于震了一下。

“因为你是我表弟啊。表弟帮表姐通马桶，天经地义。”

我看着这行字，盯着“表弟”那两个字，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那是苦笑。

是无奈。

是被人拿捏得死死的那种认命。

但又好像，不只是这些。

我翻了个身，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闭上了眼睛。

窗外有风的声音，桂花树的香气从没关严的窗户缝里飘进来，若有若无的，像一个还没有成型的梦。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

但那一晚，我睡得很踏实。

没有梦，没有惊醒，一觉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