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诞辰90周年：在东南亚追寻“比较”与“幽灵”

与生俱来的身份、生活的地方、学习的知识、所属的学科……这些标签往往界定了“我们是谁”，但对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来说，它们是一个个需要被跳出的椰壳碗。2015年12月，安德森在印尼逝世。此后的世界，地缘政治纷争再起、网络极化现象日益普遍，“跳出椰壳碗”，仿佛越来越成为一个逝去的理想。

今年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诞辰90周年。安德森的一生，就是在漂泊和不同文化的体验中隔膜、疏离，并不自觉地与异国的弱势族群感同身受的历程。在他最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背后，是安德森所谓被放逐者的边缘的经验，和永不磨灭的道德热情。他将这些经验和热情放在比较历史和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表达中，把边缘民族的历史投射在世界的坐标中。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的知识成就，不是学院中冰冷的论说和与繁冗的学术体系的妥协，而是生命经验与诗意、理性的结合。本期纪念专题，我们聚焦安德森的学术与人生的交集，展现作为二十世纪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的观察者的安德森思考与写作的当代意义。

2015年12月13日，安德森在印尼玛琅（Malang）平静离世，享年79岁。本文的作者长期关注印尼与东南亚，也曾去过玛琅两次。在印尼的多次行走中，他直观感受与体验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安德森的“幽灵”，也不断回到他的脑海。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8日专题《椰壳碗外的异乡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认同与故乡》的B02版。

B01「主题」椰壳碗外的异乡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认同与故乡

B02「主题」纪念安德森：在东南亚追寻比较与幽灵

B03「主题」专访谢侃侃：从“走进安德森”到“走出安德森”

B04-05「主题」再思《想象的共同体》：好民族主义，坏民族主义

B06-07「历史」告别犬儒与狂热：伏尔泰的捭阖之道

B08「社科」 《分娩之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剖宫产？

撰文｜许振华

我曾去过印尼东爪哇的玛琅（Malang）两次。与周边的卫星县城“石头”（Batu，音译为峇都）一道，大玛琅地区因地势高而气候凉爽，是山川秀丽的避暑胜地，也是东爪哇尤其是重要经济城市泗水居民的周末好去处，更是国际游客前往各个知名火山和瀑布探访前的中转地。

但这里也是全球享有盛誉的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与世长辞的地方。约10年前，2015年12月13日，他在印尼峇都一家酒店里在睡梦中平静离世，享年79岁。这是我在玛琅旅行时所无法直接感受到的历史时空。我所能直观体验到的，更多是这座城市因为大学众多而形成的青春活力，比如街边拍照打卡的青年男女，通宵运营的廉价咖啡馆里聊天的男男女女，还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爆棚的摇滚乐队。

印尼爪哇的农田与铁路。许振华摄。

在印尼感受安德森的幽灵

我时时刻刻感慨，印尼作为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族群与宗教多元但历史上屡次发生暴力冲突的国家，被外界尤其是中文世界贴上了太多关于保守和封闭的标签。但如果真的亲自来到印尼，更多会感受到的是平民的热情、消费主义活力与数不胜数的多元文化碰撞。何况，苏门答腊还是我归国华侨祖父母的出生地，我有更多的华族亲戚生活在印尼，历经风风雨雨，他们已经在印尼建立起富足而闲适的生活，繁衍至第八代了。

而这也正是本安德森的“幽灵”重新回到我脑海中的缘由。印尼是他的一生挚爱。他在这里完成了博士论文，深刻而细致地研究印尼民族主义革命、作为印尼“主岛”的爪哇社会和背后的殖民地与被殖民者关系。他曾因与同僚Ruth McVey对印尼1965年“九三零事件”背后的右翼军官阴谋的揭发以及对被迫害的印尼左翼、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声援而被1967年起掌权的苏哈托政府禁止入境多年。但这没有让他停下研究的步伐，反而迫使他更加深入地去学习和了解印尼群岛世界里来自爪哇语等其他语言的古典世界，以及转向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邻国语言和政治的学习与研究。他甚至抓住了菲律宾背后漫长的三百年西班牙殖民历史，从西班牙语的学习转入秘鲁等拉美研究。

最终，他在这个跨越全球的民族主义与政治研究中构建了一个繁复的、隐喻众多、文学典故无穷无尽的世界，形成了关于民族主义的论文集《比较的幽灵》、关于泰国研究的《探索与反叛》、关于全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全球化时代》等书，以及最为重要、最被参考和引用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吴叡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自始至终，印尼都是他最牵挂、最常提及的研究对象。印尼革命的开放与平等想象让他深受触动。他经常会在回忆或是序言文章中提到他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入戏群众”的时刻：在亚非拉民众就象征着殖民旧日世界的的苏伊士运河利益问题发起抗议时，他作为爱尔兰人的情感天平始终倾向于新兴独立国家这一边，他甚至和来自锡兰、印度、埃及等地的民众一道感受来自旧殖民者的暴力对待，在印尼被当成是自己人。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至少驳斥或补充了两种传统观点。第一，是民族主义起源于鼓吹民族自决、小国林立的欧洲。但他发现，现代民族主义更早出现在18-19世纪的殖民地拉丁美洲，那些本地出生但具有欧洲血统的克里奥尔精英因在殖民体系中遭受歧视，率先发展出“民族”想象。这种想象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报纸、小说、地图、人口普查——得以传播，并“回流”到欧洲。所以，欧洲从来不应该垄断对民族主义的解释，甚至更应该看到拉丁美洲等广袤被殖民地的历史意义。

第二，民族主义一定是封闭的、狭义的、排他的。但诸如印尼的案例让他发现，印刷资本主义所传播的民族主义理念更多是在鼓舞和团结民众，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语境下，大众的文化和政治给了反抗者澎湃的情绪和资源。印尼建国精英们没有选择人口占比最高的爪哇族的语言来作为国家语言，反而转向了以商贸往来著称、没有阶级差异、更好学好懂的少数民族马来族（约印尼3%）的语言来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语言”的认同，团结了这个横跨几万个岛屿、几百种语言、上千个部族的国家。

在印尼这个独特的案例里，公民民族主义的开放性让本·安德森深受触动，但这种“大地之子”（pribumi/bumiputra）的想象难以安放华裔、印度裔等因殖民网络而南来的外国少数族群，让人隐隐感到担忧，也在历史上发生了多起悲剧。在中文世界，民众就印尼的历史印象往往与1965年930事件、1998年雅加达暴动等涉及华裔遭受暴力的动乱联系在一起，类似的事件还有更少被中国读者知悉的1740荷兰殖民期间的红溪惨案，和引起大规模归国华侨安置浪潮的苏加诺1959年“PP10排华法案”。在与印尼关系紧密而同属广袤的马来群岛世界（Nusantara）的马来西亚，社会也刚刚迎来“513种族冲突事件”57周年。但对安德森以及深受他启发的后辈学者而言，更应该追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格局导致特定的族群被排斥和难以安放，而不是去苛责民族主义本身。

沿着安德森关于印刷资本主义探讨的思路前进，学者汤姆·霍格沃斯特（Tom Hooger⁃vorst）在《不被管制的语言》一书中发现，恰恰是华人印刷企业家主导和深度参与马来语印刷产业，推动了本地语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深度参与了印尼民族主义。今时今日在印尼的书店和文创小店，仍能看到印尼本地华裔小说家、漫画家根据中国志怪和武侠小说创作的各种印尼语文本，这些来自中国的故事和想象也已成为印尼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让安德森深深厌恶的苏哈托斩断了华文教育在印尼的传承，但这股来自民间的、让安德森所感动的力量，却让更多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民间力量所锻造的这段恢弘岁月可以呼应他在《比较的幽灵》里随手写就的“金句”——“时光流逝一定有它的社会、政治后果。在长达31年的所谓“新秩序”时代里，苏哈托利用1965-1966年大屠杀的记忆让公众对政治噤若寒蝉。但随著时光流逝，其执政后期拥有如此恐怖记忆的群众愈来愈少，包括妇女在内的新一代工厂工人在1990年代初不断涌现，他们已经没有新秩序早期的畏惧感；苏哈托让印尼加入自由经济体系所创造出的财富，一方面养育了一批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也让中产阶级在迭代中产生愈来愈强烈的沮丧感、怨憎感和对开放政治的期待。

印尼华人小说家用印尼语创作的中华武侠故事。许振华摄。

等到印尼1998年实现民主化改革，安德森终于可以回到印尼。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批判苏哈托政权的暴力和谎言，帮助推广普拉姆迪亚等印尼地下“民族良心”文学走向世界，协助来自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学者来到美国做更深刻、更批判性的研究。在印尼，安德森被尊称为Mas Ben或Pak Ben，永远的“阿本伯伯”、“阿本大叔”。

人生的历程，也是比较的可能

总而言之，安德森从未将民族主义简单妖魔化。他看到其进步潜力：它是反殖民、反帝国的重要力量，能动员人民追求解放。同时，他也深刻剖析其与暴力的关系、与全球化的纠缠。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来自于具体的政治与经济矛盾，而非民族或民族主义本身。这个世界有如此众多的民族，也就有如此众多的民族主义。但安德森抓住了其中最清晰的逻辑线索，不断在比较和回望中印证他的理论模型，更启发后继学者投入到新的研究其中，尤其是那些来自非欧美地区的学者。

他的这种比较的视野和关切一切的精神也同样应用在了军事政变频发的泰国、豪强政治根深蒂固的菲律宾、深深嵌套于冷战暴力中的拉丁美洲等地，他时刻声援那些被打压的声音，同时指出一些看似进步和伟大的运动背后也有隐忧，比如死在苏加诺力推印尼民族形象的大型建筑中的普通劳工——或是泰国70年代民主运动中的进步大学生如何在新时代摇身一变成了权贵精英。

安德森始终是东南亚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推动了一个互相声援、互相参考的东南亚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他曾在《比较的幽灵》《全球化时代》等书里探讨跨国旅行的意义，不管是殖民地官员还是来自被殖民者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看到民主政治的酝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带着同样的问题意识和广袤的游历信息回到殖民地，促成本地政治的巨变。比如，被尊称为菲律宾国父的黎刹，在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身份之外更是小说家和诗人，他用在欧洲学习到的长篇小说技巧，用西班牙语写就了不朽著作《不许犯我》（1887年发布），批判当时仍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社会里地主、教士和殖民者的媾和，启迪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另一位来自东南亚的小说大师普拉姆迪亚，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但却是在苏哈托的流放营里。他的《布鲁岛四部曲》书写被苏哈托刻意掩盖的左翼民族主义运动历程，书中的主人公明克渴望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反对无论是来自爪哇传统的贵族阶序还是来自荷兰殖民者的压迫，但同时也“感谢”荷兰人给爪哇岛带来了铁路、大众印刷业和唱片业。

Malang的街头涂鸦。许振华摄。

与安德森同样因热心印尼历史与社会而被归入“印尼主义者”学者社群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ax Lane就发现，苏哈托因担心民众再度被苏加诺一般的英雄人物调动起来，而有意识压制印尼独立运动的左翼和大众政治的面向。所以苏哈托政府要压制普拉姆迪亚的《人世间》《玻璃屋》等文本，而这些文本的地下传抄，又构成了印尼政治迭代更新的广泛启蒙，推动印尼知识分子和大众政治调动民族主义在“安德森意义”上有益社会与历史的面向，让印尼这一群岛国家得以前进和改革。

这些文本都是安德森念兹在兹的故事。在田野调查之外，他不断调度这些文学文本，让读者能直接看到被研究对象的本土声音；同时也沿着文本的传播和人旅行的路线来还原殖民地和殖民者之间难以斩断的复杂关系。大众往往会对“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有所误解，比如因为是“想象”的所以就是虚假的。但在安德森这里，他所说的其实是Imag⁃ined，意思是“被人想象”的，重点在于人的行动和产生的概念实体。

像如今被广泛认为是一片区域的东南亚，曾经大概分属两个板块，一个是马来群岛（Nusan⁃tara），涵盖如今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东帝汶和新加坡；另一个则是中南半岛，是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深受佛教影响的各色邦国逐鹿之地。在历史的偶然中，美国为二战设立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推动了东南亚概念的兴起，但这个司令部所在的斯里兰卡最终却没有加入东南亚，而菲律宾在当时的殖民地脉络里可能更亲近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

出于冷战对抗需求，1954年9月，美国、法国、英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是如今东盟的组织起点，但现在的东盟内却已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曾经不符合美国冷战意识形态认可的国家，更成为让中日韩、中美、中印等关系复杂的国家得以沟通的平台。再一次，想象的，最终成为了现实，并不断刺激新的想象。

而这所有的一切，也都跟安德森个人的生命轨迹有关。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大家得以完整窥探他那过于复杂的人生。他出生于一个爱尔兰望族家庭，但他本人因其父亲于英帝国殖民体系从事税务工作而出生在中国云南昆明，5岁移民至美国，后来又去英国接受贵族教育，却因“爱尔兰习气”被嘲笑。这段经历让他早早体会到身份的暧昧与混杂：他是爱尔兰人，却在英国学校长大；持有爱尔兰护照，却精通多国语言；研究东南亚，却始终带着局外人的敏锐。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他从来不局限于自己的创伤或是苦闷，反而是以自己的经历和由来，去开拓更大的世界。他曾因马来西亚过于泾渭分明的种族政治而不太喜欢讨论甚至进入马来西亚，哪怕他长期居住在曼谷，要去马来西亚是随随便便的事情。但有赖于他的学术好友罗国华，他得以了解自己的父亲在槟榔屿出生和工作的许多细节。在罗国华悼念安德森的文章中，能感受到最深的遗憾，就是安德森终于了解到自己和马来西亚的联系，却已因突然离世而无法继续追寻新的问题了。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

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徐德林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8年8月

或许略显可惜的是，安德森虽出生于中国昆明，却并不是中国研究专家，其民族主义研究的范式也因未足够考虑和讨论东方大国独特的历史脉络而遭致批评，认为其仍然没有超脱西方中心主义。但安德森其实从未放弃对华人政治的关注。其东南亚民族主义研究其实经常提到华侨华人问题。在《比较的幽灵》《探索与反叛》等书中，安德森都敏锐地对比了印尼和泰国的激进学生和左倾华人的命运。

如今，中文世界的社交媒体比如小红书上，充满了”东南亚松弛感打卡“热潮等等。许多人第一次来到玛琅、槟城或曼谷这些旅游胜地时，或许根本不会想到，这里竟与一位20世纪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有着如此深刻的联系。乍看之下，这些地方只是热闹的度假景点：玛琅有火山与咖啡，槟城有街头美食和殖民建筑，曼谷有寺庙与喧嚣的夜生活。但对熟悉安德森的人来说，这些地点都是他一生思考“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起源与东南亚现代性命运的活生生现场。重走他走过的这些道路，或许就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不是简单复制他的结论，而是像他那样，以好奇、幽默、跨语言的同理心，去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是的，不是谁都可以以美国的身份进入第三世界从事调研，获得“白人特权的保护”，拥有如此显赫而复杂的家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人生道路，几乎不可能被完整复制。但任何和本·安德森一样经历过复杂的人，都应该感谢这份馈赠，而试图从中做出点什么来。今天的学者，很难再拥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环境、田野机遇和政治激情。但正因如此，重走他的道路——不是机械模仿，而是继承他的精神——才是最好的纪念。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许振华；编辑：刘亚光；校对：翟永军，李立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