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外国人经营者的活路

办公室附近有一家中餐馆，我特别喜欢他家的老鸭煲，那浓汤特别的鲜美。

这个月底，这家店将永远关门。店主李先生是一位40多岁的上海人，他从小看日本电视剧长大，怀揣着一个住在日本的梦，省吃俭用，打工攒钱，终于在2020年开了这家店。熬过了疫情的惨淡，好不容易把生意做到盈利。

就在他以为终于站稳了脚跟的时候，一纸新规，把一切打回了原点。

去年10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悄然修改了“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条件。这个签证类别，是外国人在日本合法经营企业的资格。以前称为“老板签证”，现在成了“烫手山芋”。

改动的核心，是资本金门槛从500万日元（约20万元人民币）一跃跳升至3000万日元（约128万元人民币）——整整六倍。

日本入管厅给出的理由是：近年来，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伪装经营、借此取得签证演绎“变相移民”的违规案例屡见不鲜。于是，一刀切的方式出炉了：资本金门槛大幅提高，同时还叠加了必须雇用一名日本人或拥有永住资格外国人，自身有相关学历或三年以上经营经验等条件，且须全部满足，缺一不可。

然而，这道“防火墙”究竟挡住了多少造假者？数字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回答。

入管厅自己的数据显示，政策收紧前，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中，资本金达到3000万日元的，不足全体的4%。换言之，这一新门槛，从一开始就把96%的此类签证拥有者挡在了门外。

而在整个日本350万家企业里，资本金超过3000万日元的，也只有8.7%。

拿一个连日本本国企业都难以达到的标准，去要求在日经营的外国人，这究竟是治理，还是驱逐？

江户川区西葛西是印度人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常住印度人超过8400名，周边印度餐馆林立，咖喱的香气混着烤饼的焦香飘散在街头，被人称作“小印度”。

一位在此经营印度餐馆的53岁印度男性，经营已满三年，年营业额约4000万日元，生意红火。然而他的资本金只有500万日元，距离3000万相差甚远。他无奈地说：“我们这么努力地经营，为什么日本政府熟视无睹？”

江户川印度人会会长、73岁的商人贾格莫汉·钱德拉尼更是忧心忡忡。印度社区里信仰多元，素食者众多，街边的印度食材店和餐馆，是他们维持日常饮食和宗教生活的支柱。一旦这些店相继关闭，多年建立的印度社区纽带，将会消失。

这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生活根基的问题。

山田和彦先生是东京都专业从事外国人签证的行政书士，长年为外国人办理签证手续。他直言：“3000万日元，就连日本人也很少有人拿得出来。”

去年10月新规实施前，他每月接到两三件新规申请咨询，而新规之后，完全归零。整个行业的同行也反映，状况如出一辙。有不少外国人已放弃更新资格，黯然回国。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能拿出3000万日元的人，更愿意去物价高但英语通用、利润更丰厚的美国或欧洲。”

这个新政策，不仅没能留下真正有实力的经营者，反而把那些踏实苦干的小店主一并赶走了。

日本名城大学宪法学教授近藤敦研究移民政策多年，他的判断更为犀利：能够伪造空壳公司的人，往往正是资金充裕者，3000万日元的门槛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照样能钻空子。真正被卡住的，是那些老老实实经营、账本透明、年年续签的小店主。“真面目にやっている人たちが割を食う制度”——认真做事的人，反而是这套制度的受害者。

他还比较了各国的同类签证标准：法国资本金要求约500万日元，德国根本没有资本金要求，只看对本国经济的贡献度，英国已废除最低投资额要求，转而考察商业创新性和可行性。日本参照的，是韩国和美国的标准——而这两个国家，并不能代表全球的普遍做法。

对于政府一刀切的苛刻政策，有不少日本人坐不住了。全国有5万多人签名，呼吁政府“高抬贵手”。

5月13日，日本市民团体代表带着这5万余人签名的请愿书，正式向法务大臣提出请愿，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并撤回这一苛刻政策。

这5万多个签名，代表的是多少个曾经在街头某家小店吃过一碗麻婆豆腐、一盘咖喱饭的普通日本人？他们或许说不清什么叫“在留资格”，但他们知道，那家店，那个味道，那个总是笑着招呼自己的外国人老板，是这个街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店里。当一道行政门槛，把一个怀揣梦想、认真生活的外国人挡在门外，受损的不只是那个人，还有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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