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瓶茅台
我叫李卫东,在县政府开车开了十五年,换了四任县长。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县府大院,我大概就是那根最老的“钉子”——谁来了都得用我,谁也动不了我。
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手里握着的东西,够多,够重。
那天是新县长张德茂上任的第三天。按惯例,各部门负责人要在食堂二楼小聚,算是给领导接风。我本不想去,可办公室主任老刘非拉着我:“老李,新来的领导点名要见你,说你开车技术好,往后还得靠你。”
我笑了笑,没吭声。
酒过三巡,张德茂端着酒杯站起来,红光满面,话里话外全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派头。他说要整顿作风,要清理历史遗留问题,要让某些“倚老卖老”的人知道什么叫规矩。
说这话时,他眼睛一直往我这边瞟。
我没搭腔,低头抿了一口酒。茅台,五十三度,我车里后备箱常年备着两箱。这不是我买的,是前几任县长留下的“规矩”——招待用酒,用不完的,自然就留给了我。
“李师傅,”张德茂突然走到我面前,声音不大,但整个包间都安静了,“听说你在县政府开了十五年车?”
“是。”我站起来,端着手里的酒杯。
他看了看我杯中的酒,忽然笑了。那笑容让我想起上一任县长调走时的表情——一样的居高临下,一样的自以为聪明。
下一秒,他抬手打翻了我的酒杯。
茅台酒溅了我一手,酒液顺着指缝往下滴。满桌的人全愣住了。
“县政府有规定,工作日中午严禁饮酒。”张德茂盯着我,声音冷得像淬了冰,“李师傅,你是老人了,更应该带头守规矩。这杯酒,我替你倒了。”
我低头看着手上还在往下淌的酒,沉默了三秒钟。
包间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有人尴尬地清嗓子,有人假装夹菜,更多的人在用余光偷偷打量我——等着看这个开了十五年车的老司机,是要当场翻脸,还是忍气吞声。
我身后的老周悄悄拽了拽我的衣角。老周跟了我八年,他懂我,他是在提醒我:别冲动,这是新县长立威呢。
我没回头,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松开。
然后我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谄媚的笑,而是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冰冷的笑。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慢慢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把手机举到耳边,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包间里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喂,陈书记吗?我是李卫东。”
张德茂的脸色,就在那一瞬间,变了。
不是发红,不是发青,而是像被人猛地抽走了所有血色,白得像纸。他甚至后退了半步,膝盖撞上了身后的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动。
包间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书记,县委陈书记,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同时也是张德茂在省委党校的同学——这些都是我听说的。但有一件事是我亲眼见过的:陈书记和前三任县长一起吃过饭,而那顿饭,是我开车送陈书记去的。
电话那头传来陈书记的声音:“卫东啊,什么事?”
我看了张德茂一眼。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渗出来。
“没事,”我笑着说,声音平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就是跟您说一声,新来的张县长工作挺有魄力的,中午请大家喝茅台,亲自倒酒,作风很务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然后陈书记笑了,笑声很轻,但意味深长:“知道了。”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身拿起桌上的茅台酒瓶,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酒液在杯中微微晃动,映着头顶的灯光,琥珀色的,很好看。
我端起来,一饮而尽。
“张县长,”我抹了把嘴,冲他笑了笑,“这杯是我自己倒的,您还要替我倒了吗?”
张德茂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陈书记给张德茂打了一个四十分钟的电话。具体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张德茂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三天后,张德茂亲自到我办公室,递给我一条中华烟,说:“李师傅,那天是我孟浪了,您别往心里去。”
我接过烟,笑了笑:“张县长言重了,我就是一个开车的。”
我确实只是一个开车的。
只不过在这个县城,开车开久了,车窗外头看到的风景,比方向盘上握着的权力,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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