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秦汉至唐宋时期（五）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五）

天下名都会

扬一益二，天下名城

隋唐五代至宋末的七八百年间， 四川较少受到大规模的战争破坏，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尤其是唐、宋两朝的开国之君，都比较重视四川作为大后方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大多采取了轻赋薄徭、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为四川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了四川城市工商业的高速发展。益州成为与扬州齐名、天下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市。

隋唐时期，历任蜀守都比较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扩修与维护。如太宗时，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士廉扩修旧渠， 分引支渠， 扩大灌溉面积，人称“侍郎堰 ”。此后，在今彭州、绵竹、温江、新津、眉山等地，均先后修建了许多新的堤堰、水渠。如唐末眉州刺史张琳新修通济堰，灌溉田地多至 15000 顷。从宋代开始，都江堰水利工程建立了岁修制度， 以充分发挥都江堰水利设施在防洪、灌溉和航运中的作用。大量新增的水利灌溉渠堰和比较完善的水利维修与管理制度，加之间种、复种、轮流种植等耕种技术的普遍利用，对发展蜀中农业生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产生重大影响。据蒙文通在《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中估计，唐代益州亩产量比汉代约增加了一倍。益州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需要之外，还运往全国各地。《新唐书》记载：“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

可见此时巴蜀之地的粮食产量之丰富。隋唐以来， 四川的粮食经济作物如麻、桑、茶叶、药材、水果种植面积较汉代有所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加之蜀人多工巧，在造纸、雕版印刷、制盐、纺织和陶瓷制作方面的技术比较先进，为巴蜀城乡经济、社会和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造纸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 四川的造纸业尤为发达。如隋代开始生产的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中和一带）纸（亦名“小灰纸 ”）， 以楮树皮制作，用途广且价格低， 在公私信札、契约券、文书中大量使用；益州生产的黄麻纸、白麻纸，光滑细腻、经久耐用，是唐代指定的主要官方用纸；集贤院大多采用益州生产的麻纸作为书写材料，据称每月用量可达五千番之巨。四川对纸的再加工也比较有名， 最著名的当数“薛涛笺”。薛涛笺为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768—832）所创，她以成都产木芙蓉为原料， 以胭脂染成红色，制成小笺，用于写诗。此笺既雅致又方便携带，人称“薛涛笺”。四川发达的纸张业，促进了四川雕版印刷的发展。唐文宗时，雕版印刷的佛经、韵书、历书、字书、杂书、占卜术书等，经书铺广为印行售卖，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学习、生活与交流的需要。

薛涛笺（原载四川人民出版社《望江楼志》）

自前、后蜀以来，成都成为四川的造纸中心，造纸技术闻名天下。成都专门从事造纸者就有十余家，所造纸张用途较唐代更加广泛，无论是造纸技术还是产量 ，都得到不断提升， 除了生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外，还重视回收旧纸制作所谓的“还魂纸”，实现对废旧纸张的再利用。就高端纸张的制造而言，除继续生产“薛涛笺”外，还产生了用途更广的“谢公笺”。谢公笺由曾任司封的北宋谢景初（1020—1084）在成都创制而成，共有深红色、粉红色、杏红色、明黄色、深青色、浅青色、深绿色、浅绿色、铜绿色、浅云色十种颜色，又称“十色笺”或“蛮笺”。它比“薛涛笺”制作更加精美，色彩更加绚丽多姿，用途更加广泛，更便于书写。元人费著在《蜀笺谱》中曾评价说，“纸以人得名者”，仅有薛涛与谢景初二人 ，可见唐宋时期蜀纸在全国的显著地位。宋代所产的麻纸、灰纸比唐时所产的纸张更厚重、更坚韧，也更加耐磨和耐折叠，成为印刷公私图书、文牒的重要材料。唐宋时期， 四川一直是全国的印刷中心。宋代蜀刻本校勘精良，字体清晰，版式疏朗，墨色与纸张用料上乘，著名的宋代蜀刻本有《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为推进四川文教事业、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时期， 四川的制盐业较汉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盐井数量增多、产量不断提升两个方面。特别是唐朝政府实行食盐管权政策，划定食盐销售区并禁止成本较低的海盐入川销售后， 四川的井盐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如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剑南道仅有盐井 90 口，分布在陵、绵、资、荣等十州境内。到了宪宗时，剑南东、西川两道的盐井数量已增加至 205 口，分布在十二州二十七县境内。到了唐代后期，仅剑南东川道十一州就有盐井 460 口，山南道 4 州有盐井 123 口。此外，剑南西川道 3 州还有盐井 13 口，黔州有盐井41 口。盐井增幅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其中，产盐最多的盐井分别是陵州（今眉山市仁寿县）的陵井和泸州的富义井。陵井在武周时 ，每日产盐多达 1820 斤，富义井则每月产盐多达 3660 石。随着盐井数量的不断增加，产盐量也随之不断上升，这是四川井盐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宋代的制盐业无论是产量还是技术，均较唐代有所发展，产量更是空前增加。特别是卓筒井技术的发明，既节省了人力物力 ，也从实质上提高了盐卤的产量，而且 ，这种新型技术在生产时更加灵活 ，使用的范围更加广阔，推广也更加方便，这对增加四川盐井的数量和盐的产量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统计， 四川盐井的数量，唐代不过 630 余口，到南宋时， 已猛增到 6900 余口，增幅十倍之巨。而四川井盐的产量到南宋初期已达到 6400 余万斤,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川食盐不能自给的历史。

隋唐五代时期， 四川的陶瓷业不断进步，其中，尤以瓷器业的成就最为显著。著名的窑场有邛崃的固驿镇和十方堂、成都的青羊宫、华阳（今成都市锦江区）的琉璃厂及都江堰的玉堂窑等， 以生产青瓷为主。青瓷由青釉加彩、一次高温烧制的方式制作而成。如唐代邛窑十方堂生产的青瓷代表省油灯，器型别致，灯盏中空， 注水后可降低油温以减少油的蒸发，达到省油的目的。“省油灯”还成为颇有四川语言特色风格的一大代名词。宋代四川制瓷业大放异彩，不仅窑址星罗棋布、区域广泛， 而且制陶工艺水平很高，产品器型与用途广泛，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在四川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有人评价说，宋代四川陶瓷既有较大的手工作坊，也有独家经营的家庭小作坊；既是陶瓷的生产基地，也是交通、贸易的集散地，主要有白瓷、青瓷和黑瓷三大体系,生产的陶器完全可满足社会各阶层不同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需要。

唐宋时期， 四川的交通运输路线四通八达，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改观。就陆路而言，唐文宗开成四年（839 年）， 向北扩修了大散关经褒城、利州至剑门的金牛道，并对山川岩壁间的栈道进行了修整与加固；川西北方向，扩展了由都江堰经汶川、松潘进入吐蕃以通西域的道路；西南方向， 复开清溪道，恢复了西晋以来曾被阻断的进入南诏而至天竺的旧道。就水路而言， 经由岷江下川江出三峡，成为四川最繁忙也最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所谓“门泊东吴万里船”“千里江陵一日还”，正是对这条水脉航运繁忙景象的生动描绘。航行在这条水道上大大小小的船只，成为“吴盐蜀麻自古通”的重要运送工具，促进了四川与沿江、沿海城市之间的商贸交易和人员往来。

古蜀道示意全图（图源：人民日报）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 四川的商业与贸易也随之开始繁荣。唐宋以来， 四川不仅是朝廷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全国粮食、茶叶、纺织品、纸张、药材的重要出产地， 以及各种商品、货物的集散交换中心。四川所产的茶叶、蜀锦远销日本、南洋、波斯、天竺，而安南、天竺的香料、琉璃、珍宝又从外国输入到四川境内， 四川成为财贿货集的西南重镇，史称“扬一益二”。唐人卢求《成都记》序云：“以扬为首，盖声势也。”并认为，若从两地“江山之秀，锦罗之丽，管弦之多，伎巧百工之富”等富裕安乐的实际情形考察，扬州甚至还不如益州的一半繁华。卢求无异于直接将时人眼中的“扬一益二”更改为“益一扬二”。

唐代在成都设置益州总管府， 出镇成都的长官大多是身居要职的朝中重臣。唐代成都史称“号为繁庶， 甲于西南”。百姓生活富足而悠闲，官民岁时宴饮相沿成风，甚至出现了地方主政者带头参与游乐的所谓“遨头行乐”的形象。宋代成都物产丰富，商业与交通、贸易较前更加发达，百姓富足而殷实。所谓“歌咏风流，俊丽繁华”，是当之无愧、名满天下的“富丽场”。即使一向以“刚毅清廉 ”著称的张咏、赵抃等高官出知成都府路，也不得不因其旧俗， 执行“不废娱游”之乐的治蜀之策。

唐代的成都城内，本有东市、南市、西市和北市这样经常性的、固定的商业中心市场；在城郊还有花市、蚕市、药市、灯市等专业性、季节性的市场。此外，还有夜市出现。这些足以说明唐代成都城市商业与交通、贸易业之发达。除成都外，唐代四川境内还有被称作“蜀川巨镇”的梓州（今广元市）、被称作“佳郡”的嘉州（今乐山市）、被称作“峡中大郡”的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及蜀州（今崇州市）、彭州（今彭州市）、汉州（今广汉市）、陵州（今眉山市仁寿县）、阆州（今阆中市）等新兴城市。这些新兴的州县与成都府一起，构建了唐代四川的工商业与交通、贸易业的基础框架。除成都、梓州这类城市商业中心市场外，在四川各州县的农村还出现了不少定期交易的县乡集市， 时称“草市 ”。著名的如成都东门外的草市、蜀州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境内）的青城山草市、雅州严道县（今雅安市）的蒙顶山麓草市、阆州阆中县的茂贤草市等。除新兴的大型商业城市和州县草市外， 四川境内还出现了具有巴蜀特色的药市和蚕市。唐五代时期， 四川的蚕市主要集中在西川地区，在成都城市周边，主要以城北学射山的至真观、城西的乾元观和严道观为代表。此外，彭州九陇县的崇真观、汉州金堂县的玄元观也比较有名。蚕市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定期举行，集市上主要出售养蚕工具、蚕种， 以及药材、农具、花木等日常生活用品。五代时期，举办蚕市的时间逐渐延长。据《茅亭客话》记载，每年正月至三月，都可以举办蚕市。蚕市的兴盛，是四川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从新兴城市的商业中心到专门性、季节性市场再到州县草市的兴起，说明唐代四川已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商业、交通、贸易体系，表明唐代四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已发展到新的高度。

五代时期， 四川遭受的侵扰较少，成都的商业继续保持繁荣。如前蜀王衍时，太后、太妃甚至在成都市内广置邸店， 以谋私利。后蜀孟昶（919—965）扩建成都城市，城周围多达四十八里。孟昶还于城上遍植芙蓉，花开时整座城市如锦如绣，所以成都从那时起又有“芙蓉城”之名。

宋代成都已发展成为“西南大都会”。李良臣在《东园记》中记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 …… 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 黄尘涨天， 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

成都作为天下大都会，素号“繁丽”，街渠交错，百货集聚，车水马龙，层楼云集，灯红酒绿，日夜不息，各种奇珍异宝，可谓应有尽有，充分表现了成都城市繁荣、商业发达与人口众多的历史特征。据北宋赵抃在《成都古今记》中记载，宋代成都已发展到“月月有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 四月锦市， 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不仅每月有市，而且出现了一月多次开市、多次出城游赏的情况。据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仅每年的正月，就有元日游安福寺塔、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五日五门蚕市、上元节放灯、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二十八日出笮桥祭拜保寿侯等游乐节庆。宋代成都城内商品市场远比唐五代时期的规模更大，容纳的人口数量也更多，开市的时间也更长，并形成了以大慈寺、玉局观为中心的固定商贸中心。特别是高骈创筑罗城，王刚中、范成大培修城市街道之后，成都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成都商贸宴饮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陆游在《城东醉归深夜复呼酒作此诗》中云，“五门鼓动灯火闹，意气忽觉如章台”，生动地刻画了成都繁华丰富的夜生活景象。

尤其在交通航运要道和重要的矿产、特产产出之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的场镇，著名的有蜀州的味江镇 ，彭州的导江镇 ，雅州的卢山场 ，彭州的西津、南津，雅州的平羌津等。上述熙宁十年新增加的 79 个征收商税的场务，绝大多数就设置在新兴的市镇上。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其中 ，拥有 6 个新兴市镇的县就有 43 个，约占川峡四路 166 个县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新兴市镇在宋代商贸业中的显著地位。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