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田 || 比城跑得更快的人口迁移 ——永定河的旧日记忆③

安次，这片自汉朝便已建制设县的热土，在漫长的岁月里，却常常要面对大自然最暴戾的一面。翻开泛黄的《（康熙）东安县志》，历史的墨迹里浸透着水患的苦涩：汉桓帝永康元年，境内大水滔天，朝廷紧急“赐溺水者二千”，那是对两千个消逝生命冰冷的抚恤；到了唐朝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易水汹涌，水位高出地面一丈有余，田里的庄稼被洗劫一空，只留下满目疮痍；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大水再次逼得安次人无路可走，四万流民拖家带口涌入边塞，只为寻一处苟活的生土；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境内大水泛滥，朝廷不得不派遣李崇炬将军率军前来治理。

自元朝在北京定鼎建都，安次的命运便与永定河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作为京城的南邻，永定河南支在境域内开始了它肆意的舞蹈。元朝延祐七年（1320年），浑河在落垡决堤，拉开了元代水患的序幕；随后大定二年（1162年）、泰定二年（1325年）等年份，洪水接连发难，境内平地积水深达数尺，宛如一片汪洋大湖。整个元朝，域内发生较大的水灾竟达十次之多。

连年的水患，让境内中南部的百姓再也无法固守田园，他们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留下的，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大面积的膏腴之地因常年过水而无人敢耕。明朝初年，为了充实京畿重地，恢复农耕生产，安次迎来了新的转机——来自山西洪洞、山东即墨、浙江金华等地的大批移民，奉诏迁入境内。他们在荒草蔓蔓中建村立户，重新点燃了人烟。据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地名普查统计，全县共有278个明朝迁徙而来的移民聚居点，这些聚居点后来逐渐演变成村落，占据了当年全县村庄的三分之二。

然而，移民们带来的生机，很快又被新一轮的水患吞噬。明朝虽然竭尽全力治理永定河，但效果甚微。县志记载，永定河在境内曾发生较大水患27次。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浑河决口尤为惨烈，以至于“是年儿童多为独生”，人口锐减的阴影笼罩四方；正德九年（1514年），洪水之大，竟致“境内道路行舟”；隆庆六年（1572年），大水漫灌东安（安次）至左奕、朱村、马子庄、调河头一带；万历年间更是水患连连，二年（1574年）浑河冲决，水灾漂没人畜，知县洪一谟面对惨状只能“号泣救济”；十一年（1583年）夏、十五年（1587年）马子庄与骆驼湾相继决口；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浑河主河道直接移至本县，水淹县城西门；天启六年（1626年），浑河水长驱直入县城，房舍淹没，民众被迫“架巢为屋”，庄稼颗粒无收。这一时期，朝廷往往无力顾及，境内百姓只能各自投亲靠友，再次踏上流亡之路。

清朝康熙年间，朝廷对永定河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筑堤，试图调整河流下口，但河道在境内调河头一带依然多年摆动，每逢洪水，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依旧是一片泽国。雍正、乾隆年间，为了控制永定河水南泛北侵，境内修筑了南、北遥堤，形成了永定河中泓和北泓两大区域之间方圆40里、涉及近百个村庄的永定河老泛区。由于永定河没有固定河道，安次地处下游，地势低洼，紧邻淀泊，每逢上游发大水，河水便在老泛区内几十里范围内任意漫流，以此起到匀水散沙的防洪作用。

为了在这恶劣环境中延续生存，清朝康乾年间的泛区百姓在各自村庄四周筑起了各种土围埝。随着洪水一次次侵蚀，各村的土围埝逐年增高。这本是无奈的求生之举，却也增加了御洪能力，反过来影响了正常的行洪，导致泛区下游流水不畅，泥沙逐渐淤积。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任吏部尚书舒德赫、直隶总督方观承联名奏请皇帝，请求对境内泛区内的马家口、王家园、武家庄、朱家庄、冯场、东沽港、宋流口、外澜城、郭家场等14个村庄1627户的百姓进行迁移，共涉及土、瓦房近万间。乾隆十八年（1753年），内阁遵旨议奏《堤内禁止民居事》，皇帝在圣谕中明确指出：“河堤埝内为河身重地，不应令民居住。朕此次巡视，见居民村仍有占河身者，或因其中积成高阜之处所，可阻河水上涨，若将来增益，于经流有碍，不可不严限制。着总督方观承，务将现在堤内村民人等即确查实处，并令沿河州县会同河官一同查清，严加治罪。对下口南埝河内村庄，务遵圣训劝谕迁移……其愿迁之村民即给房价……对外来居住建房者勒令拆迁毁掉……”这是清朝为了永定河顺畅行洪，对泛区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强制性移民。

这一年，为了落实朝廷的移民法令，直隶总督兼总河道方观承在永定河堤竖立了《禁河身内居民添盖房屋碑》，其内容严令河身内村庄的居民在原址造房屋居住。其中北埝头至范瓮口一带的北埝村庄，东安境属：淘河201户，瓦土房1783间；于家堤118户，瓦、土、草房428间；葛渔城656户，瓦土房4164间。自范家口至凤河堤北埝村庄：门家庄6户，草房13间；郑家楼31户，草房90间。

与此同时，朝廷还严格规定：永定河流经的南泓、中泓、北泓泛区内的村庄不准筑埝打堤，必须任由河水漫流。据统计，仅清朝一代，永定河在境内决口就近50次，因大雨导致下游排水不畅引起的水涝总计20多次。

历史的车轮滚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永定河在固安县梁各庄决口改道，原南北遥堤之间的永定河老泛区随之淤废，而在安次境内又形成了永定河北护路堤至原北遥堤之间的永定河新泛区。据1995年统计，这一新泛区涉及安次境内的白家务、旧州、杨税务、仇庄、大王务、调河头、码头、东安庄、落垡10个乡镇、114个行政村，影响人口7.2万，耕地16万亩。

1949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安次再次遭遇天灾。境内大雨滂沱，引发严重水灾，受灾面积74万亩，其中50万亩绝收，灾民达15万，倒房2万间，灾情为数年所未有。同年6月，域内四区平地水深2尺。是年秋天，据安次县政府统计，全县紧急开挖泄水口11处，排水腾地6万亩，堵筑永定河险工决口处36处，并沿河堤的村庄修筑护埝7处，共计110华里，用最原始的人力对抗着桀骜不驯的河水。肥沃的田野重归荒芜，不少村庄变得人迹罕至，只余下断壁残垣在风沙里静默伫立。

安次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县城治所因水患反复迁徙，普通百姓更是被洪水一次次驱赶着离开家园。每一次洪水过后，都是旧的居民离去，新的移民再来，在永定河反复无常的肆虐里，这片土地始终在荒芜与新生间反复摆荡，而安次人扎根求生的韧劲儿，也在一次次迁徙与坚守里，被打磨得愈发坚韧。（待续）

（此文原名《历史上的永定河水患及安次移民》，经ai丰富增改。）

作者简介：刘化田，廊坊市文史专家，安次区人民政府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曾任《廊坊安次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