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工作的华人感慨：不要信媒体吹牛，日本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

在日本工作的华人感慨：不要信媒体吹牛，日本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

林哲把行李箱拖进成都双流机场到达大厅的时候，已经将近晚上十一点了。三月的成都夜里还带着些许凉意，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合着火锅底料和栀子花的味道。他站在出口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鼻腔里涌上一阵酸涩——就是这个味道，他想了三年的味道。

上一次回来还是2019年春节，之后就是疫情、封控、签证到期、工作变动，一拖再拖，拖到2023年的春天才终于又踏上了这片土地。来接他的是大学同学方远，两个人从大一住一个宿舍开始算，已经认识了十五六年。方远还是老样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头发比大学时候少了三分之一，肚子倒是圆润了不少，站在人群里冲他招手，笑得满脸褶子。

“哟，日本精英回来了。”方远接过他的行李箱，上下打量了一番，“瘦了啊，日本饭吃不惯？”

“吃得惯，就是贵。”林哲笑了笑，跟着方远往停车场走。他的步子不由自主地迈得很大，方远在身后喊：“你走慢点，赶着投胎啊？”林哲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突然意识到自己走路的节奏还保持着东京的调子——快、急、不等人。而在成都，连出租车司机都在路边慢悠悠地抽烟，仿佛时间在这里是按秒针走的，而在东京是按毫秒。

车上，方远问他想吃什么。林哲说随便，什么都行。方远说那去玉林路吃串串，你以前最爱那家。林哲说好。车子在二环高架上开得不快不慢，两边的高楼流光溢彩地掠过，LED广告牌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亮。林哲看着窗外，忽然说了一句：“成都变化真大。”

“大啥啊，你才三年没回来。”方远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你是没见过深圳上海，那才叫变化。”

林哲没接话。他在东京住了六年，六年间他每天经过的涩谷十字路口，一百年都是那个样子。新宿站的出口他闭着眼睛都能走，因为图纸从来没有变过。不是说不繁华，而是那种繁华像一个精心维护的博物馆——你十年前去是那个样子，十年后去还是那个样子，连便利店门口摆放的矿泉水品牌都没有换过。

玉林路的那家串串店还在，老板娘换了一个更时髦的卷发，笑起来声音比三年前更洪亮了。店里坐满了人，热气蒸腾中到处都是红油和孜然的香味。林哲拿起菜单一看，素菜六毛，荤菜一块二，锅底十五。他盯着那个价格看了好几秒，像是在验算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看啥呢？”方远抢过菜单，刷刷刷勾了一大堆，“放心，我请客，不跟你AA。”

“我不是那个意思。”林哲摇了摇头，“我在东京吃一顿火锅，两个人，一万二日元，合人民币六百多。锅底就要收一千五日元，里面就漂着两片香菇三块豆腐。”

方远“啧”了一声：“那是你们东京物价高。你看成都，两个人吃撑死了一百五。”

串串端上来的时候，林哲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公司后辈的LINE群里，配了一个哭脸的表情。后辈们纷纷回复：“哇，看起来好好吃！”“林桑，请给我带伴手礼！”“羡慕死了，我也想去中国！”

他放下手机，蘸着干碟吃了一口牛肉，辣椒的刺痛和花椒的麻痹同时在舌头上炸开，辣得他眼眶发红。方远说你怎么吃个串串还吃哭了，林哲说辣的你信不信。

方远不信，但也没有追问。

林哲在东京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做技术工程师，说起来体面，早九晚五，周末双休，年假十五天。但“早九晚五”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真实的情况是早上八点四十到公司，晚上至少待到七点半，碰上项目节点加班到十一二点也是常事。加班费倒是有的，只是时薪算下来，和他大学刚毕业在苏州工作的第一个月差不多。

他现在月薪四十万日元出头，折合人民币两万左右。听起来不少，扣掉税、保险、年金，到手大概三十二万日元，约一万六千块人民币。东京的一间单间公寓，二十平米，房租八万五。水电煤气手机网费加起来两万。伙食费自己做饭的话四万，外食的话翻倍。交通费公司报销一部分，自己还要贴五千。再加上偶尔的人情往来、日用品、健康保险的自费部分，每个月能存下来的，大概五万日元，两千五百块人民币。

两千五百块。他在东京省吃俭用、挤地铁、自己带便当、租没有电梯的老公寓、买超市晚上七点后半价的炸鸡块，一个月能存下来的钱，还不如方远在成都做软件测试的一个月公积金多。方远去年刚买了第二套房，四室两厅，在成都三环边上，月供七千，公积金冲抵之后自己只掏一千多。林哲问他多少平米，方远说一百三十八。林哲在心里换算了一下东京的房价——同样面积的新筑公寓，在板桥区都要一亿两千万日元以上，首付两千万，月供三十万，他得不吃不喝还到六十岁。

串串吃到后半程，林哲喝了几瓶啤酒，话开始多了起来。

“你知道我在日本最难受的是什么吗？”他用筷子戳着一块藕片，目光有些涣散，“不是加班，不是语言不通，不是寂寞，而是——你明明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可你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中国一个二线城市。”

方远靠在椅背上，一边剔牙一边看他，等着他往下说。

“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笑。”林哲放下筷子，“我去年出差去了一趟杭州，在那边待了四天。我住的酒店旁边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晚上九点多我饿了，下楼想吃点东西。你知道那个商场有多夸张吗？一楼是新能源汽车展厅，理想、蔚来、小鹏，全是国产的，每个展台都有人在看。二楼是小米和华为的体验店，那个客流量，我在东京的友都八喜从来没见过。三楼一整层全是奶茶店，喜茶、奈雪、一点点，一家挨着一家，每一家都有人在排队。我去负一楼吃了个酸菜鱼，扫码点单，机器人送餐，四十八块钱，米饭管够，味道比我在新宿吃的中华料理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他喝了一口啤酒，声音低下来：“然后我就想，我在东京到底图什么？图空气好？图医疗？图小孩教育？我一个单身汉，连老婆都没有，想什么小孩教育。”

方远给他倒满酒：“你在日本待了六年了，日语应该很好了吧？有没有考虑过找个日本姑娘？”

林哲苦笑了一声：“你当我没有想过？我公司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三岁，东京本地人，我们处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她第一次去我家之后说什么吗？她说我家太小了，像玩具屋。她不是嫌弃我，她只是说出了事实——二十平米的房子，在她们日本女生的标准里，确实只能算一个起步。可是在东京，我要想买一个像样的两居室，至少得攒到四十岁。四十岁啊，我爸妈在我这个年纪都生了我了。”

“那你回来啊。”方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林哲沉默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也不是没想过，就是……怎么说呢，不甘心。总觉得自己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来了，面子上过不去。而且我爸妈那边……”

方远理解地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林哲在成都待了五天，除了见方远，还见了几个高中同学。有人在做跨境电商，有人开了MCN公司，有人在体制内混到了副科，有人搞了个剧本杀店据说已经开了三家分店。大家聚在一起吃火锅的时候，聊的无非是房子、车子、孩子、股票。林哲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说“我那套房子去年涨了三十万”“我那车市区开开还行高速上有点飘”“我儿子在七中读初二压力大得很”，他发现自己一个字都插不进去。

不是不想说，是没有共鸣。他在东京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孩子，甚至连一只猫都没有。他有的就是一个行李箱、一张工作签证、一间每月八万五的出租屋，以及一个越来越模糊的、关于“留在日本会更好”的幻想。

同学聚会的后半程变成了小型吐槽会。做跨境电商的老张说他去年双十一流水破了八百万，但是退货率高得吓人，利润还不如前年。开MCN公司的老周说他公司旗下三十多个网红，真正能赚钱的就两三个，剩下的都在赔钱养着。副科级的老陈说他一个月到手七千多，加上年终奖勉强过万，老婆天天嫌他没出息。剧本杀的老板小李说他三家店加起来月营收二十多万，但是房租和人工一扣，到自己手里还没打工的时候多。

林哲听着听着，忽然觉得这些烦恼都好“大”。他们讨论的是几百万的流水、几十万的利润、几十万的房贷，而他每天想的是这个月有没有存够五万日元、下个月保险到期了又要多交一笔、便利店的那个饭团好像又涨了十日元。他的烦恼跟他们的烦恼比起来，小得让人觉得悲哀。

从成都回东京的飞机上，林哲身边坐了一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手里拿了一本日经新闻。起飞之后，男人主动搭话，问他是不是也去东京出差。林哲说不是，自己在东京工作。男人来了兴趣，问他在做什么行业。林哲说了公司名字，男人点了点头，说这家公司在业内还不错。

“你在日本待多久了？”男人问。

“快六年了。”

“准备拿永驻吗？”

林哲犹豫了一下，说：“在考虑。”

男人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过来人的了然。他说他在日本待了十二年，去年刚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了。林哲问他为什么回来，男人说了一句让林哲一路上都在想的话：“因为我的收入在日本算中上，回到上海之后我才发现，我的生活品质在日本是中等偏下。”

男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他在东京年收九百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四十五万左右。听起来不错，但是在东京，一个四口之家想要过上体面的中产生活——住一户建、开一辆车、两个孩子上私立学校、每年出国旅游一次——年收至少需要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他的九百万，刨去税和保险，到手不到七百万，扣掉房贷、车贷、教育费、生活费，每个月所剩无几。回到上海之后，他找了一份年收四十万的工作，他老婆也找了一份二十万的，两个人加起来六十万，在上海不算高，但是房子是父母留的老公房，不用还贷，孩子上公立学校，每个月除去开销还能存下一两万。

“我在东京的时候，每天都觉得自己很穷。回到上海之后，我第一次觉得‘我可以喘口气了’。”男人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是林哲很久没有在自己眼睛里见过的。

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林哲拖着行李箱走过熟悉的到达通道，自动门打开，一股湿冷的空气扑面而来。他在路边等出租车，身后是一个硕大的电子广告牌，上面用日文写着“Welcome to Japan”，旁边是一个笑容灿烂的日本女明星，手里拿着一瓶不知道什么牌子的饮料。

出租车来了，司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帮他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动作慢得像在做广播体操。林哲说了地址，车子缓缓驶入暮色中的东京。路过葛西的时候，他看见了那片著名的团地住宅区，灰白色的楼房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像复制粘贴一样，每一个阳台都晒着同样规格的被子，每一扇窗户都透出同样色温的灯光。这座城市什么都规划好了，连让人意外和惊喜的空间都没有了。

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到东京的第一个月，有一次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挤得双脚离地，旁边一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在他耳边用日语骂了一句脏话。他当时听不懂，只是觉得那个人的表情扭曲得不像人类。后来他学会了日语，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烦死了”。他每天在地铁里都能听到同样的话，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用同样的语气，同样的音量，甚至同样的口音。

这座城市教会了他一件事：秩序感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无声的窒息。

回到租住的公寓，林哲放下行李，打开冰箱，里面只有一盒过期的纳豆和半瓶めんつゆ。他去楼下的7-11买了一份牛肉饭便当，加热，坐在沙发上吃。墙壁很薄，隔壁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是一档综艺节目，嘉宾们笑得很大声。他听不懂他们在笑什么，不是因为日语不够好，而是因为那种笑是有规则的——什么时候该笑，笑多久，笑多大声，都有不成文的规定。他待了六年，依然学不会。

手机震了一下，是方远发来的消息：“到家了没？报个平安。”

林哲回了一个“到了”。

方远又发来一条：“我昨天跟我老婆说了你在日本的情况，她说让你回来算了，说我们公司正好招人，内推一下应该没问题。”

林哲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只回了一句：“我再想想。”

他没有说的是，在从成都回来的飞机上，他用手机查了一下国内二线城市的平均工资和生活成本。成都是他比较熟悉的地方，他查了成都的软件园附近的房租，一个不错的一居室，两千五到三千一个月。他查了成都的房价，高新区的新房，两万出头一平，一百平的话首付六十万，按他的存款速度，在日本再存五六年就够了。他查了成都的工资水平，像他这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月薪两万左右不算难事。他还查了成都的社保、公积金、医疗、教育，每一项都让他觉得亲切又陌生——亲切是因为那是他从小熟悉的环境，陌生是因为他在日本待了太久，久到差点忘了自己国家的城市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他甚至查了“从日本回国工作社保怎么转移”“海外工作经历在国内怎么认证”“日本驾照怎么换成中国驾照”这些具体到琐碎的问题。查着查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他连决定都还没有做，就已经在研究回去之后的流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身体比他的脑子更诚实，说明他内心早就有了答案，只是那个叫做“面子”的东西在死死拽着他。

在东京的第三个星期，林哲的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田中，二十六岁，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田中的办公桌在林哲旁边，第一天上班就带来了一套崭新的西装和一种压倒一切的自信。中午吃饭的时候，田中问他：“林桑，你为什么来日本工作？”

林哲想了想，说：“因为小时候看动画片，喜欢日本。”

田中笑了，那种笑容里没有嘲笑的意思，只是单纯觉得有趣：“那你后悔吗？”

林哲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看食堂窗外的天空，东京的天空其实很蓝，蓝得不太真实，像是有人用Photoshop调过饱和度。他突然想起成都的天空，大多数时候是灰色的，灰得亲切，灰得有人情味，灰得让他在面对这片过于完美的蓝色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不后悔。”林哲说，“但是我在想，是不是该回去了。”

田中露出惊讶的表情：“为什么？日本不好吗？”

“日本很好。”林哲用日语慢慢地说，“只是好得不真实，而不真实的东西，住久了会累。”

田中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林哲回到公寓，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一个问题：“在日本工作的华人最后都回国了吗？”点进去，是一个论坛，几百条回复，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自己待了十五年还是回来了，说日本是一个适合旅游不适合生活的地方；有人说自己拿了永驻买了房子孩子也生了，回不去了；有人说不后悔来日本，但是后悔待太久；有人说国内卷得要死，打死也不回去。

林哲看了很久，每一条回复都像一面镜子，照出他某一部分的困惑和挣扎。他最后看到一条只有两行字的回复，写得特别简单：

“在日本待了八年，去年回武汉了。以前在东京觉得生活好难，回武汉之后觉得生活好贵，但贵和难不一样。贵的对面是有可能，难的对面是没有。”

林哲把这段话截了图，存在手机相册里，又觉得不妥，改成存到备忘录。他不知道这个截图会留多久，也许明天就会删掉，也许会一直留着，留到他真正做出决定的那一天。

窗外的东京沉入夜色，灯火通明，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人在生活。而他只是这无数灯光中微不足道的一小点，亮着，不够亮，灭掉，也没有人会发现。

他拿起手机，给方远发了一条消息：“你们公司那个内推，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方远秒回：“随时。”

林哲盯着那个“随时”看了很久，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他没再回复，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

黑暗中，他听见隔壁的电视机还在响，综艺节目的笑声准时而规律地传过来，像这座城市的心跳，稳定、冰冷、不知疲倦。而他自己心里那个快要熄灭的念头，在“随时”这两个字里，好像又找到了最后一点氧气，微弱地、固执地，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