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前就讲过很多有关于抗日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后来日本战败之后,细菌将军石井四郎和美方GHQ进行利益媾和,用标本资料和数据换取逃脱绞刑架的自由。也说过,再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同志们发现了很多“似曾相识的老朋友”,很多陶瓷制造的四格炸弹,里面装了感染病原体的老鼠和跳蚤等等。笔者也提到过我们了不起的38军的同志们在朝鲜战场一边正面作战,一边还要进行反细菌战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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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三十八军野战医院护士吕文秀同志和军直属卫生所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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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阴暗的手段,他们也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拿不上台面的。早在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败退至三八线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即提出细菌战计划,1951年底正式决策,意图就是通过制造疫情削弱志愿军战斗力、破坏后勤补给。美国陆军化学兵团1953年内部文件(杰弗里·凯引述的)称,将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性武器”,所谓说,“提高短期战斗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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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了,美国在二战后与日军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达成秘密协议,以豁免战争罪换取技术数据。所以我们虽然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背叛。朝鲜战场被指控为“继承731部队生物武器遗产的实验场”。杰弗里·凯指出,美军使用的“羽毛炸弹”和“昆虫武器”等与731部队技术高度相似,朝鲜成为冷战初期生物武器实战化测试的关键场景。另外这位学者还说,德特里克堡过去曾经是,现在也还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前些年由于全球都有的新冠疫情,大家对这个地方也是有所耳闻的。那么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个研究所就和中情局密切地合作。成立了所谓的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学者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当美军在朝鲜战争当中实施了细菌战之后,德特里克堡有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突发疾病去世了。可能他们就是研究某些东西的牺牲品,但是美国的军方从来没有公布对这些研究者不幸身亡的死因,或者说也没有发布类似的调查情况。
美国历史学家们也证实,有不少文件证明了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当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杰弗里·凯甚至直言说,一部分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了解细菌战武器来自“德特里克营”,也就是后来的德特里克堡。因为那里曾经作为一个特殊的作战单位,所以管它叫做“营”。有证据显示创建德特里克营的美国化学战勤务队,有一些人员是主张赦免原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和他同伙们的人。这些主张赦免战犯的人,也正是那些鼓吹生物战的人,更是那些在1950年到1951年马上成为生物战负责人的人们。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日本进行细菌战最开始的地方就是在关东军的势力范围之内,就是说在中国的东北开始,逐渐在其他地方设立分部。后来的美帝国主义继承了这个细菌战的衣钵,所以他们的行为是高度相似的,他们也特别对在寒冷地方实施细菌战的实效很感兴趣。所以他们下毒手的地方是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这恰好是气候很相似的地区。如果他们的行动成功了,自然要扩大侵害的范围,也就是我国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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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美国掩盖不住,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都不用别人去揭露了,通过时间,美国自己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都把这丑闻盖子揭开了,一看,臭死了。现代人都知道,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道德的,那么除了缺德之外,单就战争本身功能来说,它有能够收益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当年的日本特别想发展这个东西,是因为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战争手段。相比核武器(政治风险极高),或大规模常规进攻,细菌战隐蔽性强、成本低,可制造恐慌,瓦解军民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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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52年1–3月,美军飞机在朝鲜40余郡及中国东北包括抚顺、安东就是丹东等地投撒带鼠疫和霍乱杆菌的昆虫,意图引发烈性传染病流行,中方记录有相关感染384例,死亡126人。当时美国将新中国视为“共产主义扩张威胁”。部分决策层存在一种“为遏制对手可突破道德底线”的思维。如中情局特工亨特1951年著作推动“洗脑”的污名化宣传,为自身生物战研发提供遮掩,直到现在他们也仍然会喜欢用这个词,其实是他们自己最爱这么做的。当然后来美军是给自己找理由,因为这件事不能拿到台面上,他们会说朝鲜冬天很冷,投放昆虫和老鼠的成功率不大。事实上真正进行细菌战的时候是早春之后,这个时候刚好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病原体能活的,美军也很狡猾,细菌战投撒区域多为山洞、战壕等微环境,是具备传播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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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苏联方面有一些信息,因为他们曾经想和美方搞好关系,所以在宣传口径上曾有所放松,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政策就开始变化,直到苏联后期,他们文件可能为缓和与美关系而淡化指控。所以与1952年苏联支持调查的立场矛盾了。后来国际科学委员会,含西方科学家们独立调查,有详细物证链,包括细菌弹残骸、昆虫样本、中朝防疫档案,还有2010年CIA解密的20余份实时截获的中朝军队求援电报,其中有请求DDT、报告疫情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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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实的证据是,后来2019年美方CIA解密文件《烈火洗礼》 意外证实,中朝军队1951–1953年间持续向总部请求DDT、防疫补给物资,以应对“生物战攻击”,与当年调查结论高度吻合,彻底驳斥所谓“宣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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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1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以铁证揭露美军在朝鲜与我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调查团由李德全(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任团长,廖承志、陈其瑗任副团长,陈其瑗同时担任东北分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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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时间线大致为3月14日周恩来同志致电部署,调查团于3月15日自北京出发。他们分赴朝鲜前线与中国东北(沈阳、抚顺、安东/今丹东、宽甸等地)实地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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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了详尽的证据收集,调查团访问150余人证,勘验1165件物证,包括美军投撒的带菌昆虫、细菌弹残骸等。并审讯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美军俘虏。宽甸县学生李思俭发现的白垩质细菌弹就是关键物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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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也有证据印证,同期,3月3日启动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与七个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独立调查后,他们于9月23日发布报告,以科学证据确认说,“美军确将中朝军民作为细菌武器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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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自1952年5月5日起,新华社陆续公布25名美军飞行员关于实施细菌战的供词。中国同步开展全民防疫运动,志愿军接种率达92%以上,有效遏制疫情扩散。也就是说我们打仗已经超级超级艰苦了,不能再因为这个产生减员。当时志愿军做出的应对政策都是非常及时而且有效的,在党的管理下,没有造成像旧社会那么大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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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对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也逼着我们构建高效防疫体系,调查直接推动中朝成立各级防疫委员会,从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到连级防疫组,建立检验队、检疫站、传染病医院,形成“专业队伍加群众运动”的防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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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应对有效遏制了细菌战效果。通过全民接种(包括志愿军接种率超92%)和爱国卫生运动、疫情分区管控等措施,1952年,朝鲜北部传染病发病率反较1951年显著下降。资料记载,与细菌战相关的感染384例中258人治愈了,证明防疫体系成功粉碎了美军削弱我们有生力量的战略意图。
防疫经验凝聚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重要基础,爱国卫生运动延续至今,不仅提高了战争时期的公共卫生能力,也是流传至今的一笔丰厚的财产。
在政治与舆论层面,对细菌战的调查可以扭转道义天平,凝聚国内民心。调查证据如宽甸学生发现的细菌弹、飞行员供词激发全民反侵略斗志,团结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民盟等,和科学家如方亮、谢知母等广泛参与,强化“人民战争”统一战线。
调查瓦解美军道义立场,例如1952年5月起新华社连续公布25名美军飞行员供词,国际科学委员会(包括英、法、瑞典等国科学家)9月报告,以600余页科学证据确认“美军系统性使用细菌武器”,使美国所谓“坚决否认”陷入被动。因为他们确实是不讲国际法的,一丁点底线都没有,而且对我们的野战医院进行空袭,轰炸没有反抗能力的伤病员……
之后可以进行国际舆论反制,沈钧儒在布达佩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会议上提交报告,推动1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公开谴责美国违反《日内瓦议定书》。削弱美国自吹的“自由世界领袖”形象。在外交方面,为我们争取国际道义支持,调查为中朝在停战谈判中增加筹码,揭露美国“以非人道手段突破战场僵局”的企图,强化其“侵略者”国际定性。细菌战的调查成为生物武器禁用的重要实证案例,推动国际法的立法,为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谈判提供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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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新的研究发现了很多新的国际档案和证据,也更深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的事实,更深揭露了美日之间的细菌战技术合作关系,他们是无法抵赖的。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候,美国方面有组织地销毁了很多有关细菌战的资料,但是还是留下了不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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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时战争的细节是怎样的,各个国家的证据对以下事实具有广泛的共识。
第一个是美国在冷战初期确实有活跃的生物武器计划,比如说在德特里克堡基地作为核心。另一个是朝鲜的战争,成为生物武器伦理与国际法的一个实验场,就直接说,在这个地方是弱肉强食的。
第3点就是我们中方组织的调查推动了全球关注生物武器的危害,刚才说了,这就是为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奠定了道义的基础。
另外这件事情给世界也是一个警示,在战争当中,科学伦理的底线是不容突破的,任何国家都应该恪守《日内瓦议定书》的精神。当时我们新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用科学实证捍卫了人类良知的坚定立场,这不仅是一次战时的应急响应。更是我们新中国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的早期实践,也是全球反生物武器运动的关键历史转折点,更是我们人民战争思想当中军民协同,科学防疫的典范。
正如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调查总结当中说的,“反细菌战的胜利是科学与人民力量的胜利。”我们的胜利保障了战场的主动权,更在人类战争伦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警示后来人,任何践踏文明底线的行为,终将被真相与正义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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