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省两市托举东莞：时代红利下的“天选之子”

东莞何其有幸，在珠三角的核心区域，以开放融合之姿，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几乎拥抱了所有能拥抱的资本、技术与机会，吃到了时代红利。

文/今纶

今年一季度广东各市GDP总量近日公布，深圳（9594.13亿元）、广州（7988.88亿元）、东莞（3098.77亿元）居前三。东莞阶段性荣升“广东第三城”，全年数据还要等明年初再看。

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重点是：东莞为什么能成为“广东第三城”？

很多媒体、自媒体基本上就是罗列数据，其实意义不大，看得人想睡觉。

我更愿意从地理意义以及经济融合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虽然不是所有城市可以学东莞，但确实有可以学的角度、方向。

01 村干部曾自带干粮去香港招商

有人说，东莞厉害是因为东莞人民努力奋斗，难道佛山人民没有努力奋斗？难道江门人民没有努力奋斗？

也有人说是因为东莞这个地方好，位置好。有点道理，但没说透。

我先讲一些真实的历史：

在改革开放之初，东莞的村干部和镇领导们为了给当地人找一条活路，自带干粮、凉水去香港招商。

▲东莞干部自带干粮招商

那个年代的香港老板哪里看得上内地的穷乡僻壤？东莞干部们找到那些沾亲带故的老板，修养好的给你倒杯茶、吃顿饭；修养不好的直接闭门不见，甚至恶语相向、威胁报警。

这种近乎悲壮的死磕精神，终于换来了回报。1978年8月30日，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虎门太平手袋厂在东莞正式落地。随后，成千上万的港资、台资企业涌入东莞，拉开了东莞长达四十多年“世界工厂”的财富大幕。

“什么叫“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改革开放初期特有的一种外贸和企业组织形式，具体包括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其核心特征是外商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和订单，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动力，双方优势互补。

我讲这个故事是啥意思？

就是说东莞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虽然不错，但没有合适的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乡亲们生活依然很困难，如果不改，就可能永远是乡亲们，而不会成为工厂主或者土豪。

所以，“地理位置决定论”是部分靠谱的，它必须加上制度的坐标。

深圳的故事也是一样，曾经，宝安人想游水去香港，就是想吃一口饱饭。

当然，现在不同了，香港人过来看病、买菜、娱乐，各种其乐融融。

02 香港稳居东莞第一大外资来源地

东莞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我认为是两省两市托举起来的，东莞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实际上在东莞奋斗的不仅仅有东莞人，还有很多的外地人。

东莞这座常住人口约1080万的城市，其中有超过730万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可以说，东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外来务工人员的奋斗史。

那么，东莞是由哪两省两市托举起来的？

首先当然是广东省。

广东省对东莞的支持主要是政策层面，包括战略定位与先行先试政策赋能、出台专项政策文件“精准滴灌”、 倾斜重大科技与教育资源“筑巢引凤”、交通基建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力支撑。

应该说，没有广东省的这些支持，东莞也难以走到今天的经济体量。

还有一个省、两个市对于东莞的托举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渐进式，有交叉，有融合的。

香港特区是其中之一。

港商是最早进入东莞的境外资本，是“三来一补”的开创者。

港商的大规模进入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

起步试探期是1978年-1984年：伴随着1978年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港商在东莞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78年虎门太平手袋厂的诞生。

爆发式增长是1985年-1992年： 到了80年代中后期，数以万计的港资小厂在东莞的村镇落户，彻底激活了东莞的村级工业园经济。

而且迄今为止，港商都在东莞的外资盘子中占有最大的比例。

据东莞市商务局及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在2025年8月的公开披露，截至2025年6月，东莞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8300家。这一数据相比2024年底的8102家，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截至2025年中，东莞累计实际利用港资超过490亿美元，占全市历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近六成（约60%）。香港依然稳居东莞第一大外资来源地。

所以，说香港是托举东莞的城市之一，大家没意见吧。

03 东莞台企总数约为3700家

第二个省是台湾省，台湾商人对东莞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台商在东莞有一个标签，即电子代工的“集团军”。

台商大规模进入东莞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前后）。1992年，部分台商开始试探性地进入东莞。此时他们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跟随台资大厂（如宏碁等）的供应链需求来到大陆。

▲东莞台博会

1995年-2000年， 这是台商在东莞发展的“黄金五年”。受台湾岛内劳动力成本飙升、货币升值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影响，以电子信息制造为核心的台资企业开始大规模向大陆转移。东莞凭借已经成型的工业基盘和完善的供应链，成为了台商的首选之地。

而且，台商如今依然在东莞具有重要影响力。

据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在2026年2月透露，自《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获批两年多来，东莞新设台企超840家。截至2025年9月，东莞台企总数约为3700家。

2025年1-9月，东莞与台湾贸易总额达1373.9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创下近五年新高。

▲莞台高新产业园

厉害了，东莞。

为什么港商和台商会有这种时间差？

其实背后的商业逻辑很朴素：港商做的是“成本套利”，他们最早察觉到东莞极低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劳动力，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玩具、塑胶）搬过来；而台商做的是“供应链重构”，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脑、通讯设备市场的爆发，拥有更强资金实力和技术门槛的台资电子企业，沿着既有的海陆空物流网络，在东莞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代工集群。

这两波浪潮一前一后，共同塑造了如今东莞“海纳百川”的产业结构基础。

04 承接深圳制造业企业局部迁移

还有一个城市不得不说，这个城市直接把东莞推上了“广东第三城”的宝座，这个城市就是东莞旁边的大哥——深圳。

话不多说，讲一个深圳企业——华为。

从2011年起，华为生产线陆续搬往松山湖、华为终端正式落子松山湖是2014年，随后大疆创新、蓝思科技、中集集团、比亚迪等一众深圳本土巨头纷纷在东莞砸下重金扩军。

▲松山湖华为欧洲小镇

在2015年之前，东莞市纳税榜单的民营企业头名长期被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占据。但在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异军突起，纳税额从前一年的2.4亿元猛增至20亿元左右，在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额两项关键指标上双双夺得第一名，正式宣告了东莞“新经济”势力的崛起。

2016年，华为系企业与步步高系企业（OPPO/vivo）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齐头并进，两家企业稳居千亿营收阵营，并在纳税榜单的冠亚军位置上交替“轮值”。

2017年，华为系企业在东莞迎来了大爆发，一举包揽了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三项冠军，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冠王”。

自2015年之后的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华为终端一直是东莞市政府官方公报和各大媒体报道中提及的“第一纳税大户”或“最大纳税户”。随着华为在东莞松山湖基地的布局不断加深（包括终端总部、研发基地等），其对东莞的税收贡献也从最初的十亿级别，一路攀升至数十亿级别。

深圳企业搬迁、布局到东莞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波大潮：试探性转移（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第二波大潮：规模化内迁（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2013年），东莞设立专门机构大力引进国内优质内资企业。一批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企业开始成规模地从深圳迁往东莞。

第三波大潮：高端产业链的整体“降维打击”（2014年至今），2014年前后，深圳的土地空间约束愈发明显，而东莞经过前期的转型阵痛，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产业的能力和门槛。

这一阶段不再是简单的工厂搬迁，而是行业龙头总部级别的重磅入驻，比如华为，带来了强大的“产业链吸附效应”。这些企业把核心的研发、市场配套甚至企业总部搬到了东莞。如今的深莞产业已经实现了“研发在深圳、转化在东莞”以及“总部在深圳、生产在东莞”的深度同城化协同。

在承接深圳制造业企业局部迁移（如将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搬至东莞）上，东莞占比也位居全国前列。根据赛迪的统计，在2016年-2021年间，深圳重点制造业企业局部迁移中，超过40%搬迁到东莞。

如果说港商和台商的进入，是给了东莞一个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机会”；那么深圳企业的持续进入，则是从根本上重塑了东莞的“产业基因”，让东莞从一个单纯的“代工车间”，真正蜕变成了一个拥有自主造血能力的“科创制造强市”。

05 东莞吃到了时代红利

所以，你说东莞一路高举高打走到“广东第三城”是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确实是，值得点赞，但同时也要感谢两省两市的大力托举，没有两省两市的各种助力，东莞也难以走到今天的这个高度。

所以，我改装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一个城市的命运当然要靠自己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东莞何其有幸，在珠三角的核心区域，以开放融合之姿，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几乎拥抱了所有能拥抱的资本、技术与机会，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我只能说：羡慕东莞，祝福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