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第一批女囚抵达澳洲：两千多年新大陆开荒的“另类母亲们”

声明：本文创作严格依托历史事实展开，对部分细节与对话进行了文学性加工处理。但情节与人物对话均为艺术演绎，并在秉持对史实高度尊重的原则下，致力于精准还原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走向与整体时代氛围。

这座大陆与世隔绝了两千多年，直到一群穿着镣铐的女囚走下了船。没有欢迎的礼炮，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南半球灼热的阳光，照在她们瘦削的脸上。她们中间，有人已经在漫长的航程中生下了孩子，有人肚子里还揣着新的生命。这支舰队，后人叫它“第一舰队”。

这是十八世纪末期，英国监狱里人满为患的岁月。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那块曾经最大的犯人流放地，对英国关上了大门。于是，英国把目光投向了地球另一边，那个后来被叫做“澳大利亚”的大陆。这片陌生的土地，将要迎来一批批特殊的移民。

这些事情都算起来，还要从头说起。

01.海上漂泊的女囚

英国工业革命那会儿，很多工厂用上了机器，原本靠手艺吃饭的工人纷纷丢了饭碗，失业的人多了，犯罪也跟着多了起来。当时有个名叫伊丽莎白弗莱的女慈善家，后来参观过伦敦的纽盖特监狱，看到的情形让她触目惊心：女囚和男囚混在一起关押，里面秽物遍地，臭气熏天，连站脚的地方都不够。英国政府也是头疼，监狱实在撑不下去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英国人丢掉了北美那最后一片可以倒腾犯人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急眼了，这犯人往哪儿送？没办法，先把那些破旧的运兵船改造成了“监狱船”，锁在泰晤士河上，几百上千人被塞进那些暗无天日的船舱中。这充其量是权宜之计，监狱船上疾病流行，每天都有犯人死去，新的犯人又源源不断送来。民间怨声载道，暴动此起彼伏。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遥远南太平洋的那片土地。早在1770年，库克船长就已经抵达了澳大利亚东海岸，将这个名为“新南威尔士”的地区宣布为英国领土。那边土地广阔，距离英国本土万里之遥，正适合关门打狗——不对，正适合安顿那些不被社会接受的犯人。英国议会经过几番辩论，决定把天高皇帝远的澳大利亚作为新的犯人流放地。就这样，一个庞大的流放计划出台了。

谁来负责这件事？英国政府抽调了一批现役的海军军官，其中被任命为舰队总指挥的就是亚瑟菲利普船长。这个男人年近五十，之前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也在葡萄牙海军效力过，什么风浪没见过。政府给他的指令非常简单：把船队开到澳大利亚，建立起殖民地，管好那些犯人。

菲利普接到的命令细节很具体。他不仅要负责运输，还要在抵达之后担任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政府给他配备了一艘“天狼星”号皇家海军旗舰和几艘补给船，再加上六艘犯人运输船。这支船队后来被人叫做“第一舰队”，共十一艘船。舰队里除去犯人，还有海军官兵、政府官员、随军家属、医生和牧师。这支队伍浩浩荡荡，算是当时英国派往南半球规模最大的远征队之一。

出发前，英国政府很精明地耍了个心眼，把运送犯人的活儿“外包”给了私人船主。政府官员琢磨的是，这样能省下皇家海军大量的人力物力，合同一签，船主自负盈亏，出了事儿政府也不用直接负责。政府按照上船时犯人的数目支付运费，至于路上嘛，船主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这些私人船主大多是伦敦的商人，他们手头多是一些破旧的货船，干脆拿来改装成囚室。铁链、铁镣、镣铐都是现成的，船舱底下用木板隔成一个个隔间，犯人像货物一样被塞进去。有的船主为了多捞钱，拼命往船舱里塞人，铁床叠了三层，每层只有不到半米高的空隙，人躺进去连翻身都困难。船舱没有窗，不通风，只有一个小舱盖用来扔食物进去。

这些女囚的来历真是五花八门。

“想想看，”事后有一位名叫范妮的女囚回忆说，“当时我不过是个乡下丫头，因为偷了主人家一块面包，就判了七年流放。我家那口子也在船上，是另一个犯人。出发之前我们偷偷成了亲，婚礼上没有鲜花，没有酒，连个见证人都没有。”

女囚们多数是二十出头的姑娘。根据后来的统计，这些女囚包括百分之十五是盗窃犯，百分之十一是流浪者，百分之九的姑娘因为偷了衣服被判刑。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农妇玛丽韦德，因为偷了一只羊羔就判了终身流放。可见当年的量刑之严，处罚之重。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伦敦码头就一片闹哄哄。女囚们被从纽盖特监狱的铁笼里拖出来，脖子上吊着铁镣，串成一长串，被人押上了小船，渡过泰晤士河，折腾了半天才送到深水泊位。有些女囚那时候已经怀孕了，上船前在监狱里就已经被男囚侵犯，也有些是上船后和狱卒、士兵发生了关系。这一点，后来成了第一舰队女囚中一个公开的秘密。

舰队组成一共十一艘船，两只皇家海军舰船是一只旗舰“天狼星”号和一艘名叫“供应”的快艇，外加三艘补给船和六艘犯人运输船。这十一艘船总共载着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中男犯五百六十八人，女犯一百九十一人，外加大约十三名儿童。女囚中有不少是孩子还小，跟着一起飘洋过海。

舰队起航前，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政府还特意制定了一批严格的计划。政府下令给这些犯人每人配备两年的衣服和毛毯，每船配给一艘捕鲸船，以及足够的绳索和工具。犯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面包七两，牛肉二两，黄油和奶酪各半两，外加若干豌豆和米饭。当然，这些纸面上的数字，最后落到犯人嘴里还能剩下多少，就只有船主知道了。

话说1787年5月13日，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太阳刚刚露出头，十一艘船只排成一列，迎着大西洋的晨风，扯起了满帆。港口挤满了送行的人，有人哭喊，有人挥手，有人咒骂，有人绝望。女囚们在船舱里听见外面喧闹的人声，心里百感交集。这可能是她们最后一次看到英国的土地了。

负责押运的军官约翰怀特年纪不大，却是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站在“夏洛特”号的甲板上，他望着这些女囚，暗自叹息。总督菲利普给他的任务是，在漫长的航程中尽可能保证囚犯们的健康，减少死亡。这个任务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难。

行船的路上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舰队先从伦敦赶到朴茨茅斯，在那里装满了补给和弹药，然后顺着英吉利海峡一路南行。还没出发多久，有人就说，这船上女囚们的肚子已经大了。当时有个叫玛丽蒂尔曼的三十岁女囚，在船上就开始大肚子。船上的酒保兼外科助手詹姆斯斯科特在日记里写道：“四月三十日，妇女们被带上船，不少都挺着大肚子，有的生下了死婴，有的把孩子生在路上。”这些孩子有不少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事情还有更邪乎的。一些士兵和水手打起了女囚的主意，半夜三更偷偷溜到底舱，用烟酒和食物引诱那些饿得头晕眼花的女人。

有一个叫玛丽布莱恩特的女囚，是康沃尔郡一个渔民的妻子。她因为偷了一件丝绸衣服被判七年流放，被送上了“夏洛特”号。在那个铁腥味的船舱里，她遇见了她的丈夫威廉布莱恩特。威廉是个渔民，也是因为偷窃被判流放。两人在船上成了亲，不久就有了孩子。

“那孩子是在女人舱里生的，”时年二十岁的女囚伊丽莎白德瓦兰在回忆录里写道，“一声哭喊之后，舱里一片漆黑，大家手忙脚乱。一个老家伙伸手把孩子接过来，割断了脐带。孩子就这么活下来了。”这个孩子被取名叫夏洛特斯宾塞，用的是船的名字。可怜的小夏洛特才活了一年多，后来在一场逃亡中死去了。

这种在海上出生就夭折的事实在太多了。一个叫伊丽莎白科德利的女囚生下了一个死婴，被扔进了大海。更糟心的是一个叫伊丽莎白戴尔的女囚，她怀了孕，却不知道是谁的孩子，自己在旅途上死去了。

一路上，舰队在特内里费岛、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做了几次停靠。每次上岸，总督菲利普都会安排补给和检查船况。但这些停靠的时间很短暂，大多数女囚甚至没有机会踏出船舱看看外面的世界。

船队穿越热带海域的时候，天气闷热，船舱里密不透风，到处是恶臭。用来照明的油脂灯发出熏人的黑烟，混合着呕吐物、粪便和血腥味。女人们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一个挨着一个，铁链在她们脚脖子上磨出了血泡。天热时，海水从船板裂缝渗进来，那些发霉的草垫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

有人回忆道：“船舱里的气温高达近四十度，铁做的舷梯烫得不敢摸。女人们光着膀子，汗水直流，有的中暑抽搐，有的倒地昏迷。屎尿横流，没人清理。舱壁上、地板上到处爬满了臭虫、虱子和老鼠。在这种地方，人能活着就是万幸了。”

当时没有医生愿意跟船，政府就配了几个犯了事的外科大夫，这些人也是犯人，医术参差不齐。船上药物匮乏，只有鸦片酊和奎宁，对付疟疾、斑疹伤寒、痢疾根本没用。病号越来越多，死亡的数字与日俱增。

船上死了一个人，犯人们会自发组织起来，把遗体用劣质的帆布裹好，抬上甲板。牧师草草地念几句祷词，然后遗体就被推入茫茫的大海。船上不允许有正式的葬礼，怕影响士气，也怕耽误航程。很多女囚看着自己的亲友被海水卷走，只能忍着眼泪，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就这样，船队在海上飘了漫长的几乎九个月。1788年1月18日，船队抵达澳大利亚植物学湾。菲利普总督带人上岸查看，发现库克船长当年描述的那个理想锚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那片海湾太潮，土壤贫瘠，根本不适宜耕种。唯一可取的水源也只是浅浅的淡水溪流，不足以供应上千人。

菲利普当即下令，继续往北走。四天之后，船队在杰克逊港靠岸，这就是后来的悉尼。菲利普给悉尼点选了一片高地，下令砍树造屋。随后，在舰队的旗帜下，他郑重宣读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委任状，宣布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这一天是1788年1月26日，后来被定为澳大利亚的国庆日。

直到2月6日，菲利普总督才允许女囚们上岸。此刻，总计差不多三百多人，除去军官和士兵的妻子，剩下的一百九十二名女囚，还带着途中生下的十几个婴儿。这些女人们，在海上被困了九个月，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但好日子还远没到来。

02.流放地的艰难岁月

1788年2月6日这天傍晚，残阳如血，将悉尼湾的海面染成一片橘红色。女囚们被分批次从运输船上转移到小艇，缓慢地划上了岸。阿瑟菲利普总督站在岸边，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些衣衫褴褛的女人。他在日记里写道：“女囚的行为，在等待上岸时非常可耻，其放荡和无耻的程度，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老总督生气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女囚刚上岸就翻墙倒屋，寻衅滋事，喝酒耍疯，有的甚至脱光了衣服，扑向岸边的男囚和士兵。据当时随船的牧师理查德约翰逊记录，那天夜里殖民地一片混乱，男人的喊叫声，女人的咒骂声响彻夜空。菲利普总督气得七窍生烟，第二天就把所有女囚赶到营地外围，派重兵严加看守。

实际上，这些女囚的疯狂举动，很大程度上是被压抑太久的反弹。在被流放的那些年里，女囚们被当作二等公民，甚至更差的待遇。根据后来英国议会的流放法案，女囚在服刑期间，必须无条件地从事体力劳动，如纺织、洗衣、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她们的劳动没有报酬，只有最基本的食物和衣物。

菲利普总督是一个务实的人，他不喜欢伦敦那套老旧的规矩，认为那是官僚主义。他主张殖民地应该自给自足，不能总指望从英国运来粮食。他下令建立农场，种植小麦，饲养牲畜。女囚们被分配到农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悉尼湾附近多为页岩和沙土，缺乏养分，连最基本的庄稼都长不好，种下去的小麦总是颗粒无收。

收成不好，粮食短缺就成了大问题。菲利普不得不下令缩减犯人的口粮，每人每天的口粮改成只有几两粗面包加一块咸肉。女囚们饿得面黄肌瘦，不少人患上了坏血病和伤寒。菲利普在自己的清单里写道：“非人的口粮已经降到半饱以下。想完全养活所有人，完全不可能，除非从更远的地方购买货物。”

直到1790年6月，第二舰队抵达悉尼，才送来了急需的粮食。但这支舰队带来的不只是粮食。第二舰队的死亡率比第一舰队更可怕，六艘船总计带着九百名男女囚犯，中途死亡近两百七十六人，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死亡的原因是船主克扣口粮，船上没有医生，犯人得了痢疾、坏血病，没人治，就那么活活等死。

菲利普总督听到这个消息，愤怒地写信给伦敦的内政大臣：“这些犯人所受的虐待，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我们收到的，根本就是一群奄奄一息的幽灵。”

但事已至此，他别无选择。接收人员后，他下令将这些女囚分配到各个劳动岗位。有的去了悉尼附近的海湾，帮忙建造码头和仓库；有的被送到诺福克岛，那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是殖民地第二个流放地。诺福克岛上环境较为潮湿，土壤也肥沃，适合耕种，但交通不便，靠近不了主要的殖民地。

殖民地初期的生活相当严苛。根据现存的监狱记录，女囚们每天清晨五点半就被锁链敲响的声音叫醒。简单的早餐后，开始一天的苦役。开荒、种地、洗衣、缝纫，有的还去帮军官和自由民做家务。这些女囚的手上全是水泡和老茧，指甲里永远嵌着泥巴。累了渴了，喝水休息片刻，还得忍受看守的呵斥和鞭打。

晚上七点，一天的劳动才结束。女囚们被押回所谓的“棚屋”，实际上只是简易的木棚，上面盖着茅草，四面透风。棚屋里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一层稻草，裹着发霉的毛毯睡觉。人挤人，连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有时夜里下大雨，雨水从棚顶漏下来，整个地板成了泥沼，女人们一夜泡在水里。

很多女囚就在这种环境下康复不了，拖着病体一天天熬着。

精神上的压抑更为致命。女囚们被剥夺了社交、娱乐和通信的自由。她们不能离开营地，不能和男囚接触，更不能随意和士兵说话。触犯规定，轻则被关禁闭，重则被鞭打。鞭子落下，后背的皮肤立刻裂开，鲜血直流，许多女囚因此留下了终身无法消除的疤痕。

日子久了，一些女囚找到了逃避苦役的“捷径”——嫁给那些自由移民或已结束刑期的男囚。殖民地初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人多女人少，女囚成了稀缺资源。菲利普总督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鼓励女囚结婚。在他看来，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结了婚的女人会安分守己，不再惹是生非。

于是，他就出台了新的法规：获释的男囚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可以申请娶一名女囚为妻。条件是该女囚必须处于服刑期，且愿意结婚。这项规定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引发了不少争议。一方面，这确实是女囚们改善生活的难得机会，不用再做苦役，还有丈夫的照料；另一方面，这种婚姻充满了赤裸裸的利用关系，很多男囚只是为了得到免费的劳动力，根本不是出于爱情。

于是就有这样的情景：一个刚被释放的男囚向当局提出申请，然后去女囚营地“相亲”。女囚们被叫出来，排成一排，供这个男人挑选。这完全就是挑牛马的架势。看中了哪个，就过去看看她的五官，捏捏她的胳膊，问她几句话，然后拍板定案。没多久，婚礼就草草举行，牧师念几句词，两个人就算夫妻了。

有些女囚欣然接受，毕竟比蹲监狱强。有些女囚则死活不从，宁愿继续受苦役。但屈从者还是占了多数。这种婚姻，后来被戏称为“殖民地婚姻”。

当然，也有人在困境中找到了真爱。约翰尼科尔是一个男囚，服刑期间被分配到农庄干活。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囚，两个人相互扶持，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吃糠咽菜。刑满后，他们结了婚，生下了一群孩子。多年以后，他们的孙子在澳大利亚经营牧场，富甲一方。约翰晚年回忆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彼此。那也许就是最大的财富。”

但是在殖民地早期，这种幸福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女囚依然在贫病交加中度日，看不到希望，也不知明天会怎样。菲利普总督在任的几年间，不断向上级反映殖民地物资短缺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反应迟钝，迟迟不见行动。到了1792年，心力交瘁的菲利普返回英国养病，把殖民地交给了临时管理者。

新任命的几位总督，在管理水平上参差不齐。有的刚愎自用，有的贪污腐败，殖民地发展缓慢。直到1800年以后，情况才慢慢好转。

出现转机的原因，一是羊毛业的兴起。十九世纪初，欧洲战争频繁，羊毛需求量激增。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发现，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养羊，产出的羊毛质地优良，价格昂贵。于是大批自由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从事牧羊业。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女囚们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这时女囚们的工作地点从农场转移到了牧场和毛纺厂。工作依然辛苦，但待遇有所改善。还出现了一批自由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这些人和囚犯的后代一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为要紧的事情悄悄发生了，那就是运送犯人的制度变化。英国政府发现，承包给私人船主的运送方式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于是他们改弦更张，将对船主费用的支付改成了“按到岸人数计算”。这样一来，船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主动改善了犯人的伙食和医疗条件，犯人的在途死亡率直线下降。

这种制度，即著名的“犯人船”理论，后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经典案例。

再说回女囚们，她们的命运也逐渐分化。有的苦尽甘来，发了家致了富，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有的死后连个墓碑都没有，被埋在乱葬岗里，无人知晓。

03.囚徒建国记

一百多年前，这些被铐着手铐脚镣的女人，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渣滓，是根本不配呼吸空气的耻辱。谁能想到，正是这些被咒骂、被遗忘的人，造就了一个新的国家。

十九世纪初期，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已初具规模。悉尼从一个简陋的棚户区，逐渐变成了一座拥有街道、教堂、商店和行政机构的城镇。自由移民越来越多，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经验。羊毛业、捕鲸业、种植业都蓬勃发展，贸易往来不断增加。

英国政府在1800年以后，逐渐开始向殖民地派驻文职官员，管理司法、财政、海关等事务。殖民地的行政体系日益完善，各项法规也应运而生。此时的澳大利亚，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遗忘的角落，而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海外领地。

但转变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新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依然充满矛盾，自由移民看不起囚犯及其后代，把他们视为不洁的阶层，拒绝与他们往来。获释犯被称为“解放主义者”，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歧视。他们即使有钱有产，也无法进入上流社会，不能担任公职，不能在法庭上作证，甚至不能与自由移民通婚。

早年的一位女囚的后代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祖母是个扒手，被判处七年流放。她在船上生下了我的父亲。我父亲一辈子吃苦耐劳，养了两千只羊，盖起了庄园，家财万贯。但本地那些所谓的‘名门望族’从不接受他。他们说他是‘囚犯的儿子’，是断了根的草。我父亲不服气，拼命读书、附庸风雅，想让自己变得体面。可人家不看你有没有钱，就看你祖辈发的根。”

这种阶层歧视，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慢慢淡化。在此期间，英国政府输送了大约十六万名男女囚犯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西澳大利亚、昆士兰都成了囚犯的安置点。到了1868年，英国才完全停止向澳大利亚流放囚犯。此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在准备走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850年代是澳大利亚命运转折的关键十年。那年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发现了金矿，这在澳洲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消息传到欧洲、美洲和亚洲，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都想一夜暴富。短短十年间，澳大利亚的人口从四十万暴增至一百一十万，城市迅速扩张，经济突飞猛进。悉尼、墨尔本等城市在这一时期拔地而起，街道上车辆川流不息，码头边商船云集，整个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金矿让澳大利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束缚，走向工业化。银行、铁路、电报、报纸这些现代文明的代表，先后出现在各地。原本偏居一隅的澳大利亚，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女囚们的后代，有很多投身这场浪潮，迅速积累财富，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玛丽是其中很典型的代表。她的祖母雅各布特勒是一个来自伦敦的扒手，被流放到了新南威尔士。玛丽这一代，已经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了。她嫁给了在金矿发家致富的商人，生儿育女，当上了体面的太太。她从不向人提起祖母的过去，仿佛那段历史根本就不存在。

像玛丽这样掩饰出身的人还有很多。但掩饰不了的是，就是这些女囚流下了汗水，开垦了土地，生儿育女，把根扎进了澳大利亚的泥土里。她们的后代忘不掉自己的来历，也不应该忘掉。

逐步的，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陆续获得了英帝国的自治权。各殖民地拥有自己的议会、政府、法院和行政系统，不再受伦敦的直接管辖。

1890年代，各殖民地的领导人开始商讨建立联邦的事情，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有人担心建立联邦后，小殖民地会被大殖民地吞并；有人认为，只有建立统一的联邦，才能实现经济腾飞和国防安全。经过多轮艰难谈判，各方终于各让一步，达成了一致。

1901年1月1日，这是一个人类文明跨入新世纪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悉尼世纪公园，见证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蓝天白云之下，一面崭新的澳大利亚国旗，在英国国旗旁边徐徐升起。时任总理埃德蒙巴顿宣读了联邦宪法的要点。全场的欢呼声，传遍了整个大陆。

那个昔日的流放地，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澳大利亚一步步走向富强。二十世纪初，它成为英帝国中最繁荣的自治领之一。二战以后，大量移民从欧洲、亚洲、中东来到澳大利亚，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技术，经济更加繁荣。如今的澳大利亚，稳居世界发达国家之列，人民生活殷实，社会福利完善。

而那些年迈的囚犯们，在地下沉睡了一个多世纪。谁还记得她们？谁还记得那些被铁链束缚的手，那些在黑暗中啜泣的眼睛，那些为了一口面包而出卖灵魂的人们？

有人把她们称作“另类的母亲”。其实她们并不另类，她们不过是一群活不下去的穷人，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一群渴望得到一丝温暖的女人。她们只是在苦难的夹缝中求生，在命运的泥淖里挣扎。她们没有选择，因为命运本来就没有给过她们选择。

澳大利亚的历史，从这些人的故事开始，写满了一百多年的血与泪，苦与痛，屈辱与挣扎。最终，苦难孕育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开创了新的世界。

套用一句俗套的话，这是囚犯创造的国家，但又不完全是。这是一个被流放者的后代创造的崭新世界，是一个自由、公正、平等的民主国度。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当你站在悉尼海港大桥上远眺，当微风吹过你的脸颊，你可曾想过，两百年前，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女人，也曾站在这里，望着同样的大海，流着泪。她们的眼泪汇入太平洋，化作永恒的浪花。

历史记得一些事，忘记另一些事。但不应该有任何事被遗忘。

参考资料

（一）史实数据部分来源于：“第一舰队”词条，该词条援引史料显示，第一舰队共搭载男犯五百六十八人、女犯一百九十一人（含十三名儿童），舰队于1787年5月13日从普利茅斯港启航，1788年1月26日抵达悉尼港。 （二）航运承包制度及犯人途中高死亡率数据来源于：英国历史学者查理巴特森所著《犯人船》一书相关历史案例如载，书中引用十八世纪英国政府档案，犯人运输途中平均死亡率达百分之十二，其中有一艘商船运送四百二十四名犯人，途中死亡一百五十八人，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七。付费方式改为“按到岸人数付费”后死亡率降至百分之一左右，相关案例研究发表于《法制日报》，2017年7月11日。 （三）航行过程中女囚妊娠及分娩史实来源于：澳大利亚助产史网站“Australian Midwifery History”收录第一舰队航程记录，内容涉及玛丽蒂尔曼、伊丽莎白科德利等女囚在途中分娩情况，以及菲比诺顿等助产人员救助产妇的记录。 （四）澳大利亚从殖民地到成为联邦国家的历史时间线来源于：新京报2019年1月28日文章《“国庆日”还是“入侵日”？澳大利亚日有点分裂》，文章明确标注1788年1月26日英国舰队建立第一个殖民区，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931年澳大利亚获得内政外交独立自主权成为英联邦独立国家。 （五）殖民地时期土地分配制度及相关土地政策来源于：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Lachlan Macquarie’s land grants”页面资料，获释犯单身者可获三十英亩土地，已婚者可获五十英亩，初生婴儿再加十英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