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被遮蔽的差评（十二）

李慈铭日记在清光绪四年（1878）十月初九日这天，录了一通《与某书》，书前有八行空白，似是遮蔽处理所致。后面连着《又与某书》《复某书》，一共三通隐去对方名字的信，初看之下，不明所以。据《又与某书》之“昨承枉过，见示日记一册，古雅峻絜，名理湛然。纪西山之游”云云，收信人前些日子曾把日记借给李慈铭看，由此翻阅李氏前面日记，果然十月初六日有“爽秋来，以近游西山日记一册送阅”、次日“作书致袁爽秋，还日记，得复”的记录，则“某”似指袁昶无疑。

李慈铭在《与某书》中直言发难：“足下日记中有拟简鄙人书，读之不胜骇异。弟闭门谢客，举国皆知，往往数月不出户，兼旬不见一人，而足下乃劝其息交绝游，戒其与‘裙屐少年’为伍，岂呓语耶？抑本非简鄙人而误书姓字耶？弟之一生困阨，神怒人怨者，政坐避俗若浼，不特热客贵游无从狎之，即高流名士亦罕能识面。……足下所谓‘裙屐少年’，果何所指耶？” 他全然无法接受对方日记中的规劝内容，甚至怀疑这则劝诫书信本就不是写给自己，或许是誊写时写错了姓名字号，因为信中所言诸事，与自身平日行事截然相悖。随后他又恳切表态：“惟此书不特厚诬弟，且恐世间尚有一二知者，将以此并疑足下所言之无一实，亦为足下累不小。谨涂去鄙人姓字，希改致他人之好交游、鹜声气者，否则此亦似非足下上乘文字，不如竟削去之。”原来这是一封质问之书，李氏要求袁昶要么涂掉自己的姓名、改换收信人，要么直接删除这段不妥文字，消解无端误会。

袁昶《渐西村舍日录》稿本

据上海图书馆藏袁昶《渐西村舍日录》稿本记载，光绪四年九月廿八日，袁昶曾撰《拟简□□》一通，文稿中收件人姓名处涂成墨钉，书信首尾均标注删改符号，眉注“乙去”二字，意为全篇删去此文。书内写道：“不愿为悠悠之目所重，亦不欲为詍詍之口所轻”，这句话与李慈铭《与某书》中援引的“足下乃云‘不肯为悠悠之目所重，亦不肯为詍詍之口所轻’”完全对应，由此可确定墨钉遮掩的“□□”即为李慈铭，袁昶收到李氏质问后，便依照要求涂去其姓名、标注删改此文。

袁昶（1846-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同治六年举人，光绪二年进士，官户部主事、徽宁池太广道、太常寺卿兼总理衙门大臣，“庚子之变”中下狱论死。袁、李同为浙人，同治初同供职于浙江书局，交游素来亲密，此次文字冲突，是相交以来首次失和。双方虽对往来信札刻意涂抹、隐匿姓名，但相关文字均誊录于各自日记之中，相互印证，形成完整闭环，足以还原当年交恶始末。现存日记誊录版本已克制情绪化措辞、缓和尖锐语气，并非双方往来的原始信稿，原稿争执火药味必然更为浓烈，或二人阅后便已销毁，日记所存是这场冲突最直接的一手留存记录。

袁昶自二十一岁写日记，“庚子之变”时仍有日记。与李慈铭一样他当日也有将日记借给同好阅读的习惯，至今其日记稿册中夹有多位知己好友的批阅评语。光绪四年正月袁昶入京，七月二十六日，他和同乡好友许景澂、朱一新、濮子潼修书约李慈铭二十九日集松筠庵，借浙江鄞县籍南宋学者王应麟生日，为李氏豫作五十生日（李氏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得竹筼、爽秋、蓉生、紫泉书，约二十九日觞余于松筠庵，为豫作五十生日，以取是日为王深宁生日也。荼蓼之生，何堪齿数？前日蓉生已面致此意，曾力辞之，而诸君执意过坚，以此为一日之息，且以厚斋相儗，祝其大年，美意雅辞，徒为口实而已。”（《李慈铭日记》）王应麟《困学纪闻》素为学人所重，乾嘉时又经翁元圻补注，道光初刊行，是考据学者的必读经典。届日，他们设红地毯如称寿之礼，恭维李慈铭是王应麟传人，在红烛上用金泥写“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李慈铭大喜过望，虽然科场失意，但以文名享誉一时，因此他在日记中用了一百余字记述雅集场面，“以厚斋为儗，已较力于鸥朋；至以高密相期，是等量于龙虱。称情太过，汗体何胜？”比拟先贤、附庸风雅，也是朋友雅集分一大噱头。《袁昶日记》则记道：“同人公觞莼翁于松筠庵，晚散。道俗或枉存。是日深宁叟生日。”（袁昶著《袁昶日记》，朱家英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不过二十字，李氏之详、袁氏之略显而易见。

袁昶日记一贯如此，对于寻常交际应酬之事向来一笔带过，此番简略记载，既有行事习惯使然，也许是刻意回避、内心不以为然。李慈铭力尊汉学，潜心从事考据，袁昶更好宋儒理学，几年前二人就汉、宋之学有过交流。《袁昶日记》同治十三年九月廿四：“得㤅伯计部书，所言颇右袒汉学，难以角辨。”李慈铭这一天则记到：“作书致袁爽秋。得爽秋复书。”（《李慈铭日记》）这里我们又看到袁氏之详而李氏之略，袁氏写了具体的分歧，李氏则刻意淡化，治学理念的差异或已埋下不和伏笔。

此后袁、李往来正常，八月十六日，袁昶与黄国瑾、宝廷等人游西山，详细记录了游踪。九月底，李慈铭妾席氏胎动将堕，袁昶闻讯赶紧送来安胎药。李慈铭向他索观日记，十月初六日，袁昶就把这册日记呈上。但他有个小心思，他敬仰李慈铭才学与名气，见他热衷交际、亲昵优伶，不免甘心沉沦、自损名节，但他顾及对方自尊，不愿直言规劝，便将委婉劝诫的话暗藏于日记之中，希望李氏阅后能够心领神会、自行收敛。殊不知这番苦心规劝，并未被李慈铭领会，反而直接引发二人正面冲突。

袁昶日记稿中的朋友评语书札

袁昶信中说，“处今日而与裙屐少年交际，往往当面输心，背后供其讪论……习俗儇薄，辇下尤甚，愿执事息交绝游”云云，所称“裙屐少年”，暗指歌郎如朱霞芬、钱秋菱、傅芝生等人，李慈铭将之误会为贵族名流，他以京城大隐自居，前不久刚作了一首《招隐辞》抒发归隐之志，因为他连着两年考进士都落榜，内心郁郁不平，有挂冠归乡之意。袁昶“息交绝游”的劝诫恰好戳中其仕途失意的痛点，故而怒火难平，接连修书讥讽回击。

袁昶

虽然袁昶年轻于李慈铭十七岁，但少年成名，二十一岁中举、三十一岁中进士，仕途起步远早于李氏，且心气高傲。李慈铭久居京城、科场困顿，素来好为人师，常以前辈姿态对待乡后辈，即便二人彼时同任户部官职，李氏依旧自居长辈。袁昶痛恨京城文人盛行的文字饮之风，追逐浮名而荒废岁月，“京辇习气浮华，士大夫群饮结社，美其名曰文字饮。实则最易损人志气，如火销膏，使人不觉。其受损病源有二，一曰最易得名，得名则长傲，傲则是己非人，其祸足以杀身；一曰最易滥交，滥交则学无嫥耆而杂，杂则必至终身一艺无成。”（《袁昶日记》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他推崇李慈铭的名士声望与学识才华，不希望老友沾染习气，滥交而自傲。

但袁昶自以为委婉得体的善意规劝，在李慈铭看来却是刻意非议。李氏不仅直言驳斥袁昶的种种误会，还顺势挖苦讽刺其处世势利，将达官显贵一概尊为“道”，将寻常凡俗之人一概贬为“俗”，措辞尖锐、针锋相对。李氏写好质问书信，遣仆送往袁昶府邸，还逼人传话催促袁昶即刻作答，丝毫不留转圜余地。

袁昶没有料到一番真诚规劝变成冒犯，剧情反转太剧烈，一时大惊失色、窘迫尴尬至极，只得草草数语作答。此后反复在日记中感慨、反省，九月三十日，“此一月内常课多荒，多妄言躁论，不自敛晦，岂将竢祸辱及身始知大戒乎？勔之！勔之！”（《袁昶日记》）“本日以尽言为一友所诋诃，至手书相诘。仆平心思之，亦不能无过，友数则辱，不可则止，不知止而召辱，是仆之辠也。夫鸡肋不足当拳，殆一笑置之可耳。”（《袁昶日记》）心绪平复数日之后，他方才正式写回信《答李君》，罗列六大不解之处，表达不安与困惑，辩解自己并无诋毁指责之意。

袁昶《答李君》云：“鄙性不文，而素重文士，以其甘苦不可没。……故于执事之文笔隽絜，虽不能橅拟万一，而夙尝好之。至于世士，或始而浮慕，继而轻诋，既不足以知君之长，亦不足以骂君之短。悠悠之谈，友道之衰，不能无慨于予心。不佞既有所闻，而又系执事及不佞之相识，故始终不欲显言之，恐伤忠厚，前日拟简云云，未始非为此而发。而大札反复数百言，不惮词费，不深詧其寓言，曲诋支离，怒气可掬，未解者一。……且所谓道者，非即儒贤师道可法之人，不过言其志向道，故从而道之；俗者，不过人事詶酢往来之称，如风俗之俗。道非褒称，俗非贬词，而过蒙吹求指摘，未解者二。昨尊札因敝札劝息交绝游之游字，历设贵游、狎游等游字，以相亿难。不佞自束发受书，捄过不暇，何暇议及贤者所为之细微？……不解者三。执事来札，又自以有知人之鉴，凡伪气节、伪学问一切矫诈之士皆不得逃法鉴云云。果具如此本领，亦学中官人知言之一事，而非所以语不佞，于本事牵扯不上，何烦以此相吓？未解者四。拟简云云，颇具相规之意，来札云云，太半迁怒之词，既不足以玷弟硜硜之守，亦无所谓累执事嶢嶢之节。而来札一则曰诬君，再则曰累仆，未解者六。”袁昶解释自己记录交游并无厚此薄彼之意，“日录不过喫饭着衣，治生接物，随笔注记，家常闲话，何所用其心思？”其中“执事来札，又自以有知人之鉴，凡伪气节、伪学问一切矫诈之士皆不得逃法鉴云云”，显然没有出现在李慈铭《与某书》中，可知李氏日记中所录是删润稿。

面对袁昶的辩解，李慈铭并未退让，随即写《又与某书》回击，理性指摘袁昶日记中的四处疏漏谬误。

李慈铭《又与某书》，具体指出《库页岛》诗用典比拟不伦，《与宗室宝廷侍读书》误会历史，《文儒吟》近于硬砌。《袁昶日记》光绪四年七月廿二日有《库页岛诗》，“乌梁黑海三万里，顺治康熙八十年”，后收入《渐西村人初集》卷八《库页岛》，改为“东西尉候三万里，神武康干二百年”句，也许参考李氏指摘后做了修改。

一片善意换来无端争执与逐条苛责，袁昶内心悔恨不已，一边撰文回应李氏的各项指摘，一边反省。十月初七日，“连日人事璅细，兼有失言，祸从口出，戒之，戒之。”十月初九日，袁昶仍未消解心中怨气，在日记中隐晦暗讽李慈铭：“有一士人，每自处以老辈，讥人以后生……此士人乃咸丰中负才诸生，同治末名举人耳，恶得自称老，又何辈之足云？……若于咸、同之贤，则择而友之，未敢遽从严事，恐其年德尚脃，终沦邪学，必竢其盖棺无过，方敢尊之曰宿儒良士，故不获苟焉而已也。”（《袁昶日记》）这名“士人”，显然就是李慈铭，袁昶此时已心生疏离，不愿再深相交好。他收到李慈铭四条纠谬后，负气撰文答辩，只是并未将这篇答辩信录入日记。李慈铭收到袁昶的四误答辨书，中有“妄人”之称，“顷复以长牍见责，诋仆为妄”，遂作绝交书，回敬袁昶“妄人”之称。

李慈铭《复某书》云：“仆息交绝游，政畏见妄人、闻妄语。足下于仆非总角之好，无平生之欢，乃以绝不相涉之言，妄附于‘诤友’之列，诚仆所不解。顷复以长牍见责，诋仆为妄，且恐仆不能句读而自句读之，吾知妄人自有所归也。足下少年得意，读一二破碎书，自以为见理已深，狂谵百出，仆诚未闻道，亦不足称文人，然如足下者，恐须息心静气从仆等游十余年，方可啓齿牙也。仆老多病，无闲气力与后生较是非。原书附还，以后见绝可也。”李氏认为袁昶学无根底，不过得意少年而已，毫不犹豫与之绝交。

袁昶是否有信回应李慈铭绝交之议，不得而知，二人偃旗息鼓，陷入僵局，日记中均不再提此事。后经朱亮生、樊增祥诸友调停，误会冰释，次年正月袁昶致书李慈铭、三月登门来访，二人恢复往日的诗文酬唱，表面看似毫无芥蒂。光绪十六年冬，袁昶《渐西村人诗钞》、樊增祥《云门集》先后刊印，二人均将诗集赠予李慈铭品评。李慈铭阅读之后，以老师身份赋《爽秋云门各以诗集见视欲余定其优劣爰赋长歌诒两君》：“袁子清言琢冰玉，樊子秀语夺山绿。乾嘉以后将百年，二妙一时压尊宿。”他将袁昶诗风比作南宗惠能、黄庭坚，樊增祥诗风比作北宗神秀、秦观，自居苏东坡，俨然以江南文坛盟主自许。

袁昶随即修书致谢，盛赞李慈铭诗文造诣深厚，李氏极为受用，将之抄录日记中。李慈铭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得爽秋复书，甚名隽。附爽秋书：缦堂先生侍右”云云。至次年春，袁、李及樊增祥诗兴大发，有斗艺之意，遗存诗札较多，国家图书馆和绍兴图书馆所藏尤为可观，绍图藏樊增祥致李慈铭诗札，有“偶从爱师许见爽秋诗札，有云‘先生试评之，当复减云门不’？……同在苏门，正不知秦、黄孰胜耳。增祥呈草”云云，正是“苏门”“二妙”融洽的见证。

李慈铭日记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袁昶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滴水皆冰，强捉管作字。缦老作长七古赠予与樊君，笔气奔放，病新起而才益凌厉，殆此叟神完中有恃耶！作长札答之。王不能军矣，呵呵。”彼此激赏，似无隔膜。袁、李二人核心共鸣皆在诗文创作，李慈铭钦佩袁昶公务繁忙仍不废吟咏、诗文清峻脱俗；袁昶也由衷赞赏李慈铭学识渊博、气度不凡，日记中多有称颂之语：“莼老真是一世异人，接其风采言论，辄为叹息绝倒”，“诣莼老，公宅中亦颓廧毁壁无数，而先生方从容督园丁种树，貌甚充暇，腹有诗书，养气故自不同”，“莼老有挂冠神武之志，此老之得刚气，今知稽古力也”，“百年文章有宗主，前宣城梅后越李”，“近来骈文手推越缦老人”，“读越缦诗，令人长兀傲之气”（《袁昶日记》）等等，皆是诚心赞赏之语，李氏读书多、神气旺、淡泊自守，袁昶自叹不如。

袁、李惺惺相惜、一团和气的表象下实际暗藏着深刻的分歧。光绪四年，李、袁短暂绝交后重新修好，但经此一事，成见日深。李慈铭曾劝诫袁昶多读书、做官勿过于勇猛急切，袁昶不以为然，“余每与人言，老者劝其退，少壮者戒其竞进，无人肯听之者，如袁爽秋辈且怫然见于辞色。”（《李慈铭日记》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庞鸿文、鸿书兄弟招饮，袁、李二在坐，李慈铭日记写道：“晚诣䌹堂家，以䌹堂、劬庵、君表招夜饮也。坐有爽秋、弢夫、莘伯、冯梦花。”（《李慈铭日记》），袁昶则记道：“坡公生日，庞䌹堂、劬葊、曾君表三君招集，座有山膏善骂人，所谓爱之重之，不愿儿曹效之者也。”（《袁昶日记》）“山膏”是《山海经・中山经》里的上古异兽，貌似猪，红如火，脾气暴，爱骂人，袁昶笔下的“山膏”，必是李慈铭无疑。

光绪二十年冬，李慈铭病卒于京，袁昶作《吊侍御李莼客先生》哀悼，称颂其忧国愤世的情怀，但后续在《观物外编》稿本中，却揭示其恃才傲物、识人不明，又直言其考据之学为雕虫小技、无益时务，直言对待此类名士只需“疏而敬之”，“李㤅伯眩于乾嘉士人余习，璅璅捃摭，以为学术当尔，真刻玉为楮叶之技也。俟天下粗定，然后议其位寘。然亦不可长其浮华，恐败坏风俗也。遇此等名士，当用疏而敬之之法，即待许靖、夏侯玄亦当尔。”（袁昶《观物外编》，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因此，袁昶对“此等名士”采取若即若离、敬而远之之策。

光绪二十二年，山阴汤寿潜（光绪十八年进士）入袁昶芜湖海关监督幕中，闲谈间述及蔡元培狎优之事，袁昶在日记中写道：“蛰仙云山阴蔡鹤卿太史元培，王茀老之门人。比年作狭邪游，颇染痼疾，学问亦废。此中了越缦流毒，故从师不可不择。”（《袁昶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廿二日）袁昶听闻蔡元培沾染狎优习气，直接归咎为受李慈铭风气影响，旧事重提，足见其对当年交恶心结始终未曾释怀。

袁氏父母及胞妹皆卒于太平军陷浙期间，当时他才十五岁，自此敦品立节，勤奋好学，先后从高均儒、刘熙载、钟文烝游。同治间，薛时雨官浙江督粮道、杭州府知府时，主讲诂经精舍、城东书院，袁昶从之受学，薛时雨对他青眼有加，举入浙江书局，又将胞侄女嫁与袁昶，他称薛氏“桑根师丈”，受其理学影响很深。他曾被某达官看不起，称其“止能为学人，以云通知时务尚早”，袁昶遂发恨，“所当潜研条贯，坚忍持之，不惟坐知，兼能力行，方雪我无穷之耻”（《袁昶日记》光绪六年八月十一日）。昶光绪二年，他游南京曾文正公祠，慨然以名臣为范，以经世致用、实干理政为立身之本。反观李慈铭，则以读书治学为终身事业，疏于实务。整体而言，李慈铭性情坦荡直白，好恶皆显于明面；袁昶心思深沉内敛，不满多藏于日记暗讽，二人治学、立身全然不同，即便诗文唱和、终身交好，也终究难以消解名士与能臣之间的深刻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