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班主任直言:班里成绩前10的孩子,90%都来自这3种家庭。
我叫李秀英,在镇上的中心小学当了二十三年班主任。今年带的是五年级三班,班上四十八个孩子。前几天开家长会,有个年轻妈妈问我:“李老师,您带了这么多年班,您说那些成绩好的孩子,是不是都是天生的?”
我笑了笑,没直接回答。
回家以后我翻出这届学生的花名册,把他们期中考试的成绩和家庭情况一个一个地看了一遍。前十五名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情况摆在一起,还真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跟钱多钱少没关系,跟房子大不大没关系,跟父母当不当官更没关系,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
可就是这些小事,把孩子们分成了不同的样子。
我带的第一届学生里,有个孩子叫林晓东,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林晓东是个瘦瘦小小的男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穿的衣服总是大一号,袖子卷了好几道,裤脚拖在地上,被踩得毛了边。他爹在煤窑里挖煤,他妈在镇上菜市场卖菜。林晓东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帮妈妈把菜从三轮车上搬下来摆好,然后跑步去学校。他家离学校三公里,他每天跑着来跑着回,下雨天也是。
那时候我们学校条件差,教室没有暖气,冬天冷得要命。林晓东手上全是冻疮,肿得跟胡萝卜似的,可他写的字工工整整,一个都不潦草。他的成绩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从来没有掉过班级前三。
我问他晓东你每天跑步上学不累吗?他摇摇头,说不累,习惯了。他跟我说他爹说了,咱家穷,可咱不笨。你爹在煤窑底下黑咕隆咚的都看不见光了,可你脑袋里得有光。你要是连书都读不好,咱家才是真没指望了。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年。
林晓东后来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初中,又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最后去了北京上大学。前几年听说他在一家大公司上班,把他爹妈都接到北京去了。他过年回来还来看过我,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西装革履的,跟小时候那个瘦小的男孩子完全不一样了。可他一开口还是那个语气,李老师,我现在每天早上还跑步呢,习惯了。
林晓东这样的孩子,我见过不少。他们不是天才,家里也没什么钱,可他们身上有一股劲儿,那股劲儿不是天生的,是爹妈给的。他爹没文化,可说出来的话比什么教育专家都好使。他在煤窑底下用命换钱,可从来没在儿子面前喊过一声苦。他只是告诉儿子,你脑袋里得有光。
这就是第一种家庭——不是给孩子多少钱,是给孩子一个盼头,一个靠自己努力能改变命运的盼头。
我们班现在有个孩子叫赵一鸣,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他爸在镇上开修车铺,他妈是超市收银员。赵一鸣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写作业,写到九点半,雷打不动。他爸妈文化程度不高,辅导不了他的功课,可他们做了一件事——从赵一鸣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晚上他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把电视关了,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去。
他爸在修车铺干了一整天,回家就想躺着看会儿电视,可他不看。他搬个小凳子坐在赵一鸣旁边,拿张报纸看。他认识的字不多,有时候念不顺,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念。赵一鸣写作业,他看报纸,两个人并排坐着,谁也不打扰谁,可那个画面我在家访的时候看到,差点没忍住掉眼泪。
赵一鸣他妈跟我说,李老师,我们没文化,教不了孩子,可我们能陪着他。他在那儿写作业,我们就在旁边待着。他知道我们在,心里就踏实。
陪伴这个东西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多少家长口口声声说重视孩子学习,可孩子在屋里写作业,他们在客厅搓麻将,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孩子出来倒杯水,他们说你怎么又出来了,赶紧进去写。孩子心里能踏实吗?
我带过一个学生叫小军,脑子很聪明,可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去家访才发现,他爸在客厅打麻将,他妈在旁边刷短视频,声音外放,抖音的神曲一首接一首。小军在里屋写作业,门关着,可那个门根本不隔音,麻将声、手机声、说笑声,一股脑儿全灌进去。他在那个环境里能学进去才怪。
我跟小军爸爸谈,说你们能不能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安静一点?小军爸爸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声音不大啊,他自己学不进去怪谁?我没法跟他争辩。有些人你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他觉得学习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跟他没关系。
可我告诉你,学习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它是一家人的事。你在客厅看电视,孩子在屋里写作业,他的心思就在电视上,不在作业上。你关掉电视拿本书坐在旁边,他就能多写进去几个字。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是将心比心的事。
赵一鸣的爸妈不懂教育理论,可他们懂这个道理。他们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搓麻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们坚持了好几年。赵一鸣的成绩就是他们的回报。
这就是第二种家庭——不一定要有文化,不一定要会辅导功课,可能给孩子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能陪着孩子一起安静地度过那些读书写字的夜晚。
我们班还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叫严子豪,弟弟叫严子杰,成绩都在前十,哥哥第三,弟弟第七。兄弟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有时候都分不清谁是谁,可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出来,家庭教育这件事,不是光靠嘴说的。
他们爸妈在镇上开了个小面馆,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和面,忙到晚上八九点才关门。两口子累得够呛,可对孩子的学习从来没放松过。不是逼孩子做题,是给孩子定规矩。
他们家有个铁规矩,晚饭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说一件今天最高兴的事,再说一件今天觉得难过的事。两个儿子轮流说,他爸也说,他妈也说。有时候子豪说数学考了九十八分,高兴;体育课被同学撞了一下摔了一跤难过但不疼。子杰说他养的一盆多肉长新芽了高兴;美术课没带彩笔跟同桌借人家没借难过。
他们爸妈也会说。爸爸说今天有个老顾客来吃面送了他一瓶辣酱高兴;今天膝盖又疼了难过。妈妈说今天菜市场的小葱降价了高兴;今天和面的时候手腕又酸了难过。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规矩,他们家坚持了好几年。我跟严子豪聊过,问他这个规矩有什么用。他说,李老师,我爸说这世上的事都要学会接受,高兴的接受,难过的也接受。接受了你才知道怎么过日子。
我在这个小学教了二十三年,越来越觉得,家庭教育不是看你有多少钱,不是看你有多高的文凭。它看的是一些比钱和文凭更实在的东西。
你会不会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关掉电视?你会不会每天抽出半小时跟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你会不会听完孩子说的每一句话,不管它多无聊多幼稚?你会不会在孩子考差了以后不是骂他,而是坐下来跟他一起找原因?你会不会在孩子跟你说他不想上学的时候不是吼他,而是耐心地问他为什么?
这些事每一件都不难,难的是一直做,天天做,年复一年地做。
我们班还有个孩子叫小雅,是这学期转学过来的。她爸妈在省城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在镇上住。她成绩一直在中间偏后,上课也不怎么说话,下课了也不跟同学玩,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画画。她画得很好,画的花鸟栩栩如生,画的房子像照片一样。我问她你学过画画吗?她说没有,就是自己喜欢。我翻她的本子,本子都画满了,用的都是铅笔,没有彩笔。我第二天给她买了一套彩笔放在她桌上,她看到了什么也没说,眼睛红了半天,用力把鼻子吸了吸,一声谢没道,可那以后每次上课都认真听了,作业也交了。
期中考试她前进了十几名,她奶奶来开家长会拉着我的手说李老师谢谢你。我说小雅进步了,她奶奶开心得不行。小雅站在旁边,低着头,脸红了。
我注意到小雅爸爸加了班级群,可从来没说过话。有一次我给他发私信,说小雅进步很大,画画特别好。好久他才回了一行字,谢谢李老师,麻烦您多费心。我问他过年回不回来,他说回。除夕夜小雅爸爸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一家三口围在桌前吃年夜饭,小雅在中间笑得很开心。配文是:李老师新年快乐,小雅进步了,我们在外打工也安心。
我对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这种家庭,孩子成绩也许不是最好的,可他们有希望。父母在外地,人在远方,可能给孩子的东西一样不少。隔着几千公里,他们也在努力当好父母。
我给我们学校刚来的年轻老师做培训的时候,跟他们说了一段话。我说你们当老师,不是只管教学生的那几年。你们是送他们上路的那个站台。他们从你们这里出发,走多远心里都有一盏灯。那盏灯是什么?不是知识点,不是解题技巧,是他们在你们身上看到的一种对待人的方式。
你认真对待每一个孩子,他就学会认真对待自己。你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他就学会不放弃自己。你尊重他,他就学会尊重别人。这些东西比分数重要一万倍。
我二十三年教过的学生,有的上了名牌大学,有的没考上高中去学了手艺。可不管他们过得怎么样,偶尔给我发个信息,说李老师我挺好的,我就高兴。
人到中年,最大的虚荣不是学生考上什么名校,是你走在路上有人喊你一声李老师,你回头看那个人,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可他看你的眼神还是那个眼神。
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着“李老师收”。我打开一看,是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个年轻人穿着学士服站在大学门口,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李老师,我毕业了”。背面写着一行字:李老师,我是林晓东。你还记得我吗?你说过我脑袋里有光。我脑袋里的光是你点亮的。
我拿着那张照片,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暖洋洋的。
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冬天,那个手上长满冻疮还在认真写字的男孩子,想起他每天跑着来上学跑着回家的样子,想起他说的那句“我爹说了,你脑袋里得有光”。
他脑袋里的光不是那盏灯,是他给他点煤油灯的那只手。每天擦了又点,点了又擦,擦亮了几十年,把自己擦成了一个老人。可那道光一直亮着,从他爹手里传到他手里,从他手里传到哪里去?传到他的孩子手里,传到他的学生手里,传到每一个他心里装着的人手里。
那道光才是真的不灭。
烧煤油的爹点了一盏灯,念了书的儿子把灯芯拨亮了,换成更好的油,把更大的屋子照亮。灯还是那盏灯,火还是那团火。
在镇中心小学这二十三年,我教过上千个学生。每一届都有成绩好的,有成绩不好的。考过前几名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都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们有意无意地在孩子心里种了一颗什么样的种子。这个种子迟早要扎根、发芽、破土,变成一棵能给他们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
可有些种子埋下去很多年不发芽,不是因为种子不好,是埋得太深了土太硬了,没有光照进来。那些家长把种子埋下去以后就走了,也不浇水也不施肥,等着它自己长出来。等来等去等不到,就说种子坏了。不是种子坏了,是你没有给它光。
前两天家长会结束的时候,有个爸爸追出来问我。李老师,你说到底什么家庭的孩子成绩好?是不是城里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
我想了想,把刚才在心里转了很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不是。孩子成绩好的家庭,不一定是城里那些有钱有势的,是那些桌上放着书而不是遥控器的;是那些把孩子说话当回事而不是嫌他烦的;是那些告诉孩子你脑袋里得有光,然后自己先把灯点亮的。
不管在城里还是在镇上,不管在平原还是在深山,都一样。我站在教室门口,阳光很好,照在走廊上暖洋洋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被家长接走了,操场上还有几个在追着跑,笑声一串一串的。
那个爸爸站在那里想了很久,他大概在消化我说的那些话。他点的烟忘了抽,夹在手指间自己燃了半截,灰烬落到地上风一吹就散了一地。我指给他看,别的什么都不要做,你今天回去把电视关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找本书坐在旁边看。明天早上他出门上学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句路上小心。他考好了你夸他一句,他考差了你别骂他。坚持一年,你看看他变不变。
他沉默了半天,把烟头在墙上摁灭扔进垃圾桶,说了声谢谢李老师,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个子不高,很壮,肩膀宽宽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后背有一片被汗浸湿的痕迹。
我回教室收拾东西,擦黑板的时候在后排一张课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根铅笔头,已经短得捏不住了,笔杆上有牙咬过的痕迹,深深的,咬得都凹进去了。干瘦干瘦的一个人握着这根笔,跟那些难题较劲,一道一道地算,一页一页地写。
我把教室的灯关了,走廊也没人了。整个学校安安静静的,只有操场上几棵老杨树在风里沙沙地响。夕阳在西边挂着,又大又红,把那几棵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我锁好门走下楼,经过操场的时候看到操场边上那几个花坛。春天的时候种的花早就谢了,叶子也黄了,有些被霜打得蔫蔫地耷拉着,可根还扎在土里。明年春风吹过来,它们还会发芽,会长出新的叶子,会开出新的花。
孩子也是一样的。
我骑着电动车出了校门,回头看了一眼这所待了二十三年的学校。三层教学楼,墙上刷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漆皮有些掉了,可字还是那个字。夕阳照在上面,每个字都镀了一层金边,安安静静的,笔锋不减。
明年就退休了。走之前,我想对我带过的每一个孩子说一句话。
我脑袋里的光,是你点的。现在它亮了,你也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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