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华：她写出了深渊，但没有写如何走出深渊

学人简介：彭小华，独立学人，关系-交流研究者。长期关注死亡、临终医疗等相关内容。著有《学会告别》，曾翻译《最好的告别》《善终的艺术》等书。原标题《彭小华：她写出了深渊，但没有写如何走出深渊——从养育、依恋与自杀叙事看李翊云作品》。

关于李翊云，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谈“两子自杀，一句理解尊重太轻飘”，一篇谈《财新》标题“在深渊里，拒绝愈合”所传递的哀伤观。

李翊云

本来没想写第三篇。但这几天读到多篇评论文章，也有多位父母联系我，表达了对李翊云作品和访谈中某些态度的困惑、不安，甚至愤慨。我能够理解这些情绪，也觉得有些评论对李翊云个人并不公平。

正因为如此，如何理解她，如何理解她的作品，如何理解其中呈现出来的养育观、依恋模式、生死观和自杀观，就变得很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把李翊云当作来访者来诊断，也无意对她真实家庭生活作定论。我只是基于她公开作品和访谈中呈现出来的信息，从生死学、养育、亲子关系、儿童青少年心理困扰与自杀干预的角度，做一次专业解读。

我写相关文章的目的，一定不是批评李翊云本人。她是真正承受丧子损失和悲痛的人，作为女性、母亲，我唯有同情。

但是，同情她的痛苦，不等于不能讨论她公开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养育观念、价值观、生死观和自杀观。尤其是，随着她获得普利策奖，名声日盛，作品传播和影响越来越大，这些作品中包含的观念也会影响社会，需要被辨析。

孩子的抑郁、自杀，从来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它往往是个体气质、精神状态、家庭氛围、养育方式、依恋关系、同伴关系、现实压力、近端事件和危机干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不是父母主观故意造成的伤害。因此，批评不应指向作为父母的李翊云和她的丈夫，更不应变成对丧子母亲和父亲的道德审判。

然而，她公开文本和访谈中呈现出来的养育观念、亲子关系处理方式、生死观和自杀观，是可以、也应该被讨论的。尤其当她的作品因为普利策奖和媒体传播而获得更大影响力时，这些观念就不再只是私人叙述，也会影响舆论和受众。我们需要辨析的，正是这些观念和方法可能带来的误导。

我的工作信念是，每个父母都爱孩子，每个父母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尽可能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养育孩子。但是，不是每个父母都真正以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方式养育了孩子。当年轻生命以自杀方式离开，尤其是同一家庭中两个孩子先后离开，理解其形成过程，不能绕开家庭氛围、养育方式和亲子依恋关系。

没有这一部分，直接跳到“尊重、理解、接受”，很难不引起疑惑。

从公开作品和访谈呈现出来的母职形象看，李翊云的家庭更接近一种高知家庭中比较隐蔽的“高功能疏离型养育”，也带有情感忽视型养育的特点：有思想，有资源，有空间，有尊重，也有基本生活框架，但情感回应不足，身体性亲密不足，危机中的保护性介入不足。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不爱”。

而是：爱没有充分转化为情感连接、依恋安全和生命保护。

一、尊重与空间，不能替代安全依恋

从李翊云的自述看，她非常重视孩子的独立、自由意志、敏感性和独特性。

她写到，丈夫谈及一张旧照时说，他们一家四口共同秉持和敬重的是“自由意志”。她也写到，养育孩子“不只是给他们自在生长的空间”，世俗往往只在意孩子“做了什么”，却不关心孩子“本身是怎样的人”。

这些话当然有价值。她反对功利化育儿，反对只看孩子的成绩、表现和外在功能，而试图尊重孩子的存在本身。这与还比较常见的专制、粗暴、控制型养育大相径庭。

但是，从依恋角度看，尊重与空间不能替代安全依恋。

鲍尔比和安斯沃斯以来的依恋理论，一直强调：孩子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父母“给空间”本身，而是来自照顾者在孩子需要时是否稳定、敏感、可回应。孩子需要知道：我可以探索世界，也可以在害怕、脆弱、崩溃时回到一个可靠的人那里。

安全依恋不是“我不干涉你”，而是：

你可以成为你自己；
但当你痛苦、脆弱、崩溃时，我在这里；
我能靠近你、承接你、保护你；
你不必独自留在深渊里。

李翊云也曾写到，母亲的职责是为孩子“搭建生活的框架”：有事可做，有处可去，白昼如期破晓，黑夜如约降临。这句话很能说明她对母职的理解：母亲提供框架、秩序、空间和日常生活。

可是，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生活框架。

他们还需要情感上的可依靠，关系中的温度，脆弱时的承接，崩溃时的保护。养育理论里，父母的“回应性”非常关键。一个孩子是否发展出稳定的自我、情绪调节能力和求助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能否看见、命名、接住和安抚孩子的情绪，而不只是给他吃穿、空间和自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翊云写到：“我很少拥抱我的孩子。拥抱于我，是全然陌生的举动。”她还说，自己连自己的情绪都无从读懂，也难以完全读懂孩子的内心；她不知道如何付出温情，仿佛刻意亲近都是虚伪做作。

这些自述，几乎已经把依恋上的困难说出来了。

这不是没有爱，而是爱没有身体；不是没有尊重，而是尊重没有温度；不是没有照料，而是照料没有充分转化为孩子能够经验到的安全感。

如果父母太强调“空间”“自由意志”“尊重选择”，却缺少情感上的靠近、抚慰、共情和保护，孩子体验到的可能不是“我被尊重”，而是：

我的痛苦最终还是我自己的；
母亲理解我的思想，却未必接住我的情绪；
她尊重我，但没有真正抱住我；
她给我空间，但这个空间也可能变成孤岛。

这更接近一种回避型、疏离型照顾模式。照顾者并非不关心孩子，而是习惯把亲密需求、情感依赖和脆弱表达降到最低；更容易用理性、语言、思想和原则处理关系，而不是用温度、身体性亲近和情感回应处理关系。

从养育风格理论看，好的养育不只是“低控制”，也不是单纯“尊重孩子”。鲍姆林德以及后来的养育风格研究，通常会把养育放在两个维度上看：一是要求和边界，二是温暖和回应。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的，不是无边界的放任，也不是高控制的专制，而是既有稳定框架，又有温暖、回应、解释和支持的权威型养育。

李翊云呈现出来的养育，问题恰恰不在于没有思想、没有资源、没有自由，而在于“回应性”不足：有框架，有空间，有尊重，但情感连接、身体性亲密和危机保护不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翊云写到：她认为，尊重孩子的敏感与独特，给他们足够空间长成自己，是她“身为母亲所能做到的极致”；她也说，自己爱他们，但“比爱更重要的是理解与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并尊重他们终结生命的选择。

这句话非常关键。

对于已经去世的孩子，母亲这样说，有助于自我开解、安顿内心。对此，我们可以悲悯。但是，对还活着的孩子，尤其对有自杀风险的孩子，“尊重孩子终结生命的选择”是非常危险的表达。父母的责任不是承认死亡是孩子的自由意志，而是帮助他重新拥有活下去的可能。

真正的问题不是：她有没有尊重孩子，而是：

这份尊重有没有被孩子经验为安全？
这份空间有没有让孩子更有力量，还是更孤独？
这份理解有没有变成保护，还是停留在观念层面的理解？
这份不控制，有没有同时包含危机时刻的坚定介入？

孩子需要的不只是“你可以成为你自己”，还需要：

你痛苦时，我能靠近你；
你崩溃时，我能承接你；
你想死时，我不会把你交给死亡。

二、超理智，是高知家庭里隐蔽的低温

根据李翊云的记叙，她的家庭语言里，有很多宏大命题：苦难、意义、孤独、死亡、自由意志、存在、深渊。

这本身并不是问题。一个家庭可以讨论思想，也可以谈论生命的深层问题。问题在于，理解孩子的存在性痛苦，不等于进入孩子的情绪痛苦。

相关作品和访谈叙述中呈现出的家庭气氛是：不谈感受，只谈思想；不谈爱，只谈道理。母子之间的对话，常常关乎痛苦、意义、孤独、死亡，却较少谈论微小的悲伤或柔软的脆弱。

如果用家庭系统治疗大师萨提亚的语言说，这很像“超理智型”：克制、冷静、抽象、逻辑化、哲学化。情绪一出现，就被迅速翻译成思想、语言和意义。

在这样的家庭里，可以谈意义，却不太谈感受；可以谈苦难，却不太安慰具体的难过；可以分析死亡，却不一定能接住一个孩子说“我很害怕、很孤独、很想消失”的时刻；可以尊重一个人的思想，却不一定能提供依恋关系里的安抚。

从情绪社会化的角度看，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孩子要通过父母的回应，学会识别情绪、表达情绪、调节情绪，也学会在痛苦中向人求助。如果父母长期把情绪翻译成思想，把痛苦翻译成哲学，把脆弱翻译成存在命题，孩子也可能学会：不要表达柔软，不要求助，不要把具体的难过说出来，而是把一切都压缩成“人生苍凉”“存在无意义”“我不想活了”。

这不是成熟，而可能是过早的理智化。

心理化理论也提醒我们，好的照顾者不仅要尊重孩子的主体性，还要能进入孩子的内在世界：他在怕什么，他在痛什么，他说不出口的需要是什么。父母如果只能理解孩子的思想，却不能感受孩子的感受，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分析、被观察、被解释，却没有真正被抱住。

这就是更容易见于高知家庭的一种低温养育。它看起来不像放任，也不像放纵；家庭可能有书、有秩序、有教育资源、有治疗资源、有思想讨论，也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独特性。

但它的核心问题是：情感回应不足，亲密表达不足，对孩子痛苦的身体性承接不足，对危机的保护性介入不足。

这不是生活照料上的忽视，而是情感和依恋层面的忽视；不是不提供资源，而是不一定提供孩子最需要的安全感、温度和承接。

李翊云的孩子可能没有不被尊重的问题，但可能有不被温柔地倾听和呵护、亲子之间缺少亲密互动与情感连接的问题。

这可以解释孩子的心理状态：孤独、虚无、低求助、过度内化、早熟地理解痛苦，却缺少走出痛苦的关系支持。这样的养育环境，确实可能成为抑郁、自杀意念和生命无望感的重要土壤。

三、代际创伤可以解释她，但不能证明她已经超越

李翊云谈到过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父母对她的养育方式。在那个关系中，她也是受伤的。

也有人从代际创伤理解她，这当然有道理。一个人如果从小没有得到足够温暖、稳定、可依靠的爱，长期处在控制、沉默、压抑、情感隔离和抑郁气质中，长大后当然可能很难自然地给出热烈、亲密、安抚性的爱。

一个内心荒凉的人，不是不想给孩子绿洲，而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绿洲在哪里。一个没有被好好拥抱过的人，不是不愿拥抱孩子，而是拥抱对她来说可能就是陌生的、笨拙的，甚至不真实的。

这正是代际创伤最令人悲伤的地方：父母未必恶意，甚至可能很努力；但他们能给出的，常常只是他们自己拥有过、学会过、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

如果她拥有的是语言、思想、克制、独立、尊重、忍耐和孤独，那么她给孩子的也可能主要是这些。

可是，孩子除了思想和空间，还需要柔软、热度、身体性的爱、及时的回应、被看见的脆弱、可以崩溃的安全处所。尤其对敏感、早熟、容易陷入虚无感的孩子，这些恰恰是生命保护因素。

家庭系统理论提醒我们：父母给孩子的，不只是显性的教育理念，还有一种关系气候。一个家庭如何处理悲伤、愤怒、脆弱、冲突、求助，孩子会在日复一日的气氛里吸收下来。换句话说，孩子继承的不只是基因，也继承家庭处理痛苦的方式。

如果一个母亲自己的痛苦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温柔承接，她当然可能很难自然地去承接孩子的痛苦。这是悲剧，不是罪责。

但是，代际创伤可以解释李翊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母亲、这样的作家，却不能自动证明她已经完成了超越。

解释不是豁免，悲悯也不等于拔高。

从作品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看，我们很难看到她已经完成对代际创伤、抑郁气质和疏离型依恋的整合与超越。她的作品呈现了苦难，却很少呈现苦难如何被转化；呈现了深渊，却很少呈现人如何从深渊中被带回生命；呈现了接受，却没有充分呈现修复、干预、责任和超越。

这也是她作品需要被辨析的地方。

作为文学文本，它当然有价值；但作为生命教育、自杀预防和父母养育的启发性文本，它能提供的方向非常有限。

四、养育方式可以解释心理脆弱性，但不能单独解释自杀

从依恋模式和养育风格看，低情感回应、高理智化、疏离型依恋、情感忽视型养育，确实可以解释孩子为什么容易形成孤独、压抑、低求助、过度内化、存在性虚无、自我隔离等心理脆弱性。

也就是说，从公开文本看，她呈现出的养育方式确实有明显局限。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孩子可能很早就陷入苍凉、虚无、孤独和无路可走感。

在她的自述中，文森特曾问她：“你深谙苦难，笔下也将苦难写得透彻，那当初为何还要生下我们？”这不是普通孩子一时的抱怨，而是一个孩子对生命本身提出的质问。一个少年如果这样理解出生、痛苦和存在，说明他的生命感已经非常沉重。

但是，养育模式不能直接推出：孩子一定会自杀。

自杀心理学里，一个重要区分是：为什么会出现自杀意念，和为什么会采取自杀行动，并不是同一件事。孤独、痛苦、绝望、连接感不足，可能让一个人产生“不想活”的念头；但从意念到行动，往往还涉及近端压力事件、精神状态、手段可及性、冲动性、自杀能力、风险识别和危机干预等多个因素。

也就是说，养育风格和依恋模式可以解释一个孩子为什么容易孤独、压抑、内化痛苦、难以求助，却不能单独解释一个孩子为什么在某一天采取自杀行动。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李翊云说过，她和孩子都接受心理咨询。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并不是没有求助，也不是没有接触专业资源。看起来，他们接受的似乎主要是个体咨询。至于咨询师是什么流派、如何理解他们的痛苦、有没有进行自杀风险评估、有没有把家庭关系和养育方式纳入工作、有没有做必要的家庭系统干预，公开文本中没有充分信息，我们无从判断。

但是，从结果看，已有帮助至少没有形成足够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支持和危机保护。两个孩子先后自杀，说明当时的帮助没有足够及时、有效、系统地回应风险。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没有求助，而是没有得到真正合适、有效的帮助。

这也提醒我们，面对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抑郁、自杀风险，仅仅把孩子送去个体咨询是不够的。孩子的问题往往不是孤立发生在孩子身上，而是和家庭氛围、养育方式、亲子依恋、沟通模式、现实压力交织在一起。如果咨询只处理个体的痛苦，却没有触及家庭系统、父母观念和危机保护机制，就可能很难真正把孩子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至于李翊云的两个孩子在行动前是否有具体触发事件，触发事件是什么，家庭和专业系统当时如何识别和回应风险，公开文本中没有充分呈现，我们无从确证。

因此，最稳妥的说法是：

从文本看，这种家庭情感环境和养育方式，确实可能是不利因素，能够解释孩子的心理脆弱性和自杀风险，但不能简单说它就是孩子自杀的唯一原因或直接原因。

这里也涉及作品中的另一个缺口：孩子的声音没有充分出现。李翊云写出了母亲的哀伤，写出了母亲如何理解、尊重、接受，却没有充分呈现两个孩子作为独立生命，怎样经验自己的痛苦，怎样经验家庭，怎样经验母亲的爱与尊重，又怎样一步步走到自杀边缘。

母亲的叙述，不等于孩子的真相；母亲的理解，不等于孩子真实的处境；母亲的接受，也不等于孩子的死亡已经被解释清楚。

这个缺口，使作品很难真正帮助公众理解年轻人的自杀。

五、不能把自杀死亡当作自然死亡看待

还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不能模糊“死亡”和“自杀死亡”。

死亡是结果，但死亡有不同类型。有自然死亡，有疾病死亡，有意外死亡，也有自杀死亡。自然死亡是生命过程的自然终结；自杀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曾经痛苦到无法继续活下去，并采取行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两者不能被轻易混同。

“万物自然生长”，作为文学意象，当然可以安放悲伤。草木发芽、开花、枯萎、凋零，循着自然节律来去。人也终有一死。承认生命有限，接受死亡不可避免，是生死教育的重要内容。

可是，李翊云的两个儿子并不是自然死亡。

接受死亡事实，是丧亲者必须面对的现实。孩子已经离开，母亲要活下去，这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接受死亡事实，不等于认可自杀选择；理解死者的痛苦，不等于把自杀说成成熟、理智、值得尊重的决定；尊重逝者，也不等于放弃对自杀发生原因的追问。

花草自然枯萎，是万物生长的一部分；但如果花草是因为长期缺水而枯死，园丁就不能只说“万物自然生长”。当然，孩子不是花草，父母也不能控制孩子的全部命运。自杀从来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不能简单归咎于父母。

但是，当两个年轻生命先后以自杀方式离开，我们不能把这件事轻轻放入“自然生长”“自然死亡”的叙事里。

自然死亡教人接受有限；自杀死亡提醒我们挽留生命。

六、她写出了深渊，却没有写出如何走出深渊

很多人说，读李翊云的作品会感到抑郁。

我不想说她的作品“导致抑郁”。这不准确，也不公平。但是，可以说，她的作品可能传递、强化或扩散一种抑郁性的生命感受：世界是冷的，人生是虚无的，痛苦是宿命的，关系无法真正抵达，死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选择。

她当然有权书写痛苦。抑郁者当然可以写抑郁。一个深陷痛苦的人，也可能非常准确、深刻、细腻地写出抑郁的内部经验，让人知道“深渊里是什么样”。

这不是没有价值。它有记录价值、审美价值、研究价值，也有某种见证价值。

但是，如果一部作品只是把读者带入黑暗、虚无、孤独和无法愈合，却没有提供理解、修复、连接、责任、行动和超越，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就很有限。

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对普利策奖这一选择产生价值判断上的疑问：奖项肯定的不只是文学技巧，也会放大作品中的生死观、哀伤观和自杀观。

如果一部作品写出了深渊，却没有写出如何走出深渊；写出了母亲如何在丧子之后活下来，却没有充分写出孩子为什么活不下去、家庭如何回应、生命如何本可以被挽留，那么它获得最高荣誉，当然会让我质疑这个奖项背后的价值判断。

因此，与其说她的作品“启迪”公众，不如说它们提供了一个需要被辨析的文本。

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苛责李翊云本人，而是讨论她的作品和公共言说呈现出来的养育风格、精神状态和作品价值。

我不怀疑她爱孩子，但她自己的情感资源的确有限；我相信她尽力了，但她能给出的，主要是她自己拥有的那部分：语言、思想、尊重、空间和生活框架。

对此，我们可以悲悯。

但是，悲悯一个母亲，不等于把她未能超越的部分包装成智慧；理解代际创伤，不等于接受代际创伤继续传递；尊重丧亲者的自我安放，不等于把它变成公共社会理解自杀的方式。

真正值得传播的，不是“我尊重孩子终结生命的选择”。

真正有价值的写作，不只是把痛苦写出来，而是帮助人穿越痛苦。

不是把死亡写得更通达，而是在死亡发生之前，把生命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