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0元的墨镜买不到！杭州这些街道被“拉黑”，无辜居民躺枪

谁能想到在电商之都杭州，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对特定的几个街道直接拉黑出路。换句话说，当你在网上下单，选择这几个街道，会显示不在服务区的提示。

比如，奢侈品牌圣罗兰（Saint Laurent）淘宝官方旗舰店，就对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实施全面限购，选取该街道30个不同地址，涵盖居民小区、商业综合体等各类场所，均无法正常下单购买多款皮包、成衣、鞋履等商品；接着就是MIUMIU，对杭州萧山区盈丰街道、滨江区西兴街道等区域实行限购，当地居民无论何种身份，只要收货地址在这些街道，均无法正常下单，换至其他区域则可顺利购买，这就引发引发“地域歧视”的广泛争议。

这场看似简单粗暴的“拉黑”事件，从整体来看，并非哪一家品牌刻意为之，而背后，是关于直播街道多重矛盾叠加的集中爆发，所暴露的多个痛点，值得广大从业者深思。

一、恶意退货倒逼品牌“一刀切”

MIUMIU为例，此次被限购的盈丰街道、西兴街道等均为杭州直播电商核心区，这里聚集了大量主播、MCN机构，是网红经济的重要承载地。

其中，盈丰街道作为杭州萧山区最年轻的街道，聚集了大量文化传媒公司及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阵地之一。其常住人口中青年占比高达约70%，远高于平均水平，是典型的“青年双高地区”。西兴街道是滨江区的网红重镇，汇集大量中小直播园区；四季青街道地处钱江新城核心区，高端楼宇密集，同样是直播电商与网红经济的重要布局区域。

这些直播机构需要大品牌作为支撑，纷纷进行下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部分从业者的恶意退货行为，不少人将奢侈品当作“免费道具”，穿拍直播、试用后便立即退货，形成“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的不良风气，甚至有退货商品残留香水味、化妆品污渍，无法二次销售。

对于单价高昂、损耗成本高的奢侈品而言，这种恶意退货行为带来的损失尤为惨重。品牌无法精准识别恶意账号，只能采取粗放的区域限购。通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国内直播电商生态失衡的体现，不良行为未得到有效约束，也间接暴露了当地营商环境中产业生态治理的短板。

二、“地域拉黑”触碰公平底线

MIUMIU大牌们的“一刀切”限购，看似是针对恶意退货从业者的反击，实则波及了街道内的普通居民、公职人员等正常消费者。有记者实测发现，这些街道内无论是居民小区还是街道办事处，相关地址均无法下单购买涉事品牌商品，换用其他区域地址则可正常交易，不少正常消费需求被无端限制。

记者在MIUMIU官方旗舰店选取一款售价4150元的墨镜，先后将收货地址设置为上述街道的多个地点，均显示上述限购提示，而将地址改为西湖区、余杭区等其他区域后，订单可正常提交，MIUMIU对杭州多个街道的限购行为确实存在。

品牌这种做法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违背了营商环境的核心公平原则。营商环境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为所有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提供平等的待遇，而这种“连坐式”限购，将少数人的过错转嫁到全体区域居民身上，不仅对无辜消费者不公平，更伤害了普通群众对市场环境的信任，也损害了杭州直播电商之都的城市形象。

三、监管缺位了吗？

杭州作为国内知名的直播电商之都，早在2023年就出台了直播电商产业法务指引，覆盖直播平台、MCN机构、主播等各类主体，涵盖直播营销、知识产权等多个高频涉法风险点，旨在规范行业发展。但此次奢侈品拉黑街道事件，显然暴露出直播核心集聚区的监管仍有漏洞。

部分从业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并非个例，甚至已形成一定规模，却长期未被发现和规范，导致品牌不堪其扰、被迫采取极端反击措施。的确，面对大规模的恶意退货，品牌陷入两难境地：逐一识别恶意账号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本过高、难度极大，只能采取“拉黑整个街道”的极端方式自救。

四、平台履职缺位了吗？

作为交易双方的桥梁，电商平台掌握着用户购买数据、退货记录、账号行为等核心信息，本应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建立精准的风控模型，帮助品牌识别恶意退货账号，从源头减少恶意行为的发生，而非默许品牌采取“地域拉黑”这种粗放且伤及无辜的方式。

但从此次事件的反馈来看，当消费者和商家咨询限购问题时，平台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协助品牌解决恶意退货问题，更没有保护好正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平台发展的痛，成为制约营商环境优化的“绊脚石”。

五、破解“信任鸿沟”

品牌“拉黑街道”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简单粗暴，短期内或许能减少损失，但却引发了“地域歧视”和对正常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从产业角度出发，这种做法从本质上是对部分区域市场环境的不信任。不信任当地能有效规范恶意消费行为，不信任自身的合法权益能得到充分保障。若不及时化解，不仅会影响单个品牌在杭州的布局，更可能传导至其他国际企业，不利于当地吸引外资、优化营商环境。

杭州直播电商产业与奢侈品消费的碰撞，本应是产业融合、互利共赢的契机。但当前，一方面对直播电商领域的不良行为缺乏精准管控，另一方面对企业的合理维权需求缺乏有效回应，未能主动适配新兴产业与传统高端消费的协同发展，破解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任鸿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