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跟货车去拉煤，女司机半路停车：你下来，前面的路我没把握

翻过那座山

一九八八年腊月，太行山的雪下疯了。

我蹲在长治北关煤场的传达室门口，棉袄袖子里揣着两只手，冻得脚趾头在解放鞋里一缩一缩的。天还没亮透，煤场的大铁门已经开了，几辆拉煤的货车排着队往里进，车灯的光柱里全是乱飞的雪粒子。我在这儿蹲了三个早上，前两个早上都扑了空——临近春节，司机们都不愿意出远门，想搭个顺风车回家比登天还难。

我口袋里揣着一张电报，三天前收到的，七个字：“母病危，速归。三叔。”电报是托人从乡邮电所发的，路上走了两天。我在长治一个建筑队干活，包工头拖了三个月工资不给，这趟回家全身上下只剩二十六块八毛。坐班车到我们平陆县城要九块钱，再倒一趟到乡里还得两块，我舍不得。

第三趟煤车过磅的时候，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冻麻的脚，看见车队尾巴上晃进来一辆老解放，车身是军绿色的，漆面磨得都露了铁皮，车门上印着“临汾地区运输公司”几个白字。车停稳了，驾驶室的门推开，跳下来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

是个女的。

她看着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棉袄，领口翻出一截红绒衣的高领，头发全塞在一顶棕色的狗皮帽子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是女的。她绕到车头前面，掀开引擎盖，弯腰检查着什么，动作利索得很，扳手在她手里使得跟筷子似的。检查完了，她“砰”地把引擎盖扣上，拍了拍手上的灰，一抬头看见了我。

“你在这儿蹲着干啥？”她声音有点哑，像是长期抽烟的那种嗓子。

“大姐，您是跑临汾的？”我赶紧站起来。

“临汾尧都区。”

“能不能捎我一段？”我把电报掏出来给她看，“家里出了事，想省个路费。我到曲沃就行，到了曲沃我走着回去。”

她接过电报看了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遍。我那年虚岁二十，但个子瘦小，看着也就十七八的样子，穿着一件工地上发的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烂棉花，脸上全是煤面子，脏得不成样子。她大概觉得我这副模样不像坏人，把电报还给我，问：“在这儿蹲多久了？”

“三天。”

“三天？”她眉毛挑了一下，“你就一直蹲这儿？”

“白天蹲这儿，晚上回工地睡。”

她沉默了几秒，扭头看了眼西边灰蒙蒙的天，嘴里嘟囔了一句：“这鬼天气。”然后转过来冲我一抬下巴，“上车吧。不过我不走曲沃，我走翼城那边翻山，到了临汾你自己想办法。”

我二话不说就往车上爬。

“坐后面去。”她一把拽住我，“驾驶室暖和，让给老娘坐。”

我这才发现驾驶室里还坐着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裹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袄，怀里抱着个布包袱，正隔着玻璃往外看。女司机拉开车门，把老太太往中间挪了挪，然后自己上了驾驶座，发动了车。

老解放轰隆隆地吼起来，整个车头都在抖。女司机挂挡、松离合、踩油门，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方向盘在她手里抡得跟磨盘似的。车头晃了两晃，稳稳地驶出了煤场大门。

我蜷在后面的煤厢里，头顶上罩着一块脏兮兮的帆布，四处漏风，冻得我直哆嗦。煤厢里还残留着煤渣子，硌得屁股生疼。我把棉袄裹紧了，靠着驾驶室的后窗，透过玻璃能看见女司机的后脑勺——狗皮帽子摘了，露出一把又黑又粗的马尾辫，搭在椅背上，随着车子的颠簸一晃一晃的。

车开到长治城外的加油站，女司机停了车。她跳下来，拿油枪加油，顺手扔给我一个烤红薯，用旧报纸包着，还烫手。“吃吧，刚在煤场门口买的。”她自己也剥了一个，三口两口就下了肚，然后走到路边抓了把雪搓手。

我啃着红薯，偷偷打量她。她长得不算好看，脸盘子有点方，颧骨高，皮肤粗粝粝的，嘴唇干得起了皮。但那双眼睛很亮，黑漆漆的，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不躲不闪。她抽烟，点烟的动作老练极了，火柴一划，头一偏，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眯着眼看远处的山。那神态不像一个女人，倒像个跑江湖的老爷们儿。

加完油继续上路。出了长治市区往西，路开始不好走了。雪越下越大，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刷，刷出一层冰碴子。公路两边的白杨全成了雪柱子，田野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沟。

过了沁源，开始翻山。

老解放哼哼唧唧地爬坡，排气管喷出一股一股的黑烟。女司机把挡位换到了二挡，油门踩到底，发动机的声音听着像老牛喘气。驾驶室里的老太太大概是被颠得难受，歪在座椅上闭着眼，脸色不太好。

我正迷迷糊糊打盹，车忽然停了。

惯性把我往前一耸，脑袋撞在铁栏杆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爬起来往前看，发现我们停在一段半山腰的盘山路上。路很窄，左边是刀削似的石壁，右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雪还在下，能见度不到二十米。

女司机推开车门跳下来，走到路边，叉着腰往下看了一眼。风雪灌进她的领口，她缩了缩脖子，回头冲我喊了一句：

“你下来。”

我翻下车厢，脚一落地差点滑倒。山风像刀子似的割在脸上，耳朵瞬间就冻木了。我跑到她跟前，她正盯着前方的路面看，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看见了吗？”她指了指前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面的盘山路拐了个急弯，路面上全是冰，亮晶晶的，像一面镜子。弯道外侧的护栏早就撞没了，只剩几根歪歪扭扭的铁桩子，再往外就是悬崖，白茫茫的雾气从山谷里涌上来，深不见底。

“这截路我去年走过一次，差点没栽下去。”她从口袋里摸出烟，划了根火柴，风太大，灭了。又划了一根，用手捂着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前面的路我没把握。”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看见她夹烟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怕的。

“那咋办？”我问。

“你到前面去，给我看着点路。”她把烟叼在嘴里，从驾驶室里摸出一根撬棍递给我，“顺着路边走，看见冰特别厚的地方就拿棍子敲一敲，给我探个底。我慢慢跟着你开。”

我接过撬棍，看了一眼脚下的悬崖，腿肚子有点转筋。

“怕了？”她斜了我一眼。

“怕啥。”我咽了口唾沫，把撬棍握紧了，硬着头皮往前走去。

撬棍戳在冰面上，当当作响。每一步我都走得小心翼翼，先用脚尖探一探，确认踩实了才敢挪重心。冰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的地方撬棍一敲就碎了，露出下面灰黑色的路面，厚的地方敲上去纹丝不动，硬得跟铁板一样。我在前面走，老解放跟在后面，发动机怠速的声音在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突兀。车灯打在我后背上，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前面的雪地上，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纸人。

走了大概两百米，弯道最急的那个地方，路面整个被冰封住了，坡度还不小。我回头看了一眼老解放，车头离我只有四五米远。女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能过吗？”我冲她喊。

她没有回答，熄了火跳下车，走到弯道最外侧，往下看了一眼。山谷里白雾翻涌，深得连底都看不到。她蹲下来摸了摸路面，手套一碰冰面就滑了出去，人差点摔倒。我赶紧伸手拽住她，她站稳了，甩开我的手，骂了一句脏话。

“这冰底下是暗冰，面上看着厚，底下是空的。”她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转身上了车，发动了引擎。我以为她要硬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结果她没有开过来，而是把车往后倒了一段，前轮压到路边一个凹进去的石窝里，停稳了。

“上来。”她从车窗里探出头。

我爬上车，她正从座椅底下拽出一条防滑链，铁链子锈迹斑斑的，上面还沾着去年的干泥巴。

“帮我挂上。”

我俩趴在车轮前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防滑链挂上去。她拧螺丝的时候手指头被夹了一下，鲜血顺着指甲缝渗出来，在雪地上滴了好几滴，殷红殷红的。她连看都没看一眼，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继续拧螺丝，嘴里叼着扳手，腮帮子鼓着，眉头拧成一个死结。

挂好防滑链，她发动了车，挂上一挡，油门缓缓踩下去。老解放像一头老牛，喘着粗气往前挪。防滑链咬进冰层，发出嘎嘣嘎嘣的声响，铁链子在冰面上刨出一溜白印子。我在旁边跟着走，大气都不敢出，手心里全是冷汗。

车一寸一寸地挪过了那个弯道。最险的地方是弯道中段，路面往外倾斜，车身明显往悬崖那边偏了一下，我听见车轮底下的冰层咔咔作响，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女司机死死握着方向盘，脸上的肌肉绷得铁紧，额头上全是汗，大冬天的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

等整个车身都过了弯道，她把车停稳，熄了火，趴在方向盘上不动了，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以为她在哭。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才发现她是在笑。

“哈哈哈哈，过来了，他娘的过来了！”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喇叭“叭”地响了一声，在山谷里回荡了好几秒。

驾驶室里的老太太被这一下惊醒了，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又闭上了眼。

女司机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亮得吓人：“小兄弟，你胆子不小。走了两百米冰路，腿肚子一次都没抖。”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这会儿才开始抖。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翻过了山，进入临汾地界。路好走了，雪也小了，路两边的村庄开始冒炊烟。女司机的情绪明显放松了，一边开车一边哼梆子戏，哼的是《打金枝》，荒腔走板的，完全不在调上，但她哼得很投入，摇头晃脑的，马尾辫甩来甩去。

她姓武，叫武红英，家里排行老三，开车队的都叫她武三姐。她十六岁进运输公司，从装卸工干起，后来考了驾照，成了临汾地区头一批女货车司机。嫁过人，丈夫也是开货车的，八三年跑川藏线的时候翻了车，人没了。没有孩子，一个人过，家里就剩一个老娘——就是驾驶室里那个一直闭着眼的老太太，不是睡着了，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她这趟出门拉煤不放心把老太太一个人扔家里，就带在了车上。

“我娘年轻的时候也是在运输公司上班的，售票员。”武三姐弹了弹烟灰，“我爹也是司机，五几年支援大西北修公路，把命丢在了祁连山。我们家跟车有缘，也跟车有仇。”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我坐在副驾驶上，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就闷头听着。她也不在意，继续说她的。说她刚开车那几年，整个车队的人都笑话她，说女人开什么货车，迟早得出事。她不服气，专挑最难跑的路线跑，太行山、吕梁山、秦岭，哪条路险跑哪条。有一年大雪封山，别的司机都不敢走，她一个人开着车上去了，回来的时候保险杠撞掉了，车灯碎了一个，但货完好无损。从那以后，再没人敢笑话她。

“人啊，有时候就得豁出去。”她把烟头弹出窗外，火星子在黑暗中划了一道弧，“你豁出去了，困难就怕你了。”

夜深了，车进了临汾市区。路灯昏黄，街面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偶尔一两辆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叮铃铃地响，在寂静的夜里传得老远。

武三姐把车停在运输公司的大院里，熄了火。老太太被她搀下车，我帮忙拎着布包袱，跟着她们穿过院子，走进一栋老式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灯泡坏了大半，只有尽头那盏还亮着，昏昏黄黄的。

她家在三楼，一室一厅，屋里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五斗柜，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应该是她爹。她扶老太太在床上躺下，又去厨房捅开煤炉子烧水。我站在客厅里，不知道该站着还是坐着。

“坐吧。”她指了一把椅子，“饿了吧？我给你下碗面。”

她下了两碗挂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又切了几片火腿肠。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呼噜呼噜吃了大半碗，烫得吸溜吸溜的，才想起来抬头看她。她自己没吃几口，端着碗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

吃完面，她从五斗柜里翻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些零钱和粮票。她数了数，抽出几张纸币递给我。

“这钱你拿着，明天一早去汽车站买票回平陆。”

我死活不要。她帮我挂了防滑链，救了我的命，还让我蹭了几百公里的车，我哪能再要她的钱。

“拿着吧。”她把钱塞进我口袋里，“谁还没有个难处。当年我男人翻车的时候，我一个人连尸首都运不回来，是好心人帮的忙。这世上，人情欠着欠着就还上了。”

我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一早我走的时候，武三姐还在睡觉。老太太倒是醒得早，坐在床上，虽然看不清，但还是冲着门口的方向点了点头。我把那二十六块八毛全掏出来放在了桌子上，只留了五块钱坐车。

回家的班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雪景发呆。忽然想起一件事——昨天在山路上，武三姐说“前面的路我没把握”的时候，她明明可以让别人去的。她完全可以倒回去，换条路走，甚至可以把车停在山脚下等雪化了再走。但她没有。

她让我下去探路，自己却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把命拴在了一根生锈的防滑链上。

我忽然就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成为临汾头一批女货车司机。

窗外的雪还在下，白茫茫的天地间，偶尔能看见一两辆货车在公路上慢慢地爬，车灯在雪幕里昏昏黄黄的，像两只疲惫的眼睛。我把棉袄裹紧了些，口袋里的电报硬硬地硌着胸口，心里头却不像昨天那么慌了。

到家之后，我娘的病已经稳住了，是急性肺炎，被我三叔送到了乡卫生院，打了几天吊针退了烧，人虚得厉害但没了生命危险。我守了她一个春节，开春之后又回了长治，重新找了一份建筑队的活。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以前遇到难事，我的第一反应是躲，是绕，是找别的路走。后来再遇到坎，我会想起武三姐叼着烟蹲在冰路上挂防滑链的样子，想起她手指头滴着血还在拧螺丝的样子，想起她趴在方向盘上笑出眼泪的样子。

然后我就会把烟头一掐，撸起袖子，对着前面的路说一句：他娘的，豁出去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辗转干过建筑、跑过运输、开过饭馆，后来定居省城，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这些年我一直想找武三姐，但运输公司早解散了，筒子楼也拆了，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如果还在，应该快七十了。

去年秋天，我开车回了一趟平陆老家。回来的时候特意绕道走了一趟当年那条翻山路。路早就翻修了，铺了柏油，加了护栏，弯道取直了不少。那个当年让我腿肚子转筋的悬崖弯道，如今变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拐角，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山还是那座山，谷还是那道谷，风还是那么硬，吹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路边往下看了一眼，忽然觉得那年冬天的一切都像一场梦——那个叼着烟的女司机，那辆喘着粗气的老解放，那根锈迹斑斑的防滑链，还有那碗卧着荷包蛋的挂面。

她在风雪里回过头来，斜了我一眼。

“怕了？”

我笑了笑，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路轻轻说了句：“不怕了，三姐。”

风把声音吹散了。我转身上车，发动引擎，挂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平稳地驶过了那个弯道，继续往前开去。

山的那边，天高云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