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学生到教权侵害 韩国校园心理问题为何越来越难处理

韩国校园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情绪与行为危机学生增加，课堂秩序受到影响，教师权益也不断受到冲击。最新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韩国教师认为，过去一年里，因情绪或行为问题学生引发的课堂扰乱和教权侵害事件明显增加。很多教师担心，现行学校筛查体系无法及时发现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导致孩子错过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的关键时期。

据教育界11日消息，首尔市教育厅教育研究信息院近日在韩国教师教育学会上发表题为《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支持体系中的盲区结构及改善方案》的研究论文。研究团队面向首尔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共2485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2.6%的教师认为，过去一年中，由情绪或行为问题学生造成的课堂干扰及教师权利受侵害事件有所增加。其中，小学教师感受最为明显，占比达到58.6%；初中教师为54%，高中教师为42.8%。这说明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学段，而是已经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扩散。

所谓“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是指因心理健康、情绪控制、冲动行为或适应困难，难以正常参与学校生活的学生。例如，有的学生无法长时间坐在座位上，频繁打断课堂；有的学生反复干扰同学学习；还有的学生会对教师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对教师来说，这类情况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学生确实需要理解和帮助，但课堂也不能因此长期失控。一个班级里如果出现持续性危机行为，受影响的不只是教师本人，还有其他学生的学习权和安全感。

韩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加剧，也从疾病统计中得到体现。截至2024年，韩国全国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失过动症ADHD或抑郁症的学生人数已超过27万人，与8年前相比增长近3倍。这个数字说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再是少数个案，而是正在变成教育现场必须长期面对的结构性问题。问题不在于学生“调皮”或老师“管不住”，而是心理健康、家庭环境、学业压力、社交关系和学校支持体系都出现了新的挑战。

目前，韩国学校普遍通过“情绪·行为特征检测”来筛查高风险学生。但很多教师认为，这一检测体系并不准确。调查显示，在“学校检测结果与教师实际观察是否一致”的问题上，56.3%的小学教师认为两者并不一致，也就是说，教师在实际课堂中观察到的问题学生数量，往往比检测结果显示得更多。换句话说，系统筛查出来的是一部分学生，而真正处在危机边缘、却没有进入制度视野的孩子，可能更多。

在关于“存在多少未被及时发现的危机学生”的问题中，35%的小学教师认为比例在1%至5%；30.2%的教师认为比例在5%至10%；还有21.8%的教师认为，这一比例超过10%。如果这些判断接近现实，就意味着不少学生正在制度之外徘徊。他们可能已经出现明显情绪和行为问题，却没有被及时转介、评估和治疗。等问题严重到伤害自己、攻击他人或导致课堂崩溃时，再介入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研究团队指出，目前依赖数据化工具的筛查方式存在局限。相比之下，长期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师，往往更能敏锐察觉学生的异常变化。比如，一个孩子是否突然沉默、是否情绪易怒、是否注意力明显下降、是否对同学产生攻击行为、是否在课堂中反复失控，这些细节并不一定能完全通过一次问卷或检测反映出来。教师每天在课堂中观察学生，反而可能比系统更早发现问题。

但现实问题是，即使教师发现学生异常，后续干预也经常卡在家长态度上。调查中，高达90.8%的小学教师认为，家长不配合是导致危机学生处于制度盲区的主要原因。研究指出，部分家长担心孩子被贴上“心理问题”标签，因此拒绝接受进一步诊疗。有些家长不愿承认孩子存在问题，有些则担心诊断记录影响升学和社会评价。结果就是，教师明明发现了问题，学校也知道需要介入，却因为没有监护人同意而难以推进。

按照现行制度，如果没有监护人同意，学校很难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或治疗。这个制度本意是保护家长和学生权利，避免学校擅自干预孩子。但在实际运行中，它也可能变成危机学生支持体系的障碍。首尔教育研究信息院分析称，必须取得家长同意的制度，实际上已经影响了整个学生支持体系的正常运行。当家长拒绝承认问题、拒绝诊疗、拒绝配合学校时，学生本人和其他师生都可能继续暴露在风险之中。

这类问题最难的地方，是权利之间发生了冲突。学生有接受教育和获得心理支持的权利，家长有监护权和知情权，教师有安全教学的权利，其他学生也有安静学习和不受侵害的权利。过去制度往往更强调家长同意和儿童保护，但当学生行为已经明显影响校园安全时，学校如果没有任何强制转介或专业介入权，最后所有压力都会压到教师身上。

因此，研究团队呼吁，韩国有必要尽快重新构建相关法律制度。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监护人权利，也应优先保障学生本人及校园整体安全，避免更多危机学生错失治疗黄金期。这个建议并不是要剥夺家长权利，而是要建立例外机制。比如当教师、学校和专业机构共同判断学生存在明显危机风险时，即使家长不同意，也应允许启动最低限度的专业评估和保护性干预。

从教育现场来看，危机学生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孩子、家长或教师某一方。学生需要专业帮助，家长需要正确认识心理问题，教师需要制度保护，学校需要专业人力支持。如果所有责任都推给班主任，让教师一边上课、一边安抚、一边防止冲突、一边应对投诉，教育现场只会越来越疲惫。特别是小学阶段，教师和学生接触时间长，问题暴露得更早，也最需要专业心理人员、特殊教育人员和医疗系统协作。

韩国近年来教权侵害问题频繁引发社会关注，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教师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责任，却缺少足够权限和支持。学生出了问题，教师要负责；家长不满意，教师要解释；课堂被扰乱，教师要维持；但真正需要专业治疗和制度介入时，教师却没有决定权。长期下去，教师会陷入无力感，学校也会失去教育和管理功能。

说得更直白一点，情绪与行为危机学生不是“坏孩子”，但也不能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就让教师和其他学生长期承受风险。真正负责任的教育，不是放任问题继续恶化，而是尽早发现、尽早评估、尽早治疗。家长害怕孩子被贴标签可以理解，但如果因为害怕标签而拒绝干预，最后孩子可能错过改变的最佳时机，学校也会付出更大代价。

所以问题也很现实：当教师已经明确发现学生存在情绪和行为危机，但家长拒绝配合时，学校是否应该拥有更强的专业干预权限？再进一步，保护学生权利、家长监护权和教师安全之间，韩国教育体系到底该如何重新寻找平衡？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