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亿万富翁与人之为人；震荡中的威尼斯双年展

亿万富翁与人之为人

近日，微信公众号“利维坦”发布了由“树上的男爵”译自《大西洋月刊》的“我在贝佐斯私人静修营，对亿万富翁们的所见所闻（What I Learned About Billionaires at Jeff Bezos's Private Retreat）”一文，引发广泛关注。该文作者为美国知名编剧、电视剧制作人、作家诺亚·霍利（Noah Hawley），他是《冰血暴》系列剧集和《异形：地球》的主创，著有小说《颂歌》（Anthem）。

诺亚·霍利（Noah Hawley）

霍利在文中讲述了他在2018年受邀携妻儿参加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加州圣巴巴拉举办的“篝火”（Campfire）静修营的经历。这是贝佐斯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会邀请包括名人、艺术家、知识分子等在内的80多位嘉宾。这场有私人飞机护送嘉宾、主办方为每个孩子配备现场保姆、包场度假村、配备专业安保、奉送塞满奢侈品的设计师礼品袋的活动并没有既定的目的，嘉宾们在每天早上听取演讲，下午和晚上在觥筹交错间交流思想，以期与全球顶尖人才建立人脉。霍利和普利策奖得主、著名的人类学家、总统史学家们纷纷发出“我为什么在这里？”的疑问，而电影明星和亿万富翁们却早已习惯了这种许多科技巨头热衷举办的“思想节巡回赛”。

在这场极尽奢华的思想盛筵上，霍利不安地发现这群顶级精英身上有着成就带来的傲慢——当一个人被认为是某个领域的天才，他就会相信自己在所有领域都是天才。而这些嘉宾中最富有、最出名的人，也被这场活动的主人、彼时刚刚成为世界第二位“千亿富翁”的贝佐斯散发的能量所吸引。

追忆八年前的这段经历时，霍利的印象是当时的贝佐斯仍然在意人们对他的印象，仍然在意社会舆论的可能影响。然而八年后的当下，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这三个顶级富豪已经毫不在意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因为对于即将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来说，任何程度的损失都无法显著改变他们的全球地位或个人权力。这种坚不可摧的感觉会带来深远的心理影响，对他们而言，世界和他人的存在就仅仅是为了被其支配。正如另一位亿万富翁、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唯一能阻止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和思想，而不是法律、选民、上帝或道德。

霍利指出，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道德推理是通过“后果”发展而来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富人变得邪恶，而是当其所处的社交圈全都由对他们有所求的人组成时，他们就无法从外在世界获得对其行为的真实反馈，“他人”就不复真实存在了。由此，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的右翼阵营，尤其是科技亿万富翁群体，发生了哲学转向，他们开始否定同理心这一此前被普遍承认的人类价值，马斯克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弱点”。而这早有征兆——2018年的“篝火”营结束时，霍利的妻子在湿草地上滑倒摔断了手腕，他自己和两个孩子都染上了手足口病，而当他将这些状况告知前来与他寒暄的贝佐斯时，他甚至没有假装表示同情，而是做了个鬼脸，然后由一位助手拉走了。

尽管世界从来都由富人掌控，但霍利发现，相比起过去利用财富和权力强行将世界塑造得对其有利可图的“土匪大亨”们相比，当今的亿万富翁一方面也在通过操纵社会谋求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已经与因果、意义和历史现实彻底脱节，他们不再觉得需要为了获取成功而改变世界，因为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他们都已立于不败之地。

在人工智能发展不断挑战人之为人的边界时，霍利对于亿万富翁人性转变的观察显得切中肯綮，也与哲学家、社会科学家们长久以来对人之本质的叩问若合符节。近日，《万古杂志》（Aeon Magazine）刊文（“To be is to participate”，文章作者为João de Pina-Cabral）介绍了法国犹太人类学家吕西安·勒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勒维-布吕尔认为，“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他人共处这一终生过程的产物：“我们”先于“我”。

文中写到，勒维-布吕尔是以伦理学家的身份开启职业生涯的，他的博士论文聚焦于法律中的责任概念。令他感到讶异的是，责任最初并不是以行为规范（law）的形式在人和人之间产生的，而是作为一种情感（emotion）、一种深层次的感受而产生。他认为，共同责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纽带，这种纽带与其说是建立在理性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人之为人的前提之上。对于孩童，个体的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其与照料者之间的深层互动。因此，道德责任不可能源于对规范或规则的遵守；相反，规范和规则恰恰源于人类在成为“人”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责任感。

这一发现促使勒维-布吕尔追问我们如何成为会思考的生物。通过阅读来自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民族志，同时深受一次中国之旅的影响，他很快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些民族学家所谓的“原始人”，在其日常实践尤其是仪式活动中，并不遵循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被视为普遍成立的逻辑规范。亚里士多德的排中律似乎不适用于他们“神秘”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因为他们倾向于用具体事物而非抽象概念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便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勒维-布吕尔所说的“参与性”（participation）。勒维-布吕尔借鉴了柏拉图的“互惠”（methexis）概念，并结合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对“参与”（participatio）的诠释，论证这些“原始”民族的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参与他人的意愿，这种参与不仅局限于亲密关系，也包括更广泛的人们和周遭世界。因此，导向个人主义人格观的西方后启蒙时代原子化思维不适用于这些民族。

与将人类差异表述为“种族”的美国殖民文化不同，19世纪末的法国学院派已经摒弃了基于生物学的种族概念，转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归结为不同认知模式带来的行为倾向差异，这种差异源自历史思维路径——勒维-布吕尔称之为“心智”（mentality）——而非生物学本质。到了1930年代中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退休后在病中写作的勒维-布吕尔发现他的法国同胞们同样会在不那么谨慎的时刻受到参与式情感的驱使而忽略逻辑上的矛盾。当法西斯主义席卷欧洲，他在笔记中写到，如果所有法国人都能参与，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始人”，也不存在“现代人”。参与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原始人”。

在此之上，他的笔记还阐明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参与不仅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也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存在就是参与（Être, c'est participer）”。我们首先参与到周围的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融为一体），然后才构建出个体的独特性。参与，即与具体、有情、共享责任的生命共同存在，是个体身份产生的基础。由此，我们作为人的独特性并非来自原子化意义上的个体，而是在参与他人的过程中出现的，并且由于我们永远在参与新的人与事，因此个体永远无法达到完备。遗憾的是，巴黎被占领了，这位老人的笔记直到1949年才被他之前的学生在其已成废墟的家中找到。在197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布尔迪厄对“惯习”概念的重新阐释）和现象学大发展的影响下，他的作品才在19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

同一时期，认知科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发展也证实了勒维-布吕尔的洞见。法国的鲍里斯·西鲁尼克（Boris Cyrulnik）和苏格兰的科尔温·特雷瓦森（Colwyn Trevarthen）等研究者发现，个人主义模式无法充分解释儿童如何发展出反思性思维。儿童最初存在于与照料者的互动之中，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自身是独立的个体。也就是说，儿童的主体是在其与照料者主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21世纪初，这些洞见又与认知哲学领域的重要进展相交汇。汉娜·德·雅格尔（Hanne De Jaegher）和埃泽基尔·迪·保罗（Ezequiel Di Paolo）等年轻现象学家开始发展超越身心二元论的人类思维理论，他们认为感知（perception）本身在本质上是参与性的：它是一种社会功能，一种“参与式意义建构”。2011年，美国人类学泰斗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旨在通过将人格（personhood）和参与结合起来理解来重塑关于亲属关系和家庭的人类学理论。萨林斯认为，“亲属是彼此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人格体验本身——即“我是我”的感觉——并非“个体”的，因为它的出现预设了与他人共存的先决条件。自我源于与他人的共存，源于我们曾是亲近之人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人意味着学会将自己视为他者。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并非产生于业已形成的主体之间的相遇，而是主体性产生的根基。因此，参与可以被理解为在人于世界中形成的过程中，单数与复数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935年在给勒维-布吕尔的一封信中感谢其关于参与的观点时写道：

通过说“我”和“我们”，[人们]发现自己是家庭、团体、[社会]的成员，生活在“共同”之中，通过他们有意图的生活、经历、思考和价值判断，影响和承受着他们的世界——一个对他们而言具有意义和现实性的世界。

大多数人在一岁左右发展出人格：学会说话、发展出客体恒存性并以有意识的道德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儿童在人际交往中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的对象，在成为“我”的同时成为“我们”，这意味着“人”总是处在“我”和“我们”的矛盾之中。

今天，拥有一切而不再需要参与现实世界的科技亿万富翁们似乎已经摒弃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他们只是“我”而不再是“我们”，并且正试图用人工智能的魔法诱惑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放弃对世界的参与和对他人的理解，我们真的要不经深思熟虑就径直走入那样的未来吗？

威尼斯双年展争议

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于5月9日在“灰色云层和细雨”中正式对公众开放。《卫报》记者Lanre Bakare在现场写道，花园城堡的泥泞小径上，笼罩着政治张力与抗议交织的气氛。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整届双年展的注脚。这届双年展已经经历了策展人的骤然离世、评审团的集体辞职、欧盟的制裁威胁、各国馆的罢工，以及从花园城堡蔓延至运河两岸的抗议浪潮。

当地时间2026年5月8日，意大利威尼斯，第61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央馆入口处展出艺术策展人科约·库奥的新装置。视觉中国 图

理解本届双年展的震荡，必须从科约·库奥（Koyo Kouoh）说起。她是本届主展览“小调”（In Minor Keys）的艺术总监，也是首位担任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非洲女性，时任南非开普敦Zeitz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Zeitz MOCAA）馆长。2025年5月10日，她在巴塞尔的医院去世，年仅57岁，距她原定公布展览主题的那一天，只剩十天。

她为展览留下的策展声明，后来成为整场争议中被反复援引的文本：“在拒绝恐怖的奇观之际，是时候聆听小调，压低声音，调入耳语与低频；去寻找绿洲，那些所有生命的尊严得以守护的岛屿。”

双年展基金会决定遵照她的遗愿，由她生前组建的策展团队——加布·贝克赫斯特·费霍（Gabe Beckhurst Feijoo）、玛丽·海伦·佩雷拉（Marie Hélène Pereira）、拉莎·萨尔蒂（Rasha Salti）和罗里·察帕伊（Rory Tsapayi）——继续推进展览。这个决定本身是对她的致敬，但也意味着，这届双年展在没有主舵手的状态下驶入最为动荡的水域。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当年被选定代表俄罗斯参展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主动退出，以示抗议。2024年，俄罗斯缺席，将展馆借给玻利维亚。2026年，俄罗斯以《树根在天空》（The Tree is Rooted in the Sky）为题申请重返。由于展馆产权归属俄方，依照规定俄方只需提交参展通知，双年展基金会无权拒绝。双年展基金会主席皮埃特兰杰洛·布塔福科（Pietrangelo Buttafuoco）对此辩称，双年展“基于开放、对话与拒绝任何形式封闭或审查的建立精神”，坚持俄罗斯的参与与这一精神相符。《纽约时报》将这次回归称为克里姆林宫的一次“软实力机会”。

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意大利威尼斯，访客在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展俄罗斯馆外。视觉中国 图

乌克兰外长安德里·西比加直接向组委会施压。意大利文化部长亚历山德罗·朱利（Alessandro Giuli）宣布不出席5月5日起的预开幕活动及9日的正式典礼，据ArtReview报道，这是意大利文化部长首次缺席双年展开幕。朱利同时呼吁文化部驻基金会董事会代表塔玛拉·格雷戈雷蒂（Tamara Gregoretti）辞职，理由是她未能反对或上报俄方的参展决定。据CNN报道，格雷戈雷蒂表示不会辞职，此后拒绝置评。

欧盟的介入将争议从道义层面推向了法律层面。《金融时报》披露了欧洲委员会致函双年展的内容，警告称这座展馆自1914年起由俄国政府所有、一脉相承至今，当前归属普京政府，允许其参展将违反欧盟关于“向克里姆林宫提供服务”的制裁禁令，信中写道：“不遵守欧盟制裁，双年展已使其履行尊重欧盟价值观的义务受到质疑。”

随后，据Artnet News报道，欧盟宣布削减原定给予2028年下届双年展的200万欧元资助。芬兰教育文化部宣布以政府层面抵制本届双年展。

面对持续升温的压力，俄罗斯方面在开幕前宣布展馆将对公众关闭，仅在5月6日至8日预展期间对媒体开放，馆内的演出均改为录像投影，据CNN和Times of Israel报道，花卉装置的轮廓仍可透过玻璃窗看见。抗议者聚集在门外。朋克女权团体Pussy Riot联合乌克兰女权组织FEMEN于5月6日预展开幕当天在馆前发动抗议。据Artnet News现场报道，Pussy Riot约15名成员身着标志性粉色巴拉克拉瓦头套现身，连同FEMEN成员合计约50人占据展馆周边区域；她们点燃粉色和蓝黄色烟雾弹，高呼“违抗！”（Disobey）等口号，并演唱同名朋克歌曲。据Deadline报道，部分Pussy Riot成员突破私人保安和意大利警察的封堵进入展馆内部并打开了大门，抗议持续约20分钟。

如果说俄罗斯问题更多是外交与法律层面的交锋，以色列馆引发的争议则直接深入到艺术圈的内部结构，牵动着每一个参展者的良知与立场。《电讯报》首席艺评人阿拉斯泰尔·苏克（Alastair Sooke）在The Week转引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以色列的在场比俄罗斯更具分裂性。”

在2024年双年展上，以色列代表艺术家露丝·帕蒂尔（Ruth Patir）拒绝开放展馆，明确表态要等加沙停火协议达成。本届，以色列以罗马尼亚裔雕塑家贝卢-西蒙·法因拉鲁（Belu-Simion Fainaru）为代表，展出作品为《虚无之玫瑰》（Rose of Nothingness）。据ARTnews和The Art Newspaper报道，展览地点从花园城堡的永久展馆移至军械库，官方理由是花园城堡展馆正在翻修。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博物馆联盟L'Internationale随即发表声明，指出军械库的展位并非国家馆的历史性席位，而是由双年展基金会主动邀请的结果，将以色列置于这一空间具有“明确的法律行政与象征意涵”，要求组委会撤回这一决定。

“艺术而非种族灭绝联盟”（Art Not Genocide Alliance，简称ANGA）是一个由艺术家、策展人和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匿名运作的组织。该组织最早成立于2024年第60届双年展期间，专门针对以色列参展问题而成立，本届是其行动的延续与升级。

2025年10月2日，以色列参展得到确认后，ANGA向双年展发出公开信，要求将以色列排除在外。这封信面向本届所有双年展参与者征集签名，来自国家馆、附属展览和主展览各板块，至正式递交双年展主席与理事会时，共获得236名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工作者签署，其中包括本届主展览策展团队成员加布·贝克赫斯特·费霍和拉莎·萨尔蒂。

另一封联署信则来自另一个方向：逾70名库奥亲自挑选的主展览“小调”参展艺术家与策展人，于2026年3月联合发出声明。他们的诉求有两层：其一，要求排除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后者因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被列入）；其二，专门反对双年展将以色列展览安置在军械库内——他们认为，军械库是库奥策划的主展览空间，将以色列置于其中“直接违背了库奥的策展愿景”，并将“把暴力与恐惧引入展览空间”。签署者包括艾尔弗雷多·哈尔、佐伊·莱昂纳德、塔比塔·雷扎伊尔、皮奥·阿巴德等艺术家，以及策展团队成员罗里·察帕伊。

4月22日，由科约·库奥亲自挑选的五名全女性评审在艺术出版平台e-flux联署发布“意图声明”——主席索兰热·法卡斯（Solange Farkas，巴西，录像巴西双年展创始艺术总监）、佐伊·巴特（Zoe Butt，澳大利亚）、埃尔维拉·迪扬加尼·奥塞（Elvira Dyangani Ose，西班牙）、玛尔塔·库兹马（Marta Kuzma，美国）和乔瓦娜·扎佩里（Giovanna Zapperi，意大利）——声明明确援引科约·库奥的策展宣言，将“拒绝恐怖的奇观”作为其行动的内在依据。虽然声明未点名具体国家，但其指向清晰。

Artnet News随后评估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双年展内部采取的最具实质性的行动”，但同时指出，批评者认为此举“未能达到”他们所要求的彻底驱逐——评审团的声明拒绝点名具体国家，也未接受ANGA的邀请签署其联署信。4月30日，五名评审再度在e-flux发出简短声明，宣告全部辞职。

评审团的缺席直接引发了评奖机制的重构。据ArtReview和ARTnews的报道，双年展宣布本届将不颁发金狮奖和银狮奖，改设两项“观众之狮”（Leoni dei Visitatori），由购票参观双年展两个展区的普通观众投票决定，且俄罗斯和以色列均在候选范围之内，颁奖典礼从开幕周推迟至11月22日闭幕之日。乌克兰馆联合策展人克塞尼亚·马雷赫（Ksenia Malykh）对这一改变表达了强烈批评，她对美联社记者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奖项由公众决定，双年展就变成了欧洲歌唱大赛——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专业机构了。”

5月8日，开幕前一天，据报道，ANGA联合意大利三个劳工工会——意大利劳动者保护协会（ADL Cobas）、基础工会（Unione Sindacale di Base）和联合基础联盟（Confederazione Unitaria di Base），以及多个威尼斯本地文化团体，共同组织了为期一天的罢工行动。据The Art Newspaper统计，十余个国家馆或全部关闭，或部分停运。

ANGA发言人向The Art Newspaper解释说，此次罢工的目标不只是以色列馆，也在抗议“双年展生态系统中围绕不稳定劳工关系所形成的经济结构”——“并非所有人都被允许罢工，因为他们签的是短期合同”。这使得这场行动同时具有了政治声援与劳工抗议的双重性质。

厄瓜多尔馆的玻璃橱窗外贴满支持巴勒斯坦的海报，但内部团队仍在纠结是否参与罢工，他们担心放弃这个展示亚马逊生态危机与原住民抵抗运动的难得平台。展览总制作统筹安娜·什维茨（Anna Shvets）对Artnet News记者说：“每个人都在这届双年展上诉说自己的痛苦。”她表示，鉴于国家馆参展成本动辄数十万美元，充分利用这个面向国际观众的窗口“至关重要”。

斯洛文尼亚代表艺术与研究集体Nonument Group的成员尼卡·格拉巴尔（Nika Grabar）的立场则要明确得多。她对Artnet News记者说：“这场罢工所反映的是双年展的深层结构性危机。我们不是要摧毁双年展，而是要拯救它。”由于斯洛文尼亚馆位于军械库的过渡通道处无法完全关闭，团队将灯光调暗、关闭声音装置，转而用巴勒斯坦电台Radio Alhara的直播信号填充空间。格拉巴尔说：“我们希望加沙的声音在双年展的语境中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场抗议，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走在双年展里假装一切如常。”

抗议的核心逻辑，在ANGA使用的“artwashing”概念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当一个实施战争的国家以文化外交的形式出现在威尼斯，艺术本身便成为其获取合法性的工具，遮蔽了正在发生的战争与杀戮。

这场风暴中有一个被反复提及、但很少被正面处理的深层问题：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体制，本身是否已经过时？

上文提到的《电讯报》艺评人苏克在The Week转引的评论中写道，围绕“艺术家是否应为其国家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论，暴露出国家馆制度的“陈腐感”——这套机制在当代艺术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已被地缘政治所僵化。本届主展览策展顾问玛丽·海伦·佩雷拉也对美联社承认，这届双年展的动荡揭示了“国家形式在展览空间中的存在”本身已成为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

非洲当代艺术评论平台Contemporary and（C&）早在2022年发表的文章《威尼斯双年展模式为何已然过时》仍然值得重读，作者为卡塞尔大学发展与后殖民研究系学者艾瑞克·奥提诺·苏姆巴（Eric Otieno Sumba）。他指出，国家馆制度以“世界性”为幌子，实质上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伪装”。世界上略少于一半的国家规律性参展，而欧洲与美国不仅抵制被“地方化”，还惯常垄断着“世界性”的定义权。他还批评，主流艺评媒体包括《卫报》、《纽约时报》、Artnet和Artnews对展览的早期报道，几乎不涉及花园城堡以外的国家馆，这本身便是结构性偏见的呈现。苏姆巴同时揭示了隐藏在“文化外交”话语背后的经济逻辑：私人资本深度介入国家馆的组织与资助，在信息不对称与制度漏洞中，出现了以国家名义兜售参展名额的商业模式。他援引纳米比亚馆的案例：一名与政商界关系良好的意大利人取得纳米比亚政府批准，以代表该国参展，展览与纳米比亚当代艺术生态毫无关联，最终在纳米比亚艺术界联署发出公开信后才被撤销。这些“策展灾难”在被快速标记为例外后便遭遗忘，但它们所揭示的制度性漏洞从未得到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