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和爹在窑上干活，一瘦高个来借火：老哥，你这孩子说媒没有

楔子

我今年五十六了，坐在县城儿子的商品房里，窗户外头是车水马龙的街道，霓虹灯一闪一闪的，亮得晃眼。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就站在窗户边往北看，看的当然不是啥风景，是那个方向。那个方向三百里外，有我老家的村子，有那座早就塌了的砖窑，有我爹的坟。人一上了岁数，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却跟刻在脑壳里一样，想忘都忘不掉。尤其是1986年秋天那个黄昏，那个瘦高个来借火的事，我翻来覆去想了几十年了。有些念头憋在心里，跟发酵的面团似的，胀得慌，不说出来难受。今儿就给大伙儿讲讲这段往事吧，讲讲我爹，讲讲那个年月，也讲讲我这辈子的坎坎坷坷。

我们那儿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叫柳河湾，穷得叮当响。八十年代的农村，刚刚分田到户没几年，家家户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你别看分田到户听着挺好，实际上地就那么多，人口一年比一年多，攒不下几个钱。村里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家住的还是土坯房，能盖起砖瓦房的，那都得是祖上积了德或者家里出了能人的。我们柳河湾二百来户人家，数来数去就那么七八户住的是砖瓦房，其余的全是土墙茅草顶，下雨天漏得跟筛子一样。我爹叫柳大有，是个泥瓦匠，手艺在全公社都能排得上号，可手艺好有啥用？给东家干一天活，管两顿饭，给一块钱工钱，年底才结账。到了年底东家也没钱，给两袋子红薯干顶账。我爹常常蹲在院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叹着气说：“这日子，啥时候能熬出头啊。”我娘就在旁边接一句：“熬吧，人不都是熬出来的。”

我兄弟姐妹多，上头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头一个妹妹。二姐九岁那年发高烧，没钱去镇卫生院，请了村上的赤脚医生打了一针不知道啥药水，当晚就没了。我爹抱着二姐的小身子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抱着她埋在了村西头的乱葬岗子。从那以后，我爹的话更少了，烟抽得更凶了。他本来不喝酒，也从那以后开始喝，喝的是供销社最便宜的散酒，辣嗓子辣肠子。我娘哭着劝他，他不吭声，闷着头一碗接一碗地灌。那年我十岁，站在门后头看着爹的背，觉得他的背一下子弯了好多。

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供不起几个孩子都上学，我哥读到小学四年级就下来放牛了。我和妹妹比他们强点，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爹说他再苦再累也要供出个读书人，让家里有个指望。妹妹上完小学就不上了，说家里穷，供一个就行了。我成了全家的希望。我念书还行，初中考上了公社中学，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揣两个红薯，走十里路去上学，晚上再走十里路回来。十里路不算啥，最难熬的是冬天，北风一刮，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我的耳朵每一年都冻烂，手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握笔都握不住。有一回礼拜六回家，我爹看到了，第二天就去镇上扯了二尺兔皮，让我娘给我缝了个耳包子。二尺兔皮花了八毛钱，我爹心疼得直龇牙，但他说：“我娃念书，不能冻坏。”

1986年，我十九岁了，高中刚毕业，没考上大学。其实我有心理准备，咱公社中学每年能考上两个大专就烧高香了，一百来号人，就俩名额，轮不上咱。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没考上就没考上，我心里头还是不好受。我爹倒没说什么，拍拍我肩膀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回来跟爹学手艺，饿不死的。”他嘴上这么说，但我看见他蹲在院子里抽了好长时间的闷烟，烟锅子敲在地上梆梆响。我知道他心里的那个念想断了。他供我读了那么多年书，盼的不就是老柳家出个大学生吗？现在这个念想断了，他能好受吗？

不过日子还得过下去。那年我爹带着我和我哥在村东头的砖窑上干活。那座砖窑是村里头的大队办的，说是个窑，实际上就是个土窑。那时候国家有政策说小土窑要淘汰，要推广啥轮窑隧道窑，可是咱柳河湾哪有那种条件？能有个土窑烧几窑砖就不错了。那座窑一年开一两次，要烧砖的人家提前给队里打招呼，等凑够了数，队里就组织人手烧上一窑。一窑砖一般能出五六万块，烧好了卖两分五一块，歪七扭八的次品卖一分钱一块。咱们给窑上干活，一天下来能挣个一块五毛钱，比种地强不少。

我爹是窑上的“大师傅”，就是掌火候的人。烧砖这事看着简单，把土坯子往火里一推就完了？不是那回事。烧砖得掌握火候。火小了烧不透，砖是红的不结实；火大了砖坯子烧化了，粘在一起成了废品。一窑砖要连续烧七八天，日夜不能离人。这七八天里，我爹白天黑夜待在窑上，眼睛熬得通红，但他从来不叫苦。为啥？因为烧一窑砖，他能挣十二块钱，够买四十斤白面。在那个年代，四十斤白面是个啥概念？够我们全家吃半个月的细粮了。

那段日子我记忆特别深。1986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才过完八月中秋没几天，白霜就下来了。早上推门出来，院子里头白花花一片，鸡窝上、柴火垛上、晾衣裳的铁丝上，全是一层薄薄的霜。我爹起得最早，他总是第一个到窑上，把火烧旺了，然后一边烤火一边等我和我哥。等我们到了，他就安排活计。有时候是装窑，就是把晾干了的砖坯子往窑里头码；有时候是出窑，就是把烧好的砖从窑里头搬出来；更多的时候是往窑顶上添煤。那煤是公社煤站买的，掺了碎木柴烧。煤面子加水和黄泥搅在一起，抟成拳头大小的煤饼子，晒干了再往窑顶上的火眼里丢。

火眼是窑顶上开的一排洞，圆圆的，碗口大小，平时用铁盖子盖着。烧窑的时候把铁盖子掀开，拿根长铁棍捅一捅，看看火烧到啥程度了，然后再往里丢煤饼子。煤饼子一丢进去，“呼”的一下，火苗子窜起老高，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一到晚上，远远看过去，窑顶上升起一溜黑烟，火眼里的红光一闪一闪的，跟火山口似的，又好看又有些瘆人。你要是站得离火眼太近，脸皮都烤得发疼。

我和我爹还有我哥就在窑上这么干着。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天气凉了，地里头的庄稼都收完了。麦子种下去了，玉米收了，红薯刨了，一年的农忙算是到头了。这时候农村人就闲下来，年轻人张罗着说媒相亲。咱那儿有个风俗，说媒一般都赶在秋后农闲的时候，春天种地，夏天抢收，冬天又太冷，只有秋天的日子最好——不冷不热，人也精神。我爹一直琢磨给我说门亲事，天天在心里头转磨。我已经十九岁了，搁城里算年轻，搁农村可不算。那时候农村普遍结婚早，男娃一般十六七岁就开始说亲，尤其家里头穷的，更得早说，因为一说就得一两年，拖不起。过了二十还没说上媳妇，人家背地里就嚼舌头，说这娃是不是有啥毛病，或者是家里实在太穷说不上。

我爹嘴里不说，心里头其实急坏了。为啥我知道？因为他有事没事就去找村头的王干娘说话。这个王干娘，五十来岁，胖胖的，脸上整天挂着笑，人送外号王媒婆。她那张嘴能说会道，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穷的说成富的，全靠她牵线搭桥。十里八乡谁家闺女没说婆家，她心里头一本账记得清清楚楚。王干娘瞧了瞧我，跟我爹说：“大有哥，你放心，你家里是穷了点，但这娃儿长得不赖，个头高，脸皮子白净，又是个念过书的，将来准有出息。包我身上了。”

可我爹并不宽心。为啥？因为说媒是要钱的。王干娘说媒不要现钱，但是成了以后得包个大红包，少说二十块。定了亲还得给女方下彩礼，那年头彩礼虽然不像现在这么离谱，可也不算少。我私底下打听过，娶个媳妇，从说亲到把新娘子娶进门，前前后后得花个五六百。五六百块钱，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那样的家庭，是天文数字。我们家全年的积蓄从来不超过一百块，有时候连五十块都攒不下。我哥四年前娶媳妇，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足足还了三年才还清。轮到我，家里头是一点余粮都没有了。

可我爹不这么想。他跟我娘商量的时候，我在隔墙听到了。他说：“老三家穷，更得说房好媳妇。大壮娶媳妇花了那么多，谁让咱家底子薄呢？老三跟别人不一样，他念了书，以后能有点出息。找个本分人家的闺女，咱勒紧裤腰带，把这事办了。我不信咱老柳家一辈子受穷。”我娘叹了口气说：“你说得轻巧，钱呢？总不能去偷去抢吧？”我爹闷了半天，说：“这窑烧完了，能挣十二块。年底前我再揽几个泥水活，凑一凑，总能有办法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说心里话，十九岁的年轻人，谁不想娶媳妇？看着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后生一个个都有了对象，有的都抱上娃了，我心里头也跟猫抓的一样。可是我想到爹为了我的事愁得睡不着，心里头又酸酸的。我在心里头跟自己说：将来要是成了家，一定好好干，让爹娘过上好日子，也让媳妇过上好日子。

1986年的农历九月十八，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记得这么清？因为就在那一天，窑上来了个瘦高个借火，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1986年秋天柳河湾的黄昏，静得像一潭水。

那天是星期几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礼拜天，因为那天我和我爹是正经在窑上干活的。窑上正烧着这一年的第二窑砖，火已经烧了四天四夜了。按我爹的经验，还得再烧个三四天才行，要是中途火熄了，这一窑砖就全废了，五六万块砖，那损失谁也担不起。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偏西了，红彤彤地挂在村子西头的老槐树梢顶，把整个砖窑都罩在一片橙红色的光里头。窑顶上的黑烟在晚霞里头飘着，像被镀了一层金。我哥大壮中午回家吃饭就没再来，说是家里的母猪要下崽，他得守着。窑上就剩我和我爹两个人。我爹蹲在窑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手里头端着个搪瓷茶缸子，里头泡的是最便宜的茶沫子，水都凉透了，他也不在意，一口一口地抿着。他的脸上都是煤灰，眼角的皱纹又深又密，两只手掌裂开一道道血口子，都结了黑痂。他才四十六岁，看起来跟五六十的老头子差不多。

我在窑顶上添煤，铁棍捅下去，“噗”的一下，火苗子往上窜了一截。我把煤饼子丢进去，拿铁棍捣了捣，盖上铁盖子。就这么重复着，一个火眼一个火眼地检查。站在窑顶上看下去，整个村子都收在眼底。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远远近近的烟囱都冒起了白烟，在风里头扭来扭去地散了。谁家的狗在叫，谁家的女人在喊娃回家吃饭，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听着竟有些像唱歌。我肚子里头咕咕叫，早上喝的一碗棒子面糊糊早就顶不住了。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从南边的土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那条土路通往公社，平时没什么人走，顶多就是邻村有亲戚的时候有人经过。这人个头高，老远就看得出一根竹竿似的竖在路当间，走路的时候微微往前倾，两条长腿跨一步顶得上别人两步。他走得不快不慢，手里头夹着一个黑皮包，看着像个走村串巷的。走近了我才看清楚，这人怕有个四五十岁的年纪——也许更大些，身上的衣裳还算干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里头套了件灰毛衣。脸盘子窄长，颧骨高高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下巴上留着胡茬子，看上去精神头十足。

他走到窑旁边的时候放慢了脚步。先是仰头看了看窑顶上冒的烟，又看了看我和我爹，扯了一下嘴角算是笑，说：“老哥，借个火。”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点外地的口腔，听着不像本地人。

我爹抬起头来打量了他一眼。搁一般人，看见生人借火，顶多就是把火柴丢过去或者拿根柴火棍子递给他得了。但我爹是个好客的人，他站起身，把手里的搪瓷缸子放在石头上，从兜里摸出一盒火柴，走过去递给了那个瘦高个。那人接过火柴，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烟卷，是“大前门”的。这可有点不寻常。那年头咱农村人抽的都是自己卷的旱烟，能抽上“大前门”的人，不是外头有工作的，就是谁家有路子。我爹看了一眼那盒烟，没说什么。那人抽出一根递给我爹，我爹犹豫了一下接过了。两个人就着窑门里的火光点着了烟，一左一右地抽起来。

那人在窑门旁边的砖垛上坐了下来，两条长腿翘着，看上去倒挺自在。他抽了两口烟，咳嗽了两声——嗓子好像不太好，眼珠子转了转，像是在打量窑上的光景。然后他的目光就落到了我身上。我正从窑顶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下来，手里头还拎着根铁棍子。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眼，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随便看的，是那种心里头掂量事的看。

然后他对我爹说了那句话。他说：“老哥，你这孩子说媒没有？想不想当个工人？”

这话冷不丁冒出来，我爹愣住了，我也愣住了。我说过，我爹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亲事，这些天愁的也是这件事。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开口就问这个，搁谁谁不得懵？但我爹毕竟是经过事的，他很快回过神来，仔细看了那人两眼，像是在判断这是个什么人。那人好像也意识到自己唐突了，笑了一声，拿手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我爹坐下来说。

我爹在我旁边的砖垛上坐下，手里夹着那人给的烟卷，郑重其事地问：“老哥，你是哪个单位的？刚才那句话是啥意思？”

那个人笑了笑，把手里的烟灰弹了弹，开口说了一番话。

“我叫耿长河，”他说，“在县城建筑公司上班，负责招工和材料采购这一块。今儿路过的。”他把黑皮包打开，从里头抽出一张纸递给我爹，“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看。”

我爹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看，我也不由自主地凑过去瞅了一眼。纸片上写着县建筑公司，盖着红色公章，看起来是挺正规的。但我爹不识字，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只是点了点头，把工作证还了回去。耿长河收了证件，接着说：“我今天去前头那个村——叫啥来着——刘家楼，我有个亲戚在那里。回来的时候，路过这儿，看见你这孩子……”他用下巴朝我扬了一下，“个头挺高，看着挺结实的，应该是干活的料。”他上下打量着我，那个眼神很专业，像是会计在核账目，又像是牲口贩子在看牲口，“最近公司在招人，有一批合同工名额，想招些农村的青年，干得好可以转正。就是活比较累，得肯吃苦。”

我爹的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了，但严肃里头又透着一层亮。他试探着问：“多少工资？”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把好消息吓跑了一样。

“试用期一个月二十八块，转正了四十五块，跟正式工人一样。”耿长河说得很随意，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十八块！一个月！我跟我爹一年多辛苦，到了年底一算账，手里头也就几十块钱。一个月二十八块是啥概念？等于我们全家干活两三个月的收入！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心“咚”一下跳到了嗓子眼。我看我爹，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但是耿长河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就叫人心里犯嘀咕了。他看了我一眼，又看着我爹，慢悠悠地说：“条件倒不是特别多，也不高。就是所有合同工在进厂前，得先交一笔押金，三百块钱，算是进厂保证金。也正常，你在厂里做了事，不能半道跑了，不然没法弄。”

三百块。

这个数字一出来，空气都变了。我爹手里夹着的烟卷一抖，差点掉到地上。他默默地吸了一口烟，烟雾散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看不清什么表情。我也被这个数字砸晕了。刚才还觉着云里头掉下来个馅饼，一下子砸在脑门子上，结果低头一看，馅饼底下压着一块大石头。

我爹沉默了好一阵子，像是在心里头盘算。然后他问了一句：“啥时候交？”

“越快越好。”耿长河把烟头在地上碾灭了，站起身，“名额有限，跟你们说实话，我手里头就两个名额，这个村里给了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来晚了，名额就给别人了。”他拍了拍裤子上沾的土灰，把黑皮包夹在胳肢窝底下，“我今儿还要赶回县城，天不早了。你考虑考虑，要是想好了，五天之内到县城建筑公司找我。我叫耿长河。”

他说完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加了一句：“你家这孩子面相不错，我看人不会看走眼的。说实话，在农村窝着，一辈子就是个农民。进了厂子，说不定将来能有个出息。”说完这句话，他迈开两条长腿，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的身影渐渐变小，消失在土路的尽头。天快要黑了，西边的火烧云从橙红变成紫色，又从紫色变成墨蓝。我转过头看着我爹，他也看着我，两个人好长时间没说话，就这么直瞪瞪地看着对方。我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我到现在也找不出词来形容。那一瞬间，他的脸上有希望、有焦急、有为难，还有一种挣扎。他的手还夹着快烧完的烟卷，直到烟火烧到了手指头才反应过来。

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碎，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个叹气的声音很沉，像是从他心底里翻出来的，装了太满的无奈。他用粗糙的手掌在膝盖上用力搓了几搓，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说：“先回家吃饭吧。”

回家的路上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他走得比往常慢，背驼得比往常厉害，肩膀往下塌着。土路上已经暗下来了，两边的麦地里刚翻过的土泛着潮气，空气里有一股冷冷的新鲜味道。蛐蛐在草丛里叽叽叽地叫，远处隐约能看到窑顶上冒出的火光。走了大概一半路，他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我，眼神亮得吓人。他说：“老三，爹想让你当这个工人。”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头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有可能跳出农门，害怕的是三百块钱从哪儿来。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露了脚趾头的布鞋。布鞋边沿磨破了，后跟塌了，泥巴点子密密麻麻。我咬着嘴唇，不敢跟我爹说实话。

他看我不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很粗糙，硌得我生疼，却特别有力。他说：“放心吧，爹有办法。”

他说“有办法”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听着挺稳当的，可我分明听出里头有那么一丝的颤。我不知道他那晚是咋过的，也不知道他那个“办法”到底是啥办法，但我知道，三百块钱，他有办法才见了鬼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爹一夜没睡，蹲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旱烟。

那天晚上回了家，我娘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她坐在灶房门口的小凳子上剥蒜，看见我们回来，抬头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窑上有事？”她这句话是对我爹说的。我爹没吱声，径直走到水缸旁边，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水顺着下巴流下来，打湿了衣襟的前襟。喝完了他拿袖子擦了一下嘴，走到堂屋里头坐下了。

我跟在他后头，坐在他对面的条凳上。屋里的灯泡只有十五瓦，黄黄的一层光照不亮整间屋子，我爹的脸一半在光里头，一半在黑影里，看着有点怪。我哥大壮不在，说是还在猪圈那边守着母猪，怕下崽出啥问题。家里就我爹、我娘、我嫂子、小侄子和我。嫂子抱着小侄子哄他喝粥，小侄子三岁了，还不会说话，只晓得咿咿呀呀地叫。嫂子是四年前嫁过来的，大壮娶她的时候花了五百多块钱，彩礼加上办酒，差不多这个数。嫂子人长得粗粗壮壮，干活是一把好手，但是脾气不太好，有点嫌贫爱富的毛病，对我爹我娘的态度时好时坏。

我娘把饭菜端上来。晚饭还是老样子，红薯稀饭，贴的玉米面饼子，一碟子腌萝卜。那萝卜是我娘前年秋天腌的，盐放得足，咸得齁人，吃一口要嚼半天饼子往下送。桌上连碗肉都没有，只有一碟子水煮白菜，清汤寡水的，上面飘着几片肥肉。我爹端起碗，扒了两口玉米面饼子，又夹了筷子腌萝卜，嚼着嚼着把碗放下了。

我娘瞥了他一眼，觉得不对劲——平时我爹吃饭都是闷头呼噜呼噜吃完了算，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放下碗的。她用筷子敲了敲我爹的碗沿：“咋了？今天有啥心事？”

我爹抬起眼皮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最后把话说了出来：“今儿窑上来了个人……”

他把耿长河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一个月二十八块钱的时候，我娘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手里的筷子都停住了；可是说到要交三百块押金的时候，她的眼睛又暗了下去。等我爹说完最后一个字，她叹了口气，说：“这不是拿老实人开涮吗？一个月二十八块是真不少，可是三百块的押金，咱上哪弄去？咱这家里头连三十块都凑不出来，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没说话。我嫂子倒是来劲了，把小侄子往怀里搂了搂接上话茬：“三弟的事，咱家里没钱，不好办。要不给他找个活干，慢慢攒呗。”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只看着自己的筷子，有点阴阳怪气。

我爹脸拉得老长，放下筷子站起来进了里屋。过了一阵子他出来了，手里头攥着个布包裹，打开以后里头是一叠拾圆面值的人民币，包了一层又一层，看样子是攒了好久的。他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一张一张地数。一共七张，七十块钱。

“这是咱家所有的积蓄，”他指着桌上那一小叠钱，“谁要拿走都行，今天我拿主意。”

七十块，离三百块还差着两百三十块。放现在看两百多块钱不算啥，还不够一顿好饭的，但那时候这两百多块钱就是一道天堑，横在我们一家人面前，谁都跨不过去。我嫂子翻了翻白眼，抱起小侄子回她屋去了，走到门口还扔了一句：“家里就没啥闲钱，可别打啥糊涂主意。”她这话带着刺，我听着心里头很不舒服，但又没法反驳，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家里头确实没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我的床在堂屋角落里搭的一个木板床上，垫的是稻草，一动就哗啦哗啦响。外面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窗户纸上一片白。远处偶尔有狗叫，然后很快又安静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迷迷糊糊正要睡过去，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听着是我爹在院子里头的咳嗽声。那咳嗽声闷闷的，像是捂在袖子里咳的，怕吵醒我们。接着我就听到脚步声，他起来的，走到院当间的磨盘旁边，然后又是沉默。

我悄悄爬起来，摸到窗户边上，从窗户纸的破洞里往外看。月光底下，我看见我爹坐在磨盘上，两条腿垂着，手里头夹着旱烟，那一点火光在黑暗里头一明一灭，像一颗小小的星星。他坐了很久，一动不动，望着什么地方出神。院子里很冷，霜都下下来了，他身上的衣服不厚，可他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冷。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看着月光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成了一片银白色，心里头忽然特别酸，特别想哭。

后来他站起身，走到堂屋门口，伸手摸了摸挂在墙上的那套泥瓦匠家具。那套家具是用一条麻绳捆在一起的，他用了大半辈子了。灰刀、抹板、吊线、水平尺，还有好几把不同尺寸的灰斗，都用得发亮，包着铁皮的地方磨出了白印子。他摸了摸那套家具，又抬头看了看天，好像跟老天在商量什么。

我没有喊他，重新躺回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把枕头打得精湿。

说是五六天之内要凑齐三百块钱，但这些钱从哪来呢？我爹心里头必定也是没数的。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爹已经不在家了。我娘说他天不亮就出去了，说是去“想想办法”。我随便扒拉了几口早饭，也去了窑上。窑上不能离人，我心里头装着事，但是活还是得干。

我到了窑上，一个人坐在窑门旁边，看着那炉膛里的火烧着，火苗子一窜一窜的，看得人发愣。我脑子里头一直想着那三百块钱，想我爹的那句话：“爹有办法”。他说他有办法，其实我知道他根本没法。我们家没亲戚有钱，我姥姥家那头也不富裕，借钱是没处借的。唯一值点钱的，就是家里那口猪，但那是给嫂子家养的，卖了也说不过去，她肯定得闹。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爹还没回来。我心里头慌，干活也干不到心上。正胡思乱想着呢，远远就看见村东头的土路上扬起了一溜灰尘，是辆自行车骑过来了。骑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大队的队长李守田，五十来岁，当大队干部当了二十多年了，在村里头说一不二。他今天不知道怎么跑到窑上来了。

李守田把自行车支在窑门口，下了车，用袖子擦擦头上的汗水。他跟我爹差不多的年纪，但因为干的是干部，保养得好一些，脸上的肉也多了些。他夹着一根纸烟走过来，左右看了看，说：“你爹呢？”我说我爹有事出去了。他点点头，又说：“你爹昨儿晚上找我了。”

“找你？”我有些惊讶，“找你干啥？”

李守田打量了我一眼，把烟屁股从左边嘴角换到了右边嘴角，然后说：“你爹跟我说，想让你念招工去。他说有个人能让你当工人。三百块钱押金，他找我借钱来了。”

我一下子站直了身子。我爹竟然去找大队长借钱？我们家跟李守田家关系一般，也就是村里头红白喜事随个份子钱那种交情，谈不上多近。我爹向来是个要脸面的人，从不轻易求人，尤其是在钱的事上。他以前经常跟我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脸皮磨没了，人就不值钱了。”可如今他竟然拉下脸去找李守田借钱，这要是没借到，他的脸往哪放？

李守田像是看出我的担心了，把烟头弹出去老远，然后用脚踩灭，说：“我没借给他。”这话说出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往下沉。但他又接着说：“不是我不借，是我家里也周转不开。不过……”他顿了一下，“我倒有个主意。”

“啥主意？”我问。

李守田指了指脚下的窑：“这窑，你是主事的对吧？你爹是大师傅，你们一家子在这儿拼死拼活地干，大队里分的那几个钱够干啥的？”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说，“为啥不自己做？”

我愣住了。“自己做？”

“对呀，自己烧窑，自己卖砖。”李守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现在这窑一年才烧两回，大部分时间闲着。你要是自己干，能烧三窑四窑。成本主要是煤钱，土是现成的，工是你自己出的。一块砖卖两分五，一窑五万块砖，刨去成本，一窑能挣七八百，两窑就一千块钱出头了。”他提起右脚，双手搭在膝盖上，微微侧着头看我的反应。

账一算，是这个理。可是没那么简单。我问：“这钱什么的本钱呢？烧一窑的煤钱，少说也得一百多块吧？”

李守田早有准备：“本钱你不用操心，大队可以给你垫上，回头你卖了砖，把煤钱还给大队就行。关键是……”他凑近了压低声音，“你得让你爹同意，跟你爹说，让他拿出大师傅的本事来。你爹的手艺，咱们不是不知道，他烧的砖每一窑都结实、周正，买砖的人都抢着要。”

我听完了心里头五味杂陈。烧窑能挣钱，这我知道。可是自己烧窑，风险也不小。万一烧废了一窑，血本无归，不但挣不到钱，还得倒欠大队煤钱。再说了，就算能挣钱，那也是以后的事，眼下那三百块钱的押金怎么办？

李守田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眼光放长远一点。你爹昨晚上来找我，那股子劲儿我看到了，他为了你能当上工人，是真不要脸了。他这么大岁数能拉下这个脸来求人，图的啥？不就是图你将来能有个好前程吗？既然出去当工人是个好事，那在家里头烧窑盖房也是好事。往后你家要是烧窑发了财，你爹也不用愁你娶媳妇的事了。”他目光殷切地看着我，“好了，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多，后头的事你们爷俩好好琢磨琢磨。”

李守田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窑上呆了好久。炉膛里的火还在烧，我拿铁棍捅了捅，火星子直冒。李守田的话在我脑子里头转了又转。是的，烧窑能挣钱，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恐怕不能救急。但是，眼下的困境总要有个长远的解决办法，不然以后还是照样受穷，光靠借钱过日子，永远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天快黑的时候，我爹终于回来了。他还是那副低着头走路的模样，但我看得出，他的背更驼了。他走到窑上，跟我对了个眼神，啥也没说，拿了根铁棍就开始捅火眼。我知道他没有借到钱。他这种人，要是借到了，就算嘴上不说，脸上也写着；现在他这副模样，一看就是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晚上回了家，吃过晚饭以后，我把我爹叫到院子里，把李守田说的话跟他说了。我爹听完了，坐在磨盘上抽了半天的烟。红色的烟头一明一暗，在黑暗中闪着。过了好半天，他开口了：“老三，李守田那个主意倒是个好主意。烧窑能挣钱是真的，咱这手艺也没白瞎。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三百块钱，后天就得到县城去交。”他的声音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明儿我再去镇上看看，有一个亲戚在那边，说不定能借几十块。”

“什么亲戚？”我问。

我爹犹豫了一下：“你表姑，你爹的表妹，嫁到镇上了。很多年没走动了，现在去求人家，也不知道还认不认这个亲戚。”

我看见我爹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月光底下他的脸看起来格外苍老。我说：“爹，你为了我，把人都求遍了，我心里头不好受。”

他摆了摆手，不让我往下说。然后他站起身，说了句我到现在还记得的话：“穷人嘛，啥脸面不脸面的。只要能让我娃有出息，我的脸面不值钱。”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进屋了。月光照在院子里，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忽然觉得，我爹不仅仅是我的父亲，他更像是一座山，一座用血肉之躯撑起来的山。这座山也许不高，石头也有裂缝，但是它稳稳地站在那儿，风刮不到它，雨打不倒它。

我回到屋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听到院子里又传来脚步声。我以为是爹又睡不着出来抽烟了，就没在意。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我爹敲我的房门，声音很轻：“老三，睡了没有？快起来。”

我连忙爬起来开门。门外，我爹手里头点着盏煤油灯，神情激动，声音发颤：“走，去你二大爷家看看。他家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一堆骨头，说是地下有鬼，吓得不敢挖了。别人都不敢去，正好，咱去看看。说不定能给咱个活干，能挣个二三十块。”

我一听有活干，三下五除二穿上衣服就跟着他走。农村的路没有灯，天上连星星都没有，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煤油灯照出脸前的一小片光。我爹走在前面，脚步很急，呼吸声很重，像头老牛在吭哧吭哧地走。我跟着他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走得很快，差点踩到水渠里。

到了二大爷家，一家人正坐在院子里发愁。院子地上摊着被子和枕头，似乎都搬到院子里来睡了。屋后头的空地上，果然有一个挖了半截的土坑。二大爷说，他们今儿早上开始挖地基，挖了两米多长，一锹下去，咔嚓咔嚓响了几声，扒开土一看，白花花的一堆骨头。二大爷吓得不轻，立刻让人停下来，请了人来看了看，但是都说不清楚这是什么骨头，只是神色古怪地摇摇头。二大爷怕触了霉头，不敢再挖，可房子又不能瞎盖一半，正发愁呢。

我爹举着煤油灯凑过去细细地看了看那个坑。坑里头确实有很多骨头，散在土里，东一根西一根。我的手有点抖，脚底下有点发软，可我爹却很镇定。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骨头，凑着灯光看了半天，转着圈看它的形状和断口，用手指搓去上面的土，然后又顺手从旁边抓起一把土尝了尝。他回过头来，居然咧嘴笑了：“二大爷，这不是人骨头，是牲口的骨头，是老早以前谁家杀牛杀猪埋的。你看这个骨头棒子，这么粗，人不长这样的。还有这个断口，像是被刀砍断的骨节。没事，尽管挖，地下头没有鬼，要有鬼也是穷鬼——穷的鬼都不找咱。”他这一句话说得院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气氛登时轻松了。

二大爷如释重负，一拍大腿说：“既然这样，别人都不敢挖，那你们爷俩给挖了吧，工钱我给你们算，一人十块钱。”

就这样，那天夜里，我跟我爹借着煤油灯的光，在二大爷家的后院挖地基。秋夜很冷，霜冻把地皮冻得有点硬，一锹下去只铲起薄薄一层。地底下很凉，手摸上去冰得刺骨。但我们干得浑身是汗，脊背上的热气一冒出来，就变成一团白雾。我爹的灰刀锵锵地响着，铲土的声音在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我们谁也不说话，只顾挖土，煤油灯在风中摇摇晃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两个在泥巴里搏斗的怪物。

挖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直起腰歇口气的时候，忽然发现我爹的手上有血。月光底下看不太真切，我就凑过去，借着煤油灯一看——他的两只手掌上都裂开了血口子，有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血和泥混在一起，成了黑乎乎的泥浆。我没忍住，喊了一声：“爹，你的手……”

他瞪了我一眼：“别嚷嚷，没那么娇贵。”他从衣服口袋掏出一块皱巴巴的布条，在手上一缠，打了个结，然后又握住了铁锹的把手，继续往下铲。布条上的白色很快就被血洇得变了色。

我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我知道他的手本来就有口子，烧窑的时候煤灰和泥浆腐蚀性很强，手掌上早就裂了一道道血口子。现在又握着铁锹干活，手套都没有，皮肉跟铁锹把手摩擦来摩擦去，那得多疼啊。可是他不吭一声，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只是偶尔停下动作，把手往裤子上蹭一下，就又继续挖。疼吗？当然疼。但他不说。他不能再说穷了，不能再说没钱了，他要的是他儿子能当上工人能出人头地，为了这个，他把自己的皮肉都豁出去了。

我咬着牙也跟着他继续挖，一锹一锹地，碰到硬的地方就用劲猛铲。土里混着碎瓦片和碎砖块，有时候会卡住锹头，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挖开。我和我爹浑身上下全是土，脸上、头发上、耳朵里头都是，汗水把脸上的泥冲成一道一道的沟。我们从晚上九点多一直挖到凌晨三点多，整整挖了五个多钟头，终于把一个两米宽、三米长、一米深的地基挖了出来。干完活，我爹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他半弯着身子站了好久，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喘着粗气，胸脯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脸色在灯光下蜡黄蜡黄的。

二大爷起床出来看了看，十分满意，当场给了我们一人十块钱。他把两张拾圆的票子递给我爹的时候，我爹的手抖得厉害，不是累的，是激动。他把钱接过去，对折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塞进怀里头的口袋里，用手掌按了又按。那是两张拾圆面值的人民币，被他的手汗浸得发潮，上面的墨迹有些模糊。他打着手电，一遍一遍地照着看，确认钱妥妥地是二十块，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牵了一下，笑了。那个笑在煤油灯底下，很苦，但又很欣慰。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要亮了。东边的天上露出一小片灰白的颜色，村子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了，先是几声稀稀拉拉的，然后叫成一片。我爹在院子的水缸里舀了瓢凉水洗了把脸，手上的伤口被凉水一激，他疼得倒吸了一口气，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洗完了脸，他点上旱烟，坐在门槛上，看着天边的亮光，喃喃地说了一句话。

“还有二百一十块。”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可我听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口上。二十块钱有了，可是离三百块还远着呢。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剩下的二百一十块怎么办？我看着我爹坐在门槛上的背影——背微微驼着，肩膀往下垮，旱烟的烟雾绕过他的头顶，被清晨的风吹散了。那一刻，我心里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实在不行，这工人我不当了。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爹说了。他一听，猛地回过头来，眼神很凶：“你说什么浑话呢！我拼了这条老命给你凑钱，你说不当就不当了？你没听那人说吗，进了厂子有了身份，将来能转正，就是一辈子吃公家饭的料。咱祖祖辈辈跟泥巴打交道，你这一辈要是能脱了这身泥巴，我柳大有死了也值了！”

我被他这阵势吓着了，没再说话。可是我爹嘴上说得硬气，我心里头知道，他也是没办法的。他坐在门槛上望着天，天越来越亮，他的眉头疙瘩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到了第四天头上，也就是耿长河说的五天之限快要到跟前的时候，家里的气氛紧张得跟拉满了的弓弦一样。我爹这几天四处奔波，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把能找的理由都找了，把能托的关系都托了。他找了村里的李守田，找了镇上的表姑，托了一个在外头有活干的远房亲戚的家门，还去邻村找了他年轻时候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借来借去，除了那个夜里挣的二十块，他一共借到了四十五块钱。加上家里的七十块，总共一百三十多块，离三百块这个数还差着一多半。

一百多块，这已经是亲戚们的极限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穷，谁也不敢多借给我们，怕我们还不上。那年头谁也穷，家家都没有余粮，能借给你几块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我爹每次借到一点点回来，都会很郑重地拿张烟纸记录下来，写上借款人的名字、借了多少、什么时候还。那张烟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有的是画圈，有的是符号。他不识字，就用这种方式记账。我看着那张烟纸，上面的水渍和烟渍把纸浸得发黄卷边，就觉得心酸得很。

就在第四天下午，事情突然有了变化。那天中午我回到家里吃午饭，刚进门，就听到里头传来我嫂子的哭声，哭声很大，带着愤怒，压都压不住。我心头一紧，快步走进去，就看见嫂子站在堂屋当间，抱着孩子，眼睛通红，怒冲冲地对我爹吼：“你倒是说话啊！你把我的存折拿哪去了？你是不是偷了我的存折去取钱了？那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回娘家钱！”

我爹坐在椅子上，头低着，不吭声。他的脸色很难看，灰扑扑的透着黑，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犯了错的孩子被大人抓到一样。我娘站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拉着我嫂子的袖子劝：“你别嚷，你爹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偷你的钱的……”可是她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我嫂子的火气越烧越旺。

“我不管他是不是偷！反正我的存折找不到了！”我嫂子把声音扯得又尖又响，那小侄子吓得哇哇大哭，她也不管，只管冲我爹嚷嚷，“你想给你儿子找媳妇是不是？你想让他当工人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偷我的钱啊！我那钱是我娘给我陪嫁的，跟你们姓柳的可不相干！”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看了看我爹。我爹还是低着头，不说话，像一座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可是我看他的身子在微微发颤，肩膀抽动了一下。他不说话，不是因为他在忍耐，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头忽然咯噔一下了，难道我爹真的拿了嫂子的存折？

“嫂子，你别嚷了，有话好好说……”我上前一步想要劝架，话还没说完，我嫂子一甩手直接冲我来了：“你少给我说好听的！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外姓人！！！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嫁到你们柳家来了！！！穷得叮当响还要巴望着什么当工人，我看就是做梦！！！”

这话太难听了。我心里头火一窜一窜的，可理智告诉我不能跟她吵，不然更难收场。我娘在旁边眼泪掉下来了，一个劲说好话：“媳妇啊，你看在孩子的份上，别闹了，都是自家人……”

这时候我爹终于开口了。他站起来，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很稳：“存折是我拿的。”

这句话一出，堂屋里死静死静的。嫂子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眼睛瞪得溜圆，像是要把我爹生吞了。她张了张嘴，那副神情又委屈又愤怒，鼻孔翕张着，呼吸声很重。

“不用急，听我说完。”我爹摆了摆手，脸色平静得有些反常，不像是偷了东西被抓包的人，反倒像是早就想过会有这一天。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以后里头放着嫂子的那个存折。农村信用社的存折，红色的封皮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上面的烫金字有些模糊了。他把它放在桌上，捋平了角，又说：“里头是九十五块钱，我取的时候数得清清楚楚的。这九十五块，算我借你的，年底以前还你，一分不少。”

我嫂子一把抢过存折，翻开看了看，脸又红了。她指着存折上最后的取款记录，冲我爹喊道：“你都取了等于是用我的钱了！你有脸说借！！！我们还等着你拿什么还？你家烧砖一年到头才挣百来块钱，拿什么还？！我看你就是想赖掉！！”

“翠云！”我娘喊了一声，声音里带了哭腔，“你怎么说话呢……都是一家人……”我娘伸手去拉她，被她一把甩开。

嫂子冷笑了一声，抱着孩子就往外走，走到门槛边撂下一句狠话：“什么一家人？谁跟你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丑话说在前头，今年年底看不到这钱，我就回娘家去，再不进你柳家的门！”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哐当一声，院门在她身后狠狠地关上。

堂屋里又陷入了沉默。我爹还站在原地，低下头，看着桌子上那张存折的印记——存折被拿走了，留下了桌面上一道浅浅的痕迹，平时存折一直压在那里。他的肩膀耷拉着，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像被抽走了。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他平时虽然沉默寡言，可是脊梁骨是直的，天大的事也压不弯他。可这会儿，我觉得他快垮了。

“爹，你怎么能拿她的存折呢？”我忍不住说出来，心里头又急又气又难受，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娘替我爹说话了——她擦了擦眼泪，低声地：“你嫂子那钱……其实是你爹放在她那里的。她嫁过来之前，我们凑的那份彩礼，有一部分就是给她自个儿存的。只不过存折用的是她的名。你爹也是没办法了，才去取出来的……他心里头不比你难受啊？你就别怪他了。”

我愣住了。原来那钱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我爹去取自己的钱供养儿子，到头来还要被媳妇骂成小偷。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滚下来顺着脸流到下巴，然后滴到地上。

我爹转过身，走到我面前，把那个布包塞进我手里，说：“这是加上我借的四十五块和家里的七十块，一共加起来是一百一十二块。加上那九十五块，是两百零七块。还差九十三块。”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天大的事，而是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事。

他停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爹想好了——卖牛。咱家那头老黄牛，能卖些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那头老黄牛在我们家养了八年了。八年前我爹用一车粮食换了一头小牛犊，一把草一把料地把它喂大。八年了，那头牛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劳动力，耕田、拉车、打场，啥活都靠它。每年春天耕田的时候，我爹赶着它在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牛背上套着犁，拉得呼哧呼哧地喘气，我爹在后头扶着犁把，喊一声“吁”，牛就停下来；喊一声“驾”，牛就迈开步子往前走。那头牛认得我爹的声音，也认得我的声音。小时候我放了学去放牛，它就乖乖地跟在我后头，甩着尾巴赶苍蝇，时不时低下头啃两口路边的青草。它是一头畜生，但是在我们家，它是半个家庭成员。

现在要把它卖了，我爹心里该有多疼啊！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犹豫，没有叹气，没有讲一句舍不得。他只是说：“咱家穷，没有别的能换钱的东西了。就这头牛还值几个钱。”他说得那么平静，好像卖的不是他养了八年的牛，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攥着那个布包，手指紧扣在手心里头，手心里全是汗水。布包里除了钱之外，还有一张歪歪扭扭写着字的烟纸，上头是借钱的记录和名单。有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大概是已经还了的钱；有的旁边画了一条横线，大概是还没还的钱。我看着我爹，看着他苍老的脸和满手的伤口，喉咙里堵得说不出话。我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想说爹咱们别折腾了我不当这个工人了，可是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里，怎么都说不出来。最后我只说了两个字：“谢谢爹。”

我爹摆了摆手，转过身走到院子里去了。透过窗户，我看见他走到牛棚旁边，摸了摸那头老黄牛的头。那头牛抬起脑袋，用湿漉漉的鼻头拱了拱他的手心，发出一声低低的哞声，好像在问他干嘛。我爹拍了拍它的脑门，没说话。阳光照在他的后背和牛的头顶上，他的影子和牛的影子叠在一处，长长的映在地上。我不敢看这一幕，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第五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要是今天再凑不够剩下的九十三块钱，那个工人名额就黄了。

天还没亮，我爹就把牛牵出来了。他把牛身上的毛刷得干干净净，还给它喂了满满一槽的麸皮和玉米，看着它吃。那头牛不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家了，吃得挺香，还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我爹，眼神温驯老实。我娘站在厨房的门框旁边，背对着我们，我看到她的手背在脸上一抹一抹的，我知道她哭了。嫂子不在家，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院子里空落落的，只有鸡在角落里刨食吃。

我爹和我牵着牛，要去镇上的牲口市。说是牲口市，其实就是一个土坝子上每逢赶集的时候，农民牵着牛羊过来交易的地方。那天正好是集，我们去的时候，土坝子上已经响起了热闹的声音，有牛叫，有羊叫，还有人的吆喝声。太阳刚出山，坝子上已经有了十几头牲口，一个个膘肥体壮，皮毛油光锃亮，跟那些牲口一比，我们家这头老黄牛就显得瘦弱多了。它站在那儿，低着头，似乎对自己也缺乏自信。

我爹牵着牛站在集市的角落里，有人过来看，他就说：“买牛吧？这牛老实，啥活都能干。”他说的词很笨，但是眼神很真诚，他指着牛的牙齿给大家看，把牛的蹄子抬起来让大家检查蹄底有没有烂，指着牛的骨架给人说这牛骨架大，看着瘦是因为精心喂养没养肥，但只要养两天就能长膘，是干活的好料子。可是大多数人只是摇摇头，嫌牛岁数大了。也确实，八岁的老黄牛不算年轻了，买回去也不知道还能干几年活，只有几个人停下来问了问价。我爹一开始要价一百二十块，几个人一听就走了。他犹豫了一下，降到了一百块，又降到九十五块，后来咬死了九十五块，不能再少了。

快到中午了，牛还没卖出去。我爹为了省钱，连早饭都没吃，我知道他从昨晚就没怎么吃东西。我央求他去买个烧饼，他瞪了我一眼，说饿了可以在供销社买包饼干，牛要是卖不出去才是大事。我心里头又急又难受，不知道这个坎能不能过去。我站在牛旁边，看着人来人往的集市，心里头祈祷着赶紧来个买主吧，多低的价钱都行，只要能把钱凑够。

就在这时候，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是个熟人——他叫王红卫，是我中学同学，家住在镇上的，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镇上农机站干临时工。他穿着件蓝色的工作服，看着挺精神的，跟在村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看着我一脸惊讶：“柳成林？怎么在这儿？来卖牛的？”

王红卫在镇上有工作，消息比较灵通。看到老同学，我心里头挺高兴的，就跟他聊了几句，把家里的事情说了个大概，说有人介绍能当工人，要交三百块押金，这不，还差着钱，卖牛呢。

王红卫听完了以后皱了皱眉，说：“你等会儿，你说那个人叫啥名字来着？”我说叫耿长河，县城建筑公司的，前几天路过我们村。王红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古怪，他慢慢地摇了摇头，轻声说：“县城建筑公司倒是有这么个公司，可是你说的这个耿长河，我好像没听过。最近镇上贴了告示，说最近有人冒充县建筑公司的人在乡下招工骗取押金。”他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而且，听说县建筑公司的合同工制度跟正式工人不一样，根本没有啥保证金转正的政策。”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脚底，手脚冰凉冰凉的。我看着王红卫，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人完全懵了。然后我像是被电了一下，突然想到一个主意：马上得去县城建筑公司问个明白，看看这钱到底该交不该交。我拉住王红卫的手，语无伦次地说：“能不能借你自行车用一下？我去县城，我要查清楚这个人到底在不在那儿。”

王红卫二话没说，把他的自行车推过来递给我。那是一辆二八大杠飞鸽自行车，擦得锃亮，他把钥匙拔下来塞到我的手心里。我跨上车子就要往县城蹬，他赶紧叫住我，从口袋里掏了五块钱塞给我，叫我拿着防身用。我顾不得客气，接过钱往怀里一揣，拼了命地往县城方向蹬去。背后听见我爹在喊，他好像也看到了这一幕，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顾不上解释，人已经窜出去老远。

当时的柳河湾到县城，大概有四十多里石子路，中间有一段大上坡，骑到那里腿都得蹬断。自行车轮子在石子路上咯噔咯噔响，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我拼命地蹬着脚蹬子，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可我心里头比风还乱，从最开始的满怀希望，到后来的绝望筹钱，再到现在的担心和疑问，这一切翻转得太快了，快得我根本反应不过来。

骑了一个多钟头，终于到了县城。老县城不大，只有三四条街，最大的一个十字路口算是县城的中心，十字路口一直往北走就是县政府，旁边的平房挂着好多牌子，其中一块牌子上写着“县建筑工程公司”。我把自行车支在公司门口，气喘吁吁地往里走。虽然说是县城建筑公司，听名字很气派，但实际上门脸小得很，就是一个大杂院，里面停着几辆老旧的卡车，旁边堆着些水泥和砖瓦。

我找到办公室，里头的墙上贴着一些表格和通知，桌子后面坐着个戴眼镜的老头，头发花白，看起来像是看门的或者是管后勤的。我进门就说：“师傅，我想打听一下，这个公司是不是在招合同工？有个叫耿长河的人，他说他是公司的……”

话没说完，那老头就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上下打量了我两眼，语气平淡地说：“你是第几个来问的了？”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你是第三个。耿长河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以前倒是来谈过业务，后来不跟他来往了。我们公司今年没招新合同工，也不收什么押金。小伙子，你别是被人骗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阵阵发黑。这就是事实，我被骗了的概率很大，我爹辛辛苦苦攒钱卖牛借债，到头来是个骗局？我的脑子虽然嗡嗡响，但我咬着牙没有倒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又问：“那个耿长河……长啥样？是不是一个瘦高个？”

老头想了想，点点头：“高高的，瘦瘦的，脸上有道疤，在左边耳根子底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说话挺好听，外地口音……”

耳根子底下的疤！那天耿长河在窑上，我跟他说过几句话，他转头的时候我确实隐约看到过一道疤痕，就在左边耳根子下边，当时没太在意，现在老头点醒了，我立马想起来看见了。我浑身一激灵，觉得脊梁骨发凉。原来这个人真的是个骗子！

“有没有他的地址？我真得找到他，我们村里差点让他骗了三百块！”我急切地问。

老头摇摇头，说他也不知道耿长河住在哪儿，但提供了一条线索：耿长河经常在县城东边的老车站附近活动。那个地方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方，房租便宜，三教九流都有。

我跟老头道了谢，转身要走。他忽然叫住我，犹豫了一下，说：“小伙子，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我跟你说句实话。耿长河这种人，滑得很，你别跟他硬来，不然吃亏的是自己。你找到他，让他把骗的钱还了就行，别闹大了，闹大了也未必有结果。”我默默地记住了他的话，说声谢，匆匆跑出去，跨上自行车赶紧往老车站方向骑。

县城东边的老车站，说是车站，其实早就不跑长途了，只剩下街边的一些小旅馆和小饭馆。那天下午我赶到的时候，街上人不多，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推着炉子在街角烤红薯，旁边一个摆地摊的妇女在卖针头线脑。我推着车子在街上来回走了几趟，心脏砰砰直跳，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地看，眼光在各个门脸门口的人脸上描来描去。

终于，在一条窄巷子口子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巷子尽头有个老式院门，院门左侧墙上挂着一个木板，上头用黑漆写着几个字，模糊得认不清。那个人站在院门前面跟另一个人说话，他背对着我，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那个瘦高的身形，那个微微往前倾的站姿，还有那个夹在腋下的黑皮包。就是他！耿长河！

我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我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顾不上锁，快步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服后领：“耿长河！”他转过身来，看到是我，脸色瞬间变了。那一瞬间他的表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是那种被人戳破了骗局之后的惊恐和恼怒。

“你——”他张口要说什么，可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死死地抓着他的领口，把他扯到墙根底下。“你是骗子！你为什么要骗我们？你知道我爹为了凑那三百块钱费了多少心吗？！他去借遍了所有亲戚，他把我嫂子的存折取出来闹出了家庭矛盾，他把我们家那头老牛牵到集上卖了，你这种人把我们家都毁了！！！”我嘴唇哆嗦着，声音越来越高，气得说不出话，眼睛烧得通红。

旁边几个人围了过来看热闹，耿长河的脸一下子就变红了，接着又白了下去。他想挣脱我的手，但我抓得死紧，他挣不开。这时候从院子门里头又走出来两个人围在我旁边，他们应该是耿长河的同伙——一个矮个子，一个戴着鸭舌帽。场面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我毕竟是一个人，他们有仨，我一看这阵势，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但心里的火气压倒了害怕，我继续揪着耿长河不放。

“这位小兄弟，有话好好说，别动手。”矮个子阴着脸凑过来，想把我的手掰开。我使劲一挣，没让他碰到。这时候耿长河深吸了一口气，对他摆了摆手，好像不想把事闹大。他看着我，眼神有点躲闪，随即叹了口气，说：“小兄弟，这次是我不对，我叫你声小兄弟你也别生气。那三百块钱我不是非要骗，我也有难处……”

又有一个人从巷子口探出头来看热闹，我死死盯着耿长河的眼睛：“我不管你有没有难处！你把我们家害惨了，你知不知道？！我爹养了八年的牛，今天牵到集上去卖了，卖了九十五块，就是为了凑你要的那三百块押金！你现在跟我说你也有难处？！”

旁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耿长河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咬了咬牙，推开矮个子，压低声音说：“小兄弟，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确实是骗人的。但我骗的不是大钱，我跟你说——你要找的那个真骗子，不是我，我是负责拉人的。真正的主意是他出的，他姓张，住在省城，我就是个跑腿的。”

“你跑腿的也是骗子！”我叫道。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举动。他把黑皮包打开，从里头拿出一叠钱，数都没数，直接把一叠钱甩到我手上：“这是三百块，一分不少，拿去！就当没这回事。小兄弟，我看在你爹这么大年纪的分上，不忍心骗你们了。好了，咱俩两清了！拿着钱走人吧，别跟人说这事，不然对谁都不好。”

我攥着那三百块钱，手抖得不行。我本来以为要跟他打一架，或者要报公家处理，没想到他居然就这么轻易地把钱还回来了。就在我发愣的当儿，他和那两个同伙已经退进了院子门，眨眼就消失在了巷子深处。我追了两步，可是院门后面好几条岔路，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站在巷子里，半天没动弹。刚才那一幕像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幻觉，来也快，去也快，但手里的三百块钱是实实在在的。我数了数，三十张拾圆面值的人民币，有的比较新，有的已经磨旧了，上面压着蓝色的油印，总共三百块钱，一分不少。我慢慢地把钱揣到怀里，汗已经湿透了衣裳。扭头一看，围观的人还在，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我懒得理会，转身骑上自行车往回赶。

回去的路上，我骑得不快，脑子里头一团乱麻。原来耿长河是个骗子，这个结局让我意外，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我庆幸的是在交钱之前发现了真相，没让我爹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可与此同时，我心里头又有一股说不出的失落。工人当不成了，那个遥远的希望破灭了。我以为能跳出农门，最后又被现实狠狠地摔回了原点。

回到镇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土坝子上的集市散了，只剩地上丢着一堆堆的稻草、牛粪和扔掉的绳子头。我站在坝子上四处张望，找我爹的身影，但整个坝子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老头在收拾他卖镰刀锄头的摊子。

人呢？牛呢？我心里头一紧，连忙推着自行车往坝子边上的一个牲口棚走去。拐过棚子，一眼就看到我爹了。他一个人坐在柳树底下，旁边空空的，老黄牛不在他身边。他蹲在那儿，两只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手背上，脸朝着地上，不知道在想什么。阳光透过柳枝的缝隙洒在他身上，脸上光影斑驳，显得他的轮廓特别硬，但又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我叫了一声“爹”，他抬起头来，眼睛有点红，好像是哭过，又好像是被风吹的。他看到我，愣怔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回来了？牛卖了，正好九十五块，钱我就交给你了。”他站起来，伸手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递给我。我看到他的手还在发抖。这个汉子，从来不在我面前掉眼泪的汉子，刚才我猜想他是掉了泪。

我把他的手推了回去：“爹，钱用不上了。”他愣了一下，好像没听懂我说什么。我从兜里掏出那一叠三百块钱，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从王红卫在集市上提醒我骗子的事，到我跑去县城建筑公司核实，再到在老车站堵住耿长河把钱要回来。说完了，我的喉咙发干，声音哑哑的。

我爹静静地听我说完，好半天没说话。然后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双手还是那么粗糙，血口子上的布条还在，手掌摸在我脑袋上硌得生疼——然后他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这个拥抱来得突然，我甚至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牢牢箍住了。他的胸膛硬邦邦的，没几两肉，但是特别实在。我感觉他的身体在轻轻发颤，喉头咕隆了一声，好像在忍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他松开了我，抹了一把脸，又是那副平静的样子，只是一双深陷的眼睛里有水光的痕迹。他说：“走，回家。买几斤肉，今天咱们一家子吃顿好的。”

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土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苗才冒头，绿茸茸的一层铺满大地，一直铺到天边。我爹走在前面，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斤猪肉，用稻草拴着，晃来晃去。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延伸到我脚下。他走路的姿势不像平时那么佝偻，步子有点轻快，我一瞬间觉得，他好像年轻了几岁似的。我知道他高兴啥。不是高兴钱没被骗走，是高兴他儿子没被骗走。钱可以再挣，牛可以再买，可是人要是掉了坑里，爬出来就不容易了。今天虽然没当成工人，可是也没掉进骗子的坑里，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但是高兴归高兴，三百块钱的事还没完。这三百块钱里头，有一百多块是借来的——借了亲戚的四十五块，借了大队的本钱，还有我爹不光彩地从嫂子那儿拿回来的九十五块。这些钱都是要还的。工人的梦碎了，但我家的债却并没有碎，它像一块大石头悬在头顶，一旦落下来，全家的日子就得砸个粉碎。我爹虽然没说，可是我心里头有数。

回到家以后，我爹把那三百块钱摊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捋平、摞好。那三十张票子铺了一小片桌面，在昏黄的灯泡底下，发出一种很沉的光。我把脸凑过去看，才发现这些钱并不完全一样——大部分是拾圆面值的人民币，但也有几张是伍圆面值的，那些伍圆票子脏了，有些发软，像是被人揉了很久的。

我爹把钱分成三摞。第一摞最大，一百三十五块，他说这是嫂子的九十五块和我们自己攒的四十块，该还的还，该退的退。第二摞，四十五块，是借亲戚们的钱。第三摞，剩下的九十五块，是卖牛的钱。

他把嫂子的存折和那九十五块钱放到一边，看了看存折上写的字，虽然不认得，但他记住了上面三处数字的形态。他叹了口气说：“翠云这事，是爹不好。当初不该拿她的钱。现在钱拿回来了，存折上的数字补上了，得给她送过去。”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虽然那笔钱其实就是我们家自己的彩礼钱，但我嫂子闹成那样，把钱还给她，也算是让家里太平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娘带着钱，和我一起去了嫂子娘家。嫂子娘家在邻村，隔着三里地，路不长，但我娘走得特别慢，心事重重的样子。到了她家门口，我娘深吸一口气，喊了一声：“亲家母在家吗？”一个胖墩墩的妇人掀开门帘出来了，看到是我们，脸上的表情不好看，但还算客气，让我们进了院子。嫂子从里屋出来，怀里抱着小侄子，看到我和我娘，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就挂上了防备的神色。

我娘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里头是存折和九十五块钱。她把东西放在凳子上，说：“翠云，这是你的存折，还有里头的钱，一分不少，你收好。”她说话的时候很平静，像是没事发生一样，可是我注意到她的眼睛红红的。

嫂子愣住了。她显然没想到这钱还能要回来。她拿起布包，打开看了看存折上的数字和旁边的那叠钱，眼神变得很复杂。过了一会儿，她把钱往桌上一拍，头低下去了，声音发虚：“娘……我那天说的话……有点过头了……”她的态度软下来了。我看她的眼眶居然湿润了。

我娘笑了，那个笑很勉强：“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跟大壮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你爹没偷你的钱，他就是太急了，为了老三的事，头发都要急白了。”我娘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嫂子低下头不做声了。她抱起小侄子，送我们出来。出了院子门，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门槛上，抱着孩子看着我们，表情是我嫁过来这四年第一次看到的，那是一种愧疚、不安和不知道如何弥补的复杂脸色。我忽然发现，嫂子其实也是一个可怜人，嫁到我家这几年，跟着我们过穷日子，不管嘴上怎么不饶人，衣服上到处是旧补丁，她也从没真正离开过。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认真商量了以后的日子。我爹把李守田那个主意又重新提了出来——自己烧窑。那天吃过晚饭，没电，屋里点着煤油灯，黄黄的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影子在四面的土墙上来回晃动。我爹坐在以前常坐的那把木椅上，架着腿，手里的旱烟袋一明一灭。他说，卖牛的那九十多块钱，先不要动，该还亲戚的先还亲戚，剩下的拿出来一部分买煤。还有要张罗砖坯的，我可以自己动手干。趁天还没冷，再烧一窑砖。

我哥大壮想了想，说：“行，猪我让翠云看着，我跟你一起干。”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汉子，这回倒干脆。

我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经历了这次差点被骗的事，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东西。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过好日子，得靠自己一砖一瓦地挣。我爹大半辈子都在窑上，对窑的火候有经验，这是我们家唯一能在短时间内挣到钱的本钱。我对我爹说，我也要学烧窑，以后结了婚，这也是撑起一个家养的起家的手艺。

我爹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然后又黯淡下去，他说：“烧一窑不容易，失败了就啥都没了。”我说失败了再来，年轻不怕失败，就怕坐等天上掉馅饼。我爹听完了，把烟袋从嘴里抽出来，沉默了一阵子，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好。”

接下来按计划把我爹定下来的，开始准备。烧窑这事看着简单，其实工序很复杂。第一步要准备砖坯，得先挖土、和泥、摔坯、晾干。第二步是装窑，把晾干的砖坯按一定的顺序码进窑里头，码得不好，火力不均匀，一窑砖能废一半。第三步是烧窑，要连续烧七天以上，日夜添火，火候掌握不好，砖不是烧不透就是烧过头变形。第四步是出窑，把烧好的砖搬出来，码好，等着人来买。每一步都很吃力气，每一步也都有风险。但我爹说了：“咱现在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能走这条路。”

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人全泡在了窑上。嫂子也带着小侄子回来了，家里的气氛比过去好了很多。她虽然还是那个脾气，但我爹把钱还给她之后，她对家里长辈的态度明显变了，不再老是嫌我们家穷，有时还会主动帮忙做家务，对我爹我娘的脸色也和缓多了。

挖土是个力气活。土得从村东头的一个土坡上挖。那个土坡离窑有小半里路，土是黄黏土，黏性大，烧出来的砖结实不掉渣。我们早上五六点钟就起来，推着板车一趟一趟地运土。板车是木头轮子的，拉起来吱扭吱扭响，装满一车土少说有两百斤。我跟我哥轮流拉车，我爹在窑上指挥和挖土。挖土讲究技巧，不能乱挖，得先刮掉表层的黑土，底下两尺深的黄土才能用，而且沙多了不行，泥太细了也不行。我爹一铲一铲地铲，每一铲下去都有分寸，挖出来的土堆成堆，再用筛子筛一遍，把石头子子和草根挑出来。

和泥更费力气，用的是土办法。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把筛好的土倒进去，加水，然后光着脚踩——对，就是光着脚踩，一圈一圈地踩，把土和泥踩得匀匀的。那泥水冰凉刺骨，刚踩下去的时候脚底板跟被刀子割了一下似的，钻心疼。但踩了一会，脚就冻得没有知觉了，只剩下机械地踩踏。泥踩好了，用手抟成一个个砖坯，放在模子里压实，然后取出来，摆在太阳底下晾干。晾砖坯这个过程最怕下雨，一下雨就全泡汤了，全家的辛苦就白费了。秋季雨水倒是不多，但是霜重，早晚的湿气很重，砖坯子晾得慢，得比夏天多花一倍的时间才能干透。所以有一天傍晚，天阴沉沉的，西北边涌过来一大片乌云，我爹急得不行，把全家人包括小侄子都叫起来，拿塑料布把砖坯子全盖上，足足忙活了两个钟头。忙完以后，全家人又累又冷，坐在院子里喘着粗气，互相看看对方脸上沾着的泥巴，忽然都笑了。

这个冬天，我们弄了差不多有七八万块的砖坯。我爹说这些够烧一窑了。李守田很支持，大队给我们出了五十块钱的煤钱，剩下的我们自己贴。我爹跟镇上的煤站定了煤，从河北那边拉来的煤粉末，三块钱一百斤，价格已经是很便宜的了，但一次性买了三千斤的煤，把家里最后的积蓄掏空了。我爹拿着钱去买煤的时候手都在打颤，这真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我们一家人的运气。

筹备工作的那个时候，王干娘带着消息来了。我爹从来没放弃给我说媒的念头，他把之前的来龙去脉都跟王干娘说了，还说我们家现在没以前那么穷了，要是有人看上的话，可以过来相看相看。

王干娘跟一个叫赵淑芬的女子说上了话，赵家住在东岗村，离柳河湾有七八里地。王干娘把她家的情况全跟我说了。那姑娘的父亲叫赵石头，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为人老实。姑娘长相不算特别好看，但是很朴实，浓眉毛，圆圆的脸，身材中等，干活是一把好手。更主要的是，她家不图钱财，只求男方人好、勤快，有门手艺能养活人。这在这个年代，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善良人家了。王干娘说，赵淑芬在她们村里是个出了名的懂事闺女，从不嫌贫爱富，对父母也孝顺，村里人都夸她，干起活来更是风风火火，不输给后生。

王干娘安排了一个见面的日子，定在十一月初六，在她自己家里。那天我特地穿上了我爹托人给我买的新衣裳，一件蓝咔叽布的褂子，还有一个红绒领夹，脚上穿了一双新的解放鞋。我爹说我精气神不错，又年轻，有希望。

见面的那天，天上飘着细雪花，不是很大，落在身上就化了，泥路上盖了一层薄薄的白色，踩上去软软的。我和我爹到了王干娘家里，赵家人已经先到了，是赵石头和他的女儿赵淑芬。赵淑芬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棉袄，新新的，棉袄把她圆圆的脸衬得更加红扑扑的，看着健康、朴实，站在她父亲旁边打量我，眼睛里有点好奇。我朝她点了点头，她也回点了一下头，然后脸红了。

整个过程其实很短暂，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大部分是我爹和赵石头在聊，王干娘在旁边附和。聊得还不错，说说我家干窑的事，也说说他们家种地的事。我跟赵淑芬单独到院子的另一头说了一会话。我问她读过书没，她说读到四年级，识几个字，够用了。她又问我的事，我说我念到高中，明年打算自己烧窑挣钱。她抬头看了看我，笑了一下，低头拿脚扒拉地上的雪。她说：“烧窑辛苦。”我说：“辛苦不算啥，能把日子过好就行。总不能一辈子受穷。”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也不怕辛苦。”

她就是那样一个姑娘，不大会说话，但是每一句都是实在话。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得：雪越下越密，把她的头发都染白了，空气冷得说话都带白气，她站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像一棵长在雪地里的枣树。我们又聊了些家里的情况，聊了些嫁过去以后的日子，虽然很平淡也很简单，但我觉察到这是个踏实的人，不是那种一心奔彩礼的姑娘。

见完面之后，赵淑芬的父亲表示没有意见，愿意把她许给我，只不过彩礼上多少要有点意思。我爹明白规矩，客气地问他们彩礼多少，说咱家底子薄，能拿出来的不多。赵石头想了想，要了五百块钱。我爹回家以后想了很久，这五百块钱比起别的姑娘家七百八百的来说算是良心价了，说答应了。

可赵淑芬却跑到她父亲那里说，要劝父亲少要点，说对方家里正在烧窑，资金紧，拿不出太多钱，不如先少要一点，以后日子慢慢补。赵石头被姑娘缠得没法，最后降到了三百五十块，但条件是要他家出钱做一套家具，外加一台缝纫机。缝纫机是那个年代娶媳妇的大件，攒到一份陪嫁也是极有面子的。我爹于是拍板说定了，婚期就定在第二年秋天，等我们家烧完一窑砖有了收入，就风风光光地把媳妇娶进门。

1987年春天来得迟，一直到3月底，田边的柳树才吐出嫩芽子，黄黄绿绿的，一地都是新鲜的泥土气息。我们的砖窑也正式开工了。开工那天，我爹很郑重地摆了香案，拜窑神。窑神是个传说里的神，泥瓦匠和烧窑的都供奉他，我爹信这个，每年一窑开火的时候都要烧香，许个愿，保佑这窑砖平平安安地烧出来。他是照着规矩做的，先是在窑门前面摆了几样供品，算算也不敢花费太多，就是一碗馒头、一碟咸鱼和三个苹果，然后点上三根香，跪下去，双手合十盯住香，嘴里念念有词。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头也默念着：愿我们家平平安安，愿这窑砖顺顺利利。

装窑那天全家人全部到齐了。砖坯是多长时间的准备和力气干出来的，我爹很精细地把每一块砖坯都检查一遍，裂纹的不要，歪的不要，没干透的不要，他说装窑有讲究——底部要垫一层薄薄的石粉，中间一层要夹着煤饼，这样火力分布才会均匀。我和大壮站在窑里头，把砖坯按照我爹的指示，一块一块地垒起来。

装窑是一天就装完了，下午五点的时候正式开火。我爹是掌火师傅，火候由他来掌控。从第一天生火开始，窑顶上就涌起了浓浓的黑烟，远远看着像一条黑龙在天空里翻滚。那七天时间里，全家人分成三班倒，白天我和大壮守在窑门口，监视火焰的成色和燃料的消耗；晚上，我爹单独一人守在窑上，把整个夜晚熬成一块灰烬，熬得满眼红血丝。

窑上添火是个力气活，不停用铁棍捅火眼，然后搬梯子上下十几趟把煤饼子倒进窑顶的口子。一煤饼子下去，火舌从顶上的气眼窜出来有三尺高，差点烧了我的眉毛。那个炉火在夜里烧得通红，火光映在我爹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清晰可辨，仿佛是一张被时间和苦难腐蚀过的地图。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烧窑的第四天晚上。轮到我守夜，深更半夜里我听见窑里头传来一声闷响。我一开始没在意，以为是煤饼烧崩的声音，但接着又是一声，声音比刚才大，像是窑壁里头裂了什么。我慌了，赶紧把睡在旁边的我爹喊起来。他爬起身子，耳朵贴着窑壁听了一会儿，说了句“赶紧熄火”，三步并作两步把旁边的进风口用湿土堵上。我这才明白，是窑壁因为温度升得太快，出现了裂缝。还好处理及时，不然窑可能整个塌掉。那天夜里我们一直守到天亮，才敢重新点火。

七天七夜的烧窑结束后，窑还要再冷却三天三夜，才能开窑出砖。冷却的那个时间比烧窑更难熬，因为不知道烧没烧成功。我爹在窑外的棚子里支了张床，夜里也睡在那儿，片刻不离。有时候他睡不着，就绕着窑转圈，像是当父亲的守在产房外面，等着看看难产的孩子是死是活。

第三天太阳还没升起，东边刚泛鱼肚白，我们就准备开窑。窑门是用黄泥巴加草纤维封死的，我爹抄起一把大锤，使劲砸开。一股热浪从里面扑出来，还夹杂着煤烟味和泥土味，混在一起有点呛人。我们各自退后让热气散掉，等热气出来了，我爹拿了个手电筒，钻进窑里看。空气很安静，全家人围在窑门口，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过了好一阵子，他出来了。他脸上全是煤灰，黑得只剩下眼白，可是他在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大声说：“成了！烧成了！这批砖颜色正，结实的很！”

那一瞬间，我们全家都长出了一口气。我娘更是当众抹了眼泪。我爹从里面搬出一块红砖，放在日光底下，拍拍砖面，声音脆绷绷的，整整齐齐，确实是好砖。我当时的心跳得很快，手心都热了，望着那块砖，满满都是希望。这块砖，就是我们家翻身的开始。

这一窑砖烧出来了，是五万两千多块，因为烧得精细，几乎没什么废品。售价比普通的要便宜一点点，主要是为了让外村的人多来买。第一批买家是李守田联系的，他当过大队干部，在外有点人缘，帮忙说合，隔壁村里打算盖房买砖的人就陆续来了。我们用小板车送货，一车拉五百块砖，来回三趟一天。说真的，搬砖是世上最枯燥无聊的活，五斤多一块砖，一天搬动几千块砖，胳膊抖得停不下来，晚上睡觉翻身都要侧着身子慢慢翻，后背上青紫一片。但心不苦，看到每个月都有现金进账，真是久旱逢甘霖，手心虽然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但眼里的光却越来越亮。

烧完这一窑算了下账，去掉本钱，我们挣了足足六百多块钱。当这一摞钱摆在我爹面前的时候，他那张被火烤得焦黄的脸皱成了一团，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用手捋着票子上的折角，反反复复数了好多遍，好像是数不够似的。那年夏天，我爹用这笔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给嫂子重新添置了一床新被褥和一架缝纫机，嫂子感动得哭了一晚上。她说这辈子没指望过家里能买得起缝纫机，如今有了，她可以做些针线活到集上卖，为家里补贴。这一次她说话抽抽搭搭的，脸埋在掌心里，泪水从指缝里漏出来，我的小侄子在旁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懵懵懂懂地跟着哭。缝纫机运回来的那天还下了小雨，几个人小心地用塑料布盖好缝纫机，七手八脚地搬进屋里。翠云亲手擦干了面板上的雨滴，眼泪又掉下来了。

而我们家的老黄牛也赎了回来。是的，我爹卖牛之后，暗暗记下买主的信息，想等有钱了把它买回来。那买主也是本乡人，知道我们家这些年日子不好过，见老人家对牛感情深，二话没说转卖的价目也没多要，只把养他的草料钱收了，原价卖回。那天我在窑上干活，远远看见我爹牵着老黄牛踩在夕阳下，慢慢走来。老人和牛的影子印在黄土路上，亦步亦趋，分不出彼此。我放下手里的铁锹，跑过去牵牛，老黄牛看到我，喷了个响鼻，不停地用鼻头蹭我的胳膊。它瘦了些，肚皮上多了几条肋骨的印子，但眼睛还是那样湿漉漉的，温驯极了。我爹摸着牛头，话不多，只说：“以后再不卖你了。”

1987年，一年里头我们家接连烧了三窑砖。每一窑都成功，每一窑都让家里的日子好了几分。我们家也因此慢慢在村里有了些地位，之前没人看得起我们的那些人，现在也不时登门问个砖的价钱，嘴上客气不少。这就是人性，穷的时候，连狗都嫌你；一旦你手里头捏了能让人用得上的东西，人家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我们家翻盖旧房的过程也被提前到这一年。我爹做主，把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拆掉，用自己烧的砖盖了三间大瓦房，那种青砖红瓦的房子在当时的农村已经够叫人眼馋的了，盖起来以后我们一举成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家。我从一无所有的农家子弟，慢慢站直了腰板。

到了1987年秋天，我二十岁了。这一年的秋天没有1986年那么冷，空气里飘着桂花的香味，田里的稻子一片金黄，沉甸甸地垂着穗子。收完稻子，就到了我跟赵淑芬约定好结婚的日子。婚期定在农历九月二十六，我爹说这日子吉利，家里一年烧三窑砖都赶在秋天完工，也算是双喜临门。

定亲那天，我爹带着媒人王干娘去了赵淑芬家。赵石头和赵淑芬在家等着，他们家院子里头也收拾得利利索索的，鸡都赶进了笼子里。我爹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打开以后是三百五十块钱，摞得整整齐齐的。他把钱放在桌上，又掏出一张票子，是镇上家具店的一张凭证——一套大衣柜和一张梳妆台的订金条，价值五十块。最后，他拿出一张缝纫机票，飞人牌的，县城百货大楼的正式发票，一百二十块钱，原价买下，不收别人一张缝纫机票钱。

赵石头看着我爹摆出来的这些东西，愣了一下，然后伸手摸了摸缝纫机票，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喃喃说道：“缝纫机票，是真的纯正缝纫机票……”他抬起头看着我爹，眼神里有一种比银钱更重的东西，那是一种尊重。他拍了拍我爹的肩膀，郑重地说：“我就这一个丫头，嫁到你们家，图的就是她不受苦不受气。你们家是凭力气富起来的，我看在心里，踏实。”

赵淑芬站在她爹身后，低着头，耳朵根子都红了。她今天穿了一件新做的碎花衬衫，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头发梳成两条麻花辫，辫尾扎着红头绳，看起来干净利落。我从侧面看着她，觉得她比上回见面的时候好看了。也许是因为人要出阁了，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喜气。

按照老规矩，定亲的当天，男方要在女方家吃一顿定亲饭。赵石头杀了一只老母鸡，赵淑芬亲自下厨，做了四样菜——一只炖鸡，一盘炒鸡蛋，一碗粉条炖肉，一碟酸白菜。那是我第一次吃她做的饭，说实话，手艺真不错，炖鸡放了山芋干，汤有点甜，蛋炒得嫩嫩的，粉条炖得透透的，白菜酸得恰到好处。我爹吃着吃着就笑了，凑到我耳朵边上说：“这媳妇好，能做饭，亏不了你。”

吃完饭，我送赵淑芬到院子里头，院子里的月季花开了，红的粉的，一蓬一蓬地开着。她站在花旁边，摘了一片叶子在手里搓，忽然跟我说：“你家的事，王干娘都跟我说了。你爹为了给你凑钱，吃了那么多苦，我就想，将来嫁到你们家，一定要孝敬你爹娘。”

我听了这话，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拨了一下，热乎乎的。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穷的。”

她摇摇头：“我不是怕受穷。人穷不可怕，只要人善就行。”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月季花的影子映在她瞳孔里，像一颗小小的心，“王干娘说，你家原来穷得叮当响，可是你爹从来没做过亏心事，再穷也不走歪路。好人会有好报的。”

我记得那一瞬间，秋风从院子里头吹过来，把桂花香气吹得很远很远。我站在她面前，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婚礼当天，天公作美，是个响晴响晴的天。村路上铺着黄泥巴，刚下过小雨，湿润的泥土发出一股甜味。我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红花，借了李守田家的拖拉机当婚车，拖拉机头上绑着红绸子，突突突地冒着黑烟，从柳河湾一直开到东岗村。到了岳父家门口，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蓝色的硝烟四处弥漫，火药味呛鼻子却又叫人觉得特别喜庆。

赵淑芬穿了一身大红色的新棉袄，头上盖着红盖头，哭得稀里哗啦的。哭嫁是咱那儿的风俗，新娘子出门前要哭一场，哭得越响，以后的日子就越顺。她爹赵石头把她送出门，老人家眼圈也红了，一个劲拉着她的手说“到了婆家要听话”，然后把她交到我的手里。

回来的路上，拖拉机开到半道，我掀开她的红盖头看了她一眼。她原来在盖头底下偷偷吃喜糖，嘴巴塞得鼓鼓的，看见我突然掀开盖头，吓得差点噎住，糖掉了一地。我笑得不行，她捶了我一拳，脸红到了脖子根。开拖拉机的师傅不知道后头发生了什么，只顾回头喊了一声：“别把新娘子弄哭了！”刚说完，赵淑芬笑出了声，笑声很好听，脆脆的，被拖拉机的声音冲散了，但那股子开心的劲儿却留在了车厢里。

婚礼办得很风光，请了全村的人吃席。我爹在院子里头支了八张桌子，菜虽然不多，但每一碗都实实在在的——猪肉炖粉条，红烧鱼，酥肉丸子，醋溜白菜，一桌八个菜，酒是供销社买的散装粮白酒，倒在大碗里，谁喝谁倒。我爹那天喝了不少，从没那么放开喝过。他站起身，红着脸，端着酒碗，扯着嗓子说：“感谢大家给我们柳家脸面，今天是我老三的大喜日子，敬大家一杯！”然后仰头灌下去，酒顺着嘴角淌下来，他放下碗，哈哈笑了几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大家纷纷举杯，连声说恭喜，院子里热闹非凡，东家的狗也混在人群中抢骨头吃，小孩子钻来钻去笑闹着。

那天晚上，客人都散了，月亮升得老高，洒得一院子都是银光。我爹坐在院子的磨盘上，点着旱烟，望着我们新房的窗户，窗纸上映着红蜡烛的光，一闪一闪的。我出来劝他早点休息，他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他把烟袋递给我，说：“尝一口？”

我接过去吸了一口，呛得眼泪直流。他笑了，笑完了又不笑了，望着天上的月亮，沉默了许久。过了好一会，他低声说：“老三，爹总算把你的事办了。你有媳妇了，以后就是大人了。”然后又加了一句：“你自己烧砖挣的钱，加上你哥这些年攒的，咱家总算不像从前那样让人瞧不起了。可是要记住，挣钱是为把日子过好，不是为了让人瞧得起。”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月光很亮，“你往后的日子，好好过。有啥困难，还有爹在。”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把烟袋还给他。我想说什么，可是嗓子眼堵得慌，说不出来。我们父子俩就这么坐在月光底下，月光把我们的脸照得发白，把磨盘上的老磨盘花纹照得分明，把院子里新盖的大瓦房的屋脊照成一条直线，硬朗有气度。

新婚之夜，我和赵淑芬坐在新房里。她头上戴着红盖头，我按照规矩要亲手揭下来。揭的时候手有点抖，盖头掀开，她的脸在新蜡烛光里浮出来，圆圆的，红红的，眼睛微微眯着，带着一点害羞的笑。

“我以后叫你淑芬吧。”我说。她点了点头，然后抬头打量了一圈我们的新房：“这房子比我家那边盖得还好。你们家的砖果然好。”我笑着说那是自然，这砖全是我亲手烧的。她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墙壁上的砖，好像想摸出我的手印来一样。然后她扭过头，目光亮闪闪地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把窑烧好，把我爹孝敬好。咱家钱不图多，够用就行。”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结了婚以后，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像村东头的那条河一样，不急不缓地流。赵淑芬是个能干的媳妇，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给全家人做饭，喂猪喂鸡，白天跟着我上窑，搬砖、推车她一点都不输给男的，晚上回来还给我娘捶背。我娘逢人就夸，说我们家娶了个好媳妇。嫂子起初还有些别别扭扭的，但日子久了，妯娌俩的关系也融洽了不少，两个人经常一起做针线活、说悄悄话。

1988年春天，我们家烧了开春的第一窑砖，这一窑不仅出得多，质量也格外好，附近两个公社的人都来订购。那一年我们家一共烧了四窑砖，加上我给生产队干泥瓦活的收入，到年底算了算，刨去成本和吃喝开销，手头头一回有了八百块余钱。八百块，那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那一年，赵淑芬怀孕了。我把她送到卫生院检查，医生确认了之后，我一路骑着自行车驮着她回家，脸上那个笑啊，怎么都绷不住。推开院门，我朝屋里大声喊：“爹，娘，大壮哥，淑芬怀上了！你们要抱孙子了！”

我爹我娘赶紧从堂屋里跑出来，我爹站在门槛上，咧开了嘴，脸上的皱纹像被风吹开的麦浪，从额头一直笑到下巴。他拉着我走到一边，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比赚了八百块钱还叫人高兴呢。”我娘和嫂子围着一个劲乐，问这问那，嘱咐注意事项，一家人在院子里笑成一团。

也是在那一年，我爹的精神头忽然没以前那么好了。以前烧窑的时候，他能连着守七个晚上，白天打个盹接着干。可那一年，他开始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咳得脸都憋紫了。我们劝他去镇卫生院看看，他不去，说是窑上的煤烟呛的，呛了十几年了，咳两下就好了。我去镇上给他买了瓶止咳糖浆，他喝了两天说苦，就不喝了，丢在灶房的角落，瓶口敞开，落了一层灰。

我娘私下跟他唠叨，说你该去医院从头到脚查一查，他要强了一辈子，听不得这种话，把脸一沉，吼一句：“我没病跑医院闻消毒水作甚？”我娘就不敢劝了。有一次我看到他咳出了一口血痰，吓得不行，硬拉着他去了一趟镇卫生院。医生听了听肺里的声音，说不太好，建议到县医院拍个片子，做个正规诊断。我爹走到县医院门口，却不进去，说：“太花钱了，不值得。”我急了，说花钱就花钱，身体要紧，他就火了，吼了我一顿。他的语气倔强得毫无转圜余地，我只好闭嘴。他蹲在县医院门口的台阶上，低低地喘着气，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自言自语：“你爹这命硬，能撑到孙子落地。”说完又站起身，往回走了。我看着他伛偻的背，心里头像压了块大石头，又沉又闷。

1989年春节前，正月十二，赵淑芬生了，是个大胖小子，六斤八两，哭得震天响。那天我爹在产房外头抽了一地烟头，产妇一推出来，他看了一眼孙子的脸脸，咧开嘴笑了。那是我这辈子见到他最后的一次笑。他当时躺在自己的躺椅上，抱着裹在红绸被子里的小孙子，轻声说：“老柳家……有后了。”

正月底，他的身子就不行了，咳嗽得下不了床，脸蜡黄蜡黄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送到县医院一查，已经是尘肺晚期了，伴随肺部感染。医生说长期在粉尘环境里干活，常年累月吸入煤灰和砖灰，肺早就坏透了，治不好了。这个消息像一道惊雷，把我们全家都震懵了。我守在病床边上，握着他干柴棒似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爹反倒很平静，他躺在惨白的病床上，身体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眼皮抬起来都费劲。他拽了拽我的袖子，让我凑近些，然后费力地说：“别哭，爹能活到现在，够本了。三个孩子都讨了媳妇，你哥……你都有儿子了。”

他歇了一下，喘了几口气，胸口起伏得很微弱，然后接着说：“记住爹的话——窑上的火不能……不能熄……那是咱家的……”

话没说完，他的手就软了。

1989年正月还没过去，我爹就走了。下葬那天，丧事是按照老家的规矩办的。坟地选在村西头的乱葬岗子上，挨着我二姐的小坟。全家人被披麻戴孝地送到，村里的长辈念着祭文，一些亲戚低声抽泣着。坟墓合上土的那一刻，我跪在地上，膝盖深深陷进泥里，大声哭了出来。我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滴在新翻的黄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印。耳边是哀乐声、哭声和搬土的声音混乱地混杂在一起，空气里充满纸钱焚烧的气味。我的身体里就像空了一块，有什么东西被活生生挖走了，血还没来得及流出来，痛早就侵占了每一根骨头。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他。梦里的他还是那副模样，蹲在窑门旁边，手里端着搪瓷茶缸，抬起头来对我笑。有时候他的手上还缠着那块布条，血渍早就凝固了，在风里微微晃动。还有几次，我梦见他蹲在磨盘上，一个人对着月亮抽旱烟，火星一明一暗，和过去一模一样。每次醒来以后，枕头都是湿的。

父亲不在了，可他的遗志还得接着往下干。他没有带走的希望和责任，像窑上的火一样，不能熄。

我把我爹的骨灰安葬在那座砖窑的旁边，他说过他离不开窑。我在坟前种了两棵柏树，柏树长得慢，但是活得久。每年春天，我都要过去添一回新土，烧一回香，在坟前点上三根烟，一根根竖在土里，看着烟雾在风里散掉。坟头的土干了一年，被雨水冲掉一些，下一年再用手一抔一抔地补上，力道轻缓，像是小时候我爹拍我的肩膀。

生儿子以后，家里的生活有了新的盼头，也有了新的压力。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可是多了几十倍的希望。我和大壮继续在窑上忙活，每年的秋季烧一两窑砖。手艺越做越精，远近几个村子盖房子，第一想法就是来柳河湾找柳家买砖。他们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砖质量好，更因为我爹在的那几年积累下了好口碑，一代传一代，接替了他的位子之后，我觉得不能把这块招牌砸了。我烧每一窑砖都格外小心，火候控制得比我爹还谨慎，出窑的砖每一块都方方正正、硬硬邦邦，敲上去当当响。

1990年夏天，我们家也添了新成员——大壮的媳妇翠云也生了个儿子，小名叫壮壮，浓眉大眼，哭起来嗓门比我家那个还大。家里一下子有了两个孩子，鸡飞狗跳的，但也热闹。嫂子那时候已经完全变了，以前是一肚子怨气的穷媳妇，现在是成天乐呵呵的，抱着两个娃在院子里头转圈。她对我爹的态度也变了，逢年过节上坟的时候，她比谁都虔诚，跪在坟前磕头磕得最响。有一年清明节，她烧完纸钱以后小声说：“爹，以前我不懂事，说了好多伤人心的话。现在日子好了，你在下头别怪我……”然后抹了一把眼泪。

1992年，我用攒了两年多的钱，把砖窑从大队手里承包了下来。承包窑的条子办得很顺利，李守田帮了不少忙，大队看在我们家这些年把窑经营得好的份上，给的条件很优惠。签完字的那天下午，我拿着承包合同，走到我爹的坟前，把那张纸摊在坟头前，说：“爹，咱家的窑，现在是咱自个儿的了。这都是你给的，我们柳家的根就不会断了。”

1994年，政策放开了，各种小企业小工厂冒了出来。我看准了机会，在我们公社牵头办了一个小型建筑队，从邻村招了七八个青壮年，农闲时候帮人盖房子。我既是泥瓦匠，又当包工头，带着一群人去十里八乡盖房子，一年下来也能多挣三四千块。赵淑芬在队里记账管钱，她识字不多，但是算账很精明，每笔工钱都记得明明白白。我的建筑队在附近出了名，活计实诚，不偷工减料，跟我爹烧砖的风格一脉相承。

1996年，儿子柳阳上小学了，背着我给他缝的碎布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在通往镇上小学的土路上。他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自己冲着凉水洗脸，然后呼噜呼噜喝一碗稀饭，朝我摆摆手：“爸，我上学去了！”看着他的小背影消失在路尽头，我就想起1986年那个秋天，我爹站在窑门口，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样子。孩子比我有福，他不用像我那样起早贪黑走十里路去上学，也不用担心因为交不起学费被退学。

2000年之后，改革开放的红利慢慢渗透到我们这儿，镇上通了水泥路，村里拉上了照明线路，电视也从大队部搬到普通人家了。我们家的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好，后来还盖了二层小洋楼，是仿照城里样式盖的，外头贴了白瓷砖，屋檐做了个微翘的造型，在当地算是头一户。落成那天，赵淑芬抚着白花花的贴瓷，感叹说：“你爹活着看见就好了。”我没吭声，心里头却翻江倒海。

2005年，给我爹迁了坟，迁到了村里统一规划的公共墓地。迁坟的时候，雇了工人把旧墓挖开。骨灰盒还完好，拾起来时，我看到盒子底的柏树根须密密麻麻彼此盘着，像是托着它一样。我把骨灰盒抱在怀里，轻轻的，一点都不重。可是我心里头觉得沉，这是一种悲伤的沉重，也是一种感恩的沉重。我把骨灰盒放进新的墓碑后面，在碑上刻了字：“慈父柳大有之墓”。碑后头刻了一行小字：“窑火不熄，家业长存”。那是我的主意，当年他在病榻上没说完的那句话，我替他刻在石头上了。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我和大壮也都不年轻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往下塌了。砖窑后来关了，到2008年，国家整顿小砖窑，我们的土窑也在被淘汰之列。停窑那天，我最后烧了一窑砖。那一窑砖我没卖，留在了家里，砌了一个小花坛，绕着父亲的墓围了一圈矮墙。熄火的当晚，我在窑上坐了很久，想起1986年那个黄昏，想起那个瘦高个来借火，想起他说的那句话：“老哥，你这孩子说媒没有？”想起我爹为了三百块钱愁得睡不着的那些夜晚，想起他的手上缠着的血布条，想起他坐在月光底下默默抽烟的背影。那些事遥远得好像上辈子发生的，但又清晰得像是天亮以前做的一个梦。

有一次过年，本家一个十几岁的后生追着问我，说咱爷爷那时候真的卖过牛吗？我拉开抽屉，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个存折、一张烟纸写的账单，还有几截已经断了的旱烟杆，摆在与一双破布鞋码在一处。

我说，这些事是真的，咱柳家的家业就是靠一只老牛、一双手和一座土窑从泥巴里刨出来的。你们现在日子好了，不要忘记脚下的根在哪里。老辈子人没啥值钱的东西传下来，传下来的只有两个精神：再穷也不要走歪路，再苦也不能亏了良心。

我孙子还小，听不懂这些，只顾拿着新买的玩具冲锋枪满屋子跑。但我养的儿子柳阳已经懂了。他坐在旁边，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点了头。我儿子后来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我们柳家第一个大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带着他去给我爹上坟。我把通知书摊在坟前，替我爹看着上面的字，念给他听。然后我抬起头，望着天空，心里头默默说了一句：爹，你当年盼的，终于盼到了。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人的故事。我从穷得叮当响走到今天，走过了四十年。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够让一个人从意气风发走到华发苍苍，也足够让一个家庭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回想起1986年那个秋天，一切好像都还历历在目——那座冒着黑烟的砖窑，那个借火的瘦高个，那个为了儿子豁出一切的父亲。

我常常想，如果那个黄昏，那个叫耿长河的人没有出现在窑上，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不会好到哪里去，也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骗了我，但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有人拿绳子拉你一把，你知道了感恩；有人拿绳子绊你一跤，你也知道了清醒。真正宝贵的不是路是否平坦，而是当你回头看时，有一个人在那里陪你挑着担子，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个人用他一个满身泥水的背，给你撑起了整个天空。

那个瘦高个借走了一根火柴，却还回来了四十年的灯火。而我爹，用他一辈子的血汗，点燃了我们柳家的一口窑，也点燃了我心里头那盏永远不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