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我真被惊到了！村里好多50多岁的人，早就彻底躺平了

这次回老家，我真被惊到了！村里好多50多岁的人，早就彻底躺平了

国庆长假，我拖家带口回了趟苏北老家。说是“老家”，其实父母七八年前就搬来县城跟我住了，村里的老宅早就没人，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院子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蒿草。这次回去，纯粹是因为二叔家的小儿子结婚，老爹念叨了好几次，说我不回去他在兄弟面前没面子。

我本来没抱什么期待。在我的印象里，老家的村子就是一个越来越空的壳子，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孩子送到镇上或者县城读书，剩下的就是些七老八十的老人，守着几亩薄田和越来越破的房子，等死。这些年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连在村里走一圈的兴致都没有。

可这次不一样。

不是因为村子变好了，也不是因为村子变坏了，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件让我震惊到说不出话的事——村里那些五十多岁的人，那些我从小叫叔叔伯伯、哥哥嫂子的中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彻底躺平了。

我说的躺平，不是开玩笑，不是夸张，是真的躺平。不干活、不种地、不打工、不做生意，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牌、刷手机、串门聊天，有些人甚至连院子都懒得扫，门口堆的柴火垛倒了都不扶一下，就那么乱七八糟地摊在地上，像一堆被生活随手丢弃的废品。

我是从村口开始发现的。

那天下午，我把车停在二叔家门口，拎着大包小包往院子里走。二叔家在村子中间，从小学校门口那条水泥路往里走，经过六七户人家。下午两点多，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晒得人后背发烫。这个时间点，在我的认知里，应该是秋收之后地里还有些零碎活儿要干的时节——花生要摘、玉米要晒、黄豆要打。可我一路走过去，看到的景象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第一户是老周家。老周今年五十六，以前是村里有名的勤快人，种十几亩地，还养了两头母猪，天不亮就起来干活，晚上九点多还在地里。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扛着锄头从我家门口过，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全是泥。现在我走到他家门口，院门半敞着，老周穿着一件起了满身球的灰色秋衣，歪在一张藤椅上，旁边的小凳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里面咿咿呀呀地唱着扬剧。他的脚边蹲着一只橘猫，人和猫都在打盹，嘴角都挂着一丝不知道是口水还是什么的东西。

院子里晒着两床被子，被面上的牡丹花图案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农活的痕迹——没有花生，没有玉米，没有黄豆，连一把靠在墙根的铁锹都没有。墙角的鸡笼是空的，鸡屎干了很久，灰白色的一层，也没人扫。

第二户是小军哥家。小军哥比我大六岁，今年五十二，以前在无锡的工地搬砖，干了二十多年。我路过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面前摆了一张折叠桌，桌上有一碟花生米、一盘猪头肉、一瓶白酒。他对面坐着村里的老孙头，两个人酒杯碰得叮当响，小军哥脸红得像关公，说话舌头都大了。旁边的地上已经躺了好几个空酒瓶，金六福的，五十二度。

“哟，这不是那谁家的老大吗？”小军哥眯着眼睛认出了我，舌头打着结，“回来啦？来，整一个！”

我说不喝了，开车回来的。他嗤了一声，把酒杯往我面前推了推：“开啥车啊，又不是开飞机，整一个怕啥？我跟你说，人活一辈子，啥都是假的，就这杯里的是真的。你整不整？不整就是不给你军哥面子。”

我看了看他那张桌子，又看了看他背后的院子。院子里停着一辆摩托车，落满了灰，轮胎都瘪了。靠墙的地方码着几袋水泥，袋子破了，水泥漏出来，和雨水混在一起结成硬块，看样子放了至少一两年。地上散落着啤酒瓶盖、烟头、瓜子壳，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军哥现在不出去打工了？”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打什么工？”他把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五十多岁的人了，谁还要？工地嫌老，厂子嫌慢，保安嫌没文化。我跟你讲，我在无锡干了二十年，他妈的最后走的时候人家还说我是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二十年啊，连个‘员工’都不配叫。”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笑话，可那笑容里藏着的东西让我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我没好意思再问，说了几句客套话就继续往前走。

第三户、第四户、第五户……一路看下来，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张大年五十四岁，以前在村里的砖瓦厂干了半辈子，砖瓦厂倒闭之后去上海做了几年保安，去年回来了，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去村口的小卖部门口坐着，坐到中午回家吃个饭，下午继续坐着，坐到天黑回家睡觉。李翠花五十一岁，以前在镇上的服装厂踩缝纫机，眼睛花了踩不了线了，回到村里什么也不干，每天最大的事就是给在苏州打工的儿子打电话。老王头五十八岁，两个孩子都在城里安了家，他一个人住在三间大瓦房里，房前屋后长满了草，他也不除，说“除了又长，费那劲干啥”。

我站在二叔家门口，看着这条我从小走到大的村路，忽然觉得陌生极了。

在我的记忆里，这条路上的人不是这样的。

九十年代的时候，这条路从早上四点多就开始有人。天还没亮，就能听到板车轱辘碾过水泥路面的声音，“咕噜噜、咕噜噜”，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那是去镇上卖菜的人，三轮车上堆着小山一样的青菜、萝卜、大葱，上面盖着一层湿麻袋，防止菜被风吹蔫了。接着是去工地打工的人，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后座上绑着工具箱，叮叮当当响一路。然后是去地里干活的人，扛着锄头、挑着粪桶、背着喷雾器，裤腿上面全是露水。

那时候的村里人，没有谁是闲着的。从二十岁干到六十岁，甚至七十多岁还下地的老人也不少见。我记得隔壁的孙大爷七十三了还上山砍柴，砍了一辈子，砍不动了就坐在山脚下歇一会儿，抽根烟接着砍。我爹说，农村人就是这样，生下来就是干活的，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

可现在我看到的，完全不是同一个村子。

二婶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炖了一锅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泡。二叔在院子里杀鸡，菜刀磨得锃亮，一刀下去，鸡血喷在搪瓷盆里，鸡在地上扑腾了几下就不动了。我搬了张小凳子坐在院子里，把一路上的见闻跟二叔说了。

二叔蹲在地上拔鸡毛，头都没抬：“你说的那些人啊，正常。现在村里五十来岁的，基本都这样。你不也看到了吗？”

“我就是看到了才觉得奇怪。”我说，“他们都不干活了，那怎么过活？吃什么？花什么？”

二叔把手里的鸡翻了个面，烫过的鸡皮黄澄澄的，冒着热气。“各家有各家的法子。像小军，在无锡干了二十年，攒了十来万块钱。回来花着呗，花完再说。老周家闺女在苏州当护士，每个月给他打一千块钱。李翠花老公还在工地上干，她一个人在家不干活也饿不死。张大年没存下什么钱，但他那三亩地承包给别人种葡萄了，一年给个几千块，他自己再弄个低保，凑合过呗。”

“低保？”

“对啊，现在村里五十多的办低保的一抓一大把。”二叔把鸡头剁下来扔进垃圾桶，“这两年上面政策松了，变通的办法也多。我跟你讲，现在村里就有代写申请的中介，三百块钱全包，帮你把材料弄好，往上一送，等着批就行了。一个月几百块钱，不多，但够活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在我的认知里，低保是给那些真正丧失劳动能力、没儿没女没人管的人准备的。五十多岁的壮年劳动力去办低保，这在我的想象里完全是不可能的。可二叔说得云淡风轻，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那他们就这样……天天闲着？”我还是不太敢信。

“闲着咋了？”二叔终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表情有些古怪，“你问问你自己，你要是攒了点钱，也不愁吃不愁喝，你愿意天天在地里刨土？”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啥，又觉得没啥可说的。

二叔继续拔鸡毛，语速不快不慢，像是想了很久才跟我说这些话：“国强，我跟你说个事你别不爱听。你在城里待了二十年了，你觉得城里人五十多岁在干啥？坐办公室的等着退休，当干部的退居二线，做生意的交给儿女，没本事的也找个清闲活儿干干。你见过哪个城里人五十多岁了还跟牛一样干活？农村人不是人？”

我愣了一下。

“农村人年轻时候出去打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在工地上搬水泥，在工厂里拧螺丝，在码头上扛包，干到五十岁浑身是病。腰疼的腿疼的，高血压糖尿病的，哪个人身上没几样毛病？你让他再干，他拿什么干？”二叔把拔干净毛的鸡拎起来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再说了，他也干不动了。工地不要，厂子不要，自己种地吧，粮食又不值钱。一斤稻子一块零五分，你算算一亩地能挣多少钱？”

我说不出话。

二叔把鸡放到案板上，开始开膛破肚。“国强，我问你，你在城里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大概万把块。

“万把块？那你在城里也算不上多好的日子。”二叔一边掏鸡内脏一边说，“但你知道村里出去打工的那些年轻人，一个月挣多少？三四千，四五千，六七千就算高的了。你让他们干到五十岁，攒下什么了？老家盖了栋小楼，手里存了十来万块钱，身体搞垮了，没了。”

“十来万块钱能干吗？你说能干吗？买不起城里的房养不起老，回村种地又种不出花来。不躺平还能咋办？”二叔把鸡肝鸡心掏出来放在一个小碗里，语气忽然低了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你二婶五十二。你在城里过得好了，我们高兴。但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清楚。”

那天晚上我吃了二叔家的红烧肉，又喝了二婶炖的鸡汤，和二叔喝了两杯酒，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有些事我记得，有些事我不记得了，但二叔记得。他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吃，一顿能吃三碗米饭，把一大家子人都吃怕了。他说有一次我跟二婶去赶集，我非要吃糖葫芦，二婶兜里只剩两毛钱，买了糖葫芦就没钱坐车了，她硬是背着我走了八里路回家。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发酵，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可白天的那个疑问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怎么都拔不出来。我趁着酒意，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二叔，那你说，他们以后怎么办？现在五十多可以躺，六十多呢？七十多呢？钱花完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

二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沉默了很久。堂屋的灯是老式的白炽灯，瓦数不大，照得整个屋子昏黄昏黄的，像蒙了一层旧报纸。二婶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哗啦哗啦的，偶尔夹着瓷碗相碰的叮当声。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二叔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轻松，那轻松不是真正的轻松，更像是走投无路之后的一种破罐子破摔，“我们这代人啊，年轻时候想着‘先苦后甜’，咬着牙干，想着老了就好了。可现在老了，也没看到甜在哪里。那就……不苦了吧。能躺一天是一天，能乐一天是一天。你说对不对？”

我看着二叔，那张黝黑的、被岁月刻出深深沟壑的脸上，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他在笑，但我从那笑容里读到的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漫长的、无声的、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认命。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在村里转了一圈。

秋天的早晨已经有了很重的凉意，露水打湿了路边的草叶，空气里有一股庄稼秸秆腐烂发酵的气味，混着炊烟和狗粪的味道，说不上好闻，但很熟悉，是那种会让人鼻子一酸的气味。

五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按照我小时候的记忆，这时候村里应该已经热闹起来了。牛叫声、鸡叫声、狗叫声、猪叫声，还有人们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声音、关门开门的声音、扁担吱呀吱呀的声音，汇成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从村头流到村尾，每天早上准时准点地响起来。

可现在，这条村路安安静静的。

路上没有板车，没有自行车，没有扛着锄头的人，没有挑着粪桶的人。偶尔有一两只瘦骨嶙峋的土狗从巷子里窜出来，看见人就夹着尾巴跑了。几家早起的人的窗户里透出电视机的蓝光，一闪一闪的，大概是睡不着在看早间新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清冷，那清冷不是秋天早晨的凉意，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荒芜，像一口枯了很久的老井，往里面扔什么都听不到回响。

我走到村口的小卖部门口，门已经开了。小卖部是村里老马家开的，老马今年六十二，是村里为数不多还在“折腾”的人。他的小卖部卖些烟酒杂货，顺带也成了村里人聚堆打牌的地方。门口摆着三四张塑料凳子，已经有人在那坐着了。

是老周。

他今天换了一件藏青色的夹克衫，头发用梳子蘸着水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比昨天精神了些。他面前摆着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正低着头慢悠悠地吃。看见我走过来，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哟，是国强吧？听说你回来了，怎么也不过来坐坐？”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他又去给我要了一碗豆浆。

“周叔，这两年身子骨还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好先问个好的。

“好啥好啊，腰不行了，阴天下雨就疼。胃也不行，吃凉的就不舒服。”他倒是痛快，端起豆浆灌了一大口，“你爸在城里还好吧？”

“挺好的，就是膝盖不好，走路不方便。”

“那就对了，老了都这样。”老周把油条撕成小块泡进豆浆里，“你爸比我大几岁，六十二了吧？也快到享福的年纪了。”

我说：“享什么福啊，天天在家闲着，闲得都快长出蘑菇了。”

老周忽然笑了，那笑声很轻，但笑意却很浓，浓到让我有些不安。他用筷子搅了搅碗里的豆浆泡，“闲就闲呗，人这一辈子，忙的时候觉得闲了好，闲的时候又觉得忙了好。你爸那个岁数，该干的都干了，该养的也养了，剩下的日子，怎么舒坦怎么来呗。”

我想起昨晚二叔说的那些话，憋了一夜的话终于忍不住了：“周叔，我昨天从你家门口过，看你院子里也没种什么东西，去年种的那几块地呢？”

“不种了。”老周把最后一块油条塞进嘴里，嚼了两口，“前年就不种了。种地不挣钱，还累得要死。我把地承包给老孙家了，一年给我千把块钱，够我吃喝了。”

“那你就……”

“我就躺了呗。”老周接过我的话，语气平淡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这词我知道。我闺女在苏州就这么说我，说我躺平了，摆烂了，不思进取了。我说闺女啊，你爸我年轻的时候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进过砖瓦窑，下过工地，修过高速，扛过水泥，我这辈子出的力流的汗，不比你这辈子喝过的咖啡少。我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就想歇歇，咋了？犯法了？”

我被他这一通话说得哑口无言。

老周抹了抹嘴，把空碗往桌上一推，从兜里摸出一包红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从他鼻孔里冒出来，在清晨微凉的空气里缓缓散开。“国强，我跟你说，你别觉得我们这些人没出息。你想想看，我这辈子，十六岁开始干活，干到五十二岁。三十六年。我种过地、烧过砖、砌过墙、铺过路、扫过大街、看过大门。我挣的钱，盖了这栋楼，把我闺女供到大学毕业，给她在苏州凑了个首付。你说，我还有什么对不起谁的吗？”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了一下，咳了好几声，眼眶都咳红了。分不清是被烟呛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没有了。”他自己回答了那个问题，“谁都不欠。现在我闺女嫁了人，有了自己的日子。我一个人，有房住，有饭吃，过年过节闺女给点钱，村里再给点补贴，够了。还要我怎样？六十岁的人，你还让我像三十岁那样拼命？我这条命不值那个钱。”

他说完站起来，把烟头在鞋底上掐灭，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走，我再让老马给你盛碗豆浆。”

我看着老周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佝偻的、微胖的、走路有点跛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身上有一种我说不清的力量。那力量不是拼搏的、向上的、热气腾腾的，而是一种相反的、往下的、像树根一样扎进泥土里的东西。它不声不响，不争不抢，就那样稳稳地坐在那里，像村口那棵老槐树，风来了就摇一摇叶子，雨来了就接一捧雨水，太阳出来了就在树荫下打个盹。

它也不叫活着，就叫没死。

我端着第二碗豆浆，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看着这个村子慢慢醒来。六点多，太阳从东边的树梢后面探出头来，把第一缕光照在对面那户人家的水泥围墙上。围墙刷了一层白色的石灰，已经斑斑驳驳的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底子。几只麻雀落在围墙上面，叽叽喳喳地吵着什么。远处传来电动车的马达声，大概是去镇上买菜的，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村子的另一头。

陆续又有几个人来小卖部了。张大年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提着一个搪瓷缸子，跟老马要了二两散装白酒，就着几块豆腐干喝了。李翠花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睡衣——对，就是那种在城里只有睡觉才穿的睡衣——踩着棉拖鞋，过来买了两包方便面和一袋榨菜。她的头发用鲨鱼夹随便夹在脑后，脸上没有任何妆饰，皮肤暗黄，眼袋很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五六岁。

他们看到我都打了招呼，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三三两两坐下来，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聊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上就是谁家的孩子又换了工作、谁家又在城里买了房、谁家的老人又住院了、镇上猪肉又涨价了。偶尔有一句没一句地抱怨两句生活，但那种抱怨听起来也不像是真的在抱怨，更像是聊天的一个引子，类似于“今天的天气不错”或者“吃了没”。

我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话，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错位感。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里，五十多岁的人是怎样的？我单位的张处长五十四岁，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开车四十分钟到单位，开不完的会、批不完的文件、应酬不完的酒局，永远在说“再过几年退休了就好了”。楼下的王阿姨五十六岁，每天早上去公园跳广场舞，下午去老年大学学书法，周末还要约着姐妹去周边的农家乐，朋友圈发得比年轻人还勤快。就连对门那个老李头，六十二了还在给人当顾问，一个月跑好几个城市，说是闲不住，闲下来就要生病。

可在这个村子里，五十多岁的人生好像提前按下了暂停键。不，不只是暂停，更像是直接快进到了结局——省去了中间所有的过程，直接进入了“养老”模式。三十多岁的时候拼命打工挣钱，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在拼命，到了五十多岁，“咔嚓”一声，戛然而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说他们懒散？可他们年轻的时候流的汗不比我少。说他们短视？可他们确实已经干不动了，这不是态度问题，是身体问题。说他们可悲？可他们自己看起来并没有觉得有多可悲，反而有种奇怪的坦然，好像终于想通了什么了不得的道理。

或者，他们并不是想通了什么，而是什么都不想了。不想了，也就是想通了。

临回县城之前，我又去找了一趟二叔。

二叔在村后面的鱼塘边坐着，手里拿着鱼竿，面前的塑料桶里已经有三四条巴掌大的鲫鱼了。秋风吹过来，鱼塘的水面泛起细密的波纹，把远处那排白杨树的倒影揉碎成一团模糊的青绿色。二叔眯着眼睛看着水面，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专注还是放空。

“二叔。”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的马扎上坐下来。

“嗯。”

“你说这些人，以后怎么办啊？”

二叔没看我，眼睛还是盯着水面上的浮漂。“哪个以后？”

“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钱花完了，身体更差了，不能动了，怎么办？”

二叔沉默了很久。鱼漂动了一下，他没拉。又动了一下，还是没拉。等鱼漂第二次沉下去又浮上来的时候，他才慢悠悠地把竿子提起来，钩上的蚯蚓已经被吃掉了大半，鱼没上钩。

他重新上了鱼饵，把线甩出去，鱼漂在离岸边三四米的地方稳住了。

“国强，”二叔终于开了口，“你觉得你有以后吗？”

我愣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以后的养老，一定比你二叔我强？”二叔转过头来看着我，那双被太阳晒得眯起来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光，“你有房吗？有车吗？有存款吗？孩子上学的钱准备好了没有？你自己老了以后退休金够不够花？你媳妇身体怎么样？你爸妈在城里住得惯不惯？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我被问住了。

“你一个月万把块，听着不少，但在城里那是什么日子？房贷、车贷、孩子的补习班、物业费、水电费、交通费、应酬费，月底还剩多少？你比我好多少？”二叔把鱼竿架在支架上，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你二叔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本事，但我看事情还算准。你们城里那些人，看着光鲜，其实大多数人跟我们也差不多。我们是没力气折腾了，直接躺了。你们是有力气折腾，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能怎样？比我强多少？”

我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鱼漂猛地沉了下去。二叔眼疾手快，一把提起鱼竿，鱼线绷得紧紧的，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银白色的弧线。那是一条不小的鲫鱼，半斤多，银白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着光。二叔把鱼摘下来放进塑料桶里，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一点笑意。

“你看，”他说，“日子还是要过的。鱼还是要钓的。有鱼就吃鱼，没鱼就喝粥。甭想那么多，想多了也没用。”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你那些城里人的烦恼，跟我这些乡下人的烦恼，其实换个角度看，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回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二叔最后说的那句话。

车窗外面的风景从田野变成小镇，从小镇变成县城，路灯越来越密，楼房越来越高，行人和车辆越来越多。我老婆坐在副驾驶上看手机，儿子在后座睡着了，呼吸均匀，嘴角挂着一点点口水。车载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我忽然想起这次回老家的见闻，想起老周、小军哥、李翠花、张大年，想起他们躺平的姿态，想起他们打牌吹牛喝小酒的样子，想起他们脸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坦然。我一直在想的是“他们以后怎么办”，可二叔问我的那句“你的以后就一定比他们好”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脑子里，怎么都拔不出来。

我以后怎么办？

五十五岁的时候，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每天开车上下班、对着电脑画图、开会写报告、讨好领导应付客户吗？五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公司里还算不算“人才”？会不会像小军哥那样，被一句“年龄大了”就打发了？五十五岁的时候，我还有力气折腾吗？我攒下的那点钱，够不够我从五十岁躺到八十岁？

如果有一天，我也被生活和时代一起“优化”了，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躺平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这次回老家，我真的被惊到了。不是被那些躺平的人惊到的，而是被我从来没想过的那个问题惊到的——

原来五十多岁就躺平，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原来没有谁是铁打的，谁都会老，谁都会被嫌弃，谁都会有干不动的那一天。

原来我和那些在村口打牌喝酒的人之间，差的可能不是能力，不是选择，甚至不是运气，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迟早。

车里，儿子翻了个身，含混地喊了一声“爸爸”，又沉沉睡去。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那张小脸安安静静的，什么烦恼都没有。我忽然觉得，也许我不该想这么多，也许日子就是这样的——有人醒着，有人睡着，有人站着，有人躺着，大家挤在同一个时代里，各自想办法活下去。

至于活得好不好，那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