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合伙养猪引发争议 当事人称遭错判错执400多万申诉上访六年

山东蓬莱：合伙养猪引发连环争议 当事人称遭错判错执400多万申诉上访六年无果

近日，山东烟台蓬莱区养殖户王天凯反映，其与亲舅舅邱连祥之间的养猪场合伙纠纷历经蓬莱法院判决、强制执行后，出现判决金额与原始账目严重不符，从原始账目载明余额约40万元，竟判为400多万元；邱连祥个人使用的500多万元贷款竟被认定为合伙债务；无关养殖场及个人财产被错误查封，执行异议超六年未获裁定答复等一系列问题，其多年持续信访、申诉至今未得到公正解决。

合伙缘起：舅甥合作养猪 协议约定利润平分

据王天凯陈述，其自1996年起协助舅舅邱连祥经营养猪场，主要负责生产管理。2016年3月，两人正式签订书面协议，约定老猪场经营利润一人一半，邱连祥负责外部事务及财务，其儿子干爹担任会计，王天凯负责猪场生产运营。

图为运凯养殖场

2018年，该老猪场被政府征迁，征迁补偿款全部打入邱连祥账户，由邱连祥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征迁后，王天凯自筹资金、借款贷款，于2018—2019年新建运凯养殖场，该养殖场为国家级一级种猪场，系烟台地区仅有的两家国家级种猪场之一，总投资超4000万元，占地70余亩。

图为萧条的运凯养殖场

纠纷爆发：账目争议引发诉讼判决结果存重大疑点

2020年1月，邱连祥以合伙纠纷、王天凯侵吞资产为由将其起诉，最初诉求金额约150万元，主张未合理分配合伙利润。案件于2020年一审作出判决，王天凯应给付邱连祥账目金额分配和贷款分配额共计4332766.88元。

王天凯反映，判决依据证据不符合事实，核心争议集中在两点：

一是账目金额严重冲突。邱连祥提供的原始台账显示，合伙期间账面结余仅44万余元；邱连祥单方委托审计结果显示的账目余额为180万元；而一审法院经梳理竟认定账面余额达400余万元，在上述数额存在巨大差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最终按此400万余额判决。按照双方合伙协议提到的利润各分50%计算，王天凯应付邱连祥200多万元。

王天凯称，法院并未组织双方当事人确认凭证，然而却在一审、二审判决书均称“在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的基础上，对双方合伙期间的收入、支出、债务等作出认定。”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原始凭证由邱连祥一方保管，其当庭提交的凭证被拆解，大量支出凭证被抽走，仅留存收入凭证，导致法院核算时账面余额差距巨大，一审邱连祥提交的原始台账和完整凭证在法院档案馆中完整存档”

二是贷款责任认定不公。法院判决认定595.8456万元贷款为合伙共同债务，判令王天凯承担一半。王天凯表示，该贷款为2016年合伙协议签订前产生，且邱连祥在庭审中自认大部分贷款用于个人买船、养牛及家庭消费，未用于猪场经营；双方2016年签协议时约定此前贷款由邱连祥自行偿还，合伙期间未新增贷款；案涉贷款已由镇政府征迁款清偿完毕，打官司时已无未还贷款。法院认为在合伙期间用经营的利润去偿还了这笔贷款的利息120多万元，就认定这笔贷款是王天凯同意作为合伙贷款，需要承担偿还50%贷款本金额，即2979228元。

此外，王天凯提出质疑：邱连祥起诉时并未主张分担贷款本金，法院所作判决明显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还强行把合伙成立前的邱连祥个人债务，直接认定为合伙共同债务。

强制执行：无关财产被查封 卖猪款被强行划扣

判决生效后，蓬莱区法院启动强制执行，执行标的

4332766.88元。王天凯说执行过程中存在更大异议：

超额超范围查封：法院查封王天凯沃尔沃轿车（价值约50万元）、个人账户60万元现金，查封其新建的运凯养殖场全部厂房、800头母猪及猪群，整体资产估值超7000万元，远超执行标的。

牵连无关第三人：因曲玉红、杨守伟的红伟养殖场的猪养殖在王天凯的猪场范围内，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仅仅以怀疑两家涉嫌转移资产为由，查封红伟养殖场账户及资产。买主周宝成已装车的生猪被法院拦停，强制要求将1400头猪的销售款70余万元猪款打入法院账户，最终该笔款项被法院划走。

执行异议长期搁置：曲玉红、杨守伟当庭提交营业执照、检疫报告、购销合同等证据，证明红伟养殖场与运凯养殖场分属不同主体、生猪权属清晰，于2021年提出书面执行异议。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应在15日内出具裁定，但截至目前已逾6年，未出具任何书面裁定，异议至今未获处理。曲玉红说：“辛辛苦苦养猪的收入70多万就这么被法院划走了。”

据王天凯反映，提交异议当作不知道，到现在没有任何书面裁定回复，不执行国家就以拒执罪拘留。无奈之下，王天凯于2021年将法院判决的400多万执行完毕。

多年维权：信访申诉层层转办问题悬而未决

“就这样，我和曲玉红家的资产才被解封。但是，曲玉红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第一时间就书面提交了异议书。至今未果。”

自2021年起，王天凯就开启了持续维权之路：

2021年底，先后到蓬莱区、烟台市信访局反映，无反馈；

2022年秋，赴山东省信访局、省高检申诉，均被告知“转回地方协调，回家等消息。”还是没等来消息；

2023年冬，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上访，山东法院驻京人员现场联系蓬莱法院。“当地承诺让我回蓬莱等待解决，但至今无果”；

“等待期间，我不断寻找和打电话给蓬莱区信访局、法院，都没结果。甚至都不接电话了。”王天凯无奈地说。

2025年冬天，蓬莱区委政法委书记、信访局局长、法院院长以及法院分管执行分局的副院长接访“上访户”王天凯。

“本以为这次对我的案子有个回馈，结果还是一去无影踪。到今天为止，其间我都找过这几个部门，没有任何回音。”王天凯说，“从2021年到现在，法院领导换了几个，每次新领导同样的话，核实了解一下。这一了解核实就是一年多。作为‘上访户’多次更换负责人约谈我核实，他们口头都承认案件存在问题，至今光是了解，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王天凯称，该案曾在执行期间被最高法挂牌督办，但基层执行中多次更换执行局局长：原执行局姚局长被撤换后，新任李局长赴潍坊核实猪款归属，提交报告后被调往司法局，姚局长随后重回执行局履职。其每月致电法院、信访、政法委问询，近期相关人员均不接听电话。“基层却以‘协调中’敷衍，仅拍照留档应付上级核查。”

对此，蓬莱区法院分管执行局的杨副院长称：“与当事人沟通一直良好。关于这个案件情况不清楚，别光问我个人，再去问问信访局什么的。”

一桩基于亲情的合伙经营，最终演变为历经六年的司法维权风波。原始台账清晰、当事人自认明确，却仍出现判决与执行的多重争议，即便最高法挂牌督办，基层纠错仍步履维艰。王天凯的遭遇，不仅是个人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受损，更关乎司法公正与群众信任。我们期待当地司法机关能够直面问题、依法核查，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结果，也让法律真正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实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