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耒阳,有一类婚姻,外人不深入了解根本看不出已经名存实亡。不是离婚,离婚要分财产太麻烦。不是分居,分居还要另租一套房太费钱。他们选择了一种最“经济”的方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过各自的日子的日子。
吴国平和李秋菊就是这类婚姻的典型样本。
两口子都是耒阳肥田镇人。肥田镇在耒阳北边,靠近新市镇,以种水稻和油菜为主,没什么工业。年轻人要么考出去,要么打工。吴国平初中没读完就去了东莞。李秋菊读完了初中,在镇上帮人卖了两年衣服,也去了东莞。两个人在东莞石碣镇的一个电子厂认识的。吴国平在注塑车间,李秋菊在装配线,午饭在同一个食堂吃。食堂里的饭菜难吃,吴国平从老家带了一坛子他娘做的剁辣椒,红彤彤的,放在食堂桌子上,谁都可以舀一勺。李秋菊去舀辣椒的时候吴国平正好也在,两个人同时把勺子伸进坛子里,勺子碰在一起,同时缩回去,又同时伸出来,最后两个人都笑了。恋爱就这么开始了。谈了半年,过年回老家把婚结了。又过了半年,李秋菊怀孕,回耒阳生了个儿子。孩子满周岁断了奶,她把儿子留给肥田镇的婆婆带,自己收拾东西又去了东莞。
这样算来,从2013年到2021年,两个人差不多有八年在广东的流水线上。
头几年还好。年轻,精力旺,虽然每天在车间站十二个小时累得跟狗似的,但回到出租屋还能有说有笑。他们在东莞石碣镇租了一间单间,一个月三百块,带一个小厕所,没有厨房,做饭只能在走廊上用电磁炉。晚上收工回来,吴国平搬个小马扎坐在走廊上,拿手机看耒阳新闻,李秋菊在电磁炉上炒菜。炒的是茶油腊肉,腊肉是从耒阳老家带来的,肥瘦相间,切成薄片,和干辣椒一起爆炒,整个走廊都是烟熏火燎的香味。旁边房间的工友伸个头出来说好香,李秋菊就舀一勺子递过去,说尝一下,耒阳的腊肉。那是他们最像夫妻的时候。
变质是慢慢发生的。先是加班时间对不上。吴国平那个车间赶货的时候经常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等他回来李秋菊已经睡了。李秋菊早上七点就要到装配线,出门的时候吴国平还在打呼噜。两个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却经常好几天说不上一句话。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吴国平跳槽去了隔壁镇的一个五金厂,住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但通勤要一个多小时。更见不着了。
再然后,手机取代了一切交流。下了班回到出租屋,吴国平躺床上刷快手,看那些土味搞笑短视频,外放声音开得很大,笑得床板都在抖。李秋菊也躺床上,刷自己的手机,看淘宝直播,偶尔下单一件二三十块的T恤。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各看各的,中间隔了大概二十厘米。有事要说的时候也不抬头,眼睛继续盯着手机,嘴巴里蹦出几个字。吴国平说这个月水电费两百三。李秋菊说哦。
有一回李秋菊急性肠胃炎犯了,半夜疼得在床上打滚。吴国平被吵醒了,迷迷瞪瞪问了一句怎么了,她说肚子疼。吴国平说了句多喝热水,翻了个身又睡了。最后是李秋菊自己打了120,自己扶着墙走出巷子等救护车。在医院挂了两天水,吴国平来看过一次,坐了十分钟,说了句厂里太忙我先回去,走了。李秋菊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往管子里滴,心里想,这个人以后指望不上了。但她也没有闹。闹什么呢?离婚?孩子怎么办?房子还没买,钱都寄回老家了,离了婚她一个人怎么过?她把这些账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维持现状最划算。
2021年,因为疫情和老家老人身体的原因,两口子一起回了耒阳。吴国平用这些年攒的钱在肥田镇上买了一套三室的二手房,八十多平方,十几万块钱。房子在老街上,楼下是一家卖米粉的早餐店,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能听到楼下烫粉皮的蒸锅在咕嘟咕嘟响。两个人正式开始了“合资企业式婚姻”。
耒阳的亲戚们很快就察觉了不对劲。首先是吃饭。吴家有个习惯,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要聚在一起吃饭。去年中秋,吴国平他哥吴国良做东,在他家摆了两桌。吴国良家在肥田镇街上,房子是自己盖的三层小楼,一楼做门面出租给了一家卖电动车配件的。中秋那天太阳很大,吴国平自己一个人来的,空着手,进门就坐在沙发上看手机。他哥问他秋菊呢,他说在家。他嫂子打电话去叫,李秋菊才姗姗来迟,手里拎了一袋子水果,放在桌上,说了句单位发的,然后坐到另一桌,全程没跟吴国平说一句话。吃饭的时候,吴国平坐在男的那桌喝酒,李秋菊坐在女的那桌吃菜。两桌之间隔了大概三米,两个人全程零交流。亲戚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问。
更让人觉得怪异的是他们家的账本。有个亲戚去他们家串门,发现客厅茶几上贴着一张纸,用透明胶带粘在玻璃台面底下,上面用工工整整的字迹写着过去一年的收支分摊清单。水电费一人一半,吴国平多出一份物业费因为房子写他名。人情往来各自负责各自的亲戚,过年给小孩的红包也分开包——吴国平的外甥他出,李秋菊的侄女她自己出,连金额都精确到五块十块。房贷吴国平出三分之二李秋菊出三分之一,因为吴国平回耒阳后在灶市街一个建材市场找了份销售的工作,底薪加提成一个月能挣五六千,李秋菊在幼儿园做保育员一个月只有两千多。
这张纸上甚至还记着李秋菊去年生了一场病,医药费花了两千三,其中吴国平垫付了一千一。李秋菊已经还了,分几个月从她的生活费里扣。吴国良的老婆看到这张纸的时候觉得后背一阵凉——这不是夫妻,这是合租室友。
不止是账目。睡觉也是分开的。三室的房子,儿子住一间,吴国平和李秋菊各住一间。他们的儿子吴浩,在耒阳一中读书。有次忍不住问他爸,你跟我妈是不是要离婚。吴国平正在修客厅那个坏了一个月的电灯开关,头也没回,说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吴浩说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今年十六了。吴国平还是没回头。手里的螺丝刀转了两圈。灯亮了,他盯着那灯泡看了一会儿,把螺丝刀往工具箱里一扔,金属咣当一声砸在铁盒边缘。
他们没有离婚。不是因为有感情,是因为离婚分财产太麻烦,还要重新找房子,还要给儿子解释,还要面对双方的亲戚。这些东西加起来太沉,比沉默更沉。这种婚姻形态在耒阳的外出务工群体里越来越常见,年轻人私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合资企业式婚姻”。法人主体各自独立,财务独立核算,只在必要项目上按比例出资。不吵不闹,不打不骂,也不爱。
吴国平有时候一个人去肥田镇上的小饭馆喝酒,点一份藟口熬鸡,那是耒阳传统菜,鸡肉和藟头一起用文火慢熬,藟头的酸辣味渗进鸡肉里,越嚼越香。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倒一杯新市谷酒,慢慢喝。喝多了会跟同桌的酒友说一句,在流水线上站了八年,搬了无数块电路板,手指都磨出茧了,回来就发现连怎么跟老婆说话都忘了。
李秋菊那边呢。她也不闹。每天在幼儿园带完孩子下班,顺便在灶市街菜市场买点菜。买一把青菜,一块豆腐,一点肉沫——够一个人吃的量。回家炒一个菜,煮一碗饭,端到自己房间里吃。她吃完会出来洗碗,碰上吴国平也在厨房里泡面,两个人侧身交错而过,一个人的肩膀擦到另一个人的胳膊,同时说不好意思。后来他们各自买了不同口味的方便面,码在不同的柜子里,李秋菊那层是红烧牛肉,吴国平那层是老坛酸菜。楚河汉界一清二楚。
一个熟人有一次试探着问李秋菊,你们还算是夫妻吗。她想了想,说:“算吧。反正也没更好的。”这话似乎过于现实,但这就是她的真实想法。四十岁出头的女人,在耒阳一个月挣两千多,带着一个读高中的儿子,如果离婚她能去哪?再嫁?嫁谁?吴国平虽然不说话不交流,但房贷他在还大头,儿子学费他在出。这个家至少还有个家的样子。
这种婚姻没有暴力,没有出轨,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冲突。它就是被流水线、加班、异地、贫穷和沉默,一点一点磨掉的东西。像耒阳灶市街那些老房子墙根被雨水慢慢冲刷出的凹痕,它每一天都在发生,但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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