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相隔万里，一样的爱与哀愁

《给阿嬷的情书》在五一档期上映，默默地引发关注。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就如它质朴的片名，预示着这个故事、这部片子会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有许多次，它眼看就要落入俗套，但情节轻轻地反转，却并没有被赋予传奇的力量或是想象的虚火。我们料到这是一个深情的故事，却料不到原来辜负也可以有许多种演绎，让人轻叹，有些温情面纱下的秘密，原来是不能揭开的。

充满误会的人生，遗憾而美好

影片开头是那样的鲜活生猛：多年前因为战乱去往南洋的阿公，被传挣了大钱，娶了二房，辜负了在此地苦苦等候几十年的阿嬷。

怎么可以？怎么忍？

但是不能忍的不是阿嬷，四十年前，她就知晓了这个消息，不能忍的是已长大成人的孙子，因为欠债才想到要去泰国找阿公分家产。

荒诞在此，深情可负，但情之所深，除了阿嬷无人可懂，所以她没有去追责，而后人的追寻竟然是为了一己私利。

寻人的过程带着戏谑的笑点，但最后真相的残酷和温情，让这些戏谑更映衬出这个世界的悲情——这是刻骨真实的人性，自私或是无私，张扬或是内敛。爱恨对错，本无法分辨。阿公的往事也因为这一场始于荒诞的寻亲重见天日。

时间之轮的不可逆和不可断，是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最善于解决的困境。这一次，蒙太奇的处理顺理成章地交给了贯穿整部影片的道具——侨批。

我曾经参观过潮汕地区和马来西亚南洋一带的侨批陈列馆。当这些信件和汇票被封存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我只会机械地补全知识——华侨华人在海外谋生，思念家乡和亲人，将积攒的钱款寄回家乡，并附上书信，于是便产生了“信款合一”的家书，侨批。鸦片战争后，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侨批，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外汇来源。

两情缱绻却被迫分离的阿公与阿嬷之间的维系，就是多年的侨批。只是四十年前，因为台风来袭，送信的人遗失了阿公那一次寄来的侨批，只送来一张阿公与一位女子和五个孩子的合照。

阿嬷于是自动补全了那封被遗失的侨批的内容，是阿公来坦白自己已经另有家室。阿嬷身子轻颤，却不再多言。此后依然会收到阿公的侨批，她拒收也不再回复。

剧中旁人听闻此事时的台词也是观众内心的私语：男人嘛，都是这样的。是的，所以情有可原吧。但当岁月被那封遗失的侨批的草稿重新擦亮，我们惊觉，阿公就是一个生活在平行世界里坚守诺言、重情重义的例外，当然也可以是例子。

时局越难，相爱越难。即使不能相守，心之所念，已经是彼此全部的人生支柱。没有刻意的坚贞和坚守，一切都只是淡淡的日常。

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融在了侨批悠悠的情话里；命途的颠簸反转甚至消逝，也可以波澜不惊地发生在倏忽之间。误以为被爱人辜负后的撕心裂肺，消融在阿嬷颤着身子却依然要去洗橄榄的动作中；得知阿公早已亡故，多年来都是那个被误会成二房的女子在寄侨批养家后的震惊，也只是定格于阿嬷在泰国和那个女子相见后，那两双颤巍巍地握在一起的手。

所有的跌宕都只道是寻常，像一个街头被闲谈的他人的故事或是八卦。但真正的故事就是这样——由远方的人带来，邀请此地的倾听和评论。只不过这样的家长里短里，不再是窥视的欲望，而是乡亲间可贵的彼此支撑和帮扶。

影片的叙述如此淡然，但就是这样的淡然，避免了窄化人性的套路——原来，阿公并没有辜负阿嬷，而阿公的意外离世连接起此地和他乡两个一样坚韧、一样美好的女子的人生。

所有的慰藉和误会，都因为侨批而生。不曾想，不能想，换做现在的通讯手段，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但就是那么多的“来不及”和“搞错了”的遗憾，激荡起人性里最可贵的美好和温情。

著名的日本电影《情书》也讲了一个因情书而生的误会，只不过，那个故事要补全和解释的是误会，而《给阿嬷的情书》，是为了继续已知的误会来隐瞒人生的遗憾。

电影的地方性叙事

阿公在暹罗的时候，深知当地的华人子女要记得自己的根就要识字，于是冒险找来给自己写侨批的先生教孩子们识字。

先生问孩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相思吗？接着偷展开阿嬷回给阿公的信。是的，上面写满了相思。让阿嬷误会阿公有了新家室的那张合影，其实就是阿公和那个女子与这群孩子的合影。

而阿公写给阿嬷的那句：“恰江上升明月，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反复出现在片中的许多个镜头里，悄悄划过了阿公和阿嬷相隔万里的时光。

他们那么远，又那么近。

文字和语言的力量是刻进骨血里的。在选片的时候，我故意选了潮汕语而不是国语版，就如此前看香港电影《夜王》会选粤语版。明知无法听懂全部的方言，需要依赖字幕才能追随故事的线索，但语言对使用者而言，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对听者，则是一种理解他者生活的路径。只有在那样的语言生态里，戏谑的悲情和隐忍的深情，才得以发生，婉转但清晰地幻化成特属于一地的人心世情。

近些年，在文学圈里如火如荼地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地方性叙事。“新东北”“新南方”“新北京”等等的提法层出不穷。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带着湿漉漉的南方潮湿而温暖的气息，提醒我们，在电影的世界里，地方性叙事的议题同样存在。

约翰·伯格曾经这样区别文学和电影：“阅读小说时，我们常常把自己融入一个特定的角色。电影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它的秘诀在于，角色可以自行融入我们之中”，“不管是失意的还是得意的，男女主人公走出银幕的天空，栖居在我们中间”。

这个观点看起来对有志于地方性叙事的电影并不友好。地域性似乎是一种阻隔，如果不曾有过在那个地方的生活经历，电影中人如何跟我们并排而坐呢？

但事实上，比起文学，电影的地方性叙事更具有共情力。镜头的表现力与文字不同，如伯格所言：“它不需要说出‘树’这个字，它能展示一棵树”，“它不需要去搜寻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泥浆，它可以用陷入泥浆的车轮来表达。它不需要分析一张面孔，它可以接近一张面孔。它不需要哀哭，它可以展示眼泪。”

是的，文字的叙述是线性的演进，并且召唤阐述。而“电影不断提醒所有那些我们潜在地与他共享的现实”。更现实的原因，电影在运用方言时可以同时拥有字幕的庇佑，所以并不妨碍观众接手故事的情节，反而会激起浑然的地域情境，触动我们去感知、去寻找在那个情境里的人事物象与我们身处的情境间或隐或显的连通——我们需要去靠近电影中的情境，继而重审自己身处的现实。

不是每个人都历经过战乱的生离死别，但一定曾经有过与亲人、爱人的别离；不是每个人都曾经收到或寄出侨批，但会勾起独在异乡时对家人的牵肠挂肚。电影“颂扬了我们共有的东西和我们共享的东西”，那些“共有的”和“共享的”原来有着多重的、另类的意义。“在电影的天空下，人们明白了他们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单一的生活之外属于他们的东西。”（约翰·伯格语）

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并不适合完全用方言写就，因为那样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阅读屏障。而电影则不同，电影的地方性叙事可以更彻底，也更完整。且当取景框要面向过往的历史时，那些烟尘也会更加立体切实地落在我们身上。

这也是为何一部好的关乎历史的电影，要比涉及此类题材的文学更加容易让观者触手生温。它不会居高临下地讲述，而是深入历史的腹地，让那些故人融入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自己与他们有着一样的爱与哀愁，一样的充满了“来不及”和“搞错了”的人生。

《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每一个角色特别是配角都如此鲜活，从去讨债的孙子到当年写侨批的先生，从阿公遇到的房东到那些曾经受教的孩子。

他们是芸芸众生，正是芸芸众生推动了历史之轮滚滚向前。在电影的天空下，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具体的地方性叙事间谋得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动能是因为电影有着特殊的救赎的力量，它让我们发现人性的光辉原来深不可测。

原标题：《《给阿嬷的情书》：相隔万里，一样的爱与哀愁》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邵岭

本文作者：来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