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双周政策分析会（第三十六期）“义乌经验”研讨会举办

2026年5月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宏观经济治理研究院承办的双周政策分析会（第三十六期）“义乌经验”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会议围绕“义乌经验”的理论内涵、制度机制、现实启示与未来挑战展开交流，重点讨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关系、专业市场集聚与差异化竞争、线上线下融合、政策连续性以及市场采购贸易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孙文凯主持会议。谷克鉴、何建农、胡宏伟、史晋川、宋琍琍、邹静娴等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地方实践部门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孙文凯在开场中表示，义乌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县域治理、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关键不在于简单复制一个“小商品市场”，而在于提炼其中具有共性的制度安排和治理逻辑。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副所长宋琍琍认为，义乌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上形成了动态良性的互促格局。市场主体能够精准识别不同客群与需求变化，在压低成本、提升履约效率等方面做到极致；政府则在尊重市场运行边界的基础上，精准识别发展阶段所需的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和环境营造。她指出，义乌能够长期坚持“兴商建市、强市富民”的主战略，同时又能根据产业转移、全球化、电商冲击等外部变化及时调整具体策略，体现出“一张蓝图绘到底”与顺势而为的结合。

义乌市市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义乌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农从地方实践和历史脉络出发，强调义乌提供的是动态演进的“发展经验”，而非静态固化的“模式”。他认为，义乌是较早实施市场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并持续优化行商环境的典型城市。谢高华等地方领导干部以政治担当推动市场开放、税制创新和营商环境改善，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奠定了关键基础。面向未来，义乌应进一步以全球小商品市场为平台，推动全球日用商品供应链建设。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从区域经济学视角指出，义乌是民营化、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典型案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从“行商”到“坐商”的转变，地方政府通过“集中管理”和“四个允许”等举措尊重并释放民间创业精神，同时通过联托运市场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市场集散功能，又通过商业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推动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由此，义乌形成了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政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又反过来支撑市场扩展的互动过程。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义乌经验》作者胡宏伟表示，义乌经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微观市场形态，而是其在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方面的独特探索。他认为，从“温州模式”到“义乌经验”再到“杭州现象”，浙江改革发展一脉相承，义乌的重要转折意义在于：在尊重市场活力和人民创造的基础上，实现党政有为的有效引领。胡宏伟概括，义乌经验的关键包括划清政府该做与不该做的边界、善于用市场化方式落实政府行为、始终以市场繁荣和人民利益最大化为衡量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谷克鉴重点分析了义乌外贸发展模式。他指出，义乌作为县级市，出口规模在全国外贸格局中占有突出份额，市场采购贸易是解构义乌外贸模式的关键入口。义乌创造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即海关监管代码“1039”所代表的制度创新，通过组货人制度和委托代理关系，将小商品、大市场、长链条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国际贸易中的不确定性。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组货人制度、推进配套政策改革、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扩大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外溢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邹静娴围绕“市场同质化集聚为何没有走向低价恶性竞争”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她认为，义乌高度集聚的市场并未简单陷入同质化低价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实现了极致的产品差异化，而这又得益于三方面原因：一是义乌具备自主的生产与设计能力，二是其庞大的市场需求足以支撑高度细分的产品定位，三是政府对恶性竞争进行了有力监管。关于线上线下融合，她指出，原因也有三：其一，义乌并非简单的“卖货渠道”，极致分工与定制化特征决定了线上更多扮演展示窗口的角色，大量采购仍需依赖线下的“看、摸、比、谈”；其二，线上线下服务对象各有侧重；其三，义乌市场规模巨大、品类丰富，使得客户线下“一站式采购”具有显著的经济性。

在交流讨论环节，与会专家进一步围绕政策连续性、市场集聚、政府边界和义乌未来挑战进行回应。何建农补充指出，谢高华时期推动的定额征收等政策降低了交易制度成本，吸引了全国市场经营者集聚义乌；1992年实行“划行归市”也对规范同类商户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宏伟认为，应区分“内卷”和充分市场竞争，义乌等浙江块状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以市场出清、分工协作和成本最小化为基础的充分竞争；同时，市场交易平台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不能缺位，但好的政府行为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并坚守法治准则。史晋川补充指出，义乌早期所处的卖方市场、低交易成本的集聚规模以及市场公司对价格秩序的约束，均有助于解释其没有陷入无序低价竞争。

会议认为，“义乌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可观察、可讨论、可提炼的中国样本。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各地学习义乌不应停留在复制市场形态或项目名称上，而应重点把握尊重市场主体、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公共平台供给、以制度创新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等深层机制。面对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产业升级压力和碎片化订单趋势，义乌仍需在巩固小商品市场优势的同时，推动品牌、设计、数字贸易、全球供应链和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

孙文凯在总结中表示，本次研讨会从历史、理论、实践和政策多个层面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深入讨论，为进一步形成政策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将继续发挥政策研究平台作用，围绕县域经济治理、民营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等议题开展持续研究。

审核：王炜、孙文凯、邹静娴

供稿：杨雨萱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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