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汪精卫都厌恶的汉奸，花200金条逃走，晚年出书5元售价无人买

连汪精卫都嫌弃的汉奸，用两百根金条逃亡国外，晚年自出版5元售价的书籍却无人问津

1906年深秋，江苏宜兴任宅的祠堂灯火刚亮，族叔端着一卷《四书》嘟囔“书香不绝”，旁边的少年来回踱步，他叫任援道。周围人以为这位秀气的子弟将来要靠文章扬名，谁也没料到，他的行当会是账本与印章。

辛亥枪声一过，二十岁的任援道进了保定军官学校，读枪炮也读诗。完结课程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跟随任凤苞去了天津造币厂。北洋各部经费混乱，他只花三个月把账册翻了个底朝天，趁夜灌醉厂长，公章私章一起揣进袖袋，第二天库里少了五万元设备款。天津警署贴出通缉，却因各路军阀互不买账不了了之，这一回合让他尝到甜头。

卷款南下的站点是南昌。督军蔡成勋正缺能人理财，任援道捧着从天津顺出的现洋，很快成了江西银号督办。半年后，银号的存底又突然少了二十万。账本被他改得天衣无缝，蔡督军虽起疑，也只能摇头苦笑。军阀时代路数复杂，能钻缝的“泥鳅”往往活得最滋润，他就是典型。

1935年，华北风声骤紧。冀察政务委员会被日方包装成“自治样板”，地方士绅与旧官僚纷纷揽镜自照，估量去留。任援道赶在队伍最前，穿一身新洋装走进北平东交民巷的日方顾问处，用日语敬酒，自荐为“忠实伙伴”。不久，他顺利跻身委员行列，接着又被推到南京，成了汪伪政权的绥靖部长兼南京市督办。

到1941年，他拉起一支号称“第一方面军”的队伍，土匪、溃兵、杂牌军被换上新臂章，浩浩荡荡扑向太湖流域。所谓“清乡”，在当地百姓口中却是“搬空”。村舍被焚，米谷被搜，河面经常漂来无名尸体。就连汪精卫也私下皱眉，摇扇子低声叹道：“这人太滑，像狐狸。”日方顾问却满意，专门调来炮艇给他撑腰。

战争后期，他悄悄递上一张写满日军据点坐标的薄纸给军统，说辞温柔：“权作薄礼。”戴笠收下，却未表态。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南京城内风声愈急，夜里副官推门进来，小声问：“往哪儿走？”任援道盯着挂历，指尖颤了颤，默不作声。几小时后，他带着两百根金条坐进小型水上飞机，直扑香港。

南京对汉奸的清查名单里，他的名字被加粗标注，可人已在维多利亚港改名换证。短暂停留后，他卖掉在闸北购置的几处房契，挪到多伦多。戴笠于1946年春坠机，他那张“保命纸”顿时失色。从此，任援道只能靠老本度日。

五十年代，他在唐人街租下狭小公寓，白天摆弄旧书画，夜里提笔填词，自称要“为旧时光作注脚”。朋友帮他印了《鹧鸪忆旧词》三百册，每本定价五元，加元照收。结果书店上架半年，只卖出两本，一本还是他自掏腰包。尘埃落在封面，店主索性把余书当垫板。

进入晚年，他常拄着拐杖在湖畔散步，偶尔向同乡炫耀往日“治安手段”，听者要么敷衍点头，要么悄悄走远。1979年冬，他被诊断出严重心肺衰竭，住进疗养院。护士回忆，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夜夜喃喃：“怎么会这样，算漏了。”到1980年4月30日凌晨，他呼吸戛然而止。

三天后，多伦多一家华文报纸刊出简短讣告：“江苏宜兴人，旅加侨领任某逝世。”再无官衔、无显赫生平，只有冰冷的出生与死亡年份。那批无人问津的《鹧鸪忆旧词》，最后被慈善店论斤卖给了旧纸行。投机一生的任援道，终究没能为自己留下一段体面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