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我在供销社喝多了，跟女主任打趣：嫁我吧，她却拧着我耳朵

6年我在供销社喝多了，跟女主任打趣：嫁我吧，她却拧着我耳朵

六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夜，我趴在供销社后院的水泥桌上，脑袋昏沉沉的。

桌子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空酒瓶，是镇上酒厂酿的粮食酒，度数不低。那天供销社盘完账，主任林雪梅难得高兴，让人去食堂端了几个菜，又开了两瓶酒，说是犒劳大家上半年的辛苦。几个老同事喝了两杯就找借口溜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对着喝。

林雪梅坐在我对面，穿了件白底碎花的短袖衬衫，头发随意扎在脑后，脸颊被酒气熏得泛红。她比我大八岁，三十二了还没结婚，在镇上算是出了名的老姑娘。倒不是没人追，供销社主任这个位置在她手里攥了五年，上上下下没人不服她，只是她性子太硬，方圆几十里没人敢娶。

我那时候才二十四，退伍回来分配到供销社没两年，整天没正形，说白了就是个愣头青。酒劲上来了，嘴巴就没把门的，我端着酒杯冲她嘿嘿一笑：“林主任，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要不嫁给我得了。”

话一出口，空气都安静了一瞬。

林雪梅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抬起眼看我，那眼神说不上是生气还是好笑。她放下杯子，站起身来，不紧不慢地绕到我身边。

然后一只手就拧住了我的右耳朵，拧得结结实实，还转了小半圈。

我疼得龇牙咧嘴，酒都醒了大半，连声喊疼。她弯下腰凑近我耳边，声音不大，每个字却清清楚楚：“小兔崽子，毛都没长齐就敢跟你主任开这种玩笑？”

她离得太近，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洗衣皂味儿，混着一点儿酒气，耳朵上的疼倒好像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

“没开玩笑，”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歪着脑袋被她拧着耳朵，嘴上还在硬撑，“我说真的，你考虑考虑。”

她手上又加了半分力：“行啊，那你给我说说，你喜欢我什么？”

我被她问住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笑了笑，松开手，拍了拍我的后脑勺，说了句让我记了整整六年的话：“等你攒够了说喜欢我的理由，再来跟我开这个口。”

那天晚上怎么回的家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右边耳朵还隐隐发疼。林雪梅倒是跟没事人一样，该开会开会，该下基层下基层，连正眼都没多看我一下。我暗地里松了口气，心想这事大概就这么翻篇了。

供销社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知了叫得人心烦。连着好几天，我吃过午饭就在树下发呆，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喜欢她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找了整整六年。

六年里发生了太多事。供销社改制，我下了岗，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干过销售，跑过运输，最难的时候在工地上搬过砖。后来咬着牙借钱开了个小超市，慢慢做大，又搞起了批发，总算是站稳了脚跟。

这六年里，我始终是单身。

不是没有机会，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条件不错的也有。可每次坐下来相亲，我脑子里总会闪过那个夏夜，闪过那只拧着我耳朵的手，和那句“等你攒够了说喜欢我的理由”。

林雪梅的消息断断续续传到我耳朵里。供销社改制后她去了县里的商务局，后来又调到了市里的农业公司，一路做到副总经理的位置。她还是一个人，像一把始终没有入鞘的刀，锋利、冷静、独来独往。

每年过年我都会给她发一条消息，不多说，就四个字——“新年快乐”。她有时候回一个“嗯”，有时候回个“同乐”，从来没有更多的话。

直到去年冬天。

我去市里谈一个项目，鬼使神差地绕到了她公司楼下。给她发了条消息：“林主任，我在你们公司楼下，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等了好一会儿，她回了两个字：“等着。”

那天她穿了件深灰色的大衣，短发利落，眼角有了些细纹，但整个人的气场比六年前更沉了。她站在公司门口扫了一圈，看到我的时候，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长高了。”

我哭笑不得：“林主任，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就一米八二了。”

“我说的是这儿。”她伸手指了指我的胸口。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小馆子吃饭，聊了很多。我发现她其实话不少，只是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端着主任的架子，不肯多说。她知道我开了超市在做批发，连进货渠道、毛利率这些细节都问得很清楚，听完点了点头说：“可以，路子走对了。”

吃完饭送她回去的路上，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愣了一下：“这是什么？”

“这六年攒的理由，”我看着她的眼睛，“你不是让我攒够了再去找你吗？我都写下来了。”

她站在路灯下翻了几页，忽然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舒展，眼角弯弯的，眼角的细纹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温柔了许多。

“你这个傻子，”她把本子合上，抬头看我，“我问你喜欢我什么，你就真的一条一条写了六年？”

“写了六十八条，”我说，“但你要是觉得不够，我还可以继续写。”

她没说话，就那么站在路灯下看着我，看了很久。末了，她伸手拧了拧我的耳朵，力道比六年前轻了很多，更像是揉了揉。

“明天来家里吃饭，”她收回手，转身往小区里走，“我爸做红烧肉，你来了别光喝酒。”

我看着她的背影走进楼道，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层一层熄灭。冬天夜晚的风刮在脸上，刀刃一样，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冷。

第二天我去她家吃饭，第一次见到了她父母。老爷子果然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摆在最中间，炖得油亮软烂。老太太一个劲儿给我夹菜，嘴上不停地念叨：“我们家雪梅眼光高得很，这么多年谁都不见，没想到最后找了个开超市的。”

林雪梅在旁边瞪了她妈一眼，耳根子却红了。

吃完晚饭我跟老爷子下了两盘棋，各有胜负。临走的时候，林雪梅送我到楼下，我正准备说点什么话圆一下气氛，她忽然踮起脚，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其实当年拧你耳朵的时候，我就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