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腊月二十八爹没回来，初一门口来人：你爹让我把工钱给捎回来

82年腊月二十八爹没回来，初一门口来人：你爹让我把工钱给捎回来

腊月二十八，爹没回来

一、等

1982年的冬天，冷得能把石头冻裂。

腊月二十八，村里的烟囱从早到晚没断过烟。家家户户蒸馍馍、炸油果、杀年猪，孩子们穿着新棉袄在雪地里疯跑，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年味像发酵的面团一样在村子里膨胀开来。

只有赵家的院子里，冷锅冷灶。

秀娥站在院门口，往村口的大路上张望。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她的手拢在棉袄袖子里，脚已经冻麻了，但她不肯进屋。

“娘，爹今天能回来不？”八岁的大妮从门里探出脑袋，棉袄袖子上油亮亮的，是她擦了半个月的鼻涕蹭出来的。

秀娥没回头：“能。你爹说了，腊月二十八准到家。”

这句话她说了二十天了。自从腊月初接到丈夫赵国栋托人捎回来的口信，她每天都在重复这句话，说给孩子们听，也说给自己听。

丈夫是秋天走的。县里组织民兵团去秦岭修路，队上说管吃管住，一天一块六毛钱，干满三个月就回来。赵国栋走的时候拍着胸脯保证：“过年回来，给你扯一身的确良，给仨孩子一人做一身新衣裳。”

秀娥说不要衣裳，人平安回来就行。

赵国栋笑着说：“你呀，一辈子省。”

那是十月的事。现在腊月都到头了，他还没回来。

天擦黑的时候，秀娥的心就沉了。腊月二十八，最后一趟过路班车是下午四点半，现在都快六点了，村口大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她转身进了院子，把大门虚掩上，留了一条缝。

二、年

年还是得过。

腊月二十九，秀娥杀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大妮抱着鸡哭了一场，那鸡是她喂大的，每天清早都咯咯叫着给她下一个热乎乎的蛋。秀娥说：“别哭了，你爹回来就好了。”

大妮问：“爹还回来吗？”

秀娥愣了一下，手里的菜刀顿了顿，然后狠狠剁下去：“回！你爹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除夕夜，桌上摆了一盆鸡、一碗酸菜炖粉条、一碟咸萝卜条。三个孩子眼巴巴看着那盆鸡——这是他们家一年到头最丰盛的一顿。

秀娥盛了三碗饭，转头冲着门外的黑天看了一眼。

“娘，咱不等爹了？”二丫头问。

“不等了。你爹路上耽搁了，咱先吃。”秀娥说完，筷子都没动。

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秀娥把鸡腿夹给大妮，鸡翅膀给了二丫头，鸡胸脯肉撕碎了拌进小儿子的饭里。自己就着一碟咸菜扒了两口饭，把那碗鸡汤搁在灶台上——给国栋留着。

零点的时候，村里的鞭炮齐鸣。秀娥坐在炕沿上，看着三个睡熟了的孩子，红纸包着的压岁钱塞在他们枕头底下——一个人五毛，是她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窗外爆竹声震天，她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三、大年初一

初一清早，秀娥是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吵醒的。

她披上棉袄跑出去开门——心里头那根绷了大半个月的弦，在那一瞬间突然松了一下。她想，一定是国栋，这浑人总算回来了，回头非得好好骂他一顿不可。

门一开，外面站着的却是个陌生人。

那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肩上扛着个蛇皮口袋，脸冻得通红，眉毛上结着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长途奔波的疲态，棉裤膝盖上磨出了白印子。

秀娥的心又悬了起来：“你是……”

“嫂子，您是赵国栋赵师傅家的吧？”那人放下口袋，跺了跺冻僵的脚，哈出一口白气，“我姓马，马长河，和赵师傅一块儿在秦岭修路的。”

秀娥攥紧了门框，指节发白：“国栋呢？他人呢？”

马长河垂下眼睛，从怀里摸出个布包，递过来。

秀娥没接。她的手僵在半空，像被腊月的冷风冻住了。那个布包用一块蓝布裹着，布面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四四方方。她认得那块布——是她从自己嫁妆被面上裁下来给赵国栋做内衬的。

“这是啥？”她嘴唇哆嗦着问。

“赵师傅让捎回来的。”马长河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碎了什么，“一共是一百三十六块五毛，是他……三个月的工钱加过年补助。”

秀娥往后退了一步，撞在了门框上。

“他让我告诉你，钱一分没少。他……”马长河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让你别等他。”

秀娥没倒。她扶住门框，指甲抠进了木头缝里。

半晌，她接过那个布包——很沉，沉得她一只手差点没托住。整整一百三十六块五毛，一分不少。赵国栋这辈子都没挣过这么多钱。

马长河咬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秦岭那边修盘山公路，开山炸石。十二月十二那天下午三点，赵师傅负责的掌子面塌了。他……把其他人都推出来了，自己被埋在了里头。等我们把他刨出来的时候，已经……”

他似乎说不下去了，偏过头去，肩膀轻微地抖动。

“他最后说了啥？”声音很平，平得让人心里发毛。

“他说——‘把工钱捎回去，让秀娥过年’。”

四、布包

那天晚上，秀娥打开那个布包袱。

里面是钱。大大小小的票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些毛票，全按面额整整齐齐地分类折好，用一根橡皮筋扎着。一看就知道是赵国栋的手笔——那人在家的时候，连晾衣服的夹子都得排队排。

最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

秀娥认出了那笔字。赵国栋只上过三年小学，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虫子爬。但那几个字，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秀娥，对不住。过年回不去了。工钱在这，给你和娃娃扯衣裳。别省。”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笔迹更歪了，像是赶着写的：“钱不够的话，年后我再——”。

“再”字写到一半就断了，笔锋歪歪斜斜地划出去，停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秀娥把纸条贴在胸口，没有哭出声。

窗外的鞭炮又响了。大年初一的太阳升起来了，把雪地照得发亮。孩子们在院子里追着跑，笑声从门缝里钻进来。

她走到堂屋，从灶台上端起那碗凉透的鸡汤，对着秦岭的方向举了一下，然后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汤很咸，不知道是放多了盐，还是别的什么。

秀娥打开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件打了补丁的碎花棉袄。她拿起剪刀，从棉袄下摆剪下一块布，然后又剪下一块。

“娘，你干啥呢？”大妮跑进来，看见满炕的碎布头，傻了眼。

“给你爹做双鞋，”秀娥说，线穿过针鼻，她的手稳得像铁打的，“你爹爱费鞋，外头买的不禁穿。等开春了，娘托人捎过去。”

大妮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外头有人喊，说马长河要走，问她还有没有话要捎。

秀娥放下针线，站起来走到门口。马长河站在院子里，肩膀上的蛇皮口袋空了，人显得更瘦了。

“马兄弟，”秀娥叫住他，从怀里掏出那包烟。那是腊月里她花八分钱买的，预备给赵国栋过年抽的，“这个你拿着路上抽。还有一句话，你帮我带给他——不，不用带。”

她笑了一下，笑里带着雪后的凉意和日头的暖：“告诉他，我收到了。还有，我不省。”

马长河接过烟，背过身去，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五、后来

三年后，秦岭盘山公路通车了。

通车那天，县里敲锣打鼓放鞭炮，县领导剪彩，记者拍照，热闹得很。秀娥没有去看。她带着三个孩子，坐了六个小时的班车，又走了四个小时的山路，找到了当年民兵团住过的工棚。

工棚早就拆了，原址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牺牲民兵的名字。

大妮一眼就找到了那行字——“赵国栋”。

秀娥在碑前蹲下来，从篮子里一样一样地往外拿东西：一碗红烧肉，一瓶烧酒，一双千层底布鞋，还有一沓信纸。

信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字，全是大妮代笔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妮考上了初中，二丫的牙掉了一颗，小子的棉裤又短了。

最后一页纸上，只有一行字，是秀娥自己写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像虫子爬——

“国栋，孩子们都好。我没省。”

她把信在碑前烧了，灰烬被山风吹起来，往南飘去。往南是盘山公路的方向，那条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缠绕在秦岭的腰上，蜿蜒起伏，一直伸到天边。大妮顺着灰烬飘走的方向望过去，自言自语地说：“爹修的路，真好看。”

秀娥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往南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往回走。

她没有哭。

手里的布包她一直留着，里面装着一百三十六块五毛钱的记忆，和一个男人最后的承诺。她没动过那笔钱——孩子们的新衣裳，是从她养鸡卖蛋的钱里省出来的。

她觉得，国栋一辈子就挣了这么一回大钱，不能随便花了。

1982年的冬天过去了，春天终究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