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成都知青与乡村赤脚医生相爱相守一生未离故土

楔子

我叫陈建国，今年七十有六，一辈子没离开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面这个叫李家庄的小村子。说起来，怕是没人相信，我当年是从成都府南河边上一路坐卡车颠簸了三天两夜才到的这里。一九六九年三月，刚满十七岁的我，胸前戴着大红花，怀里揣着毛选，和二十多个成都知青一起被分到了这个距离县城还有六十里山路的地方。那会儿谁承想，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我们那批知青，后来大部分都回了城。有关系的找关系，有门路的找门路，剩下几个实在没办法的，最后也通过各种渠道陆陆续续走了。唯独我，自己把自己留在了这里。不是因为回不去，是因为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人，一个让我心甘情愿把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女人。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姓林，叫林巧，比我大三岁。村里人都喊她巧妹子，只有我，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固执地喊她林巧，一直喊到现在，喊了快六十年。

这六十年里，我们养大了三个孩子，送走了双方老人，经历过穷得揭不开锅的日子，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我从一个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城市学生娃，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老农民，会犁田、会插秧、会打谷、会编竹篓。她从一个背着药箱满山跑的小姑娘，变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妇产科医生，接生过上千个娃娃，最后因为一次医疗事故，差点丢了半条命。

我们的故事，说起来很长，但真要讲起来，又觉得好像也没多长。日子就那么一天一天过的，苦的时候熬着，甜的时候也快着。今天坐在这老屋门口，夕阳照着我这把老骨头，身边是陪我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太婆，脑子里那些陈年旧事忽然就涌上来了，挡都挡不住。趁着还记得清，我就絮叨絮叨，算是给自己这一辈子做个交代，也给年轻人看看，老一辈人是怎样守着一个人过完一辈子的。

一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我们那批知青从成都出发的时候，府南河边的柳树已经冒了新芽，可到了李家庄，放眼望去，漫山遍野还是灰扑扑的土黄色。卡车在盘山路上颠簸的时候，我们几个城里娃子吐得昏天黑地，带队的干部在后面喊，说快到了快到了，结果又晃了三个钟头。等车子在村口停下来，我腿都软了，扶着车厢板往下看，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什么青山绿水，而是一个穿着蓝布衣裳的女人，扎着两条辫子，背着个印着红十字的木头药箱，站在黄桷树下仰头望着我们。

那就是林巧。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被大队支书安排来接知青的，因为听说有女娃娃晕车晕得厉害，需要个懂点医的人照应一下。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谁，只觉得这女人的眼睛特别亮，像山涧里被太阳照着的泉水，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和，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我们被分到了三间破旧的土坯房里，男生住两间，女生住一间。房子年久失修，墙壁上裂着口子，风一吹就呼呼地响。床是用木板搭的通铺，上面铺了一层谷草，谷草上扔一床薄薄的棉被，就算是全部家当了。我站在门口愣了半天，心里头五味杂陈。在成都的时候，我住的是爸爸单位分的楼房，虽然也不算宽敞，但至少不漏风不漏雨。眼前这情形，比我预想的还要差上十倍。

头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因为我娇气，实在是那床谷草太扎人了，隔着衣服都刺得皮肤发痒。加上隔壁屋子几个女娃子在哭，哭声断断续续的，听得人心里发酸。我索性爬起来，搬了个小板凳坐到门口，仰头看天。山里的天比城里低得多，星星密密麻麻的，像一把碎银子撒在黑布上。正看得出神，远远的，有个身影打着手电筒从村道那头走过来，走得很慢，背微微驼着，手电筒的光一晃一晃的。

走近了我才看清，是白天那个背着药箱的女人。她手里提着一个搪瓷罐子，看见我坐在门口，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说：“还没睡？我估摸着你们城里娃子头一晚上不适应，煮了点红糖姜水，给女娃娃们送过来，怕她们冻着。”说着她朝女知青那屋努努嘴，“她们还哭呢？”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就自顾自地走过去敲了敲门，里面抽噎的声音停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开了条缝。她侧身挤了进去，不多时，里面就安静了，隐约还能闻到红糖姜水的香味。

没过多久她就出来了，看见我还坐在门口，走过来说：“你也喝一碗吧，山里的夜风硬，别感冒了。”说着也不等我回答，就把罐子里剩下的小半碗倒出来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甜丝丝的，带着姜的辣味，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那是我到李家庄以后吃到的第一口热乎甜的东西，那种滋味，到现在我都记得。

“你是成都哪个学校的？”她在我旁边蹲下来，随口问。

“十六中。”

“哦，我表弟也在十六中，不过他没下乡，分到工厂去了。”

“你怎么没出去？”话一出口我就觉得唐突，赶紧补了一句，“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倒不在意，笑了笑说：“我爹走得早，我妈身体不好，家里就我一个娃，不能走。再说，我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当得好好的，走了谁给乡亲们看病？”

那段对话就这么结束了，她站起身，拿起罐子和手电筒，朝我摆摆手说早点睡，就消失在夜色里了。我端着那个搪瓷碗，一直坐到后半夜，直到星星都模糊了，才迷迷糊糊回到屋里躺下。那一晚，我梦见府南河的河水哗哗地流，河面上漂着红糖姜水的味道。

二

刚开始那几个月，日子过得像受刑。我们这批知青被编到各个生产队参加劳动，我被分到了第三生产队，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说是一起干活，实际上我们啥也不会，连锄头都拿不稳。队长姓李，是个五十来岁的黑瘦汉子，脾气暴躁，看我们笨手笨脚的，经常扯着嗓子骂：“你们这些学生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来农村干啥？吃闲饭的吗？”我们挨了骂也不敢吭声，低着头继续笨拙地干。

最难熬的是插秧的季节。四月份的稻田里水还凉得很，蚂蟥又多，我头一回下田，被那滑溜溜软绵绵的蚂蟥吓得在田里跳起来，一脚踩到烂泥里，整个人摔了个狗啃泥，浑身糊满了泥巴。旁边的社员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又羞又恼，眼圈都红了，可也不敢发作，只能忍着眼泪继续弯腰插秧。一整天下来，腰疼得像是要断了，两条腿被蚂蟥咬得到处是血，晚上回去洗脚的时候，女知青们看见我那惨样，又开始哭了。

那天晚上，林巧又来了。这回她不是来送红糖姜水的，而是提着一小瓶碘酒和一包棉签，挨个给我们处理伤口。轮到我时，她蹲下来把我的脚搁在她膝盖上，仔细地用碘酒擦那些蚂蟥咬过的伤口，一边擦一边说：“蚂蟥咬了不要硬拽，越拽它钻得越深，用巴掌拍一拍，它就自己缩出来了。下次你记住，口袋里装点盐，撒在蚂蟥身上它自己就掉了。”

我疼得龇牙咧嘴，没好气地说：“还有下次？我恨不得今天就买票回成都。”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淡淡的、过来人的理解：“头一两年最难熬，熬过去了就好了。我当初学医的时候也是，头一回给人打针，手抖得跟筛糠似的，针头都扎不进去，人家老太太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没事慢慢来。你说丢人不丢人？”

我没接话，心里却莫名地好受了一些。她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茧子，可动作却特别轻柔，涂碘酒的时候一点不疼。我偷偷打量她，发现她其实长得挺好看，皮肤是山里人那种健康的麦色，眼睛大而有神，眉毛又浓又黑，不笑的时候嘴角也自然地微微上翘，给人一种她随时都在笑的错觉。

“好了。”她拍了拍我的脚背，站起来，“这几天伤口别沾脏水，要是发红发肿就来找我，我住村东头第三家，门口有棵石榴树的那户就是。”

她走后，我闻着碘酒的味道，忽然觉得这破破烂烂的土坯房也没那么让人窒息了。

三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春天插秧，夏天薅草，秋天收谷，冬天修渠。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我慢慢地学会了各种农活，虽然比不上那些干了一辈子的老把式，但至少不会再被蚂蟥吓得在田里跳脚了。手上的茧子一层摞一层，脸上的皮肤也晒成了和社员们一样的颜色。有时候收工回来，对着水缸里自己的倒影，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

劳动虽然辛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春天的时候，山上的蕨菜和野葱冒出来，我们收工后就去掐一把，回来炒腊肉吃，香得人能把舌头吞下去。夏天，稻田边上的沟渠里有螃蟹，晚上打着手电筒去抓，一晚上能抓好几十只，炸了以后金灿灿的，咬一口嘎嘣脆。秋天是最好的季节，田里的稻谷黄了，山上的柿子红了，空气里飘着新米的味道，让人莫名地心安。冬天最难熬，寒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屋里屋外一样冷，我们围着火塘烤火，听老支书讲他当年剿匪的故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和林巧的交集越来越多。她每隔几天就会到知青点来一趟，有时候是送点自家腌的咸菜，有时候是来给我们量血压做体检，更多的时候，是哪个知青病了，她背着药箱急匆匆地赶来。我们知青点的卫生员是个女知青，姓张，叫什么来着，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特别怕打针，每次给人家打针自己先吓得脸发白。林巧就手把手地教她，告诉她怎么找准血管，怎么进针不疼，怎么抽回血。那耐心劲儿，比我妈教我做饭都细。

有一回，我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我们点的知青慌了神，连夜去请林巧。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又滑又泥泞，她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赶来，裤腿上全是泥，衣服湿了大半。她一进门顾不上擦把脸，就给我量体温、听心肺，又翻眼皮看喉咙，忙活了好一阵子。最后诊断是急性扁桃体炎，需要打青霉素。她问我过敏不，我说不知道，她就先给我做了皮试，等了一刻钟，确认没有过敏反应才给打了针。

那晚她没走，就在我床边守着，隔一阵子就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又喂我喝水吃药。我烧得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之间，总觉得有个人影在床前晃，一双冰凉的手贴在我滚烫的额头上，那凉意从皮肤一直渗到骨头里，舒服极了。后半夜烧退了些，我清醒过来，看见她趴在床沿上睡着了，手还搭在我手腕上摸着脉搏，灯光映着她的脸，睫毛微微颤动着，嘴角还是那样微微上翘着。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一种从未有过的、酸酸胀胀的感觉从胸口涌上来，堵得我说不出话。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雨都停了，鸡都叫了头遍。她猛地醒过来，揉了揉眼睛，先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搭了搭脉，长长地舒了口气说：“好了，烧退了。”然后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说她要回去给村东头的王婆婆换药，不能久留。临走时她从药箱里拿出几包药放在枕头边，嘱咐我按时吃，多喝水，这两天别下地。

我喊住她：“林巧，你鞋上全是泥，换一双吧，我这儿有双新布鞋，买了还没穿过，虽然大点，但总比你那双湿的好。”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被泥水泡得不成样子的解放鞋，笑了一下说：“不用，我走惯了山路，不碍事。”说完就背着药箱出了门，雨后的晨光洒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我靠在床头，看着她消失在门外的光线里，心脏砰砰地跳，跳得比发高烧的时候还厉害。

那天之后，我心里就有了一个人。

四

一九七一年秋天，上面来了政策，知青可以推荐上大学了。我们知青点炸开了锅，个个摩拳擦掌，到处找关系、跑指标。我也想上大学，做梦都想，可我知道自己的底细，学习成绩算不上拔尖，表现也一般般，推荐名额恐怕轮不到我。果然，第一批推荐名单下来，我们点有三个名额，给了两个表现积极的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我落选了，心里说不上多失落，但总有那么点不是滋味。

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干活也不带劲，下了工就一个人坐在后山的大石头上发呆。林巧大概是听说了这事，有一天傍晚收工后，她找到我，手里提着一篮子刚摘的梨，说这是她家后院梨树结的，今年特别甜，让我尝尝。

我没心思吃梨，她就剥了一个塞到我手里。我咬了一口，确实甜，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我们并排坐在石头上，谁也不说话，看着山下的村子炊烟袅袅地升起来，空气里弥漫着柴火和饭菜的香味。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建国，你是真想在农村待一辈子吗？”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我想了想说：“当然不想，谁不想回城？谁不想上大学？”

“那你就想办法啊，找支书说说，表现积极一点，明年还有机会。”

“我爹成分有点问题，档案上写了，审查过不了。”

她没有接话，沉默了很久。山风吹过来，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她伸手拢了拢，侧过脸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不甘。

“你怕吗？”她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怕什么？”

“怕这辈子就困在这山沟沟里了。”

我看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那山一层一层地延伸到天边，把外面的世界挡得严严实实。说实话，我怕。我无数次在梦里梦见成都的街道、府南河的河水、人民公园的茶馆，醒来却发现四周还是黑漆漆的土墙和茅草屋顶，那种感觉，像是被人关在一个看不见的笼子里，怎么挣扎都出不去。

可是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因为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林巧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没有再追问，而是把篮子里的梨一个一个摆在我身边，说：“慢慢吃，吃不完的放着，明天还可以吃。”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朝山下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暮色里她的脸看不太清楚，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笑：“建国，不管你在哪儿，都要好好活着。”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日后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那山风还在吹，那梨子的甜味还在舌尖上。

五

一九七二年夏天，林巧出了事。

那天我正在地里锄玉米，忽然听见村里的大喇叭响了，通知所有生产队的壮劳力到村口集合，说是要进山找人。我把锄头一扔就往外跑，跑到村口才知道，林巧早上背着药箱去隔壁公社给一个产妇接生，回来的时候抄了近路，从那座叫鹰嘴崖的地方过，结果崖壁上的石头松动，她一脚踩空，连人带药箱滚下了十几米高的山坡。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世界忽然变得不真实了，耳朵里嗡嗡地响，眼前的东西都在晃。我发疯一样跟着搜救队往山上跑，跑到鹰嘴崖下面的沟里，看见她蜷缩在一堆乱石中间，药箱摔开了，碘酒瓶子碎了，紫色的药水溅了一地，她的脸上全是血，一条腿以一个不可能的角度弯着，白色衬衫被石头划开了好几道口子，露出里面血肉模糊的皮肉。

我扑过去喊她的名字，她没有反应，呼吸很微弱。有人喊不能乱动，怕伤到骨头和脊椎，要等担架。我就跪在她旁边，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但手指还微微攥着，像是要抓住什么。我拼命地搓她的手，想让她暖和一点，嘴里不停地叫她：“林巧，你醒醒，林巧，是我，陈建国。”

后来担架来了，几个壮劳力把她抬着往山下走，我在旁边扶着担架，一路跌跌撞撞，鞋子都跑掉了一只也不知道。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检查后说右腿小腿骨折，三根肋骨断裂，头部有外伤，需要马上送县医院。可公社到县城有六十里山路，没有救护车，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们就用被子把她裹好，放在拖拉机后斗里，我蹲在旁边扶着她，一路颠簸着往县城赶。

那六十里路，是我这辈子走的最长的路。拖拉机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蹦跳，每颠一下，林巧就呻吟一声，眉头皱得紧紧的，脸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我用袖子给她擦汗，手一直在抖，心像被人攥着一样，疼得喘不上气。我那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女人对我有多重要，重要到如果她出了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下去。

到医院后，医生紧急做了手术，把骨折的部位复位，打上钢钉和石膏。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我一直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坐不住，站起来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我看着外面的天从亮变黑，又从黑变亮，第二天的太阳都出来了，手术室的门才打开。医生说手术还算成功，但病人需要长期卧床休养，而且因为摔伤严重，伤好了以后可能会留下后遗症，走路会有点跛。

我那时候只觉得人活着就好，别的什么都不求了。

六

林巧住院的那段时间，我向生产队请了假，天天在医院照顾她。她的母亲林婆婆也来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走路腰都直不起来，可眼神特别锐利。她看见我这个男娃天天守在她女儿床前，端屎端尿、喂饭擦身，啥活都干，态度就有些微妙，既感谢又防备。

有一天，林婆婆趁着林巧睡着了，把我叫到走廊上，直截了当地问：“你这个知青娃，是不是对我家巧儿有想法？”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直接，一下子愣住了，脸腾地红了。林婆婆看着我的窘态，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们知青娃的心思，迟早是要回城的。我家巧儿是个实心眼的人，认准了就不会回头。你要是没打算扎根在这里，就不要招惹她，她这辈子已经够苦了，再经不起折腾。”

我想说点什么来保证，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能保证什么呢？我确实想回城，做梦都想。可我也确实放不下林巧，这颗心由不得我自己做主，它长在她身上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想我这一辈子到底想要什么，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抵不过心里那个念头——我想和林巧在一起，哪怕不回去了，哪怕在这山沟沟里待一辈子，我都认了。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病房，林巧正在喝粥，看见我进来，笑了笑说：“你昨晚没睡好？眼睛红红的。”

我搬了把椅子坐到她床边，握住她打着石膏的手，认认真真地说：“林巧，等你好了，我们就在一起过日子，行不行？”

她的手在我掌心里抖了一下，粥碗差点没端稳，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她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你瞎说什么呢？我一个农村姑娘，腿还瘸了，你图我什么？”

“我图你这个人。”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肉麻，可那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不吐不快。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红了，眼泪在里面打转，但硬是没掉下来。她看了我很久，久到我都以为她要拒绝我了，她忽然把手从我掌心抽走了，端起粥碗继续喝，喝了两口又放下，声音低得像蚊子叫：“那你跟我妈说了吗？她要是不同意，我也不敢。”

我笑了，笑得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说：“我去说，你妈那里我来想办法。”

林婆婆那关确实不好过。她不为难我，也不骂我，就是反反复复地问那几个问题：你家在城里，你父母能同意吗？你将来会不会后悔？你要是哪天想走了，我家巧儿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问在点子上，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回答不出口，因为答案连我自己都没把握。

最后是林巧自己出面解的围。她妈又一次在我面前盘问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林巧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特别坚定：“妈，你别问了。他要是以后真走了，那也是我的命，我不怨他。可现在，我就信他。”

林婆婆听完这句话，呆了半天，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什么也没再说，转过身去，用袖子擦着眼泪，蹒跚着走出了病房。

七

林巧出院后，我们的关系算是定了下来。这在当时的李家庄引起了好一阵子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个成都知青脑子坏掉了，找个腿脚不好的农村姑娘。有人说林巧命好，攀上了城里人。也有人说我们两个迟早要散，门不当户不对。这些风言风语我听过就当耳边风，林巧却往心里去了，有一阵子她总是闷闷不乐的，我追着问她怎么了，她才说：“建国，要不就算了吧，你找个条件好的，别耽误了你。”

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什么叫耽误了我？你去问问这十里八乡，哪个有你林巧好？会看病会接生，屋里屋外一把好手，长得又好看，我陈建国上辈子烧了高香才遇上你，你还跟我提算了？”

她被我这一通话说得破涕为笑，伸手打了我一下：“你这人，说话就没个正经。”

“我怎么不正经了？我说的全是正经话。”

那年冬天，我往成都寄了一封信，告诉家里我在农村处了对象，是个赤脚医生，人很好，我们打算明年开春就结婚。我爹的回信来得很快，就薄薄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我爹说：“建国，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爹只提醒你一句，婚姻不是儿戏，选了就不能后悔，你要想清楚。”母亲没有单独写信，只在信末尾加了一行字：“过年带回来看看。”

我把信拿给林巧看，她看完以后沉默了很久，后来站起来说：“那我得收拾收拾，不能给你丢人。”

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我带着林巧回了成都。那是她头一回出凉山，头一回坐长途汽车，头一回看见那么宽的马路、那么高的楼房、那么多的人。她一路上晕车晕得吐了三四回，脸色蜡黄，可一到成都，她就强打起精神，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上她最好的一件蓝布棉袄，还特意在辫子上扎了两根红头绳。

我爹和我妈在巷口接的我们。我妈一看林巧，上下打量了好几遍，脸上的表情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淡淡地说了句“来了，进屋吧”。我爹倒是热情些，招呼着倒茶端瓜子，可那气氛总归是有些尴尬的。晚上我偷偷问我妈怎么样，我妈说：“人倒是看着本分，就是腿脚好像不太方便？”我说她上山摔的，为给人家接生摔的，这是工伤。我妈撇撇嘴，没再说什么。

那几天在成都，林巧过得小心翼翼。她帮我妈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啥活都抢着干，晚上还给我妈泡脚、按摩，把我妈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临走那天，我妈拉着她的手，眼圈红红地说：“巧儿，我们家建国从小被惯坏了，脾气倔，你可得多担待。你们在那边好好的，缺啥少啥就跟家里说，妈给你们寄。”

林巧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喊了一声“妈”，喊得又脆又响，把我妈喊得也哭了。两个女人在门口抱头痛哭了一场，哭完又笑了。我爹在一边看着，笑着摇头说：“行了行了，我鸡都杀好了，吃完饭再走。”

那年春天，我们结了婚。没有彩礼，没有酒席，就在林巧家的老屋里，请了几个亲近的邻居和知青点的朋友，烧了一桌子菜，喝了几碗苞谷酒，就算把喜事办了。老支书当了证婚人，他喝了半斤白酒，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娃，你是个好样的，肯留下来，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那一刻，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八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也比我想象的要幸福得多。

林巧的身体底子其实不错，可那次摔伤后到底留下了后遗症，右腿走路确实有些跛，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厉害，有时候疼得整晚睡不着，又不肯吃止痛片，怕伤胃。我心疼得不行，就学了一套按摩的手法，每天晚上给她揉腿，顺着手法往一个方向推，推得她舒服了，慢慢就睡着了。她睡着以后打呼噜，声音不大，像小猫哼哼似的，我以前睡觉轻，听不得一点响动，后来听惯了，没有那呼噜声反倒睡不着。

我们住的还是林巧家那间老屋，土墙瓦顶，三间正房带一个灶房，院子不大，种着一棵石榴树和一棵梨树。石榴树是她爹在世时种的，梨树是后来我补种的，我说你叫林巧，巧和梨谐音，种棵梨树吉利。她笑我瞎扯，说梨树谐音是分离，不吉利。我说那是你不懂，梨树开白花，像你穿白大褂的样子，好看。她就更笑了，说我嘴皮子厉害，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经济上，我们紧紧巴巴的。她当赤脚医生，工分和别的社员一样记，另外每月有三块钱的补贴，这就是她全部的收入了。我挣的工分和她差不多，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年到头能分到七八百斤粮食，够吃，但存不下钱。好在我们都会过日子，房前屋后种了菜，养了鸡，还喂了两头猪。春天上山挖竹笋，夏天去河里摸鱼，秋天到山里捡板栗和野生猕猴桃，冬天腌酸菜、做腊肉，一年四季，吃的基本不用花钱买。

最难的还是看病。林巧自己腿脚不好，可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的照样来找她。她的药箱里常备着一些常用药，退烧的、止痛的、消炎的、治拉肚子的，都是大队卫生站统一配的，品种不多，质量也一般，可比起那些连药都没有的年代，已经是好太多了。她看病不收费，也从不收礼，谁要是硬塞给她两个鸡蛋一把青菜，她就收下，转手又送给那些更困难的人家。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下着大雪，邻村一个姓张的人家来敲门，说他婆娘要生了，胎位不正，接生婆不敢接，求林巧去救急。林巧二话没说就爬起来穿衣服，我拉住她说：“你腿疼成这样，大雪天怎么走路？要不叫他们送去卫生院？”她摇摇头说：“雪这么大，路又远，产妇等不了，我必须去。”说着背上药箱就出了门。

我拦不住她，只好跟着一起去。那雪下得真大啊，一脚踩下去没过脚脖子，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她腿脚不灵便，在雪地里走得特别慢，有好几次脚底打滑差点摔倒，都是我扶着她才站稳。走到半路，她忽然停下来喘了口气，我借着雪光看见她的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我知道她的腿疼得厉害，可问她她只说没事、不疼、再走快点。

到了那户人家，产妇已经疼得满头大汗，床单上全是血。林巧洗了手就去检查，查完出来，脸色很凝重，对我说胎位不正，是臀位，她在公社卫生院的培训课上学过怎么处理，但没有实际操作过，风险很大，最好送卫生院。可雪下得这么大，担架抬出去最少也要两三个钟头，产妇等不了。她咬咬牙，决定自己上手。

那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林巧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沉稳有力，指挥着产妇用力、呼吸、换气，旁边还有两个帮着接生的婆娘，声音乱七八糟的。过了大约一个钟头，里面忽然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嘹亮极了，撕破了那个大雪夜的沉寂。紧接着是林巧的声音，她说了一句：“好了，是个小子。”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带着满满的疲惫和如释重负。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接生过程非常凶险，新生儿出来的时候脐带绕颈两圈，浑身青紫，是林巧迅速剪断脐带，把婴儿倒提着拍了几下屁股才哭出来的。产妇大出血，又是她紧急处理，用手按摩子宫，配合药物止血，才算保住了大人。那个叫张小军的孩子，后来考上了大学，每年过年回村都要来看林巧，一口一个“林婶”叫得可亲热。

那天凌晨，我和林巧踩着快没过大腿的积雪往回走，雪已经停了，月光洒在雪地上，亮得晃眼睛。她忽然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她说：“建国，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一个臀位都差点搞不定，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我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又冷又僵，在发抖。我拍着她的背说：“你不是没用，你是太有用了。你要不在，今晚那个孩子和他妈都危险了。林巧，你知不知道你是观音菩萨？是送子娘娘？李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哪个不念你的好？”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我的棉袄湿了一小块，她在哭。

九

一九七四年秋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那年的秋雨来得特别早，九月份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一下就是半个月。林巧的预产期就在那几天，她本来打算在县医院生的，可雨下得没完没了，山路泥泞得走不了车，我们只能待在村里。好在她自己就是医生，接生的东西都提前准备好了，我母亲也从成都赶了过来，帮我们张罗。

那天傍晚，她正在灶房里煮稀饭，忽然弯下腰，手里的勺子掉在地上。我扶着她走进屋里，她让我别慌，说第一胎没那么快，让我去烧热水。我手忙脚乱地去烧水，水烧开了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在灶房里团团转。母亲把我推出来说：“你出去等着，别在这里添乱。”

我站在屋檐下，雨声哗哗的，听不清屋里的动静。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第五根的时候，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那哭声又响又亮，穿过雨幕，清清楚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怎么都止不住。母亲打开门，笑盈盈地说：“是个丫头，六斤八两，母女平安。”

我冲进屋，看见林巧靠在被子上，脸色苍白，满头是汗，怀里抱着一个皱巴巴红彤彤的小东西。她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笑意，说：“建国，你看，像你还是像我？”我凑过去看那个小东西，鼻子小小的，嘴巴小小的，眼睛闭得紧紧的，怎么看也看不出像谁。可我心里那股劲啊，翻江倒海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蹲在床边，握着林巧的手，一直哭一直哭。林巧笑话我说：“你都当爹了还哭，羞不羞？”我说：“我高兴，我高兴还不行吗？”

女儿取名叫陈晓，名字是我妈取的，说是拂晓出生的，叫晓字好。林巧没意见，我也没意见。陈晓从生下来就好带，不爱哭闹，饿了就哼哼两声，吃饱了就睡，特别好带。林巧出月子那天，我把她扶到院子里坐，深秋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她娘儿俩，林巧给女儿喂奶，低头看着怀里的小人儿，嘴角的笑意怎么都收不住。我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人世间最好的日子了。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生活的重担就压了下来。有了孩子以后，花销一下子大了很多，奶糕、衣服、尿布，样样都要钱。我们那点工分和补贴根本不够用，好在母亲从成都隔三差五地寄东西来，奶粉、布料、旧衣服，寄了一大包一大包的，帮了大忙。可母亲也有自己的难处，她和我爹都是普通工人，工资不高，还隔着这么远，寄东西不是长久之计。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那年，国家恢复了部分高校的招生工作，虽然是推荐加考试相结合的方式，但对我们知青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公社给了我们大队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名额，大队经过筛选，最终推荐了我，去成都医学院读书，学制三年，毕业后分配工作。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刨红薯。通信员小跑到田埂上喊：“陈建国，大队通知你去体检、填表，你被推荐上工农兵学员了！”我愣住了，手里的锄头都没放下，就那么站着，脑子里轰轰的，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里面飞。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事跟林巧说了，又把公社的通知书给她看。她看完以后，半天没说话，后来把孩子抱起来，假装逗孩子玩，可我看得清清楚楚，她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珠里打着转，就是没让它掉下来。

“这是好事，大好事。”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发颤，“你去，成都医学院，毕业了就是正儿八经的医生，比我这土郎中强多了。”

“我去三年，你一个人带着晓晓怎么办？”

“怎么就不能过了？我林巧又不是没手没脚，腿瘸了又不是瘫了，带个孩子还带不了？”

“可……”

“可什么可？建国，你听我说。”她把孩子放下，转过身看着我，脸上那种表情我以前没见过，又认真又倔强，还带着一种舍不得又必须舍得的决绝，“我跟了你，就没图过什么。这几年你对我好，我心里有数。可你不能为了我，就这么窝在山沟沟里一辈子。你是有本事的人，应该出去闯一闯。”

那一晚，我们一夜没睡，说了很多话。她说她不怕苦，就怕耽误了我。我说我不怕留下来，就怕走了以后回不来。说到最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哭完又觉得可笑，明明是好事情，怎么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

第二天，我去公社填了表，体检也顺利通过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顺利得让我不安。

十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就在我办好所有手续、准备动身去成都报到的前三天，林巧忽然病了。一开始只是发低烧、咳嗽，她没当回事，自己去卫生站拿了点感冒药吃。可烧一直不退，反而一天比一天高，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到了第三天，她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

我心里咯噔一下，架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拍完片子，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表情很凝重。他指着X光片上一个鸡蛋大小的阴影说：“右肺中叶有个占位性病变，边界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诊，我建议你们马上去地区医院或者省城的大医院做CT和气管镜，这个情况不能拖。”

我问是什么病，医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了一句“先不要自己吓自己，等确诊了再说”。可他看林巧的眼神和他说话的语气，已经把我推向了深渊。从县医院出来的路上，我扶着林巧，她的手搭在我胳膊上，轻飘飘的，才几天时间，她就瘦了一大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建国，是不是不太好？”她问我，声音很平静。

“没事，就是肺上的炎症，去大医院好好看看就好了。”

“你别骗我。我自己就是医生，什么症状对什么病，我心里有数。”她停了停，叹了口气，“要是不好的病，你该去成都就去，别因为我耽误了。”

“你给我闭嘴！”我吼了她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路边的人都扭过头来看我们，林巧也愣了，大概是从没见过我这么凶她。我搂住她的肩膀，声音软下来，带着哭腔说：“什么去不去成都的，你想都不要想，先看病，看好了病再说别的。”

我连夜给成都拍了电报，说我暂时不能去上学了，家里出了急事。然后借了生产队的骡子，把林巧和孩子一起驮着，翻山越岭去地区医院。那一路走得我肝肠寸断，林巧趴在骡子背上，烧得迷迷糊糊，晓晓在我怀里哭个不停，天还下着小雨，山路又滑又泥泞，我牵着骡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了整整一天才到。

地区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排除了肿瘤，确诊为重症肺炎合并肺脓肿，需要住院治疗，至少一个月。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觉得天又亮了。可新问题马上来了，住院要交两百块钱押金，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和林巧的药箱，加上林婆婆临时凑的，统共只有六十多块钱。我找大队借了五十，又给成都的家里拍电报让汇一百，东拼西凑总算把钱交上了。

住院那些天，我白天在医院照顾林巧，晚上带着晓晓住在医院走廊上。晓晓才一岁多，夜里认床，总是哭，我怕吵到别的病人，就抱着她在走廊里来回地走，一边走一边拍，走得腿都软了，她才肯闭上眼睛。林巧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瘦得皮包骨头，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要好好休养，不能劳累，不能断药，定期复查。

我把她们娘儿俩接回家，安顿好了以后，去公社打听工农兵学员的事。公社干部告诉我，因为我没按时报到，名额已经给了别人，而且错过了当年的补录时间，只能等下一批。下一批什么时候有，谁也不知道。

我站在公社门口，抽了一根又一根烟，把一包大前门抽得精光。秋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我心里空落落的，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说后悔，也后悔，可你要是让我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说不后悔，那是假的，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梦想，现在这个梦碎了，心里能好受吗？

回到家，林巧正靠在床上，见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回事。我没瞒她，一五一十说了。她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最后用她那瘦得青筋暴起的手拉住我的手，说：“建国，对不起，是我拖累了你。”

我在她床边坐下来，把她的手合在掌心里，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粗大，因为这几个月生病，手心连茧子都磨平了一些，摸着居然有些滑。我说：“林巧，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拖累？咱俩是夫妻，你不拖累我谁拖累我？我还怕你不拖累我呢。”

她眼圈一红，小声说：“可是你本可以回成都的……”

“回成都？跟你和孩子分开？那个大学，不上也罢。”

说这话的时候，我语气硬邦邦的，好像特别洒脱，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心里那个窟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填上。后来偶尔想起来，还是会有点痛，但日子久了，也就慢慢接受了。人生嘛，总有得有失，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可我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家，得到了林巧踏踏实实的好，这笔账，算来算去，还是赚的。

十一

一九七七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那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我们这些老知青更是激动得睡不着觉。我翻出压箱底的课本，白天干活晚上复习，点着煤油灯在院子里看书，蚊子咬得满腿是包也不觉得痒。林巧支持我考，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还要给乡亲们看病，累得够呛，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

我报了名，考区在县城。考试那天凌晨三点，我就起床了，林巧给我煮了六个荷包蛋，说吃六个，六六大顺。我平时胃口大，可那天紧张得只吃了两个，剩下的四个她说你带上，中午吃。她把我送到村口，天还没亮，月亮还挂在天上，她一手抱着还是婴儿的儿子，一手牵着女儿，站在那棵黄桷树下，对我说：“你好好考，考上了就是咱们全家人的光荣。”

我考得怎么样呢？实话实说，不怎么样。毕竟丢下课本那么多年，加上白天要干活，复习时间太少，底子又薄，总分勉强过了线，但离第一志愿的医学院差了一大截，最后被调剂到了地区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总算考上了，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觉得师范不是自己想学的，心里有点别扭。

林巧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师范怎么了？师范毕业当老师，教书育人，不比当医生差。你忘了你小时候想当什么来着？你说你想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认字，这话你自己不记得了？”

我想了半天，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小时候在成都，我家附近有个小学，我经常趴在教室窗户外面看老师讲课，那时候觉得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模样，可神气了。后来下乡，这个念头被磨得干干净净，差点都忘了。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背着行李去了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报到，学制两年。那两年里，我每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来回车票要六块钱，为了省下这三块钱的单程车费，我有时候搭便车，有时候干脆骑自行车，一百多里路，骑七八个小时，到家的时候两条腿都木了，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

每次回家，都看见林巧比我上次走的时候更憔悴一些。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出诊，还要挣工分，还要种菜喂猪，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她的肺病虽然好了，但身体底子到底差了，抵抗力不如从前，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可她还是那个脾气，什么苦都不说，什么累都往肚子里咽。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女儿晓晓穿着一件打了七八个补丁的裤子，膝盖上的补丁摞补丁，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我心里一酸，问她：“妈呢？”晓晓说：“妈去后山给李大爷看病了，还没回来。”我等到天黑她才回来，背上的药箱似乎比以前更沉了，她进门的脚步迟疑了一下，先探头看了看灶房的方向，闻到饭菜的香味才松了口气。

“回来了？”她看见我，笑了笑，脸上的疲惫稍微淡了一些。

“嗯。林巧，你是不是又瘦了？”

“没有，还胖了呢，你眼神不好。”

我走过去接过她的药箱，那药箱真沉，打开一看，里面塞满了各种药瓶和器械，还有一些乡亲们托她捎带的杂货。她的肩膀被药箱带子勒出两道深深的红印，肩膀上的骨头硌手。我心疼得不行，嘴上却说不出好听的话来，只说了一句：“我去打水，你洗把脸吃饭。”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两年。我在学校里拼命学习，想着早点毕业早点回去帮她。她在家里拼命撑着，想着让我在外面安心读书没有后顾之忧。我们都没跟对方说过一个苦字，可每次见面，看见彼此眼睛里那些藏不住的疲惫和辛酸，就什么都懂了。

十二

一九八零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了公社中心小学当老师。说是中心小学，其实就是一栋两层的土楼，六个年级六个班，加上校长一共九个老师，我是唯一一个师范科班出身的。我教五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还兼了全校的音乐课，因为其他老师都不会弹风琴，我在师范学了点皮毛，会弹个哆来咪发唆，也算是全校最有文化的老师了。

工资不高，一个月三十二块钱，但比起挣工分强多了，至少每个月有现钱进账。林巧还是当她的赤脚医生，补贴从三块钱涨到了六块钱，加上我这份工资，我们家的日子一下子宽裕了不少。我给林巧买了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让她出诊的时候少走点路。她腿脚不方便，学骑车摔了好几跤，膝盖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可到底学会了，虽然骑得不快，但总比走路强。

八一年，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了。那一年林巧已经三十三岁了，算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胎盘滞留，差点大出血，又是她自己指挥着接生婆处理的，有惊无险。小女儿取名叫陈娟，是个乖巧安静的孩子，跟她姐姐小时候一样好带。我们一家五口，挤在那三间老屋里，虽然拥挤，但热闹得很。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八二年，包产到户的政策下来了，我们家分到了三亩水田和两亩旱地，还有一头牛。我教书，林巧行医，再种点地，收入比在生产队的时候翻了一番不止。八三年，我们攒了八百块钱，把老屋翻修了一下，换了新瓦，粉了墙，地面铺了水泥，还添了几件像样的家具。村里人都说，陈家这两年发起来了。

可林巧的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放不下。

八四年夏天，有个从省城来的医疗队到我们公社巡回义诊，带队的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姓徐的主任医师，四十多岁，戴个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林巧跟着他们一起工作了几天，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也见识了正规医院的诊疗流程。义诊结束后，徐主任单独找林巧谈了一次，问她愿不愿意到省人民医院去进修一年，学习妇产科的新技术。

林巧回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她说：“建国，徐主任说了，省人民医院今年有一个面向基层医生的培训名额，推荐我去，学费全免，住宿也安排，就是生活费要自己出。你说，我该不该去？”

我当然支持她去。这一年她吃了太多的苦，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姑娘，自学成才当上了赤脚医生，靠着几本翻烂了的医书和公社卫生院的短期培训，就给那么多人看过病、接过生。她缺的就是正规的学习机会，现在天上掉下来这么个馅饼，傻子才不去。

可问题又来了，她要是去进修一年，家里三个孩子怎么办？我白天要上课，一个人顾不过来。林巧想了半天说：“要不，把晓晓送到她外婆那边住一阵子，娟儿我带在身边，强强让你妈帮忙带几天？”我说：“我妈在成都也带不了，她身体也不好。要不，我跟我学校说说，看能不能申请调到县城的学校，那样离省城近一些，你们娘几个也好有个照应。”

我想来想去，觉得调工作这事没那么容易，又怕耽误了林巧的进修机会，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燎泡。最后还是林婆婆发了话，她说：“你们俩都别争了，孩子我来带。我一个老婆子，别的忙帮不上，带几个娃娃还是带得动的。你们年轻人该奔前程就奔前程，别让娃娃绊住了脚。”

就这样，八四年秋天，林巧带着三岁的小女儿陈娟去了省城进修。我留在公社教书，大女儿陈晓送去了林婆婆家，儿子陈强跟着我，爷俩在学校宿舍里挤一张床。那一年里，我既当爹又当妈，白天上课，晚上改作业、备课、哄孩子睡觉。陈强那时候才七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三天两头在学校里闯祸，不是打碎了教室的玻璃，就是把同学的橡皮扔到茅坑里，我光是给他擦屁股就累得半死。

可再累，我也觉得值。因为每次林巧打电话到公社的邮电所，声音从那头传过来，满满的都是兴奋和新鲜。她跟我说学会了怎么用B超机，学会了怎么判断胎儿宫内窘迫，学会了好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知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久没听到过的活力，像是一棵快要干枯的树终于浇上了水，叶子都舒展开了。

十三

进修结束以后，林巧回到公社卫生院，正式转成了合同制的医生，不再是挣工分的赤脚医生了。卫生院的院长姓杨，是个转业军医，对林巧很器重，让她专门负责妇产科门诊和住院部的管理工作。她那两年的进修没有白去，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让公社卫生院妇产科的水平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

以前，周边几个公社的产妇要生孩子，遇到难产的情况只能往县医院送，来回好几个小时，路上经常出问题。林巧回来以后，建立了规范的产前检查制度，推广了科学的接生方法，还教会了乡里的几个年轻助产士如何处理常见的急产和产后出血。在她的主持下，公社卫生院的妇产科慢慢地能处理绝大多数正常分娩和部分高危妊娠了，需要转到县医院的比例大大降低了。

那些年，林巧的名字在方圆几十里地内几乎是家喻户晓。谁家的媳妇怀孕了，要找林巧看看胎位正不正；谁家的孩子生下来不哭，要找林巧来拍屁股；谁家的产妇奶水不够，要找林巧开方子催奶。她从来不嫌烦，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有一次，她在除夕夜被人从年夜饭桌上叫走，去接生，回来的时候大年初一的饺子都凉透了。还有一次，她在给别人接生的时候，自己的胆囊炎犯了，疼得脸色发白，硬撑着把孩子接生完才捂着肚子蹲下来，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

我有时候心疼她，说她不要太拼命了，身体是自己的。她说：“人家找上门来，是对你的信任，你能说我不舒服、你去找别人？方圆几十里，能找的只有县医院，路那么远，人命关天的事，我怎么忍心。”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谁都好，唯独对自己不好。

八五年，我们家又迎来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国家落实知青政策，凡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只要本人申请，可以安排回城，分配工作。消息传来，我们那批知青里已经所剩无几的几个也都开始活动了，有的找关系开证明，有的托人递申请，忙得不亦乐乎。

我父亲从成都来信，信上说：建国，现在政策允许了，你带着巧儿和孩子们回来吧，我在单位给你问了，可以安排到街道办工作，虽然不是多好的差事，但总比在农村强。你妈想你们想得厉害，尤其是想看看几个孩子。回来吧，咱们一家团圆。

我把信拿给林巧看，她看完以后说：“你怎么想的？”

我说：“我爹妈年纪大了，想让我们回去。孩子们也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城里条件比这边好太多。你呢？你这边的工作……”

“我这边的事不急，你走的话，我跟卫生院说说，他们应该能安排人接手。”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很，可我听得出来，她心里其实在翻腾。她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三十多年，她的事业在这里，她的根在这里，让她走，等于连根拔起。

那天夜里，我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窗外的青蛙叫了一整夜，吵得人心烦。快到天亮的时候，林巧忽然翻过身来，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见她的声音，有点沙哑，有点涩：“建国，要不你自己先回成都吧，带着孩子们回去，我在这边再干几年，等攒够了钱，再想办法调到成都去。你爹妈年纪大了，你是独生子，不能不在跟前尽孝。”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一下子坐起来，“我走，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不可能的。”

“那你说怎么办？”她的声音有些急促了，“两边都是老人，你选哪边？我是跟了你，可我不能扔下我妈不管吧？她都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一个人在这边，你放心？”

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是啊，林婆婆年纪大了，就林巧一个女儿，我们要是都走了，她老人家怎么办？接到成都去？老人家在这个山沟沟里住了一辈子，听不懂成都话，吃不惯成都菜，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不是孝顺，那是受罪。

我们为这个事情纠结了整整一个夏天。我去公社打听调动的可能性，又去县城问教育局有没有往成都调动的指标，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得到的答复都是模棱两可的。林巧也跟卫生院谈了，杨院长说我们可以帮忙出具工作表现证明，但能不能调到成都的医院，他不敢保证。

最终让我们下定决心的，是一件事。那年八月，林婆婆在地里摘菜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胯骨摔裂了。林巧赶到的时候，老太太躺在地上，动不了，脸色蜡黄，嘴里一直念叨着“不碍事不碍事”，可疼得额头上全是汗。老人在县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出院以后走路要用拐杖，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林巧白天上班，晚上照顾老人，累得脱了一层皮。

有一天晚上，我给她揉腿的时候，她忽然跟我说：“建国，我们不走了。”

“什么？”

“我们不走了。”她又说了一遍，这次语气更坚定了，“我妈这个样子，离不开人。我的工作也在这边，正干得起劲。你在这边当老师，孩子们在这边读书，虽然条件比不上城里，但也不差。咱们就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吧，别折腾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她：“你不后悔？跟我在这山沟沟里待了一辈子。”

“后悔什么？”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在灯光下显得特别安详，“我要是嫁了个城里人，说不定早就离婚了。你看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做事又倔，腿还瘸，谁受得了我？也就你，傻乎乎的，什么都顺着我。”

那天晚上，我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我们决定不回去了。信寄出去以后，我站在村口的老黄桷树下，看着远处的山峦起伏，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踏实的感觉。这些年我一直在纠结的去留问题，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答案。我选择了留下，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回城的梦想，而是因为我在这里建立了比梦想更重要的东西。

十四

八六年到九六年，这十年是我们家最平静也最充实的十年。我在公社中心小学教了两年书，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了乡里新成立的初级中学，教语文和历史。林巧在卫生院干得风生水起，八八年转为正式职工，九二年评上了主治医师。我们的三个孩子也一天天长大了，大女儿陈晓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儿子陈强跟着我在乡中学读书，小女儿陈娟在林婆婆身边长大，嘴甜得很，把老太太哄得整天合不拢嘴。

日子虽说过得不错，但也不是一直都顺风顺水。九零年夏天，我种的几亩烤烟得了花叶病，绝收了一大半，赔了上千块钱。九一年，林巧因为长期值夜班、饮食不规律，查出了慢性胃炎和胆囊结石，疼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缩成一团，冷汗涔涔的，我看着心疼得要命，劝她去做手术把胆囊切了，她不肯，说等孩子们放假了再说。结果一拖再拖，拖到九三年实在熬不住了，才在县医院做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十岁。每天下了课就骑自行车去医院，四十里路，骑一个多小时，到了以后帮她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晚上趴在床边凑合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车赶回学校上课。林巧看我瘦得厉害，心疼得直掉眼泪，说她不行了就不要来，有护士照顾就够了。我说护士照顾得再好也不如自己人贴心，你别跟我客气了，好好养病。

九四年，我们家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大女儿陈晓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成了我们这个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林巧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也红了眼眶。陈晓倒是淡定，把通知书收好，说了一句：“爸，妈，等我毕业了，回来跟你们一样当老师。”林巧擦着眼泪说：“你这孩子，考都考出去了，还回来干啥？在外面好好发展，别学你爸，一辈子窝在山沟沟里。”

陈晓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接话。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泛起一阵酸溜溜的滋味，也不知道是为自己酸，还是为女儿酸。

送陈晓去省城那天，我们一家人都去了。林婆婆拄着拐杖，非要跟着送到村口，拉着陈晓的手，翻来覆去地嘱咐：“要吃饱穿暖，要好好学习，别跟同学吵架，放假就回来……”陈晓一边答应一边哭，哭得妆都花了。我在旁边看着这祖孙俩，心里头又欣慰又酸楚，欣慰的是孩子总算有了出息，酸楚的是这个家从此就少了一个人，以后逢年过节才能团圆了。

陈晓走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不少。林巧那阵子总是心不在焉的，做饭忘了放盐，炒菜炒糊了也不知道。我知道她是想女儿，又不肯说出口，怕我笑话她。有一天晚上我在院子里乘凉，看见她一个人站在石榴树下发呆，月光照着她的脸，鬓角已经有白发了，才四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多。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抱住她，她的身子僵了一下，然后靠进我怀里，叹了口气说：“建国，你说我们是不是老了？怎么这么快，孩子都上大学了。”

我说：“不老不老，你还年轻着呢，我还能再生一个。”

她锤了我一下，骂我老不正经，可我能感觉到，她在笑。

十五

九七年，香港回归那一年，我们家又出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差点把林巧的一生都毁了。

那年春天，乡卫生院接诊了一个从隔壁乡转过来的产妇，姓刘，二十三岁，第一胎，胎位不正，已经疼了两天两夜，羊水都破了，送到卫生院的时候，胎儿的心跳已经很微弱了。当时卫生院的值班医生是个刚从卫校毕业不久的年轻姑娘，不敢处理，打电话给林巧。林巧那天正好休息，因为胆结石手术后身体一直没完全恢复，在家休养。接到电话以后，她犹豫了一下，我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先用胎心监护看着，我马上到。”

我拦住她说：“你身体还没好利索，让别的医生处理不行吗？”

“别的医生？别的医生要是有这个能力，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她一边说一边穿上白大褂，背起药箱就往外走。我追出去，她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的事情，后来我听说了很多个版本，有说林巧到了以后发现情况严重，建议马上转县医院，但产妇家属嫌远不肯去。有说林巧检查后判断可以尝试臀位助产，但过程中脐带脱垂，胎儿窒息。还有人说林巧手忙脚乱中操作失误，导致产妇产后大出血。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连林巧自己都说不清了，因为她到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很紧急了，她的每一个判断和操作，都是在和时间赛跑。

结果是没有跑赢。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呼吸，抢救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救回来。产妇因为大出血和感染，在转往县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母子都没保住。

消息传回来，整个乡都炸了锅。产妇的家属来了几十个人，把卫生院围得水泄不通，要林巧给个说法，要她偿命。我赶到卫生院的时候，看见林巧被堵在办公室里，门被人从外面锁住了，她在里面哭，外面的人骂，还有人砸玻璃、踹门，场面乱成一锅粥。

我挤过人群，用身体堵住门，大声说：“大家冷静一下，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不能乱来！”可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有个壮汉一把推开我，指着我说：“你就是林巧的男人？你婆娘杀了我弟弟的老婆和孩子，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们谁都别想走！”

后来是派出所的民警赶到，把人群疏散了，把林巧从办公室里接出来。她被带到了派出所做笔录，整整做了四个小时。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等着，看见她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是一根被抽空了的木头，眼神空洞洞的，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茫然，好像灵魂已经不在这具身体里了。

“建国。”她喊了我一声，声音轻得像风吹过落叶，“我是不是真的杀人了？”

“你别瞎说，你不是故意的，你已经尽力了。”

“可他们死了，”她忽然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里涌出来，“他们死了，一个大人一个孩子，都是我手上没的。建国，我是不是不该接这个活？我是不是该让他们转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医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林巧这么崩溃。她这个人，再苦再难都撑得住，以前腿摔断了没哭，生孩子的疼没哭，胆囊炎发作疼得满地打滚也没哭。可这一次，她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哭得浑身发抖，哭得站都站不住，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我蹲下去抱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这个时候，语言是最无力的东西。我只能抱着她，让她知道她还活着，她不是一个人。

十六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林巧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县卫生局成立了调查组，对这次医疗事故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期间林巧被停职，不能行医，不能接触病人，每天就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去。她把自己关在那间老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不许我们开灯，不许孩子们靠近，一个人待在黑暗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我做好饭端过去，放在门口，过一会儿去收，碗里的饭动都没动。我跟她说话，她不应声。我拉开窗帘想透透气，她就把自己裹在被子里，蒙着头，一动不动。那段时间，她瘦了将近三十斤，本来就瘦的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脸上的皮肤黄得像陈年的报纸，头发大片大片地掉，枕头上、衣服上全是落发。

孩子们吓坏了。陈晓从学校请假回来，看见她妈那个样子，跪在床前哭得死去活来，可林巧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像一具只有呼吸的活死人。陈强和陈娟更小，不敢靠近，远远地站在门外面，小声问我：“爸爸，妈妈怎么了？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心如刀绞，可我必须撑住。这个家，已经倒了一个，我不能再倒了。

我向学校请了长假，专心照顾林巧。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今天煮粥，明天炖汤，后天包饺子，她不吃我就自己吃了重新做。我给她擦身、洗头、剪指甲，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哪怕她不看我不理我，我也跟她说说话，说说学校的事，说说田里的庄稼，说说东家的鸡下了几个蛋，西家的猪生了几个崽。我不在乎她听不听，我只是想让她知道，这个世界还在转，日子还在过，她不是一个人。

调查结果出来那天，我去了县卫生局。结论是：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主要原因在于基层医疗条件不足和转诊不及时，以及产妇家属拒绝转院的错误决定。林巧在处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操作不当，但没有直接造成死亡的因果关系。最终处理结果是：林巧被免去乡卫生院妇产科负责人的职务，给予行政警告处分，保留医生资格，但需要在上级医院重新接受三个月的规范化培训后才能重新上岗。

这个结果，对一个从医二十多年的老医生来说，几乎等于职业生涯的终结。林巧知道以后，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继续望着天花板。

我知道，她已经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壳里了，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心里的那道口子，比任何人的指责和谩骂都要深，那是她自己给自己划的，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当医生，不配被人叫一声“林医生”。

转机出现在三个月后。

那天，隔壁乡一个姓周的妇女，挺着大肚子，走了十几里山路，找到我们家。那妇女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下，给我们磕头，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扶她起来，问怎么了，她说她怀了第三胎，前两胎都是难产，孩子都没保住，这一次她听说林巧回来了，就跑来找林巧，想让林巧帮她接生，她说她只信得过林巧。

我说林巧现在不在卫生院上班了，她身体不好，看不了病。那妇女不依不饶，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说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林医生不答应我就不走。我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正不知道怎么劝，听见里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林巧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用橡皮筋随意扎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她的眼睛，那双已经黯淡了三个月的眼睛，此刻有了一点光。她站在门口，看着地上跪着的那个孕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走过来，蹲下身子，扶住那个妇女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眼眶发热的话。

她说：“你起来，地上凉，对胎儿不好。”

那个妇女站起来，林巧让她坐到院子里的椅子上，打开那个已经落满灰尘的药箱，取出听诊器，放在手心里捂了一会儿，等金属听头不那么冰了，才贴到孕妇隆起的肚子上。她听胎心的时候，微微闭着眼睛，眉头皱着，嘴唇抿得紧紧的，脸上那种专注的神情，和几个月前判若两人。

听了足足有五分钟，她才睁开眼，对那个妇女说：“胎心正常，胎位也正，目前看没什么问题。但你前两胎都是难产，这一胎还是要小心，产前要定期做B超，生的时候最好去医院。”

“可我就信你，林医生，你就帮我接生吧。”

林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现在的处分还没撤销，不能行医。”

“我不要你担责任，我自愿的，出了事我自己负责。”

“不行，这不是你负不负责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林巧的语气很坚决，可她的眼神出卖了她，那眼神里有渴望，有挣扎，还有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想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冲动。

那天的最后，林巧没有答应给那个妇女接生，但她给她做了详细的产前检查，画了一张表，告诉她在什么时间要去做什么检查，注意事项一一写在纸上，写了两页纸。那个妇女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一直喊“林医生谢谢你，林医生你快点好起来”。

那个妇女走后，林巧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石榴树，站了很久。后来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了三个月以来最长的一句话。

她说：“建国，我想去重新培训。”

十七

九八年春天，林巧去了省城，参加卫生厅组织的基层医生规范化培训班，为期三个月。送她走的那天，又是个大晴天，三月的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田里的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空气里全是甜丝丝的味道。我帮她把行李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她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红十字药箱，站在村口的老黄桷树下，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到了那边好好的，别光顾着学技术，也要注意身体。”我絮絮叨叨地嘱咐她，“胆囊切了，胆道消化功能不好，不能吃太油腻的，记住了？”

“记住了。”她笑了一下，这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你在家里看好孩子，管好地，别什么都指着我。”

“放心，你走了我就是一家之主，样样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她骑上自行车，慢慢走远了。我站在村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公路的尽头。风把油菜花的香气吹过来，我的鼻子忽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赶紧仰起头，看着天上的云，把眼泪逼了回去。一个大男人，送自己老婆去培训，哭什么哭，丢人。

培训结束后，林巧被分配到了乡卫生院，职务是普通门诊医生，不再专门负责妇产科了。她的处分期还没有满，不能独立处理高危病例，只能看一些普通的内科疾病和常规产检。这对当了二十多年妇产科医生的她来说，无异于降级使用，但她没有一句怨言，每天按时上下班，认认真真地给每一个病人看病，开药，写病历，比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要小心谨慎。

她变了。以前的林巧，走路带风，说话干脆利落，做决定的时候毫不犹豫。现在的她，走路慢了很多，说话之前要想很久，看病的时候反复问病人的病史和症状，开药之前要查好几遍药典，每一项操作都严格按照规范来，一丝不苟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

我知道，那次事故在她心里留下的伤疤，永远不会消了。她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信满满地说“我来”，再也不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凭经验快速做出判断。她的心里装了一面放大镜，把每一个可能出错的地方都放大了无数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那个死去的产妇和婴儿。有时候是在深夜，她忽然从梦中惊醒，出一身冷汗，抓着我的胳膊说：“建国，我又梦见那个孩子了，脸都紫了，我怎么拍都拍不哭。”有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她夹起一块肉，看着那肉的形状，忽然放下筷子，说吃不下了，起身去院子里站一会儿。更多的时候，她什么都不说，就那么沉默着，可我看见她的眼神，就知道她又在想那件事了。

我说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说不用，她能扛过去。我说要不换个工作，不当医生了，去卫生局做行政，或者干脆辞职回家，我养她。她摇摇头，说她学了一辈子医，除了看病什么都不会，不当医生她能干什么？再说，她欠下的债，得用一辈子来还。

“什么债？那不是你的错。”

“是不是我的错，两条人命都没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可我知道，这句话的重量，压得她这辈子都喘不过气来。

十八

千禧年，我父亲在成都去世了。

消息是母亲打电话到村里的小卖部，小卖部的老板娘跑来找我说的。我接完电话，腿都软了，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骑上自行车往家赶。林巧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的脸色，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问怎么了。我说：“我爸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石榴树下坐了一整夜。林巧没有来打扰我，她知道，有些时候，男人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自己待一会儿。她把孩子们都哄睡了，给我端了一杯茶放在旁边，就回屋了。

我想起我爹，想起他来村里看我们的那些事。每次来都大包小包地背东西，奶粉、衣服、猪肉、糖果，塞得满满当当的，进门第一句话总是：“建国呢？建国在不在？”我爹这个人话不多，跟我打电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身体好不好？工作累不累？孩子们乖不乖？钱够不够花？每次都说不了几分钟，就把电话给我妈。我妈后来悄悄告诉我，你爸挂了电话以后，一个人在阳台上站很久，眼圈红红的。

我知道他舍不得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多想我在身边，可他从来不说。每次写信，他都是“你自己拿主意”这六个字，把所有的想念和期望都压在心底，不给我一点压力。他将心比心，自己扛着，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

我爹走了以后，我妈一个人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林巧说要接她来农村住，她不肯，说住不惯。后来我把她接到了县城，在我和陈晓租的小房子里住了一阵，她还是不习惯，说没有老邻居说话，闷得慌。最后她还是在成都的家里住着，由我姑姑隔三差五去照看一下。

那段时间，我每个寒暑假都往成都跑，坐火车，坐汽车，到了成都就陪我妈买菜、做饭、散步。我妈的耳朵越来越背了，跟她说话要凑到耳边大声喊，有时候喊半天她也听不清，急得她直摆手说：“算了算了，不听也罢，你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二零零三年，我妈也走了。走之前那几天，我一直在病床前守着。她拉着我的手，嘴巴张了好几次，才把话说清楚：“建国啊，你这辈子……苦不苦？”

我说：“不苦，妈，我不苦。”

她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对巧儿好，我就放心了。她是个好媳妇，这些年……把你照顾得挺好的。”

我妈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我把她和我爹葬在了一起，在成都的公墓里。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全家人回去扫墓，在林巧的腿还能走远路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坐火车回去，后来她腿脚更不方便了，就我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回去，再后来，孩子们大了，他们开车带我回去。

站在父母的墓前，我有时候会想，他们当初送我去农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会在那里待一辈子？他们同意我和林巧的婚事，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这辈子都指望不上我的准备？这些问题，再也没有人能回答我了。

十九

二零零五年到二零一五年，这十年是我们家最安稳的十年。

大女儿陈晓师范毕业后，在县城的一所小学当了老师，后来结了婚，嫁了个在电信局工作的年轻人，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陈强考上了省里的警校，毕业后分到了县公安局，干刑警，忙得脚不沾地，好在他娶了个贤惠的媳妇，在县医院当护士，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小女儿陈娟学了护理，在县中医院当护士长，嫁了个做生意的丈夫，开了一个小超市，生意还不错。

三个孩子都成了家，立了业，我们老两口的担子总算卸下来了。我和林巧住在老屋里，种种菜，养养鸡，偶尔去县城看看孩子们。林巧从卫生院退休了，退休工资不高，加上我那份退休金，两个人一个月能拿五六千块钱，在乡下地方花不完，每年还能攒下一些，给孙辈们发发压岁钱。

退休以后的林巧，好像又变回了年轻时候的样子。她开始在院子里种花，月季、栀子、茉莉，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她每天早上起来去菜地里转一圈，摘一把青菜回来煮面吃。下午没事的时候，她就坐在石榴树下面看书，看医学杂志，也看小说，《红楼梦》看了好几遍，每次看到林黛玉死的那段就哭，哭完又笑自己傻。到了傍晚，我做饭，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房门口，看我炒菜，时不时指点一下：“火小一点，菜糊了。”“盐多了，你想咸死我啊？”我说你行你上，她摆摆手说我不行，我做的饭没你做的好吃。

偶尔还有村里人来家里找她看病。虽然她退休了，可大家有了头疼脑热还是习惯来找她。她给人看病不收钱，开药也只开那些常规的、安全的药，但凡她觉得有一点风险的，都劝人家去卫生院或者县医院。她的药箱还在，就放在堂屋的柜子上，经常取下来打开看看，把过期的药扔掉，添一些新的。她给孙辈们打预防针，给邻居家的孩子治湿疹，给村里的大爷大妈量血压、测血糖，忙得不亦乐乎，可她再也不碰妇产科的事了。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小媳妇怀孕了来问她，她只说了句“按时去做产检”，就再也不多说了。我知道，那根刺，扎得太深了，她这辈子都拔不出来了。

我们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安静而平淡。早起去菜地，上午看书写字，下午午睡，傍晚散步，晚上看电视，十点准时睡觉。一天天就这么过，不紧不慢的，像山涧里的溪水，无声无息地流着。

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和林巧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吧。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一个人，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就是两个人搭伴过日子，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吵过架，拌过嘴，可从来没想过分开。

二十

二零一六年，林巧查出了糖尿病。

这病来得悄无声息的，她有一阵子总觉得口渴，喝多少水都不解渴，人瘦得厉害，我还以为是她退休以后闲下来不适应，没太在意。后来她自己测了个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高到十五点几了，赶紧去县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二型糖尿病。

从那以后，她每天都要打胰岛素，早晚各一次，饭前还要吃降糖药。她的手上全是针眼，旧针眼还没好利索，新针眼又扎上了。她的手本来就因为常年握注射器，指节变形，指腹全是老茧，现在又被胰岛素针扎得密密麻麻的，我看着都觉得疼，可她一声不吭，每天自己给自己打针，动作熟练得像个老护士。

糖尿病最怕的就是并发症。林巧的脚最先出了问题，因为她那条受伤的腿血液循环本来就不好，加上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她的右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有时候走路踩到石子或者鞋子里进了沙子都没感觉，好几次把脚磨破了都不知道，等发现的时候伤口已经感染了。

二零一八年秋天，她右脚脚底的一个小伤口感染了，发展成了糖尿病足。我们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控制血糖、抗感染、换药，伤口一直长不好，医生说如果再恶化下去，可能要截肢。林巧听了以后，脸色变了，但她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对医生说：“能不截尽量不截，我这条腿已经瘸了一辈子了，再瘸一点也无所谓，别给我锯掉就行。”

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医院守着她，给她换药的时候，我看见她脚底那个洞，深得能看见骨头，我差点没忍住眼泪。我蹲在那里，仔细地帮她清创、上药、包扎，手一直在抖，她大概感觉到了，就伸手摸摸我的头，说：“建国，没事的，不就是个脚上长个窟窿嘛，你年轻的时候在地里干活，不也被锄头刨过脚？比你那个严重多了，我这不是好好的？”

我说：“那不一样，你那个是糖尿病足，搞不好要……”

“要什么要，你别自己吓自己。”她打断了我的话，“我林巧命硬着呢，当年从鹰嘴崖摔下来都没死，这点小毛病算什么？”

她到底还是那个林巧，嘴硬得很。

二零一九年春节前，她的脚终于好了。伤口慢慢长起来了，虽然右脚有点变形，走路更瘸了，但好歹保住了。出院那天，我跟她开玩笑说：“林巧，你这条腿真是多灾多难，摔断了一次，差点再锯掉一次，你这是跟我玩起死回生的游戏呢？”

她白了我一眼说：“你懂什么，我这叫福大命大，老天爷不收我，让我留着这条老命继续折磨你。”

我说：“你折磨吧，你折磨我一辈子了，我也不差这几天。”

她笑了，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

二十一

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来了。

我们这个小山村虽然偏僻，但防疫工作一点不含糊。村口设了卡点，出入要登记、量体温，广播一天到晚地响，宣传如何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我在家里待着没事干，就在院子里种了更多的菜，把三分之二的院子都开成了菜地，种了番茄、辣椒、茄子、豆角，满满当当的，吃都吃不完。林巧闲不住，虽然退休了，还是被村里的防疫工作小组请去当顾问，教大家怎么正确戴口罩、怎么消毒、怎么处理废弃的口罩。她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地教村里的老人，耐心得很，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当赤脚医生的岁月。

那段时间，孩子们都不方便回来，我们老两口就靠视频电话跟孩子们联系。大女儿陈晓在视频那头教我用智能手机，我说我老了学不会，她说学不会也得学，现在谁还用老年机啊。小女儿陈娟教我在手机上买菜，我说我种了菜不用买，她说你总不能不出门吧，学学嘛，万一以后用得着。儿子陈强倒是简单粗暴，直接给我们寄了一大箱口罩和消毒液，说你们别出门，缺啥跟我说，我给你们寄。

我和林巧就天天在院子里待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慢。有一天傍晚，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乘凉，石榴树长得又高又大了，枝叶遮住了半边院子，满树的石榴红了嘴，咧开嘴笑着，露出里面晶莹的籽。林巧靠在我肩膀上，忽然问我：“建国，你这辈子，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留下来，后悔跟了我，后悔没回成都。”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说不后悔那是假的，谁还没个后悔的时候呢？早些年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后悔过，我爹妈走的时候身边没人的时候后悔过，你出事住院我两头跑的时候后悔过。可我一想，要是当初我回了成都，那就没有陈晓、陈强、陈娟这三个孩子了，也没有你了。你说，这世上还有谁比你林巧对我更好？我要是换了一个人，指不定现在在哪条街上流浪呢，谁给我做饭吃？谁给我洗衣服？谁跟我吵架拌嘴？”

她笑了，笑得很轻，像风拂过水面一样轻。她说：“你这张嘴啊，年轻的时候会说，老了更会说，油嘴滑舌的，也不嫌害臊。”

“我说的是实话。”我转过头看着她，夕阳的光线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一条一条的，像老树的年轮。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的，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虽然眼角爬满了鱼尾纹，可那亮光一点儿没减，还是像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样，像山涧里的泉水被太阳照着，透亮透亮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林巧，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背着个药箱站在村口，穿的什么衣服？”

“蓝布衣裳，扎两条辫子。”她想都没想就答上来了。

“你记性这么好？”

“你那会儿才十七岁，瘦得跟猴儿似的，嘴唇发白，晕车晕得站都站不稳，扶着车厢板往下看，看我一眼，又赶紧把头低下去了。”她说着说着就笑了，“我当时就想，这个城里娃，脸皮真薄，看一眼就脸红。”

“谁脸红了？我才没脸红，是太阳晒的。”

“好好好，太阳晒的。”她没再跟我争，闭上眼睛，靠在我肩膀上，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了。石榴树的叶子在晚风里沙沙地响，远处的山峦被晚霞染成了深紫色，炊烟从村子的各个角落升起来，歪歪斜斜地飘到半空中，散在风里了。

我搂着她，看着天边的云彩一点点变暗，星星一颗颗亮起来。这一刻，我觉得这辈子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

尾声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我们在李家庄已经住了五十多年了。

当年的知青点早就拆了，盖成了村中心小学的新教学楼。公社改成了乡，后来又改成了镇，可李家庄还是李家庄，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老黄桷树还站在村口，枝繁叶茂的，比五十年前更粗更高了。当年和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战友们，大多数都回了城，有的当了官，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出了国，各有各的活法。我们偶尔还有联系，在微信群里聊几句，谁家的孩子结婚了，谁抱了孙子了，谁生了病住了院，谁又走了。每次聊起从前，大家都会问我一嘴：“建国，你还真在山沟沟里待着啊？不后悔？”

我还是那句话：后悔个啥？我老婆在那儿，孩子在那儿，家在那儿，我能去哪儿？

两年前，林巧的糖尿病并发症加重了，肾功能出了问题，开始做透析。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我骑着电动三轮车带她去镇卫生院做，五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晴天还好，雨天就麻烦，我要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再用雨布把三轮车搭个棚，慢慢开，生怕颠着她。她说你开慢点，我说你放心，我这辈子就开得慢，急什么呢，又不赶时间。

她做透析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着，给她削苹果，一片一片地喂给她吃。她嚼得很慢，苹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我用纸巾给她擦。她有时候困了，就在躺椅上睡一会儿，睡着的时候还会像以前那样打呼噜，声音不大，像小猫哼哼似的。我听着那呼噜声，心里就踏实，只要她还在呼吸，还在打呼噜，说明她还在我身边。

小女儿陈娟心疼我，说要把我们接到县城去住，方便照顾。我和林巧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去。林巧说，我在这老屋里住了一辈子，去哪儿都不习惯。再说，老屋门口那棵石榴树，今年结的果子特别甜，我要是不在家，指不定被哪个馋嘴的雀儿给啄了。我听了直笑，说你就是舍不得这棵树，她瞪了我一眼，说，我不是舍不得树，我是舍不得这满院子种的这些花花草草，都种了几十年了，一把老骨头还要挪窝，折腾不起。

其实我知道，她舍不得的，是这五十年来在这里度过的每一个日子，甜的苦的，好的坏的，都是她这一辈子的全部。换一个地方，这些东西就都没了。

今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搀着她到院子里坐。她坐在那把老藤椅上，腿上搭着一条薄毯子，看着满院子开得正盛的月季花，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建国，你说我们这算不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被文绉绉的四个字吓了一跳，回头看她，她正笑盈盈地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点少女的羞涩，好像又回到了五十年前那个扎着两条辫子、背着药箱站在村口的姑娘。

我笑了一下，在她身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那双手瘦得只剩下骨头和皮了，青筋暴起，指节变形，指甲盖上全是竖纹。可这双手，给我端过无数次饭，给我洗过无数次衣服，在我发高烧的时候贴在过我的额头上，在无数个夜晚握着我的手入睡。这双手，接生过上千个娃娃，救过多少条命，也许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

“算。”我说，“当然算，咱们这要是都不算，天底下就没有算的了。”

她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像秋天被风吹皱的稻田。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叹了口气，再也没有说话。

夕阳慢慢落下去了，把天边的云彩染成金红色，像一块巨大的绸缎铺在天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不知道谁家在做饭，炊烟袅袅地升起来，慢慢散在晚风里。山里的夜风还是那么硬，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可我心里暖和得很，比五十年前那碗红糖姜水还要暖和。

孩子们说过年的时候都回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陈晓说要给我们带新衣服，陈强说要带好烟好酒，陈娟说要带我们去做个全面体检。我说你们什么都别带，人回来就行。林巧在旁边补了一句：“把你妈那些花儿给我搬几盆来，上次说好的君子兰和蝴蝶兰，别忘了。”

我听着她跟孩子们打电话的声音，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搅在一起，就是一辈子了。

故事讲到这里，也该收尾了。我和林巧的日子还在继续，每天早起、做饭、浇花、晒太阳、做透析、吃饭、睡觉，周而复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可就是这简单的一天天，垒起来，就是一辈子。

有人问我，爱情是什么？

我想了想，觉得爱情大概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就是你愿意为了一个人，放弃另外的所有可能。你明知道前面有更好的路，可你不走，因为那条路上没有她。你明知道留下会更辛苦，可你不走，因为你舍不得让她一个人扛。就这么简单。

也有人问我，这辈子值不值得？

我说不上来。要是让我重新选一次，十七岁那年，卡车停在村口，我还是会跳下来，还是会在那棵黄桷树下，看见一个背着药箱的姑娘。还是会留下来，还是会在她摔断腿以后不上学了，还是会跟她结婚、生孩子、在这山沟沟里待一辈子。每一步都还是这样走，不会改变。

因为所有的路，都是通向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