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敏感时刻，65岁高市早苗选择性下跪，新华社批其双面嘴脸

历史关键节点之际，65岁的日本政界要员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战争纪念园内俯身跪地、双手奉上鲜花。她身形低垂，面容凝重，动作缓慢而庄重，仿佛将对战争后果的郑重致意，融入每一次呼吸与指尖的微颤之中。

可这份“庄重”，却从未投向曾遭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亚洲邻邦——面对那些尚未愈合的历史创口，她始终昂首挺立、言辞锋利，毫无歉意可言。

新华社迅速发布评论文章予以严正驳斥。这场看似虔诚的跪拜仪式，究竟是发自内心的悔悟之举，还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布景？

先来看此次下跪所处的时代坐标：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亦是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整整80个春秋。这一时间节点，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分量与现实警示意义。

她专程奔赴澳洲完成这一举动，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周密安排的战略性亮相。

作为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代表人物，高市早苗从未以严肃态度正视本国侵略史实，反而长期致力于美化殖民扩张、推动宪法修改及军事松绑等系列行动。

她累计参拜靖国神社逾十次，该场所供奉着14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罪的甲级战犯；她多次在公开场合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否认强征“慰安妇”的系统性暴行，甚至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歪曲为所谓“生存所需之自卫行为”。

更值得关注的是，她持续力推修订《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主张废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核心条款，推动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并提出大幅提高防卫预算，谋求所谓“先制打击能力”，即具备远程攻击敌方军事基地的实际作战功能。

在涉台议题上，高市早苗频频释放危险信号，公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与中日建交时签署的联合声明基本精神。

她在日本国会发言中直言：“若出动舰艇并伴随使用武力，无论从何种逻辑推演，均极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此番表态实质上是在传递一种明确战略暗示——“台湾发生冲突即等同于日本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为未来可能介入台海局势预留政策接口。

此外，她还曾亲自赴台访问，高调倡导所谓“日台安保协作机制”，企图构建事实上的准军事同盟架构，其真实意图在于借炒作台湾问题制造区域安全焦虑，进而为日本加速扩军提供正当化借口。

如今她在堪培拉低头献花，既非出于对战争苦难的真诚追思，亦非对历史责任的深刻反省，而是一场面向澳方的政治示好行为，旨在为日澳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须知，她此次访澳的核心议程，聚焦于强化两国在关键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以及联合防务体系建设三大领域的深度协同。这场跪姿表演，不过是服务于现实外交目标的一次低成本姿态展示。

而高市早苗之所以敢于如此公开施行“双轨叙事”，根源在于日本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历史修正主义土壤。

或许不少人尚未意识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近年来已悄然构筑起一套系统化的“历史再诠释工程”，涵盖学术研究、媒体传播、教育体系与公共纪念等多个维度，核心诉求便是弱化侵略战争性质，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框架的约束力。

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所，仍是靖国神社——其中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经国际法庭判决确认的甲级战犯。

与此同时，日本部分右翼团体不断鼓噪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单方面强加的司法霸权”，是“违背程序正义的政治审判”，试图动摇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基石，为其翻案行动寻求理论支撑。

在历史教育领域，日本的做法尤为值得警觉。

当局主导修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将原本明确记载的“日军杀害大量战俘和平民”，篡改为“波及战俘与平民，造成众多伤亡”，刻意模糊屠杀行为的主观恶意与组织性特征；更有甚者，直接删减或淡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史实描述，导致新一代日本国民对这段黑暗历史的认知日益碎片化、空洞化。

更需高度关注的是，这种历史观的扭曲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获得了特定政治力量、财团背景与舆论平台的多重支持，已然演化成一套制度化运作的意识形态体系。

他们惯于选取片面史料、建构“受害民族”话语，将日本塑造为战争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借此转移焦点、消解罪责，使侵略历史在公众记忆中逐渐失焦、褪色。

此类颠倒黑白的操作，不仅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情感认同，更是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侵蚀。

高市早苗此次选择性跪拜，正是这套历史修正主义逻辑的外延体现——她试图借局部姿态换取国际信任，用形式主义的谦卑掩饰实质性的军事野心。

近年来，日澳防务合作节奏明显加快，合作层级已由早期的人道援助与灾害响应，跃升至涵盖情报共享、后勤保障、联合演训乃至装备联合研发的全链条军事协作。

双方先后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信息安全保护协定》《互惠准入协定》三项关键文件，实现联合行动中物资调配、数据交换与部队驻训的常态化机制；两国海军陆战队、潜艇部队亦频繁开展针对性联演，课目覆盖水下反潜、两栖登陆、岛屿夺控等高强度实战场景。

尤为关键的是，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功能护卫舰为技术蓝本，共同研制澳大利亚下一代主力水面舰艇。此举标志着日本首次突破战后武器出口限制，向盟友输出主战平台，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日本此举表面看是拓展对外安全伙伴关系，实则蕴含深远的地缘政治考量。

一方面，它希望通过“防务产品外交”，绕开美国单一依赖路径，嵌入西方多边安全网络，逐步获取与传统军事强国相匹配的身份认可；

另一方面，借助与澳方的深度绑定，倒逼国内修宪进程提速，借外部合作压力推动国内法律体系松动，为彻底解除和平宪法对军事行动的限制铺平道路。

有人或许会问：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是否真能无视国际共识，肆意突破战后体制设定的红线，重启军事扩张之路？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其根本使命就在于防范军国主义复燃、守护全球和平稳定大局。

而当前日本一系列举动——包括高市早苗的双重标准言行、系统性历史修正主义实践、日澳防务一体化趋势——无一不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试探性冲击，无不显露军国主义幽灵再度浮现的风险征兆，这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戒备。

新华社点名批评高市早苗的“两面派”做派，不只是针对个体言行失范的警示，更是向全世界发出的重要提醒：务必穿透表象，洞察日本右翼势力深层的战略图谋。

历史真相不容涂抹，战争罪责不容推诿。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早已镌刻于亿万民众的记忆深处，绝不会因几束鲜花、一次跪拜而被抹去。

高市早苗式的“选择性忏悔”，无法改写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也无法掩盖日本某些势力谋求军事再武装的真实意图，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右翼政客粉饰太平背后的冷酷算计与危险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