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远舟,今年四十一岁,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历,工作十五年,副高职称拿了六年。
可就在上个月,我的季度绩效奖金是两万五千块。而坐在隔壁办公室的护士长孙晓芸,跟我一样的季度奖——七万五。
有人要问了,你一个副主任医师,怎么拿得比护士长还少?
问得好。我也是拿到奖金条的那一刻,才认认真真开始想这个问题的。
奖金条是财务处小赵送来的,一张A4纸折了两折,塞在牛皮纸信封里。我拆开的时候正端着茶杯喝水,数字扫了一眼,水咽下去一半,剩下的呛在了嗓子眼里,咳了好一阵。
两万五。
我揉了揉眼睛,把那张纸凑近了看。没错,阿拉伯数字,2和5,后面三个零。科室里同级别的副主任医师,我打听了一圈,最低的拿了四万二,最高的六万。我一个普外科开刀的主力、每年三百多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到手两万五。
而护士长们——我是说所有护士长,连同孙晓芸在内——最低的拿了六万八,最高的八万二。孙晓芸居中,七万五。
我把信封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蜷缩的猫,我盯了它快十年了,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觉得它刺眼。
手机震了一下,是孙晓芸发来的微信:「林老师,奖金条拿到了吗?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几秒,打了两个字回过去:「拿到。」
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
放下手机,我想起三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刚评上副高不久,科室里有个胰腺手术,患者情况复杂,科主任高老师点名让我主刀。手术前一天,我在办公室准备到晚上十一点,把术中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过了一遍。孙晓芸那天下中班,走的时候路过我办公室,探进头来说了一句:「林老师,还在忙啊?别太累了,明天还要开刀呢。」
我说马上就走。她笑了笑,走了。
第二天手术很顺利,做了将近六个小时,患者术后恢复良好,两周出院。家属送了一面锦旗,挂在了科室走廊的墙上。锦旗上写着我的名字——「林远舟医生及全体医护人员」。
高老师在晨会上表扬了科室的协作精神,说这台手术的成功是团队合作的结果。这话没毛病,手术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麻醉、器械、巡回、术后护理,哪一环都少不了。
但那天高老师说完之后,加了一句:「晓芸术前的准备工作也很到位,护理团队配合得很默契。」
孙晓芸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毕竟人家确实做了工作,配合得好,该夸就夸。可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事情,早在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我们科室的绩效分配方案,是三年前定下来的。
当时科室扩编,从原来的四十张床位扩到了六十张,护理组也跟着扩了,从二十人增加到三十人。高老师召集科务会,讨论绩效分配办法。那时候我刚评副高没多久,在科里的发言权有限,但那次会我记得很清楚,讨论的重点是「如何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孙晓芸作为护士长,也在会上发了言。她说护理组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高,希望分配方案能向一线护理人员倾斜。这话听着没毛病,谁也不会反对。高老师当场拍板,定了一个系数方案:医生组的绩效总额占科室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护理组占百分之四十五。
听起来医生拿得比护士多,对吧?问题出在分配方式上。
护理组的分配很简单:按职称、按年资、按出勤,护士长拿最高系数,下面依次递减。护士长管着三十个人的排班、考核、奖惩,分配权在她手里,说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公开透明也好,不公开也好,最后出来的结果,没人敢说个不字。
医生组就不一样了。医生组的分配是按「业绩」算的:手术量、门诊量、管床数、病历质量、科研分、教学分……洋洋洒洒列了二十多项考核指标,每项都有权重,每个月由科室质控小组打分,然后按分数分配。
听起来很科学,对不对?科学到让人无话可说。
因为考核小组的组长是孙晓芸。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是在去年的某个季度。那时候我查了一下自己的考核分,发现有一项「加班时长」的得分特别低。我问质控小组的小王怎么回事,小王说这是护士长那边提供的考勤数据,她那里有每个人的加班记录。
「加班记录?我们医生什么时候开始打卡了?」我问。
小王有些为难,压低声音说:「林老师,护士长那边有一套自己的记录方法,她每天下班前会在科里转一圈,看谁还在,手写记下来。每个月汇总一次,交给质控小组。」
我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们医生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下班。手术做到半夜,她孙晓芸五点就走了,她怎么知道我加没加班?我周末来查房,她不在,又怎么知道我来了?我在家里写论文、查文献、回复患者咨询,这些算不算加班?
但这些话我没说。不是不敢,是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在计较。
可到了现在,计较不计较已经由不得我了。
七万五和两万五,相差五万块。五万块是什么概念?我女儿一年的学费加课外班,差不多就是这个数。我老婆上个月看中一件大衣,在商场试了三次,最后还是没舍得买,说等发了季度奖再说。我说好,等发了季度奖给你买。
现在季度奖发了,两万五。大衣打完折六千八,我买完这件大衣,剩下的钱连一个月的房贷都不够。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孙晓芸的饭局。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七点多,想了很多事情。
我想起去年有个周日,急诊收了一个肠梗阻的病人,情况很急,值班医生搞不定,打电话叫我。我在家里接到电话,二十分钟赶到医院,做了急诊手术,从晚上八点做到凌晨一点,病人的命保住了。
第二天孙晓芸在晨会上说:「林医生辛苦了,半夜来手术,精神可嘉。」
然后就没了。那台手术的绩效,按照科室的方案,算在了当月的「急诊手术加分项」里,满分五分,我拿了三分。
为什么扣了两分?因为「急诊响应时间」这一项,要求从接到电话到到达医院的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我从家到医院,二十分钟,超了五分钟。扣两分。
我住在城西,医院在城东。不堵车不闯红灯,最快也要十八分钟。十五分钟,除非我住在医院隔壁。
这个考核指标是谁定的?三年前的科务会上,孙晓芸提议的。她说急诊响应时间是衡量医生责任心的重要指标,建议纳入考核。高老师点了点头,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我也是那个投票的人之一。
我到现在都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没有举手反对。
奖金条发下来之后的第三天,高老师找我谈话。
他把我叫到主任办公室,关上门,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高老师今年五十七,明年就退休了,是个老好人,科里的事能不管就不管,能平衡就平衡。他的风格是「无为而治」,说白了就是当甩手掌柜,把具体的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
「远舟啊,奖金的事我听说了,你心里有想法,对吧?」高老师坐在我对面,推了推眼镜。
我想了想,说:「高老师,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有想法。去年我做了三百二十台手术,其中急诊手术六十八台,三四级手术占比百分之七十三,门诊量一千八百人次,值了九十个夜班。我的奖金只有两万五,比护士长少了整整五万。您觉得这个合理吗?」
高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考核方案是科里定下来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在科务会上提。」
「高老师,考核小组是护士长在管,她给自己打多少分,谁看到了?所有的原始数据都在她手里,我们医生根本没有复核的渠道。我说我加班了,她没看到就是没加。我说我做了一台高难度手术,她说我的病历书写不规范,扣一分。我拿什么跟她争?」
高老师又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远舟,你这个人,技术上没得说,就是在人情世故上……有时候太直了。晓芸是个能人,科室的护理工作离不开她。你跟她搞好关系,对你没有坏处。」
我听了这句话,突然想笑。
搞好关系。对,搞好关系。孙晓芸会搞关系,这是全科室公认的。她跟高老师的爱人关系好得像亲姐妹,经常一起逛街吃饭。她跟药剂科主任的表妹是同学,科室需要的急用药,她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她跟院办副主任的老婆是广场舞搭档,科室要什么资源,她总能比别人先拿到。
她会搞关系,所以她拿七万五。我不会搞关系,所以我拿两万五。
这道理我懂,只是以前不愿意承认。
我跟高老师的谈话,最后什么结果都没有。他让我「顾全大局」,我答应了,因为我不想让他为难。他快退休了,这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我不想做那个让他破例的人。
但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从今天起,我按时下班。
不是为了赌气,是为了活下去。
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休过年假了。去年有个月,我连续上班二十六天,其中六天做了手术,三天值了夜班,剩下的日子不是在门诊就是在病房。我老婆说我这个家就是个旅馆,回来睡个觉就走。女儿说爸爸你能不能来参加一次我的家长会,老师都快不认识你了。
我说好,下次一定去。然后下一次,又是急诊,又是手术,又是走不开。
我四十一岁了,头顶上的头发越来越少,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越来越多。胃炎、颈椎病、中度脂肪肝、血压偏高。我一个外科医生,自己的身体都快被自己开废了。
而这一切换来的,是一个季度两万五千块的奖金,比护士长少五万。
那我还拼什么命呢?
我的「按时下班」政策,从那天开始执行。
五点下班,我五点零五分准时离开医院。以前那种「做完这台手术再走」「看完这个病人再走」「改完这份病历再走」的模式,我全部踩了刹车。不是我的手术日,手头没有紧急病人,到点就走,一分钟不多留。
第一周,风平浪静。
第二周,开始有人注意到我走得太早。质控小组的小王在微信上提醒我:「林老师,护士长说您最近走得有点早,有些病历没有及时签字,影响了归档。」
我说病历我已经签了,电子签名,系统里有记录。至于病案室的纸质归档,按照医院的规定,出院病历七天内完成装订签字即可,我没有超期。
小王没再说什么。
第三周,孙晓芸亲自来找我了。
那天下午四点半,我刚查完房回到办公室,孙晓芸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笑着跟我说:「林老师,今天晚上科室聚餐,你一定要来哦。」
我说今晚有事,去不了。
她问什么事。
我说家里有事。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她把咖啡放在我桌上,坐到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说:「林老师,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让你不高兴了?」
我放下手里的笔,看着她。她穿了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大衣,化着精致的妆,头发烫了大波浪,保养得比我好多了。她比我大三岁,看起来比我年轻五岁。
我说:「孙老师,你没有哪里做得不好。我只是想按时下班,多陪陪家人。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孙晓芸笑了笑,那笑容深不见底:「当然没问题,林老师,您别多想。我就是觉得您最近好像有些疲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跟我说。」
我说谢谢,我很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林老师,下个季度的奖金分配方案,科里打算开个会讨论一下,您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啊。」
我说好,我会去的。
她关上门走了。咖啡还放在我桌上,已经凉了。
我端起那杯凉透的咖啡,倒进了洗手池里。
我决定写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诉苦,不是为了抱怨,更不是为了跟谁撕破脸。
这个星期,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准备在下次科务会上正式提出来。我的诉求很简单:公开绩效分配的全部原始数据,包括每个人的考核分构成、加班时长统计依据、护理组的奖金分配明细。我不要求改变分配方案,只要求两个字——透明。
如果透明也做不到呢?
那么,我选择按时下班。
不值班的日子,我五点走人。回到家,老婆在厨房做饭,女儿在客厅写作业。我换了衣服,去阳台上浇花。那几盆绿萝和吊兰是我老婆养的,我一直没时间管,现在我有时间了。浇完花,我走进厨房,从后面抱住正在切菜的妻子的腰。她说别闹,我说就不放。女儿在客厅喊肉麻死了。
这些细碎的、微不足道的瞬间,我错过了十年。
下个季度的奖金条发下来,我猜还是两万五。孙晓芸大概还是七万五。
但那又怎样呢?
那把椅子,谁爱坐谁坐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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