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张干曾欲开除毛泽东，晚年生活困难，毛泽东多次倾力相助

1915年初冬的长沙，湘江雾气很大。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却一点都不冷清，学生们三五成群，低声议论着一个名字——张干。这位年仅三十岁便出任一师校长的青年教育家，在那段日子里处在风口浪尖，而其中一个学生，正是日后家喻户晓的毛泽东。

很多年以后，等到新中国成立，等到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对外的称呼已经变成“毛主席”，师生之间早年的那场风波，却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原来简单的一句“开除”、一纸《驱张宣言》，逐渐被放回到更宽阔的时代背景里，意义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段往事的两端，一头连着辛亥革命后的教育改革，一头连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老教育工作者的安置与关怀。张干与毛泽东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从青春年少一直拉到白发苍苍，既有冲突，也有互相成全。

一、风云湖南一师：一个校长与一群青年的碰撞

张干出生于1884年，出身书香家庭，赶上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后教育制度的变动。1900年代到1910年代这段时间，湖南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这里不但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地方，也是新思想、新风潮最活跃的舞台。

1913年前后，张干受命出任一师校长，那一年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当时算是极为年轻的教育行政负责人。比起一些循规蹈矩的“老学究”，张干的思路要激进得多。他一到任，就抓了两件事：一是招生与学业标准，二是经费和管理制度。

在招生上，他坚持考试择优，强调成绩与纪律，不愿随便给人“走门路”的机会。对于当时习惯凭关系进学校的社会风气来说，这种做法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在经费上，他试图通过提高学杂费、压缩不必要开支来维持学校运转，同时与上级教育厅、省议会打交道，希望得到更多财政支持。

不得不说，张干的用意是想把学校办得更规范、更现代，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以才育人”。但在具体政策落实中，难免触及不少人的切身利益。1915年前后，湖南省议会讨论教育经费时，提出提高师范学杂费、合并部分学校、调整学制等措施，一些细节与张干的主张出现了重叠，一师学生很容易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就在这种背景下，张干在学生中的形象开始变得复杂。一部分学生认为他办学严格、用心负责；另一部分学生则觉得他过于“向上面靠拢”，甚至怀疑他是在配合当局“盘剥学生”。不信任感一点点积累，最后汇成一场风波。

那一年，毛泽东已是湖南一师颇有号召力的青年学生。他关心社会问题，参与学运，写文章、办刊物，言辞犀利。听到学杂费上涨、合并学校、预科延期这些消息后，他和一些同学很自然地站在学生立场，认为校方“背离学生利益”。

学生中有人提议：“干脆把张校长请下台！”这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很快被当成了行动口号。一时间，传单、标语、集会接连出现，一师操场成了舆论战场。

二、“驱张风波”：误读、针锋相对与一次未遂的开除

在那场后来被称为“驱张风波”的事件里，学生们起草了《驱张宣言》，要求教育当局撤换张干。宣言措辞激烈，既批评学杂费和学制的调整，也指责校方“办学无方”、“偏袒权势”。毛泽东等一批学生骨干都参与其中，在宣言起草、宣传组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年轻学生眼中，这是一次为“维护权益”而发出的正义之声。他们看到了学费增加、学习环境可能受影响，看到了学校管理的强硬，却很难完全理解县财政吃紧、教育拨款不足、政府内部博弈这些更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矛头自然集中到最直接的对象——校长身上。

张干面对突如其来的学生攻势，起初是震惊的。他自认为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既向学生负责，也向教育行政系统负责，没想到会被扣上“讨好当局”的帽子。据一些回忆，他对身边人说过类似的话：“学生骂的，并非全是我做过的事。”言语里既有委屈，也有一丝不甘。

张干没有选择沉默。他组织教员开会，试图向学生解释政策背景，强调学费和学制调整，并非他的个人决定。而且，据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还提出要写一个“反驳宣言”，用来澄清一些事实，同时批评学生把问题简单化。

教育厅后来也介入调停。一方面不能任由学生“闹事”升级，一方面又要考虑舆论感受。讨论的结果，是对参与学潮的一批学生拟定处分，从记过到勒令退学都有，其中毛泽东的名字也在名单里。一度，有人建议对毛泽东给予严厉处分，甚至开除。

这时候，张干的态度成了关键。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指出，张干并不主张将毛泽东等“闹得凶”的学生一律开除。他认为学生年轻，思维激烈一些并不意外，只要能引导回来，未必不能成材。教育厅最后采取了比较折中的处理方式，一些学生被记过、警告，部分人留校察看，那份“开除名单”最终没有完全执行。

张干本人却没有从风波中全身而退。由于学生们已经公开提出“驱张”，这对教育厅和省里来说也是一个压力点。再加上部分上级对他处理学生运动的方式并不满意，他决定辞去一师校长职务。1915年之后，张干离开湖南一师，这段师生关系暂时画上了句号。

毛泽东当时不过二十出头，对这场风波的理解还停留在“学生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层面。他只看到张干站在“官方”那一边，却未必意识到，对一个肩负办学责任的校长来说，在财政困局中维持学校运转也并不容易。误解在这一刻被种下，只是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修正。

三、离开一师之后：严厉校长的坚持与时代推着走

离职后，张干并没有离开教育界。他先后在湖南不少学校任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在湖南六中的长期工作。与在一师时一样，他在六中依旧坚持严格招生与严谨管理的风格。

在当时的湖南，许多家长习惯通过关系为子女谋求“好学校”“好前途”。张干则立下规矩：一切按考试成绩、按规定程序来。信上托人、登门求情的，他往往躲着不见，或者简单回一句：“按制度办。”久而久之，这位校长在社会上的口碑颇为两极：有人说他“公正不阿”，有人则觉得他“太不通人情”。

要知道，那个时期的教育与地方政治、经济势力纠缠得很深。一些学生家长本身就是当地官绅、厂长或者生意人，在当地颇有势力。孩子进不去理想学校，或者在校表现不好受到处理，有些人就把怨气发泄到学校甚至校长本人身上。

据当时六中教师的回忆，有厂长曾为了儿子的事放出狠话：“不给我面子，我也不让你学校好过。”这种逼迫在民国时期并不罕见。张干面对这些压力，虽不敢说毫无畏惧，但总的方向上还是坚持了学校的规矩。这种坚持在短期内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却也在很多教师和部分学生中赢得尊重。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成为战时后方的重要区域。许多学校内出现了秘密的党组织和地下活动，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其中。湖南六中也不例外，在张干所主持的学校里，曾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活动。关于张干对这些活动的态度，史料并没有特别详尽的记录，大致可以看出的是，他在政治上选择谨慎保持距离，更专注于教育本身。

在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年代，教育工作者的处境相当微妙。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某一方视为敌对力量。张干凭借丰富的行政经验和一贯的低调作风，总体上避免了大的政治风波，这既有他的谨慎，也有一点运气。

然而，时代的大潮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谨慎就停下脚步。到1949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新的政权即将在全国范围建立，张干的命运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已经年过花甲，离开一师的事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生也都不再年轻，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已经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毛泽东。

四、新中国初年：从“旧校长”到“应当照顾的老教育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命运彻底重排的节点。曾经在旧社会有一定地位、拥有一定房产和土地的人，都会在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中被重新分类。张干也不例外，他被划定为地主成分，原有的生活保障迅速削弱，家庭收入骤减。

这时的张干已到了风烛残年，身体状况不如从前，虽然仍有心从事教育，但现实条件很限制。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运动让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大幅变化，他所在的这个家庭，骤然从“受人尊敬的校长之家”跌落成“需要改造的地主家庭”。这种落差，对一位一辈子在教育岗位上干事的人来说，心理冲击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如何看待这类“旧社会教育工作者”，新生政权内部也在摸索。一方面，政策上要进行阶级划分，打击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又清楚这些人中不少是真正做过教育、对地方文化有贡献的。如何把“阶级属性”与“个人贡献”区分开来，是个非常现实的难题。

就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得知了张干的处境。告知这一情况的，是周世钊等湖南方面的老同学、老教育界人士。周世钊与毛泽东早年同学情深，对湖南教育界的旧人旧事了解较多，他在1950年前后向毛泽东提起张干生活困窘、家庭压力大、精神上也颇为落寞的状况。

毛泽东听后，态度相当明确。据回忆，他当时就表示：“张干是办教育的，要照顾。”这句话，等于给下面的工作定了基调。1950年10月左右，湖南省委收到中央有关照顾老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同时也有了毛泽东的具体示意后，对张干一家的生活安排开始有所调整。

湖南地方有关部门给张干发放了一定数量的米、旧币等生活物资，并在住房和医疗上给予适当关照。对张干这样一个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对象来说，这种区别化的照顾非常不寻常。张干得知其中缘由，才明白幕后有毛泽东的关心。对于这位早年曾“欲开除”的学生能在自己困顿之际记起旧师，他心中感慨可想而知。

有一次，张干对家人说：“想不到，倒是他念着我。”言词不多，却很有分量。这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而是在风云变幻半个世纪后，一段师生关系在历史新环境中的重新定位。

五、北京之行：再见“学生”，身份早已不同

1951年前后，毛泽东邀请包括张干在内的一批湖南老教师、老同学来北京访问。这次安排，不只是礼节性的“看看首都”，更像是一次有意识的情感修补和政治姿态的表达。

张干当时年近七十，身体说不上硬朗，但精神头不错。踏上北上的列车，他在心中大概也会琢磨：三十多年前在湖南一师时，那位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在操场上写传单的情景，和如今掌握全国大政方针的“毛主席”，到底会有多大差别。

抵达北京后，接待工作相当周到。住宿、饮食都安排得非常细致，有专人照顾。毛泽东抽空见了张干等人，不再是当年教室里的“学生”，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与老教师寒暄，却又没有刻意拉开距离。据回忆，当时毛泽东态度亲切，主动介绍身边工作人员，说起往事也并不刻意回避“驱张风波”这一段。

有人记得当时的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毛泽东笑着说：“张校长，那时我们学生有些话说得重了。”

张干也笑，回答得很干脆：“年轻人，总要有股子劲。”

两人的话都不长，但意味很足。既承认当年的冲突，也不做过多解释，各自都接受了那一时期的自己。这种简练的对话，恰恰反映出双方都已经把那段历史放在更大的时间坐标中去看待。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特意关心了张干的日常起居，安排工作人员照顾他的饮食、休息和就医。他对张干的两位女儿也有所关照，希望地方在工作安排上给予照应，减轻这位老校长的后顾之忧。

1952年，国庆观礼活动中，也曾有邀请老教育工作者的做法。张干是否每次都到场，史料说法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与中央领导层之间的联系在1950年代初期并没有中断。对一位已经退出一线教育岗位的老人来说，这种被记挂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安慰。

从制度层面看，张干的待遇有一定“示范效应”。一些在旧社会有教育建树却在政治成分上处境尴尬的人，看到了政策中“区别对待”的可能性：并非一刀切，只看成分，更要看实际贡献。这对稳定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不小的象征意义。

六、病中与晚年：信件、探视与一条没有断的线

时间进入196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对个人来说，一生已走到最后阶段，很多恩恩怨怨会在慢慢老去中逐渐被理顺。张干也在这一时期彻底步入晚年，身体状况频繁亮红灯。

1963年前后，毛泽东再次得知张干病情加重、生活上仍有不少困难的消息。他专门致信有关方面，询问张干的身体状况，并希望地方在医疗、营养供给、子女工作上继续给予帮助。这既是对一位老校长的关照，也是对早年因学生运动而受冲击的一位教育家的一种补偿。

当时，湖南地方的干部和教育部门对这封信高度重视。张干住院期间，医院尽量安排较好的病房和必要的药品，地方领导也不时去探望。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在吃、住、医上有所倾斜，已经是相当实在的优待。

毛泽东对张干子女工作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具体措施中。相关部门为他们安排较为稳定的工作岗位，尽量减少因家庭成分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一个被划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晚辈来说，这种照顾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从某种角度看，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个人情感上的不忘旧恩、不忘旧情。无论当年有过怎样的冲突，张干毕竟教过毛泽东，毕竟在湖南教育史上留下过足迹。另一方面，这也是新中国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种态度：在坚持阶级斗争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对确有贡献者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帮助。

1967年，张干病逝，享年八十多岁。他离世时，家庭的困难已经有所缓解，子女基本安定，生活状态比起1950年前后的困窘要好得多。虽然不能说富足，却不至于陷入无助。

张干去世后，毛泽东通过老同学、老部下等渠道表达了惋惜之情。对于这位曾经站在对立面、又在新中国时期得到多方照顾的老校长，一些湖南教育界人士在内部场合评价他为“有原则的教育家”。毛泽东也曾在谈到早年学生运动时提到，过去对张干的看法“有偏差”，认为他是值得肯定和照顾的。

七、张干的教育理念与这段师生关系的历史余波

如果只看1915年的那场风波，很容易把张干归入“保守校长”“官僚教育者”的范畴，把毛泽东和同学们的行动看成纯粹的“进步学生反抗”。可一旦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单调。

张干在湖南一师、湖南六中等校的办学实践，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其一，强调严格招生和考试制度。他坚信，教育资源有限，必须通过相对公正的方式选拔出适合深造的人，“凭关系”“走后门”会破坏学校秩序，这一点放在任何时代都不算落后。其二，坚持教师与学校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不轻易让家长、地方势力左右校务。其三，对学生要求高，既抓成绩，也看品行，整套做法偏向“严师路线”。

在财政紧张、官场复杂的民国湖南，这样的校长注定不会讨好所有人。他既要向上级要经费，又要顶住各种“托关系”的压力，还要面对青年学生思想日益活跃的局面。这三股力量拉扯之下，产生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站在学生立场，批判张干，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必然。青年学生敏感于不公、敏感于压迫，看见学费提高、学制调整、校方与官方来往频繁，很自然会朝那个方向发力。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当年的很多冲突，包括与张干之间的冲突，逐步有了更成熟的认识。

在后来回顾中，毛泽东并没有否定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价值，却对早年将复杂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人品的做法，表现出某种反思。他认可张干的教育才能，称其为“杰出的教育家”，主张对他给予优待。这样的评价，与1915年学生传单里的措辞，形成鲜明对比，背后是一个政治领袖对过去经历的重新审视。

这桩师生往事，在新中国教育政策实践中，也产生了不小的示范效果。它说明，国家在处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时，不能只看“成分标签”，还要看其一生的职业轨迹和社会贡献。张干晚年得到的那一系列照顾，表面上是个人恩情的体现，深层上则说明，教育者尽管出身各异，但其在培育人才上的贡献，应当被纳入新的评价体系。

从教育治理的角度看，张干之所以与学生发生冲突，并非因为他怀有恶意，而是因为他试图用制度化、现代化的方式管理学校，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生心理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方式。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善意冲突”——校长想把学校办得更规范，学生则更在意眼前的切身感受，两者在烈度过高的环境下撞在了一起。

毛泽东与张干之间的缘分，也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去观察领导人与教育者的关系。一位学生后来成为国家领袖，他没有完全按“公事公办”的冷冰冰方式对待旧日师长，而是在政策框架内尽可能给予照顾。这种带有人情味的“情感契约”，在国家治理中是一种隐性的资源，有助于缓和制度与个人之间的紧张，让抽象的政策在具体落实中多了一些温度。

张干的故事，还触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福利观念的形成。当时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困难群体一视同仁地提供高标准保障，于是采取“有重点”的救助方式。像张干这样在教育界有资历、有贡献、又确实陷入困境的人，被列入重点照顾对象，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贡献+现实困难”双重考量。

从1884年出生，到1915年湖南一师的风波，再到1950年代北京之行，最后在1967年离世，这位老校长的一生，穿过的是中国近代到现代的巨大转折。毛泽东从被他“欲开除”的学生，变成在他晚年多次伸出援手的国家领导人，这之间的反差，其实蕴含着一个时代对教育、对知识分子、对历史恩怨逐渐理性化处理的轨迹。

如果把这一切串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一年长沙一师校园里散发的《驱张宣言》，与几十年后毛泽东为张干的生活、治病、子女工作所做的安排，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却共同构成了一段独特的中国教育史侧影。在这段侧影背后，是个人与时代的纠结，也是制度与人情之间那条始终没有完全断裂的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