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的实施效果、挑战及优化策略

编者按：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谋划好、推进好“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奋力谱写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是当前教育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精锐科研力量，在媒体平台广泛开展阐释研究，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向积厚成势、系统跃升。现摘取部分优秀成果，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的政策要求是在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的，重在合理配置城乡教师资源，优先保障乡村教育，以此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将乡村教师界定为乡中心区和村庄学校教师。此后，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下，凡关涉乡村振兴、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以及职称制度、教师岗位设置等一系列综合改革中，均一以贯之地推进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这些政策体现了应深刻把握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这一综合改革持续深入的必然性、规定性和进步性。本研究通过对十余年来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实施效果的梳理和分析，有利于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新阶段，展现此项改革进展的最新发展动态，并主动回应高质量乡村教师队伍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一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一）问题提出

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是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称结构与岗位结构相一致的重要体现。该政策在深化职称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改革进程中，紧密围绕我国教育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向乡村倾斜的大趋势逐步深入推进。体现了向乡村教师倾斜的职称岗位结构比例调整在职称改革，乃至不同历史时期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的政策要求也由优先保障城市教师到向乡村教师倾斜，再到逐步实现城乡一致。在这一过程中，乡村高级教师从普遍存在占比显著偏低（高慧斌，2017）、晋升困难（庞丽娟，2019）等问题，到通过优化调整、有所改善，再到“乡村中小学高级教师比例显著高于国家标准”（韦敬楠，2022），充分体现了该政策实施的历史性进程。基于职称改革与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和提高工资待遇密切相关（安雪慧，2015），该项改革在提高乡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改善工资待遇上发挥作用，并成为杠杆支点。其根本旨归在于以职称晋升为突破口，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提升乡村教师队伍质量，不断缩短乡村教育这一短板，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

从2012年首次确立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的政策目标，并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不断细化乡村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要求，揭示了乡村教师在处于发展不利地位，不能正常享受到平等机会的时候，必须采取特殊政策，对其予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以促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有大家都有的机会，这体现了“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的中国模式（袁振国，2019）。从政策比较分析看，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详见表1）：一是逐步确立乡村高级教师结构比例的应然目标，即在核准岗位比例中应当不低于城市，并实现县域内城乡高级教师比例平衡。二是切实推进，适当提高乡村高级教师比例，并遵循扶持弱势，推进公平的原则，针对长期担任教职的乡村教师比例单列、专岗专用，以此实现城乡教师一体的无差别化。三是深化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持续保持公平，以再一次优化岗位（职称）结构，提高乡村教师队伍质量。

（二）研究假设

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重在增加乡村教师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和比例，其深层次的功效在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工资待遇和提升职业吸引力。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评价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专业能力、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制度化的轨道，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李廷洲等，2017）。当职称晋升机会偏低、晋升困难时，会降低教师自主提升专业化水平的意愿 （胡娜丽，徐瑾劼，2023）。而随着晋升高级职称机会的增加，无疑能够激励教师为获取更高的职级而投入更多精力以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李娟等，2023）。对乡村教师而言，职称晋升对专业能力和职业尊严的标示作用。通过科学合理的岗位职称晋升政策设计，激励和引导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庞丽娟等，2019）。与此同时，教师不仅把职称晋升作为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更把它作为永久性提升工资水平的一个杠杆（王晓生，邬志辉，2019）。在影响教师工资待遇的因素中，虽然学历在教师初始工资水平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职称是影响教师工资水平的首要因素（安雪慧，2015）。职称晋升对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贡献率达到26.2%（高慧斌，2025）。通过职称晋升，有利于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工资待遇水平，也在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工作强度及其薪资水平是教师职业吸引力的直接影响因素（陈寒，王凤琴，2023）。其职业特性以及专业性带来的职业荣誉，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是职业吸引力（梁红梅，高梦解，2020）的间接影响因素，体现出专业性在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中同样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已有研究为深入探讨乡村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研究对乡村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缺乏持续的、阶段性变化的历时性呈现，因此，尚没有对此进行历史变迁的分析与比较，鲜少提及政策预期目标的有效实现，忽略了乡村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调整的历史性进程。二是研究者对乡村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存在问题的探索，尚缺乏分省份呈现和比较，忽略了省级层面在乡村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调整中的主体作用。三是研究者关注了教师职称结构与专业发展、工资待遇等的关系，但缺乏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乡村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变化对专业水平、工资待遇和职业吸引力的共时性呈现，忽略了乡村教师在教师整体队伍中特殊性。

有鉴于此，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推进，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是否偿还了乡村高级教师比例偏低的历史欠账；是否提升乡村教师专业水平；是否在提高乡村教师工资水平中发挥有效作用；是否提升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有效激励了长期坚守的乡村教师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从教？在建设教育强国这一新历史节点上，需要研究者既从数据上系统梳理和分析乡村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变迁的历时性特征，更需从实证研究上论证和检验乡村高级教师岗位结构调整的共时性成效，并发现存在的不足，以此回应未来此项改革何去何从。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情况

本研究基于国家教育统计数据呈现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实施以来，乡村高级教师占比的变化趋势。同时，开展调查研究，深入探讨、检验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实施以来的深层次影响效果和程度，并深入挖掘存在的问题。

（一）统计数据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结果为基础，选取2013—2023年公开数据，分析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落实过程中，乡村高级教师占比变化情况。本研究的相关讨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二）调查说明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教龄、职称、身份特征、学校所在地域和区域；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包括职业认知、专业培训、工作量、工资待遇、职称晋升等5个潜在变量和15个指标变量。所有潜在变量测量题项采用Likert 5级量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由低到高分别赋１-５分。

调查样本选取在基于方便取样的前提下，涉及东部、中部、西部的不同省份，区县选择则以经济发达、中等和欠发达三个类别，每个省份选取2-7个区县，每个区县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按照随机抽样抽取。课题组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通过问卷星平台，在广东、北京、山东、海南、河南、湖南、内蒙古、云南、宁夏、新疆、贵州11个省份的44个区县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739份。样本覆盖不同区域、学段、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学科的乡村教师，样本数据分布良好。通过SPSS 23.0开展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和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具体情况见表2。

（三）信效度检验

依据特征值法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15个因子载荷量均在0.609-0.944之间，大于标准值0.6，表明5个潜变量可以有效的被各测量变量反映（李志辉，2010，第453页）。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a值介于0.675-0.909之间，均接近或大于标准值0.7，说明单个潜变量的各变量题目内部一致性较好（李志辉，2010，第495页）。检验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详见表3。

（四）差异性检验

通过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发现，除性别和学历外，不同年龄、教龄、区域、学校位置、学段乡村教师对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效果的认可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详见表4。其中，不同年龄教师（F=9.777，P<0.001）、不同教龄教师（F=16.588，P<0.001）、不同区域教师（F=31.326，P<0.001），不同学校位置教师（F=6.462，P<0.001）、不同学段教师（T=4.327，P<0.001）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35岁以下、3年以下教龄、西部乡村教师、村小教师等认可度相对较好。

为进一步深入挖掘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在提高专业水平、工资待遇及职业吸引力中发挥的效果及贡献度，我们对与之相关的专业培训、工作量、工资待遇等开展不同变量的差异性分析。检验发现：

不同年龄、教龄、区域、学校位置、学段乡村教师对专业培训的认可度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其中，不同年龄教师（F=9.786，P<0.001）、不同区域教师（F=17.834，P<0.001）、不同学段教师（T=3.635，P<0.001）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35岁以上教师、东部教师、乡村小学教师等认可度较好。

除性别外，其他变量的乡村教师对工作量的认可度均存在差异。其中，不同年龄教师（F=11.950，P<0.001）、不同学历教师（F=46.299，P<0.001）、不同区域教师、（F=228.139，P<0.001）、不同学校位置教师（F=191.212，P<0.001）、不同学段教师（T=18.674，P<0.001）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年龄越小的教师、专科教师、西部教师、教学点教师、乡村小学教师认为工作量偏大。

除不同学校位置的教师外，其他变量的乡村教师对工资待遇的认可度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不同性别（T=4.139，P<0.001）中的男教师认可度高于女教师；不同年龄（F=61.646，P<0.001）中的年龄越大教师认可度越高；不同学历（F=8.600，P<0.001）中的专科教师认可度最低；不同教龄（F=34.242，P<0.001）中的教龄长的教师认可度较高；不同区域（F=28.184，P<0.001）中的中部教师偏低、东部偏高；不同学段（T=8.054，P<0.001）中的初中教师认可度较低。

除性别外，其他变量的乡村教师对职业吸引力的认可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不同教龄教师存在显著差异（F=3.878，P<.01），教龄长的教师认可度较高。其他变量均存在非常显著差异。表现为不同年龄（F=12.471，P<.001）中的年龄越大教师认可度越高；不同学历（F=6.184，P<.001）中的专科科教师认可度最低；不同区域（F=15.866，P<.001）中的中部教师偏低，东部偏高；不同学校位置（F=9.008，P<.001）中的村小教师认同度较好；不同学段（T=5.010，P<.001）中的小学教师认可度较高。

三

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的实施效果

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的实施效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效果，即乡村高级教师比例的显著改善，以统计数据呈现；另一方面则主要为政策实施的潜在效果，表现在通过高级岗位倾斜，影响乡村教师专业水平、工资收入、职业吸引力等多个方面，着重以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回归分析呈现贡献度。

（一）乡村高级教师占比偏低的“历史欠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且呈现乡村高级教师占比超过镇区和城区的趋势

从整体看，义务教育阶段乡村高级教师占比由2013年的6.95%提高到2023年的22.66%。与全国平均相比，从低于2.75%（存在一定差距）到不断缩小差距（2020年实现反超）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2023年超过全国平均2.91%）如图1所示。通过向乡村教师倾斜，解决了城乡高级教师占比差距过大的“历史欠账”问题，有效实现了乡村学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不低于当地城镇同类学校标准的政策目标。

图 1 2013—2023年城乡高级教师占比比较

从乡城看，乡村、镇区、城区高级教师占比均呈现增长态势，乡村高级教师增幅最高，达到226.04%，镇区增幅131.40%，城区增幅为31.87%。乡村高级教师占比从2013年分别低于镇区2.00%、城区6.26%，到2023年高于镇区1.95%、城区5.24%，乡村高级教师占比由最低变为最高。

从学段看，乡村小学高级教师占比从2013年的1.47%，提高到2018年的5.39%和2023年的18.13%，增幅高达1133%。乡村初中高级教师占比从12.43%，分别提高到2018年的19.33%和2023年的27.18%（详见表5），增幅118.7%。小学高级教师占比增长快速，小学教师评职称难的问题得到缓解。

从省份看，乡村小学、初中高级教师占比增长最快的是云南，十年间分别增长了44.27和28.69个百分点。辽宁乡村小学高级教师占比同样快速增长，增长了42.09个百分点，初中乡村教师占比2013年已处于全国最高位为40.65%，到2023年增长到59.20%，虽增速不是最快，但仍处于全国最高位。同时，十年间乡村小学高级教师占比增长超过20%的省份有8个，分别是西部的广西、四川、云南、青海、宁夏和东北的三个省份；而在东部的10省份中，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6个省份的增长低于10%。乡村初中高级教师占比增长超过15%的省份有9个，分别是西部的广西、四川、云南、甘肃、宁夏，东部的山东和东北的三个省份。东部省份乡村高级教师占比增长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水平偏高，城乡的教育差距相对较小，城乡教师无论在工资待遇、专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不显著（郝文武，2021），在政策层面不需要大幅度的倾斜来激励乡村教师和缩小城乡差距。西部大部分省份受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历史性城乡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经费保障落实不到位等多重原因（祁占勇等，2017）的影响，为了迅速改变城乡教师差距，吸引优秀人才、留住已有乡村教师，政策执行力度较大。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人口绝对数下降（李涛，2025）。人口老龄化增速加快，高学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流失情况特别严重，其中新生代高学历人口流出数量占人口流出总量的18.63%（牟晓伟等，2025）。这为提高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的乡村教师高级岗位比例提供了条件，使快速持续提高乡村高级教师比例成为可能。并通过提高高级教师比例，改善乡村教师工资待遇（刘善槐等，2022），在留住乡村教师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高级岗位倾斜有力激发了乡村教师自觉提升专业水平的动力

从实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开始，其激励教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育人能力，以不断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核心宗旨从未改变。同时，随着教师培训体系的不断完善，教师通过系统的专业培训有效提升了专业水平，并通过职称评审的激励，进一步增强了教师专业学习和能力提升的自觉。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意味着乡村高级教师比例限额的放宽，并基于乡村教育特点，通过注重师德素养、教育教学工作业绩和教育教学方法的评审要求，让更多的乡村教师可以晋升到高级职称，有效缓解了因职称“天花板”引发的职业倦怠，激励了乡村教师提升专业素养的自觉，并形成了较好的以提升专业水平即可晋升更高层级专业职称的生态环境。

调查发现：67.4%的乡村教师认为通过职称评审有利于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并呈现职称越高专业水平越高的趋势。为深入考察职称晋升对提升乡村教师专业水平的贡献度，基于差异性检验，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背景变量（性别、学历、教龄、学校设施等）、教师培训变量的条件下，分析职称变量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首先，以教师专业成长为因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性别、学历、教龄、学段、区域、学校位置、学校硬件环境7个自变量，形成模型1。这7个分类变量均被转化成虚拟变量。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学科培训、通识培训、培训效果3个培训变量，形成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职称结构、结构比例、职称晋升3个职称变量，形成模型3。表6呈现了三个模型中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及显著性水平、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及模型解释度。

如表6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总体显著（F 模型1 =188.698，p<0.001；F 模型2 =317.769，p<0.001；F 模型3 =441.900，p<0.001）。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Adjusted R 2 分别为0.344、0.512、0.628，说明三个模型分别解释了乡村教师专业水平的34.4%、51.2%和62.8%。相较于模型1，模型2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168，说明模型2加入3个培训变量解释了教师专业成长的16.8%。与模型2相比，模型3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116，说明模型3加入3个职称变量解释了乡村教师专业水平的11.6%。

模型3的结果显示，3个职称变量对教师专业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职称晋升（β=0.298，p<0.001）影响最大，其次为职称结构（β=0.105，p<0.001）再次为结构比例（β=0.096，p<0.001）。这说明，在当前教师专业发展环境下，职称晋升是影响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职称晋升，能够激励教师提升专业水平的自觉，并与外力强化的专业培训形成合力。此外，教师职称高低还对学生学业表现有积极影响，职称较高的教师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尤其对学困生和弱势群体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大（吴世瑾等，2023）。可见，随着高级教师职称占比的提升，在学校硬件环境和专业培训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了乡村教师专业水平，并对学生学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

（三）高级岗位倾斜大幅提高了乡村教师工资水平

从1986年启动实施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开始，到1987年11月，我国就确立了“中小学教师受聘或任命职务后，领取相应的职务工资”（何东昌，1998，第2716页）制度。表现为在学历、教龄等相同的前提下，职称级别越高工资待遇水平越高，在持续推进的职称改革中依然遵循这一规定。教师职称成为教师工资级别的关键决定因素，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在促进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不断改善中发挥了有效作用。

为深入考察职称晋升对提升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贡献度，基于差异性检验，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背景变量（性别、学历、教龄、学段、区域、学校位置、学校硬件环境）、教师工作量等变量的条件下，分析职称变量对教师工资水平的影响。首先，以教师工资待遇为因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性别、学历、教龄、学段、区域、学校位置6个自变量，形成模型1。这6个分类变量均被转化为虚拟变量。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授课时数、跨学科授课、跨年级授课3个工作量变量，形成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职称结构、结构比例和职称晋升3个职称变量，形成模型3。表7呈现了三个模型中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及显著性水平、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及模型解释度。

如表7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总体显著（F 模型1 =7.735，p<0.001；F 模型2 =9.746，p<0.001；F 模型3 =372.455，p<0.001）。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Adjusted R 2 分别为0.014、0.022、0.539，说明三个模型分别解释了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1.4%、2.2%和53.9%。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 Adjusted R 2 增加了0.008，说明模型2加入3个工作量变量解释了工资待遇的0.8%。与模型2相比，模型3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517，说明模型3加入3个职称变量解释了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51.7%。这一结果显示，与工作量变量相比，职称变量对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影响更大。

模型3的结果显示，3个职称变量均对乡村教师工资有显著影响。其中，职称晋升（β=0.435，p<0.001）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职称结构（β=0.245，p<0.001），第三为结构比例（β=0.109，p<0.001）。这说明在当前的教师工资待遇制度环境下，职称晋升是影响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最重要因素。通过职称晋升，乡村教师更能感受到工资待遇水平的有效改善和提高。此外，我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托教育财政补贴，在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职称工资形成合力，全面提高了乡村教师队伍整体工资待遇水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农村小学和农村初中教师工资福利支出分别为2134.37亿元和1199.83.亿元，分别占农村教育经费支出的43.64%和43.52%，到2022年，农村小学和农村初中教师工资福利支出分别增长到6076.82亿元和3683.78亿元，占农村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分别提高到69.35%和67.79%。可见，近年来通过提高乡村高级教师占比，让更多的乡村教师晋升到高级岗位并获得更高工资。又通过不断增加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在教育经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全面提高了农村教师队伍总体工资水平。

（四）高级岗位倾斜与其他因素形成合力，有效提升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其核心在于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乡村教师这一职业的内部认同以及外部潜在人员去农村任教意愿的程度，这种程度的高低反映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高低（邬志辉，2015，第267页）。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受多维因素影响，涉及职业认同、工资待遇、工作量、工作压力、工作环境、专业发展、职业声望多个方面（李涛，2023）。职称晋升与工资待遇、专业发展等密切相关，因此在职业吸引力中发挥着合力作用。

为深入考察职称晋升对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贡献度，基于差异性检验，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背景变量（学段、区域、学校位置、家庭收入）和综合变量（职业认知、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量、工资待遇、成长发展、村庄融入、社会地位）的条件下，分析职称变量对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影响。首先，以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为因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学段、区域、学校位置、家庭收入4个自变量，形成模型1。这4个分类变量均被转换成虚拟变量。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职业认知、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量、工资待遇、成长发展、村庄融入、社会地位等8个综合变量，形成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职称结构、结构比例和职称晋升3个职称变量，形成模型3。表8呈现了三个模型中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及显著性水平、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及模型解释度。

如表8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总体显著（F 模型1 =9.392，p<0.001；F 模型2 =324.195，p<0.001；F 模型3 =362.173，p<0.001）。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Adjusted R 2 分别为0.010、0.459、0.532，说明三个模型分别解释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1.0%、45.9%和53.2%。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449，说明模型2加入8个综合变量解释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44.9%。与模型2相比，模型3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073，说明模型3加入3个职称变量解释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7.3%。

模型3的结果显示，3个职称变量都对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有显著影响。其中，职称晋升（β=0.192，p<0.001）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职称结构（β=0.092，p<0.001），第三为结构比例（β=0.073，p<0.001）。这说明在当前乡村教师职业环境下，职称晋升是影响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是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重要合力之一。

四

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面临的挑战

随着高级岗位不断向乡村教师倾斜，乡村小学、初中的高级、中级、初级教师结构比例均发生改变，但这一结构比例体系既与“优化教师岗位结构”的教育强国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又与职称改革重在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激发教师专业活力存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强国根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一）乡村高级教师占比增长过快且存在显著省际差异，部分省份城乡倒挂，乡高城低的差距不断扩大

乡村高级教师占比的增长不断影响着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改革从2007年各省份参照国家事业单位岗位设置高级、中级、初级比例1∶3∶6的标准开始，历经各省份依据2015年人社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调整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到2022年人社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出部分省份高级教师岗位存在无序增长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2022）。在历经近20年的结构改革中，在国家层面参照事业单位的中小学教师高级、中级、初级结构比例并没有调整，而是更多地赋予了省级层面的调整优化权力。但又因缺乏国家层面的监管，部分省份为了缩小城乡教师高级教师岗位比例的差距，快速提高乡村高级教师比例，导致增长过快，甚至比例失衡。如从总体上看，2023年乡村教师高、中、初级岗位结构比例已达到23∶41∶36。高级教师占比高出国家标准约140%，呈现增长过快的态势。这主要源于，在推进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的改革过程中，部分省份倾斜力度过大，不仅出现较大的省际差距，省内也呈现城乡倒挂，乡村教师增长过快的态势。虽然短期内大幅度提升了乡村高级教师占比，缩小了城乡矛盾，但缺乏长远考量，既导致后续倾斜的乏力，又影响了政策要求稳中求进的初衷。

例如：2023年，某省乡村小学、初中高级教师占比分别达到44.56%和42.35%，比2013年分别增长了44.27和28.69个百分点，并明显高于其政策目标中的20% 和25%，乡村小学高级教师占比增幅已超过规定目标的123%，现实与预期要求差距过大，政策目标形同虚设，如何调整面临严峻挑战。这类问题在部分省份同样存在，如某省2023年乡村小学、初中高级教师占比分别高达49.21%和59.20%，比2013年分别增长了43.09和18.55个百分点，并显著高于省内设定的16%和38%的政策目标，高出比例分别达到33%和21%。现实显著高于政策预期，是目标设置不合理，还是政策执行力度过大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究。

随着乡村高级教师占比的快速增长，部分省份高级教师占比城乡倒挂，乡村显著高于城区。例如，2023年，31个省份中的24个省份乡村小学高级教师占比高于城区，其中，2个省份城乡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3个省份超过比例在15-20个百分点之间，9个省份超过比例在5-10个百分点之间，城乡差距过大（详见图2），不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要求，不利于城乡优质均衡的深入推进。部分省份乡村高级教师占比增长的无序性和显著的差异性，影响了通过向乡村教师倾斜来优化职称结构的政策初衷。未来几年内消化掉如此高的超出比例，进而达到政策要求，抑或调整目标，均面临严峻挑战。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差距是发达国家在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的关键举措。因此，进一步明确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的力度，缩小乡村高级教师结构比例的城乡差距，已成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新挑战。

图 2 2023年小学高级教师占比城乡比较

（二）乡村高级教师专业素养与教育强国高质量师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为了提升乡村教师专业水平，进一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缓解乡村教师评职称难的问题，在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的过程中，针对评审标准，相关部门提出了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切实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的倾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2015）的要求。对长期在乡村和艰苦边远地区从教的中小学教师，提出了职称评审放宽学历要求，不作论文、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教育部等六部门，2020）。有的省份实施了“县审核省认定”的评审机制，规定乡村教师在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和中级专业技术年限后，可通过自然晋级的方式获得高级职称。这不仅体现了政策实施中充分考虑了乡村教师的地域特征、实践特征，而且表现出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过程中，与之配套政策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但随着建设教育强国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全面夯实并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之一。这些对乡村教师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助力缩小教育城乡差距提出更高要求。乡村高级教师作为乡村教师中的优秀群体，应在乡村学校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中坚力量，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专业道德、学科知识与能力、数字素养、科学素质和育人能力。事实上，职称评审对外语的要求是希望打开教师的视野，论文评审则考察教师的研究能力，计算机能力更是智能时代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尤其在当前数智环境和背景下，教师角色更应该成为“研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的新标杆，更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和资源，成为具备创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知识生产者与价值观念的“引路人”（丁瑞常，顾明远等，2017）。对上述基本能力要求的相对弱化，从促进公平视角来看，虽体现了弱势补偿的原则，缓解了乡村教师评高级职称难的问题。但从专业视角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教师基本素养、专业水平提升的自觉动力，也把对专业技术人员最基本的专业素养要求，转化为乡村教师提升专业水平的外在负担，忽略了内在的专业自觉和外在的补偿激励的统一。

这一政策导向，在具体落实和实施中，有些地方为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在高级教师职称评审中进一步弱化了专业要求。本以选拔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基本政策变为福利性政策，这种倾斜在当前虽然显著提高了乡村高级教师的比例，但从长远看，评定标准的倾斜，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和提升乡村教师教学水平，只会逐渐降低乡村师资质量，拉大城乡教师专业素养差距。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倾斜更加不符合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需要。在进一步着力优化“县管校聘”以推动城乡教师合理交流轮岗的过程中，同为高级教师，但素养、能力却存在一定差距，阻碍了以交流轮岗推进师资均衡、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与高质量师资的时代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三）以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来激发工作活力的效果不显著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活力充沛是不断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应有之义。提高高级教师比例，一方面是为了激励教师自觉提升专业水平，激发教师活力，引导教师积极参与、配合教育改革实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高级教师引领、指导中级教师、初级教师开展科研、教研，形成专业共同体（高慧斌，2025）。但调查分析发现，乡村高级教师在继续留任、自觉利用数字资源开展专业学习和实践教学、积极主持和配合参与教研、研修等共同学习中的均值均处于不同职称教师中的最低水平，且与其他职称教师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在充分反映教师工作活力是否充沛的乐教、专注教书育人、精力、奉献等因素方面（赵德成等，2022），乡村教师尤显不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更多的是面向年龄较大教师，统计数据显示，从2021年至2023年，55-59岁乡村小学高级教师占比分别为27.45%、26.89%、25.47%，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依然明显高于城区14.30、13.11和10.82个百分点。这些已接近退休年龄的乡村高级教师，因年龄关系，工作活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获得高级职称相对较年轻的乡村教师，政策层面虽然有晋升正高级教师的机会，但并非易事，无论评审标准，还是比例限额均有严格要求。因此，从内因上过早地放弃或松懈专业素养提升；从外因上，虽政策要求加强聘后管理，但由于人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实践中很少有学校对教师进行降级聘任或转岗（李廷洲等，2018）。所以，乡村教师一旦获得高级职称，其高级岗位通常就会持续保持，专业自觉渐渐消弭，更不以引领、指导其他教师专业成长为己任。又因大部分区县和学校层面均没有将岗位管理中要求高级岗位分为五级、六级、七级进行分类管理落到实处，致使以管理促活力的制度规章悬于空中，乡村高级教师岗位活力明显没有达到预期。

五

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的优化策略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已成为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进一步以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为突破口，坚持以提升质量为根本，进一步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加快补齐乡村教师队伍短板成为必然之需。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视域下，有效推进高级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应基于已有改革取得的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并针对改革的不足，实施进一步优化。

（一）以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为旨归，坚持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

从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策略的提出，到具体实质推进中的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旨在缩小区域、城乡、群体、校际间优质师资配置差距，达成公平性升级，体现了我国始终坚持教育公平的国家战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这表明，教育强国是高质量的教育强国。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深化中小学职称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向乡村教师职称改革时，既始终坚持向乡村教师倾斜的公平导向，又遵循教育强国的质量战略，是高质量的公平，是“双高”驱动。体现在注重品质的公平本质、深入微观的公平形态、广及省域的公平范围和拓向世界的公平视野（程天君，2024）。因此，在深化教师职称改革中，其着力点应始终坚持乡村教师作为专业人才所需的高质量的专业水平，无论是结构优化，还是评审标准均应以质量为核心，体现在着重加强职称评价的专业性要求，确保职称结构体系有效评价教师专业发展水平（高慧斌，2025）。因此，对乡村教师的职称评审应回归与所有教师一致的“教师水平评价条件”或“教师水平评价标准”，从制度层面保持乡村教师作为专业人才的质量水平，而不是以降低质量来实现倾斜。这种专业性才更加体现乡村教师作为“引路”之“人”的专业发展本质，是将乡村教师作为人的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旨归，才能真正提高乡村教师何以“育人”的价值引领和如何“育人”的素养能力。

（二）以城乡一体化为根本，逐步完善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适度倾斜机制

教师管理改革已“从部分走向整体、从分散走向系统” （刘同舫，2024）。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根本要求，决定了乡村教师职称结构比例应与城区相一致，从师资资源配置上保持城乡优质均衡。基于近十年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政策的有效推进，虽然乡村高级教师占比偏低的历史欠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部分省份又出现了乡村偏高，城区偏低的问题。这不仅为进一步优化岗位倾斜提供可能，也对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的适度性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既要充分考虑工程、卫生、农业、经济、科研机构等领域专业技术人员整体职称比例结构情况，以及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结构布局，衡量中小学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的价值，又要考量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的城镇化发展趋势等，合理拟定阶段性中小学高级教师比例目标范围，为省级层面提供有效参照。另一方面，各省份基于国家目标范围，依据本区域城镇化率水平、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目标、教师年龄情况，在兼顾公平和质量的前提下，依据城区高级教师占比情况适时动态调整乡村高级教师比例，避免快速攀升或快速下降；通过年龄较大乡村高级教师自然退休，逐步降低乡村高级教师占比，放缓增速，逐步实现城乡平衡，达到城乡教师资源一体化合理配置的目标。

（三）以吸引优秀人才为核心，实施高级教师岗位向有突出贡献和较高素养潜力的乡村教师倾斜

乡村教育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作为教育系统的子系统，乡村教育既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结构要素，又发挥着促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功能（周晔等，2024）。以优秀师资加快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助力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有效路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从实施之初，就肩负着选任中小学教师人才的职责，尤其对高级职称教师的评审选拔，其实质是对高专业素养的优秀师资的甄选。具备高专业素养的教师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政策的内涵与目标，在将政策理念转化为行动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推动区域教学改良与变革，为教育的连续性、稳定性、创新性提供保障。（张茂聪等，2024）。因此，在教育强国的时代语境和历史阶段下，高级教师岗位向乡村教师倾斜应着力向高质量推进，以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并持续留任，进而有效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一方面向长期坚守在村小、教学点，致力于服务乡村教育发展、有丰厚教学经验、得到学生和家长高度信任的乡村教师倾斜，使他们不仅得到专业认同，而且进一步激发其专业活力；另一方面向研究生学历教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倾斜，虽然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十分显著，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向高学历教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倾斜，既突显对高层次人才的尊重，进而吸引更多的高学历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又能发挥高学历和骨干人才的带头作用，有效带动其他乡村教师开展教研、研修、科研，形成专业共同体。同时，通过向高学历乡村教师倾斜，激发教师自觉提升学历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内力与外力的合力，以学历提升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水平更加适应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在具体变量的样本数量分布上过少。如高中阶段学历教师仅为43位、硕士生学历教师仅为79位、正高级教师仅为21位。虽然乡村教师在这三个变量上本身相对较少，但在样本选择时应有所关照，从而使数据结果更具科学性。此外，在变量设计中，忽略了职称晋升与绩效工资的关系变量设置，使得在对职称晋升对工资待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还不够充分。缺少学生基础变量，使得在影响乡村教师专业水平的分析中略显不足。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尚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保证本研究的科学性和充分性。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6年第3期

作者｜高慧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