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头一遭，第一个退出北约的国家要来了？已经开始走程序

北约自1949年创立至今，已走过77载风雨历程，其间形成一条默守多年的潜规则——成员只增不减。

初始仅有12国携手缔约，历经多轮东向延伸，成员国数量如今已达32个，俄罗斯的地缘回旋余地被持续压缩，其西部边境线几乎与北约前沿阵地无缝相接。

冷战硝烟散尽之后，这一军事同盟非但未走向历史谢幕，反而加速扩容，接连吸纳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前华约阵营国家；近年更将芬兰与瑞典双双纳入麾下，展现出统合整个欧洲大陆安全架构的雄心格局。

谁料就在2026年春意初萌之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欧小国竟率先挑战这项延续近八十年的惯例，高调宣称启动退盟程序，并已着手履行法定步骤。

主角正是斯洛文尼亚——地处阿尔卑斯山南麓、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巴尔干门户之国，全国人口仅略超200万，2004年正式成为北约第25个成员国，至2026年恰好满22个年头，完全契合《北大西洋公约》所设最低驻盟年限门槛。

4月15日，该国新任国民议会议长斯特万诺维奇在斯洛文尼亚国家广播电视台直播访谈中郑重表态：将在年内就退出北约议题发起全民公决，并强调此举系其竞选纲领核心承诺，必须落地兑现。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进一步释放信号称，不排除绕开行政与立法双轨体系，直接激活宪法赋予公民的倡议权推动公投进程。

此言一出，全球主流媒体迅速聚焦，国际观察界纷纷发问：人类历史上首个主动脱离北约的主权国家，是否即将诞生？

要厘清这场风波的真实分量，须先回溯北约自身的“离队章程”。

《北大西洋公约》第十三条白纸黑字载明：任一缔约国只要完成二十年履约期，即可单方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书面退盟照会；自照会送达之日起满一年后，自动终止成员资格，无需征得其余31国同意，亦不必经北约理事会表决批准，制度设计上看似路径清晰、操作直截。

然而该条款仅规范跨国家层面的法理关系，一旦下沉至各国国内法秩序，现实复杂性陡然倍增。

退出此类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安全联盟，绝非某位政客口头宣示即可生效，而需严格遵循本国宪政框架与立法程序。

斯洛文尼亚即属典型范例。该国2004年入盟决议由议会以三分之二绝对多数（60票以上）一致通过，依据其现行宪法惯例，重大对外条约的废止同样须达同等门槛——即至少60名议员签署支持文件方可启动法定退盟流程。

但当前政治版图显示：执政联盟“自由运动党”明确反对退盟；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持否定立场；就连扶持斯特万诺维奇当选议长的右翼联合阵线，亦公开划清界限，拒绝为其主张背书。连简单多数尚难凑齐，遑论六成以上共识。

斯特万诺维奇所属的“真理党”，在今年3月22日议会选举中仅斩获5.5%选票，在总共90个席位中仅获4席，尚未达到组建议会党团所需的5席底线。

如此微弱的政治基础，欲撬动关乎国家存续的战略抉择，无异于以卵击石。

更具深意的是，尽管身居议长高位，斯特万诺维奇的实际职权极为有限。

斯洛文尼亚实行典型议会内阁制，行政实权集中于总理领导的政府，议长角色本质为议事主持人与国家象征代表，依法不具备单方面决定重大公投事项的宪法授权。

根据《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第90条及《公民倡议法》实施细则，凡涉及国防、外交、主权让渡等根本利益的全民投票，必须由内阁提出议案、议会审议通过两项前置条件缺一不可。

所谓“跳过政府与议会”的操作设想，在现行法律体系内毫无容身之地，纯属缺乏法理常识的空泛表态。

那么问题浮出水面：斯特万诺维奇为何执意推进一场注定失败的行动？

答案指向一种精准的政治计算——借势造势。他敏锐捕捉到“北约存废”这一极具传播张力的公共议题，将其转化为个人及政党曝光度的放大器。

其本人亦坦承，发起公投旨在履行竞选时对选民作出的庄严允诺；但当一项承诺从诞生之初便明知无法兑现，其本质已然演变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注意力经济实践。

当下欧洲政坛正处于剧烈震荡周期：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多次扬言重新评估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并施压欧洲将防务开支提升至GDP的3%，远超原有2%基准线。这种不确定性正悄然侵蚀民众对跨大西洋安全纽带的信心，斯特万诺维奇正是精准切入这一集体焦虑情绪，试图收割政治红利。

诚然，斯洛文尼亚实质性退出北约的概率几近于零。

但此次事件本身已突破历史坐标——它首次由成员国最高层级立法机构负责人公开启动退盟程序，开创了北约77年运行史上的全新先例。其深层价值，远不止于某个小国的政策摇摆，而在于折射出这个老牌军事同盟日益扩大的结构性裂痕。

事实上，近年来北约内部离心倾向持续升温，除斯洛文尼亚外，法国、土耳其等重量级成员国亦相继浮现退盟思潮。

今年1月，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克莱芒斯·盖特正式提交退盟动议草案，呼吁巴黎终止与北约的一切制度性绑定。她直言不讳指出：法兰西不应再充当华盛顿、莫斯科或耶路撒冷任何一方的战略附庸，而应重拾戴高乐主义精神，构建真正独立自主的全球外交坐标系。

同属国民联盟党的议员加布里埃尔·阿马尔进一步补充：法国必须先行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系统，继而彻底终结成员身份，使其核威慑力量与外交决策全面回归国家利益本位，而非服务于华盛顿主导的全球权力布局。

尽管该提案获得最终表决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作为北约创始元老与常任理事国，法国高层出现如此鲜明的退群主张，足以印证其内部向心力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

土耳其的舆论场亦呈现相似态势。祖国党领袖多古·佩林切克于3月31日接受《每日新闻报》专访时明确表示：若其成功当选总统，将立即启动土耳其退出北约的宪法程序。理由直指要害——当今北约已蜕变为美国操控欧洲、围堵俄罗斯的地缘工具，严重背离安卡拉追求战略平衡的根本诉求。

此类声音虽暂限于反对党阵营，却真实映射出部分土耳其民众对北约信任度的滑坡。从引进俄制S-400防空系统引发美土制裁风波，到叙利亚北部军事行动与北约立场相悖，再到本轮中东危机中采取差异化外交路线，安卡拉与布鲁塞尔之间的战略温差正不断扩大。

北约凝聚力弱化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利益错配。

作为事实上的领导者，美国长期将该组织定位为维系单极霸权的核心支柱，既要求欧洲盟友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又拒绝相应让渡决策主导权，形成典型的“权责失衡”格局。

而欧洲诸国则日益渴望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在联盟框架内争取更大话语权，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从口号走向实践。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这种矛盾被急剧激化——其反复威胁退出北约、强推3%军费红线等举措，令众多欧洲国家深感被工具化与边缘化。

另一关键变量来自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

战争已持续逾三年，欧洲不仅承担着对乌巨额援助压力，更承受能源价格飙升、通胀高企、供应链紊乱等多重经济冲击。

民间反战声浪持续高涨，公众对北约持续东扩、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做法愈发质疑。

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开始叩问：加入北约究竟是为了筑牢安全屏障，还是将自身拖入大国博弈的漩涡中心？这种反思在中小规模国家中尤为深切，斯洛文尼亚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样本。

当然，我们亦不能低估俄罗斯因素的催化作用。

北约东扩始终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普京曾多次严正警告：将军事基础设施推进至乌克兰境内，等于直接威胁俄罗斯生存根基。然而北约对此置若罔闻，最终成为引爆全面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

当前，尽管北约仍在强化对俄遏制态势，但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理性评估长期对抗的成本收益比。

与其陷入无休止的地缘消耗战，不如保持适度战略距离，探索与俄和平共处的新路径——这种务实转向，客观上为各类退盟思潮提供了滋生土壤。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尽管退盟呼声此起彼伏，但真正付诸实施仍面临难以逾越的现实壁垒。

对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北约仍是国家安全不可替代的压舱石，特别是那些与俄罗斯存在陆地接壤或历史积怨较深的国家，其对集体防御机制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

此外，退出北约不仅危及国土防卫能力，更将波及经贸合作、技术标准、情报共享、金融结算等广泛领域，潜在系统性风险令各国政府望而却步。

斯特万诺维奇的举动虽带有显著表演性质，却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北约亟待正视的深层危机。

倘若该组织继续固守单边主义思维，一味迎合华盛顿战略偏好，漠视欧洲伙伴的核心关切与发展诉求，类似的声音恐将不再是孤例，而是演变为一种趋势性现象，进而持续侵蚀其合法性根基与行动效能。

毕竟，任何缺乏互信基础、忽视成员平等地位的国际组织，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失去生命力。

我们可作出审慎预判：斯洛文尼亚此次退盟尝试，极大概率将以程序受阻、民意不足、政治支持枯竭而告终，斯特万诺维奇或将逐步淡化相关议题，转而寻求其他政策突破口。

但此事绝非尘埃落定，它已然成为撬动欧洲安全认知变革的支点，促使更多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在北约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倒逼联盟启动实质性改革议程——这或许才是事件最深远的历史回响。

至于人类历史上首个正式退出北约的国家究竟花落谁家、何时现身，目前尚无确切答案。

但可以确信的是，“只进不出”的历史铁律已被打破第一道缝隙，这是时代演进的必然逻辑，亦是多极世界重塑安全秩序的序曲篇章。

参考文献：1.《Slovenia Votes to Exit NATO: Speaker Stevanovic's Referendum Plan Amidst US Withdrawal Threats Source》2026-04-152.新华社：《斯特万诺维奇当选斯洛文尼亚新一届议会议长》2026-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