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平台幽灵外卖 的35.97亿罚单背后 外卖行业价格战红线划定

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拼多多、美团、京东、淘宝闪购、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平台作出行政处罚，原因是这些平台存在"幽灵外卖"系列案。

监管部门责令7家平台改正违法行为，暂停新增蛋糕店铺3至9个月，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

7家平台的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因未全面履行岗位职责，被处以罚款1968.74万元。

这一处罚力度空前，直指平台责任缺失，释放出监管层守护食品安全底线的强烈信号。

许多人看到这份处罚名单时，会感到困惑：拼多多和抖音何时涉足外卖业务？

实际上，拼多多早在2023年通过旗下"多多买菜"团队试水本地生活，以"多多惠选"等名义在部分城市低调开展外卖服务，主要瞄准下沉市场。

抖音则在2021年就开始布局"心动外卖"，后续通过团购配送、与第三方服务商合作等方式，逐步切入外卖赛道。

两家平台虽然没有像美团、饿了么那样形成全国性规模，但凭借巨大的流量优势和低价策略，在外卖市场迅速占有一席之地。

此次一并被罚，说明监管层将外卖平台视为一个整体，任何存在幽灵外卖问题的平台都无法置身事外。

要理解幽灵外卖为何成为行业痼疾，需要先看清外卖行业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传统餐饮商家，拥有实体门店和堂食区域，证照齐全，食品安全管理相对规范，消费者可以实地查看店铺环境，这部分商家是外卖市场的主力军。

第二个层次是纯外卖店，没有堂食区域，只做外卖生意，但证照合法、地址真实，部分还是品牌连锁的卫星店，例如农耕记的外卖专营店，其外卖价格比堂食低约15%，节省的租金和人力成本直接让利给消费者。

第三个层次才是幽灵外卖，特指无实体门店、证照造假或证地不符的违规外卖商家，这类店铺藏匿于城中村、居民楼、农贸市场后区甚至地下室，利用信息差和平台审核漏洞蒙混过关。

根据调查数据，严格意义上的幽灵外卖在全国外卖商家中占比极小。

上海财经大学《2025外卖商家经营发展报告》基于3万个美团商家样本发现，无堂食商家（含品牌卫星店、纯外卖专营店）占比为3%。

红餐产业研究院推算全国纯外卖店占比约5.78%，大约20万家。

即便是美团平台治理数据，2024年全年处置的违规商家（证地不符、证照问题等）为4.5万个。

全国现存外卖相关企业超过378万家，幽灵外卖的绝对数量虽然不容忽视，但相对比例确实很低。

占比如此之小，监管部门为何要投入巨大资源进行专项治理并开出天价罚单？

第一个原因在于外卖行业的特殊属性。

外卖是高频、刚需的消费场景，每天有数亿人次通过平台下单。

即便幽灵外卖占比只有千分之几，乘以庞大的订单基数，每天涉及的餐食数量依然惊人。

食品安全是底线问题，一粒老鼠屎就能坏一锅粥。

监管部门不会容忍任何系统性风险存在，哪怕比例再小，只要存在蔓延的可能，就必须果断出手。

美团2022年近三个月清退资质不全门店近3万家，2024年处置违规商家4.5万个，同比提升41%，说明幽灵外卖并非偶发，而是平台审核漏洞持续存在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关键的因素，幽灵外卖是外卖行业价格战恶化的必然产物。

过去几年，各大外卖平台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压低配送费、发放大额补贴、推出低价套餐。

价格战打到极致时，一份盖浇饭可以卖到9.9元还包邮，商家到手金额被压缩到几乎无法覆盖成本。

艾媒咨询CEO张毅分析，幽灵外卖之所以能做到低价，首先是店面成本低甚至没有，并且使用了低品质的低价食材、劣质油，将菜品的成本压低到了极致。

正规餐饮商家有堂食租金、前厅装修、完整服务人力，成本结构完全不同。

当平台算法不断向低价商家倾斜流量时，合规商家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价格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平台为了吸引用户，优先推荐低价商家。

低价商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压缩成本。

压缩到极致时，正规经营无法盈利，部分纯外卖店开始铤而走险，从合法经营滑向幽灵外卖。

租用假证、一址多店、使用劣质食材、逃避监管，这些行为成为价格战下的生存策略。

京东外卖曾透露，其拒绝60%的餐厅入驻申请，而这些被拒餐厅绝大多数仍在其他平台正常营业。

平台间审核标准差异为幽灵外卖提供了生存空间，哪家平台门槛低、审核松，幽灵外卖就流向哪里。

平台负责人甚至主动支招租借执照，其短视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问题恶化。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幽灵外卖是价格战扭曲市场信号后的畸形产物。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常识，价格由成本加合理利润构成。

当市场价格长期低于合理成本线时，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技术进步或模式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要么是有人承担了隐性成本。

纯外卖店去掉堂食环节，确实可以降低成本。

但幽灵外卖的价格低到9.9元包邮，已经远远超出任何合法经营的利润边界。

种种隐性成本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劣质食材、卫生条件恶劣、违规添加剂，消费者用低价换来了健康风险。

不得不承认，相当比例的外卖用户将价格作为首要选择标准，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或者收入不高的行业人群，比如，我所处城市有条步行街，步行街服装店女性服务员的月入普遍在4K左右，基于工作要求，一天要在店12小时。

这意味着，她们的午餐和晚餐必然依赖于外卖，而收入则决定了这一群体是价格高敏感型人群，也就是被幽灵外卖瞄准的高危人群。

当然，还有部分用户并非不知道低价可能伴随风险，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平台上的评分、销量、图片成为唯一判断依据。

幽灵外卖利用这种信息差，通过AI生成假照片、刷好评、盗用图片等手段伪装成高分网红店。

大家以为自己捡了便宜，实际上正在为幽灵外卖的违规成本买单。

监管层此次重罚7家平台，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外卖行业的价格战必须终结，食品安全底线不容突破。

处罚对象不仅是幽灵外卖商家本身，更是平台的审核失职和责任缺失。

平台长期遵循轻资产中介逻辑，倾向于降低准入门槛以扩大商家基数，这种模式走到尽头了。

暂停新增蛋糕店铺3至9个月，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法定代表人也被处以罚款，这些措施意味着平台必须为食品安全承担实质性责任，不能再以"技术中立"或"信息撮合"为借口推卸审核义务。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此次处罚标志着外卖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的转折点。

过去十年，外卖平台依靠资本驱动和价格战快速扩张，形成了今天寡头竞争的格局。

但这种扩张付出了巨大代价，食品安全监管滞后、商家生存压力大、骑手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层出不穷。

幽灵外卖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面还有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监管部门选择在2026年4月出手，时间节点耐人寻味。

此时外卖行业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价格战的内卷效应越来越明显，继续打下去没有赢家。

真正的破局之道，是让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消费者需要接受一个现实，一份安全卫生的外卖餐食，有它的最低成本红线。

平台需要改变算法导向，不能唯低价是从，而应该将食品安全评分、商家资质、用户评价真实性纳入综合排序权重。

商家则要放弃短期投机思维，合法经营才能在行业洗牌中存活下来。

幽灵外卖的低价优势建立在违规基础上，一旦监管收紧、平台严查，这种模式将无处遁形。

值得深思的是，根据重庆日报2025年7月的一篇报道，重庆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李昂指出，该市全市餐饮外卖商家中无堂食外卖占比约3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根据山西电视台同年8月的报道，山西省这一比例仅为2.3%。

区域差异如此之大，说明幽灵外卖的分布与地方监管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城中村密度密切相关。

广州石牌村纯外卖店达195家，占餐饮店铺总数的46%，形成典型的"外卖工厂"。

空间聚集特征表明，幽灵外卖不是个别商家的道德问题，而是城市治理、平台监管、消费习惯共同作用下的系统性产物。

监管重锤落下之后，行业将如何演变？

可以预见，短期内外卖供给会减少，部分低价套餐可能消失，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但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优胜劣汰，合规商家的生存空间将得到改善。

平台会加大审核投入，AI识别假证、实地核验、定期抽查等技术手段将逐步普及。

纯外卖店这个业态不会消失，但会走向规范化，重庆等地已经出台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管理标准，明确经营场所、设施设备、人员管理的要求。

幽灵外卖被重罚，是市场失灵后的政府干预。

价格战带来的短期利益，掩盖了长期风险。

当风险累积到临界点，监管出手就成为必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往往在无形中促进了社会利益。

但这句话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运作。

外卖行业的价格战恰恰破坏了市场机制，低价信号扭曲了资源配置，幽灵外卖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例证。

监管层的处罚不是干预市场，而是修复市场，让价格重新反映真实的成本和价值。

外卖行业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每天数千万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街道，数亿人通过手机下单解决一日三餐。

这个行业不能建立在沙滩上，必须有坚实的基础。

食品安全就是那块基石，基石不稳，整个行业随时可能崩塌。

35.97亿元的罚单，1968.74万元的对个人罚款，数字背后是监管层的决心，也是对整个行业的警示：幽灵外卖的狂欢结束了，外卖行业的廉价时代正在终结，一个更加健康、规范、可持续的外卖生态即将到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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